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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的书房是他的『私人领地』，甚至家人也不能随便出入。
对他而言，书房就像是古时帝王之后宫，内有三千佳丽，使其爱不释手。
但李敬泽读书不为珍藏，用他的话说，『收藏使物变得无用，藏书亦使书变得无用。』
李敬泽 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
那天，李敬泽早上七点半就起床了。他把家人都“支使”出去，一个人整饬着家里的书、衣服、杂物，但折腾到九点半，也没收拾出个所以然来，终于放弃了—客厅的杂物用布遮上，卧室厨房卫生间掩门，只留一个南北通透的起居室，以及开着门的书房。
书房有什么好整理的呢？东南两面墙及顶高的书架都已堆满了书，居中一张老式书桌，桌上都是插满铅笔的笔筒、砚台、陶罐、文玩，一盆绿植、一个台灯、一部电脑，电脑旁堆起手臂高的书，书桌后面旧式书格放书，北墙的窗投进冬日的光来，莫忘了，桌底下也是书—自从六年前搬来之后，还有好几箱没来得及拆封呢。
于是，我们只能对坐在餐桌前，随便聊聊。李敬泽给我倒上茶，自己握着一把紫砂壶，嘬一口，“你抽烟么？”他点起了烟，说，“我就这毛病。”
焦虑的时代
于是就从抽烟谈起。“现代人把抽烟当意识形态了，在欧美更是，不仅说抽烟有害健康，抽烟还代表着不文明、蓝领、粗人”18岁学会抽烟，至今已有30年的烟龄，李敬泽现在是用烟嘴的，“其实后来我发现，他们抽烟的也不少，偷着抽。”他说自己有一天看报道，说奥巴马再任美国总统后，也开始抽烟了；这仿佛佐证了他一贯的观点：“抽烟对身体确实有坏处，但起码有一个大好处—它绝对缓解焦虑。有一根烟抽着，你这个焦虑的强度是0.5，没烟的话就是1，你就扛着吧。”
焦虑是个大问题。照李敬泽的说法，当下的焦虑是一种“系统性的、蓄意为之的焦虑”，直接左右潜意识，并因此支撑着整个市场经济，换而言之，“这个消费社会，就是靠焦虑挣钱的”。李敬泽弹一弹烟灰，“一个女人要是胖了点，就忍不住要开始焦虑了吧？你俩同样开着车，别人开的是好车，即使不放到‘上意识’里去焦虑，你下意识肯定还是会焦虑的吧？”
“在北京生活，压力是无形的。”他说北京就像个“沙场”，人身在其中，会焦虑，狂躁，气急败坏，而那几乎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挣钱、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还是挣钱—从社会的高层到底层，可能只有一个逻辑，那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补充道，“电视机就是给农民制造焦虑的东西。”他客厅里倒没有电视，中央摆一张古琴，古琴后面又是一满墙的书。李敬泽说古琴“易学难精”，手头还在看一本《绝世清音》的古琴书，弹琴，图的不过是一个“静心”而已。
他有时候会想起机场书店的电视机里那些“油头粉面的鸟人”，他们拿着话筒“铿锵有力地教大家要努力”。在李敬泽看来，这些都属于焦虑机制的一部分，“不让你有一刻安宁”；尤其是，当下这个消费社会把“死”这个问题屏蔽掉了—他小时候去过农村，见到过三四十岁的农民早早给自己预备一副棺材，“那副棺材摆在那里，等于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砝码，平衡了他关于生活意义的看法—它提醒你，人是要死的。我们所有的欲望、较劲、焦虑，都要面对死的意义的考问。”
书房的后宫论
当烟灰缸里的烟屁股积攒到十来个的时候，我终于进入李敬泽的书房—一个狭小、逼仄、他称为“私人领地”的地方。在《书房八段》中他就曾经提到过：“我认为无论看书还是写作都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必须鬼鬼祟祟，就像像什么我就不说了，反正狭窄的空间比较有利于营造上述气氛。”
