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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郑超麟寻会址，李逸描群英像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关于党的四大到底有多少代表出席，当事人的回忆很不一致。据专家考证，这次大会共计有20人出席，其中比较确定的人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杨殷、李立三、尹宽、范鸿、阮章、李逸、陈潭秋、李维汉、朱锦棠、彭述之、周恩来、张太雷、汪寿华等。
党的四大召开的会址，后来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炸毁，荡然无存。由于这个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党的四大会址具体在何处无人知晓。进入1980年代，根据老同志回忆的线索，起初曾一度认定会址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但这个地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党的四大的亲历者郑超麟后来对确认四大会址做了不少工作。郑超麟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时被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担任会议记录员，自始至终参加了每次会议。他还担任向导，负责把四大代表带进会场。他在1980年初回忆说：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从后门出入。
1984年5月，郑超麟在上海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进行一番勘察。他们来到实地，见到一堵墙后面有铁路，还有一座教堂。郑超麟回忆说：那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乘电车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会场。另外还有两条路线可以走，这三条路线他都是走过的，认定这就是当年四大开会的地方，是在弄堂里的一座三层楼房子的二楼开的。这所房子，当时是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找来的，找房子地点的要求，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开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所以才找到铁路边的这所房子，当时租下来时，房子是空着的。会议结束后，这所房子还保留着，未退掉，是作为中央工农部工作人员的宿舍，张国焘是工农部主任，所以他常来这里。当时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个女同志，叫陈碧兰，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陈碧兰与彭述之结婚，婚后陈碧兰就搬走，住到安慎坊去了。
随后，有关部门经多方验证，于1987年4月25日确认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中共四大会址。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予以确认。
参加四大的经历，也给李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那座三层楼的石库门上海旧式市房，那位江北女工和她所烧每餐都是搭棵菜加几片五花肉片的膳食，特别是与会的若干中央局人员和来自各地的代表等等；其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几位，有如额头光光、俨然是一位家长的陈仲甫(独秀)；分析政局鞭辟入里的瞿秋白；一望就是—位意志坚强革命家的蔡和森；岸然道貌、不苟言笑的李维汉；和易近人的张太雷和那位同我最熟悉、热情恳挚、谈笑风生的恽代英；自然还有明敏干练的周恩来。
郑超麟在回忆党的四大召开的过程时，提供了另外几个有趣的细节：
一是陈独秀在大会讨论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二是在讨论问题时，湖南代表李维汉发言很有分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叫做“实力派”。
三是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大会后，何今亮回海参崴，以整个支部的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
党的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推动了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五大：罗易、徐谦致贺词，瞿秋白发书批独秀
1927年4月27日，在九省通衢的江城武汉武昌第一小学风雨操场内，聚集了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这里搞一个特殊的聚会。这就是举行党的五大的开幕式。此时，中国大革命正面临着失败的严重危机。如何挽救革命的危局，成为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英国、法国、美国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还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以武汉为中心的鄂、湘、赣三省革命运动仍在发展之中。
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在4月27日的开幕式上，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英、法、美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出席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领了一支纠察队进会场行礼。国民党方面，武汉国民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会表示祝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徐谦在会上致贺词，谭延 、孙科也坐在主席台上，但没有讲话。五大召开期间，汪精卫专门列席了一天的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有国民党中央代表团到会并致贺词的会议。
中共五大是秘密召开的。为了保密，在武昌举行了开幕式后，会场就移到汉口，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原建筑已毁，现为汉口自治街31号)。
大会主席台上，并列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很长的红标语，大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遵守孙中山和列宁遗嘱，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一类的话。这是新的宣传，以前未曾有过。