他不愿意别人进来，“包括家人”；实际上，关于书房，李敬泽有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后宫—书之于他，正如后宫嫔妃之于帝王。他在《读无尽岁月》一书中写道，“古时君王佳丽三千，未必是雄心万丈，大概总有些收藏之癖”，“就像在密室里点算他的财富，收藏者们躲在家里，以一种诡秘的心境摩挲着那些旧物收藏者捧着从时间中残存下来的碎片，似乎自己是乘着这块碎片在浩荡大水中漂流至此，时间于是薄如蝉翼，世界呈现出脆弱颤动着的完整性，把他从被遗弃的荒原上收藏起来”。
收藏使物变得无用，藏书亦使书变得无用。这便是李敬泽的书房哲学—多少让贸然闯入者心生一种“同行勿入，面斥不雅”的尴尬和忐忑，但同时又窃喜自己偷窥到主人某种不可言喻的“秘密”：进门右侧书架的顶格，周作人、孙犁、董桥和胡兰成被排在了一起；次格是杂书，有张爱玲、叶灵凤、傅雷、章诒和、杨绛、王小波以及张中行；第三格是巴金、海子、萧红、曹聚仁、柏杨和郑逸梅；第四格则是鲁迅的全集、钱钟书的《围城》、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再换一格：这里有《金瓶梅》、《全唐诗》、《全宋词》、《人间词话》、《官场现形记》、三国、水浒、西游、西厢；“近邻”则是牛津出的哈贝马斯等人著的“社会与思想丛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本雅明文选》、《消费文化读本》
对面的那一墙，则包括了《晚清七十年》、《伯希和西域探险记》、《1907年中国纪行》、《发现西藏》、《帝国回忆录》、《太平天国亲历记》；《战国策》、《日知录》、《易经入门》、《左传》、《史记》、《东亚乐器考》
几乎每格书架上都放着小玩意：印章、鼻烟壶、烟斗、瓷碗、墨锭、笔架、陶土小人、小小的观音像，以及成堆的似乎在叫喊着“我没地儿下脚啦”的火柴盒—那是李敬泽从世界各地的酒店里“顺”回来的藏品。
我问他是否有数过藏书几何。“没有，”李敬泽说，“如果加上放在办公室里的那一屋子书，大概有两万册吧。”
“那你在读书这件事上会有焦虑吗？”我们此前聊过关于“知识焦虑”的问题。“这种焦虑是持续存在的”，他确认自己不可能读完世界上的书、好书乃至好书中最好的书，但是，“我天天读书，干嘛呢？我也不能活着就是为了读书吧？” 读书不为多寡，但永远忍不住要买书，买那种“明知无用，但一见到就老想买”的书。“是哪一类？”我问。对于李敬泽来说，有一段时间里，这个答案是历史书，例如探险考古的，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探险游记—这些书，当然，他手头都已经有了。
做无所事事的读者
李敬泽对理想生活的定义，是“做无所事事的读者”，读无数的书，读书时或伴以清茶，或烈酒，或白水，或孤灯下，或床上，或马桶上—“别人的梦是自己的梦，别人的智慧是自己的聪明，别人的痛苦是自己的慈悲”，只要读书，都好。
但那种无所事事的读书生活也许更适宜被放置在久远之前。李敬泽生于1964年，八九岁开始读《红楼梦》，十一二岁看《安娜·卡列尼娜》，他还记得，初一初二的时候想把《资本论》啃下来，结果“煞有介事地读了七八十页，后来终于崩溃，读不下去—但可以想见那个时候是什么都读的”。
青春期正处“文革”乱世，别人无书可读，他却借由偶然的机缘得以“乱读书”—从天津迁至石家庄后，母亲就职于河北省出版社，社里有一个“巨大的资料室”，室内书架林立，架上全是“坏书”，非但不对外开放，对内也不开放，幸亏看资料室的是母亲的闺蜜，李敬泽得以从容在里面胡转，转完了，就夹几本回家看。
至今他还有一本忘了归还的书，1977年台湾出版、叶维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作者包括夏志清、李欧梵、余光中、刘绍铭等人，放了那么多年，书差不多被翻烂了—他曾说，也许正是这本书，引导他进入了文学批评领域。
1980年，16岁的李敬泽考上北大中文系，班上年纪最大的同学已经年过四十。“他们在那风起云涌的，又是搞选举，又是搞文学社团，我回想了一下，也没人带我玩，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屁孩，这个小屁孩可能连恋爱都没谈过，这四年没干什么事，也就是乱看书了。”
那时候，李敬泽每月有40元的生活费，但经常因买书而入不敷出。“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在书里挑拣挑拣，再卖到中国书店去，换个十块八块回来”；可滑稽的是，有时候前脚刚出中国书店的门，他的后脚就进了新华书店的门，到手的钱，于是又换成新书抱回家来。
1984年，李敬泽进入《小说选刊》做编辑，自称从此“无可救药地变成了一个文学人”。六年之后，他调任《人民文学》编辑，到2008年5月，他成为这本文学“国刊”创刊以来最年轻、“最没名堂”的主编，直到四年后卸任。
这两天，李敬泽在看美国“酒鬼诗人”布考斯基的小说，“一个老不靠谱的作家，基本上混迹于底层，和流氓、妓女、社会渣滓混在一起，小说写得特别‘破’，写破的生活，破的内心。”当时我们正谈到卡佛，李敬泽由此提及卡佛的文学传统可追溯至布考斯基，“文学说到底，是对人的整体生存状况负责任，”李敬泽说，“我们所关切的那些不成功的人、弱者，那些一辈子辛劳到死都搞不明白这辈子干了什么的人，他们在卡佛的小说中获得了生命。”
他将卡佛的小说称为“ 丝文学”，“因为他写的都是 丝，失败者的不如意，一辈子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这种所谓的‘ 丝’，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认为你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他说，“卡佛这个作家是蛮了不起的他的小说有一种近乎枯竭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这些人的人性的丰富。”
在那个雾霾不那么严重的冬日的上午，我向李敬泽请教人生的困境与文学的目的，中西小说的差异与差距，格物致知与自我的安顿，宗教与终极的问题，以及不久前的几桩时事。但他是倾向于“莫谈国事”的，“我现在就怕在餐桌上听人议政。倒不是怕别的，而是感到听不下去—常常是一桌子有相当文化水准的人，但对历史一知半解，对事情的原委和事情的操作问题全无兴趣，只有情绪和口号。”议论者对历史、政治、军事及其他专门学科缺乏涉猎，而且每个人都不愿意倾听，李敬泽把这种现象叫做“全民‘的哥’化”—以出租车司机的水平议政、“全民文学青年化”—言说者用托克维尔批评的“文学性政治思维”议论公共问题，听者又被象征和隐喻所激励，最后变成不负责任，全在抒情，“所以每次吃饭，我也只好说莫谈这些事，谈谈风月，省得烦，到最后还不愉快。”他说。
幸好，我们亦聊了不少家常事，比如李敬泽先生说起位处北京北五环这所公寓，感叹北京工薪族早晚上班挤地铁，“坐一趟地铁挤成相片儿，回到家一滩泥似的，你说这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抽出烟对我说，“你抽烟么？”
[对话李敬泽]
读了一堆小说，也不一定会生活
记者：目前在看的一本书是？
李敬泽：《样样干》，查尔斯·布考斯基的长篇。八年前读过他的短篇集子，台湾版的，真是好。此人极不靠谱，酒鬼，“脏老头”，一辈子甘于潦倒不上进。有朋友在微信上提到，以为终于有译本出版，一问，是私人版本，联邦走马出品，淘宝有售。蒙朋友慨然相赠，如得意外之财，连夜读之。
记者：枕边书是哪本？
李敬泽：有。不过经常换。现在的是两本旧书，《唐人小说》和《日本狂言选》。
记者：读过的最难啃的一部小说是？
李敬泽：少年时读《战争与和平》，每逢老托讲道理便觉昏天黑地。
记者：平时看书有什么习惯？会几本性质不同的书同时一起看吗？
李敬泽：会的。通常是四五本同时看。
记者：看书是不是一定要读完？有没有这样的阅读强迫症？