在五大上，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6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据参加会议的杨之华回忆，陈独秀“穿着长衫，说的是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高，讲的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 陈独秀的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目前人们能够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译成的中文有几万字。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不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
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李立三后来回忆道：瞿秋白“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
大会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总体上来看，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提出有效挽救革命失败危局的正确决策，没有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
六大：杨之华接待有方，周恩来遇险不惊
84年前的1928年6月，在莫斯科城南郊的一所“银色别墅”里，发生了一件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各地党组织的代表要从中国到莫斯科，可谓关山万里，路程极为艰险。
从1928年4月下旬到5月上中旬，六大代表陆续启程。为了保证六大代表在会议召开时准时赶到目的地，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安排了地下交通站秘密接应代表过境。
1928年春，中共中央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接待站，并委托中共哈尔滨县委做好安排。县委指派中共党员李纪渊负责接待站工作。秘密接待站设在哈尔滨道里外四道街(又叫面包街，后名红专街)14号的一座平房里。中共中央还派了龚饮冰、何松亭和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的妻子)到哈尔滨协助完成接待工作。
从1928年4月开始，关内的六大代表陆续来到哈尔滨。他们到哈尔滨后便按照接头地址和暗号进行联系。接头地点是设在道里中央大街的一处卖故衣的商店里。联络的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再由李纪渊通知杨之华，由杨之华等人安排食宿。
当时，从哈尔滨出境到苏联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乘火车往西去满洲里;二是乘火车往东去绥芬河。
哈尔滨接待站尽量安排六大代表们走满洲里线,因为从满洲里到莫斯科距离更近。但有时来的代表比较多，就得分散行走。
据有关史书记载，经哈尔滨接待的六大代表共40多位，其中有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夏曦等人。他们都安全到达了莫斯科，从而保证了六大的顺利召开。杨之华在完成接待任务后，也随最后一批代表赴莫斯科。
六大代表从上海到达苏联边境的路上，发生了一个个惊险的故事，其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途中的历险，最有代表性。
1928年4月底，周恩来、邓颖超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装扮成一名古玩商人。邓颖超穿着一件半旧旗袍，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为了确保安全，组织上给他们订了头等舱。只因走得匆忙，准备好的几套体面的衣服，包括漂亮的旗袍，都没来得及拿。他们穿着日常衣服，和住头等舱的阔人身份很不相称。按照坐头等舱的条件，客人们每天都要更换衣服,但周恩来、邓颖超却无衣可换，这就引起了轮船上的日本密探的注意和猜疑。
船过青岛，有短暂停留，允许乘客上岸。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顺便买了几件像样衣服，又买了青岛各种报纸带回船舱。这一来，更引起了轮船上日本密探的注意。一对商人夫妇，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报纸看呢?
轮船到了大连，周恩来和邓颖超正要上岸，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带走了周恩来。周恩来来到日本水上警察厅后，日本警官盘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学历、职业。周恩来照编造的说了一遍。
“你到东北究竟干什么?”日本警官眯缝着双眼问。
“去看舅舅!”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姓周，叫曼青，在吉林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那日本警官仿佛抓住了一大话柄，厉声问。
周恩来微微一笑，反问道：“先生是留学英国的吧?把叔叔同舅舅分不清了。”
日本警官一怔，但仍不甘心，又说：“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不动声色，伸出他一双文雅修长的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那警官霍地站起，仔细察看周恩来的一双手，没有拿过枪的痕迹。他打开抽屉，取出几张卡片，翻来覆去地看。他对周恩来说：“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泰然自若，坦然问道：“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和周恩来毫不相干。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
日本警官实在拿不出什么证据，只好挥挥手说：“那就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你回旅馆去吧，你的太太还在大和旅馆等着你。”周恩来微微一笑，“还要麻烦你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请你们送到旅馆。”他从皮夹中取出钱，交给那个警官。
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安然无事地来到邓颖超下榻的旅馆。见先生安全回来，邓颖超高兴得想从沙发上跳起来。
日本水上警察果然派人送来两张火车票。邓颖超轻轻一笑：“你看，你多有办法，连火车票也不用咱们自己去买了。”他们到火车站，上了大连去长春的火车，最终顺利到达了莫斯科。
其他六大代表也经过漫长的惊险而艰辛的旅程，到达莫斯科近郊。在代表到齐后，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成功举行。