李敬泽：猜对了，有点强迫症。有不少书中间放下了，但总觉得这事儿没完，要放在书架上特定一格，想着有朝一日读完它，现在都这么一大排了。有时重新拿起来都记不得上次读到哪儿了，不甘心，就从头再读。终于读完，盖上个印章，大爽。纯属毛病。
记者：看过的让你觉得最“痛苦”的书是？
李敬泽：我曾是职业编辑，后来又兼做评论，看令人痛苦的书是常事。常常很悲愤，觉得这个作者他辛辛苦苦写这么个东西就是来欺负我的，可是我凭什么受你欺负呀我又没得罪你。这种情绪有助于治疗阅读强迫症，索性扔一边去。
记者：看古琴琴谱和看小说有什么不同？
李敬泽：怪问题。不过有意思。看懂了琴谱不一定弹得好琴，正如读了一堆小说也不一定会生活。
记者：四书五经有没有读过？
李敬泽：五经没有读全。《易经》现在还在没读完的格子里摆着。
记者：看小说和自己写小说有什么不同？
李敬泽：写小说是天下最多人以为自己能干而最少人能干好的事。
记者：哪本小说让你觉得自己跟作者最亲近？
李敬泽：说不出来。读一本书时，我不会想象和它的作者执手相看泪眼。
记者：哪个读书人对你影响最大？
李敬泽：鲁迅和周作人。
记者：什么样的书不买会让自己觉得委屈？
李敬泽：太多了。为了不让自己委屈这些年尽量不去书店，年纪渐长，知道好书读不完，更知道没有一间书房可以装得下我所欲的书。现在买书一般都有特定目标，直接网购。有时想买的书缺货，但贼不走空，计划外的书买了一堆。该过程基本上像个女士。
记者：平时阅读书的速度有多快？
李敬泽：读小说比较快。一本一天吧。读其他的书慢，没有一定之规，走走停停。
记者：你会给别人开书单吗？
李敬泽：不会，我也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书是必读的，包括文学经典。谁也别吹这个牛，我也有很多伟大的文学经典没读过，或者没认真读过。
记者：要是有一天流落荒岛，你必须带在身上的书是？
李敬泽：真想不出来。我祈祷那样的噩运永远别来。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的读者”吗？
李敬泽：呵，无论是作家还是出版商，都不能指望有比我更理想的读者了吧。
对他而言，书房就像是古时帝王之后宫，内有三千佳丽，使其爱不释手。
但李敬泽读书不为珍藏，用他的话说，『收藏使物变得无用，藏书亦使书变得无用。』
李敬泽 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
那天，李敬泽早上七点半就起床了。他把家人都“支使”出去，一个人整饬着家里的书、衣服、杂物，但折腾到九点半，也没收拾出个所以然来，终于放弃了—客厅的杂物用布遮上，卧室厨房卫生间掩门，只留一个南北通透的起居室，以及开着门的书房。
书房有什么好整理的呢？东南两面墙及顶高的书架都已堆满了书，居中一张老式书桌，桌上都是插满铅笔的笔筒、砚台、陶罐、文玩，一盆绿植、一个台灯、一部电脑，电脑旁堆起手臂高的书，书桌后面旧式书格放书，北墙的窗投进冬日的光来，莫忘了，桌底下也是书—自从六年前搬来之后，还有好几箱没来得及拆封呢。
于是，我们只能对坐在餐桌前，随便聊聊。李敬泽给我倒上茶，自己握着一把紫砂壶，嘬一口，“你抽烟么？”他点起了烟，说，“我就这毛病。”
焦虑的时代
于是就从抽烟谈起。“现代人把抽烟当意识形态了，在欧美更是，不仅说抽烟有害健康，抽烟还代表着不文明、蓝领、粗人”18岁学会抽烟，至今已有30年的烟龄，李敬泽现在是用烟嘴的，“其实后来我发现，他们抽烟的也不少，偷着抽。”他说自己有一天看报道，说奥巴马再任美国总统后，也开始抽烟了；这仿佛佐证了他一贯的观点：“抽烟对身体确实有坏处，但起码有一个大好处—它绝对缓解焦虑。有一根烟抽着，你这个焦虑的强度是0.5，没烟的话就是1，你就扛着吧。”
焦虑是个大问题。照李敬泽的说法，当下的焦虑是一种“系统性的、蓄意为之的焦虑”，直接左右潜意识，并因此支撑着整个市场经济，换而言之，“这个消费社会，就是靠焦虑挣钱的”。李敬泽弹一弹烟灰，“一个女人要是胖了点，就忍不住要开始焦虑了吧？你俩同样开着车，别人开的是好车，即使不放到‘上意识’里去焦虑，你下意识肯定还是会焦虑的吧？”
“在北京生活，压力是无形的。”他说北京就像个“沙场”，人身在其中，会焦虑，狂躁，气急败坏，而那几乎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挣钱、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还是挣钱—从社会的高层到底层，可能只有一个逻辑，那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补充道，“电视机就是给农民制造焦虑的东西。”他客厅里倒没有电视，中央摆一张古琴，古琴后面又是一满墙的书。李敬泽说古琴“易学难精”，手头还在看一本《绝世清音》的古琴书，弹琴，图的不过是一个“静心”而已。
他有时候会想起机场书店的电视机里那些“油头粉面的鸟人”，他们拿着话筒“铿锵有力地教大家要努力”。在李敬泽看来，这些都属于焦虑机制的一部分，“不让你有一刻安宁”；尤其是，当下这个消费社会把“死”这个问题屏蔽掉了—他小时候去过农村，见到过三四十岁的农民早早给自己预备一副棺材，“那副棺材摆在那里，等于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砝码，平衡了他关于生活意义的看法—它提醒你，人是要死的。我们所有的欲望、较劲、焦虑，都要面对死的意义的考问。”
书房的后宫论
当烟灰缸里的烟屁股积攒到十来个的时候，我终于进入李敬泽的书房—一个狭小、逼仄、他称为“私人领地”的地方。在《书房八段》中他就曾经提到过：“我认为无论看书还是写作都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必须鬼鬼祟祟，就像像什么我就不说了，反正狭窄的空间比较有利于营造上述气氛。”
他不愿意别人进来，“包括家人”；实际上，关于书房，李敬泽有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后宫—书之于他，正如后宫嫔妃之于帝王。他在《读无尽岁月》一书中写道，“古时君王佳丽三千，未必是雄心万丈，大概总有些收藏之癖”，“就像在密室里点算他的财富，收藏者们躲在家里，以一种诡秘的心境摩挲着那些旧物收藏者捧着从时间中残存下来的碎片，似乎自己是乘着这块碎片在浩荡大水中漂流至此，时间于是薄如蝉翼，世界呈现出脆弱颤动着的完整性，把他从被遗弃的荒原上收藏起来”。
收藏使物变得无用，藏书亦使书变得无用。这便是李敬泽的书房哲学—多少让贸然闯入者心生一种“同行勿入，面斥不雅”的尴尬和忐忑，但同时又窃喜自己偷窥到主人某种不可言喻的“秘密”：进门右侧书架的顶格，周作人、孙犁、董桥和胡兰成被排在了一起；次格是杂书，有张爱玲、叶灵凤、傅雷、章诒和、杨绛、王小波以及张中行；第三格是巴金、海子、萧红、曹聚仁、柏杨和郑逸梅；第四格则是鲁迅的全集、钱钟书的《围城》、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再换一格：这里有《金瓶梅》、《全唐诗》、《全宋词》、《人间词话》、《官场现形记》、三国、水浒、西游、西厢；“近邻”则是牛津出的哈贝马斯等人著的“社会与思想丛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本雅明文选》、《消费文化读本》
对面的那一墙，则包括了《晚清七十年》、《伯希和西域探险记》、《1907年中国纪行》、《发现西藏》、《帝国回忆录》、《太平天国亲历记》；《战国策》、《日知录》、《易经入门》、《左传》、《史记》、《东亚乐器考》
几乎每格书架上都放着小玩意：印章、鼻烟壶、烟斗、瓷碗、墨锭、笔架、陶土小人、小小的观音像，以及成堆的似乎在叫喊着“我没地儿下脚啦”的火柴盒—那是李敬泽从世界各地的酒店里“顺”回来的藏品。
我问他是否有数过藏书几何。“没有，”李敬泽说，“如果加上放在办公室里的那一屋子书，大概有两万册吧。”