党的六大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大会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浓厚的“左”的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关于党的四大到底有多少代表出席，当事人的回忆很不一致。据专家考证，这次大会共计有20人出席，其中比较确定的人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杨殷、李立三、尹宽、范鸿、阮章、李逸、陈潭秋、李维汉、朱锦棠、彭述之、周恩来、张太雷、汪寿华等。
党的四大召开的会址，后来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炸毁，荡然无存。由于这个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党的四大会址具体在何处无人知晓。进入1980年代，根据老同志回忆的线索，起初曾一度认定会址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但这个地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党的四大的亲历者郑超麟后来对确认四大会址做了不少工作。郑超麟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时被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担任会议记录员，自始至终参加了每次会议。他还担任向导，负责把四大代表带进会场。他在1980年初回忆说：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从后门出入。
1984年5月，郑超麟在上海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进行一番勘察。他们来到实地，见到一堵墙后面有铁路，还有一座教堂。郑超麟回忆说：那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乘电车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会场。另外还有两条路线可以走，这三条路线他都是走过的，认定这就是当年四大开会的地方，是在弄堂里的一座三层楼房子的二楼开的。这所房子，当时是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找来的，找房子地点的要求，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开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所以才找到铁路边的这所房子，当时租下来时，房子是空着的。会议结束后，这所房子还保留着，未退掉，是作为中央工农部工作人员的宿舍，张国焘是工农部主任，所以他常来这里。当时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个女同志，叫陈碧兰，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陈碧兰与彭述之结婚，婚后陈碧兰就搬走，住到安慎坊去了。
随后，有关部门经多方验证，于1987年4月25日确认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中共四大会址。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予以确认。
参加四大的经历，也给李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那座三层楼的石库门上海旧式市房，那位江北女工和她所烧每餐都是搭棵菜加几片五花肉片的膳食，特别是与会的若干中央局人员和来自各地的代表等等；其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几位，有如额头光光、俨然是一位家长的陈仲甫(独秀)；分析政局鞭辟入里的瞿秋白；一望就是—位意志坚强革命家的蔡和森；岸然道貌、不苟言笑的李维汉；和易近人的张太雷和那位同我最熟悉、热情恳挚、谈笑风生的恽代英；自然还有明敏干练的周恩来。
郑超麟在回忆党的四大召开的过程时，提供了另外几个有趣的细节：
一是陈独秀在大会讨论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二是在讨论问题时，湖南代表李维汉发言很有分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叫做“实力派”。
三是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大会后，何今亮回海参崴，以整个支部的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
党的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推动了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五大：罗易、徐谦致贺词，瞿秋白发书批独秀
1927年4月27日，在九省通衢的江城武汉武昌第一小学风雨操场内，聚集了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这里搞一个特殊的聚会。这就是举行党的五大的开幕式。此时，中国大革命正面临着失败的严重危机。如何挽救革命的危局，成为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英国、法国、美国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还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以武汉为中心的鄂、湘、赣三省革命运动仍在发展之中。
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在4月27日的开幕式上，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英、法、美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出席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领了一支纠察队进会场行礼。国民党方面，武汉国民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会表示祝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徐谦在会上致贺词，谭延 、孙科也坐在主席台上，但没有讲话。五大召开期间，汪精卫专门列席了一天的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有国民党中央代表团到会并致贺词的会议。
中共五大是秘密召开的。为了保密，在武昌举行了开幕式后，会场就移到汉口，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原建筑已毁，现为汉口自治街31号)。
大会主席台上，并列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很长的红标语，大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遵守孙中山和列宁遗嘱，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一类的话。这是新的宣传，以前未曾有过。