“那你在读书这件事上会有焦虑吗？”我们此前聊过关于“知识焦虑”的问题。“这种焦虑是持续存在的”，他确认自己不可能读完世界上的书、好书乃至好书中最好的书，但是，“我天天读书，干嘛呢？我也不能活着就是为了读书吧？” 读书不为多寡，但永远忍不住要买书，买那种“明知无用，但一见到就老想买”的书。“是哪一类？”我问。对于李敬泽来说，有一段时间里，这个答案是历史书，例如探险考古的，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探险游记—这些书，当然，他手头都已经有了。
做无所事事的读者
李敬泽对理想生活的定义，是“做无所事事的读者”，读无数的书，读书时或伴以清茶，或烈酒，或白水，或孤灯下，或床上，或马桶上—“别人的梦是自己的梦，别人的智慧是自己的聪明，别人的痛苦是自己的慈悲”，只要读书，都好。
但那种无所事事的读书生活也许更适宜被放置在久远之前。李敬泽生于1964年，八九岁开始读《红楼梦》，十一二岁看《安娜·卡列尼娜》，他还记得，初一初二的时候想把《资本论》啃下来，结果“煞有介事地读了七八十页，后来终于崩溃，读不下去—但可以想见那个时候是什么都读的”。
青春期正处“文革”乱世，别人无书可读，他却借由偶然的机缘得以“乱读书”—从天津迁至石家庄后，母亲就职于河北省出版社，社里有一个“巨大的资料室”，室内书架林立，架上全是“坏书”，非但不对外开放，对内也不开放，幸亏看资料室的是母亲的闺蜜，李敬泽得以从容在里面胡转，转完了，就夹几本回家看。
至今他还有一本忘了归还的书，1977年台湾出版、叶维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作者包括夏志清、李欧梵、余光中、刘绍铭等人，放了那么多年，书差不多被翻烂了—他曾说，也许正是这本书，引导他进入了文学批评领域。
1980年，16岁的李敬泽考上北大中文系，班上年纪最大的同学已经年过四十。“他们在那风起云涌的，又是搞选举，又是搞文学社团，我回想了一下，也没人带我玩，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屁孩，这个小屁孩可能连恋爱都没谈过，这四年没干什么事，也就是乱看书了。”
那时候，李敬泽每月有40元的生活费，但经常因买书而入不敷出。“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在书里挑拣挑拣，再卖到中国书店去，换个十块八块回来”；可滑稽的是，有时候前脚刚出中国书店的门，他的后脚就进了新华书店的门，到手的钱，于是又换成新书抱回家来。
1984年，李敬泽进入《小说选刊》做编辑，自称从此“无可救药地变成了一个文学人”。六年之后，他调任《人民文学》编辑，到2008年5月，他成为这本文学“国刊”创刊以来最年轻、“最没名堂”的主编，直到四年后卸任。
这两天，李敬泽在看美国“酒鬼诗人”布考斯基的小说，“一个老不靠谱的作家，基本上混迹于底层，和流氓、妓女、社会渣滓混在一起，小说写得特别‘破’，写破的生活，破的内心。”当时我们正谈到卡佛，李敬泽由此提及卡佛的文学传统可追溯至布考斯基，“文学说到底，是对人的整体生存状况负责任，”李敬泽说，“我们所关切的那些不成功的人、弱者，那些一辈子辛劳到死都搞不明白这辈子干了什么的人，他们在卡佛的小说中获得了生命。”
他将卡佛的小说称为“ 丝文学”，“因为他写的都是 丝，失败者的不如意，一辈子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这种所谓的‘ 丝’，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认为你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他说，“卡佛这个作家是蛮了不起的他的小说有一种近乎枯竭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这些人的人性的丰富。”