在五大上，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6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据参加会议的杨之华回忆，陈独秀“穿着长衫，说的是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高，讲的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 陈独秀的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目前人们能够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译成的中文有几万字。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不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
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李立三后来回忆道：瞿秋白“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
大会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总体上来看，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提出有效挽救革命失败危局的正确决策，没有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
六大：杨之华接待有方，周恩来遇险不惊
84年前的1928年6月，在莫斯科城南郊的一所“银色别墅”里，发生了一件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各地党组织的代表要从中国到莫斯科，可谓关山万里，路程极为艰险。
从1928年4月下旬到5月上中旬，六大代表陆续启程。为了保证六大代表在会议召开时准时赶到目的地，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安排了地下交通站秘密接应代表过境。
1928年春，中共中央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接待站，并委托中共哈尔滨县委做好安排。县委指派中共党员李纪渊负责接待站工作。秘密接待站设在哈尔滨道里外四道街(又叫面包街，后名红专街)14号的一座平房里。中共中央还派了龚饮冰、何松亭和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的妻子)到哈尔滨协助完成接待工作。
从1928年4月开始，关内的六大代表陆续来到哈尔滨。他们到哈尔滨后便按照接头地址和暗号进行联系。接头地点是设在道里中央大街的一处卖故衣的商店里。联络的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再由李纪渊通知杨之华，由杨之华等人安排食宿。
当时，从哈尔滨出境到苏联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乘火车往西去满洲里;二是乘火车往东去绥芬河。
哈尔滨接待站尽量安排六大代表们走满洲里线,因为从满洲里到莫斯科距离更近。但有时来的代表比较多，就得分散行走。
据有关史书记载，经哈尔滨接待的六大代表共40多位，其中有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夏曦等人。他们都安全到达了莫斯科，从而保证了六大的顺利召开。杨之华在完成接待任务后，也随最后一批代表赴莫斯科。
六大代表从上海到达苏联边境的路上，发生了一个个惊险的故事，其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途中的历险，最有代表性。
1928年4月底，周恩来、邓颖超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装扮成一名古玩商人。邓颖超穿着一件半旧旗袍，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为了确保安全，组织上给他们订了头等舱。只因走得匆忙，准备好的几套体面的衣服，包括漂亮的旗袍，都没来得及拿。他们穿着日常衣服，和住头等舱的阔人身份很不相称。按照坐头等舱的条件，客人们每天都要更换衣服,但周恩来、邓颖超却无衣可换，这就引起了轮船上的日本密探的注意和猜疑。
船过青岛，有短暂停留，允许乘客上岸。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顺便买了几件像样衣服，又买了青岛各种报纸带回船舱。这一来，更引起了轮船上日本密探的注意。一对商人夫妇，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报纸看呢?
轮船到了大连，周恩来和邓颖超正要上岸，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带走了周恩来。周恩来来到日本水上警察厅后，日本警官盘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学历、职业。周恩来照编造的说了一遍。
“你到东北究竟干什么?”日本警官眯缝着双眼问。
“去看舅舅!”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姓周，叫曼青，在吉林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那日本警官仿佛抓住了一大话柄，厉声问。
周恩来微微一笑，反问道：“先生是留学英国的吧?把叔叔同舅舅分不清了。”
日本警官一怔，但仍不甘心，又说：“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不动声色，伸出他一双文雅修长的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那警官霍地站起，仔细察看周恩来的一双手，没有拿过枪的痕迹。他打开抽屉，取出几张卡片，翻来覆去地看。他对周恩来说：“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泰然自若，坦然问道：“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和周恩来毫不相干。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
日本警官实在拿不出什么证据，只好挥挥手说：“那就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你回旅馆去吧，你的太太还在大和旅馆等着你。”周恩来微微一笑，“还要麻烦你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请你们送到旅馆。”他从皮夹中取出钱，交给那个警官。
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安然无事地来到邓颖超下榻的旅馆。见先生安全回来，邓颖超高兴得想从沙发上跳起来。
日本水上警察果然派人送来两张火车票。邓颖超轻轻一笑：“你看，你多有办法，连火车票也不用咱们自己去买了。”他们到火车站，上了大连去长春的火车，最终顺利到达了莫斯科。
其他六大代表也经过漫长的惊险而艰辛的旅程，到达莫斯科近郊。在代表到齐后，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成功举行。
党的六大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大会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浓厚的“左”的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