在那个雾霾不那么严重的冬日的上午，我向李敬泽请教人生的困境与文学的目的，中西小说的差异与差距，格物致知与自我的安顿，宗教与终极的问题，以及不久前的几桩时事。但他是倾向于“莫谈国事”的，“我现在就怕在餐桌上听人议政。倒不是怕别的，而是感到听不下去—常常是一桌子有相当文化水准的人，但对历史一知半解，对事情的原委和事情的操作问题全无兴趣，只有情绪和口号。”议论者对历史、政治、军事及其他专门学科缺乏涉猎，而且每个人都不愿意倾听，李敬泽把这种现象叫做“全民‘的哥’化”—以出租车司机的水平议政、“全民文学青年化”—言说者用托克维尔批评的“文学性政治思维”议论公共问题，听者又被象征和隐喻所激励，最后变成不负责任，全在抒情，“所以每次吃饭，我也只好说莫谈这些事，谈谈风月，省得烦，到最后还不愉快。”他说。
幸好，我们亦聊了不少家常事，比如李敬泽先生说起位处北京北五环这所公寓，感叹北京工薪族早晚上班挤地铁，“坐一趟地铁挤成相片儿，回到家一滩泥似的，你说这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抽出烟对我说，“你抽烟么？”
[对话李敬泽]
读了一堆小说，也不一定会生活
记者：目前在看的一本书是？
李敬泽：《样样干》，查尔斯·布考斯基的长篇。八年前读过他的短篇集子，台湾版的，真是好。此人极不靠谱，酒鬼，“脏老头”，一辈子甘于潦倒不上进。有朋友在微信上提到，以为终于有译本出版，一问，是私人版本，联邦走马出品，淘宝有售。蒙朋友慨然相赠，如得意外之财，连夜读之。
记者：枕边书是哪本？
李敬泽：有。不过经常换。现在的是两本旧书，《唐人小说》和《日本狂言选》。
记者：读过的最难啃的一部小说是？
李敬泽：少年时读《战争与和平》，每逢老托讲道理便觉昏天黑地。
记者：平时看书有什么习惯？会几本性质不同的书同时一起看吗？
李敬泽：会的。通常是四五本同时看。
记者：看书是不是一定要读完？有没有这样的阅读强迫症？
李敬泽：猜对了，有点强迫症。有不少书中间放下了，但总觉得这事儿没完，要放在书架上特定一格，想着有朝一日读完它，现在都这么一大排了。有时重新拿起来都记不得上次读到哪儿了，不甘心，就从头再读。终于读完，盖上个印章，大爽。纯属毛病。
记者：看过的让你觉得最“痛苦”的书是？
李敬泽：我曾是职业编辑，后来又兼做评论，看令人痛苦的书是常事。常常很悲愤，觉得这个作者他辛辛苦苦写这么个东西就是来欺负我的，可是我凭什么受你欺负呀我又没得罪你。这种情绪有助于治疗阅读强迫症，索性扔一边去。
记者：看古琴琴谱和看小说有什么不同？
李敬泽：怪问题。不过有意思。看懂了琴谱不一定弹得好琴，正如读了一堆小说也不一定会生活。
记者：四书五经有没有读过？
李敬泽：五经没有读全。《易经》现在还在没读完的格子里摆着。
记者：看小说和自己写小说有什么不同？
李敬泽：写小说是天下最多人以为自己能干而最少人能干好的事。
记者：哪本小说让你觉得自己跟作者最亲近？
李敬泽：说不出来。读一本书时，我不会想象和它的作者执手相看泪眼。
记者：哪个读书人对你影响最大？
李敬泽：鲁迅和周作人。
记者：什么样的书不买会让自己觉得委屈？
李敬泽：太多了。为了不让自己委屈这些年尽量不去书店，年纪渐长，知道好书读不完，更知道没有一间书房可以装得下我所欲的书。现在买书一般都有特定目标，直接网购。有时想买的书缺货，但贼不走空，计划外的书买了一堆。该过程基本上像个女士。
记者：平时阅读书的速度有多快？
李敬泽：读小说比较快。一本一天吧。读其他的书慢，没有一定之规，走走停停。
记者：你会给别人开书单吗？
李敬泽：不会，我也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书是必读的，包括文学经典。谁也别吹这个牛，我也有很多伟大的文学经典没读过，或者没认真读过。
记者：要是有一天流落荒岛，你必须带在身上的书是？
李敬泽：真想不出来。我祈祷那样的噩运永远别来。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的读者”吗？
李敬泽：呵，无论是作家还是出版商，都不能指望有比我更理想的读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