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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 祎，女，河北秦皇岛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播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
2014年，以奇幻的故事情节设定、惊险的战斗动作场面、炫酷的后期特效制作为卖点的美国科幻电影，再次俘获中国观众之心，大赢家《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创造了19.71亿总票房的辉煌战绩。值得关注的是，在科幻类型电影中，以超级英雄为题材的作品近年来长盛不衰。2014年上半年，多部此类电影上映均收获不俗，以中国票房统计为例，《X战警》票房7.21亿，《超凡蜘蛛侠2》票房5.87亿，《美国队长2》票房7.19亿。这些奇幻瑰丽的视觉盛宴一方面丰富了中国观众的观影体验，另一方面也再次引爆了关于中国为何缺少科幻题材电影的社会性讨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尚未尘埃落定，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类型的电影创作都无法脱离现实的社会文化土壤凭空展开，以美国队长这一形象及其系列影片为例，深刻体现了对于美国梦的宣扬，并暗合了美国电影从业者面对现代性问题走向后现代式反思与批判的哲学旨向，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国情是寻在巨大差异性的。
一、从漫画到电影：美式超级英雄的走红
超级英雄最初出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漫画作品中，漫画出版商和好莱坞的联姻将这些漫画改编成电影搬上大银幕，不断掀起超级英雄风潮，并从美国本土蔓延至全球。美国超级英雄类漫画相关产业呈现鲜明的寡头市场特征，根据美国最大的漫画、图像小说、流行文化产品销售商——钻石漫画公司（Diamond Comic Distributors）于2013年4月公布的美国漫画、图像小说及玩具市场分析数据，DC（DC Comics）漫画出版公司和漫威（Marvel Comics）漫画出版公司两大巨头垄断了近七成的市场份额。
DC漫画公司创建于1934年，并于1938年6月在《动作漫画》创刊号上推出世界上第一位超级英雄——超人，揭开了美国超级英雄漫画史的序幕。DC漫画出版公司后被时代华纳集团收购，先后创造出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闪电侠、绿灯侠、绿箭侠等超级英雄和形象，并一手打造出正义联盟、少年泰坦等超级英雄团队。漫威漫画出版公司创建于1939年，公司初创名称为及时漫画（Timely Comics），目前旗下拥有以美国队长、蜘蛛侠、钢铁侠、雷神、绿巨人、金刚狼、神奇四侠等超级英雄形象为代表的漫画人物共计8000余名，并推出复仇者联盟、X战警和银河护卫队等超级英雄团队，与DC公司分庭抗礼并逐渐形成核心竞争力，不断扩大较之于DC公司的领先优势。
全球首部由超级英雄漫画改编成的电影是1978年推出的《超人》，其后，DC公司和漫威公司不断深化着这一尝试。伴随数字技术在好莱坞的应用于革新，以超级英雄为核心呈现的科幻类型电影迎来了新热潮，特效的发展几何级地提升着此类影片的视觉效果和观影体验，在全球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追捧狂澜。为尽可能迎合不同国家和地区观众的需求，攫取更大的市场利润，美式超级英雄们摇身变成全球性超级英雄，在情节设定和场景取摄中超越美国本土，担负起“拯救全人类”的重要使命。伴随电影的上映，美国队长、钢铁侠、绿巨人浩克等角色成为全球观众竞相追捧的形象。
二、超级英雄类电影叙事与美式价值观
“漫画改编电影虽早在1919年便已出现，但制作者和舆论一直以来只是将其作为电影制作的一种方式，从未把漫画改编电影当做独立的电影类型来对待。”[1]在此背景下，以1978年影片《超人》公映为肇始，由超级英雄漫画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众多竞争影片中脱颖而出，“叫好又叫座”，并与科幻类型电影有所交叉重叠，成为独树一帜的电影类型，并依托数字技术的变革不断完善视觉特效，强化自身的模式与特色，逐渐扩大受众影响力。
电影本身不仅是一种文化产品，更是一种带有鲜明特征的文化凝练，深刻反映着特定民族/国家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精神风貌、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电影所传达的理念正是其背后的民族/国家所秉持的价值观的直接体现。通过电影，可以对某一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形成最直观的感知和印象。正如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所指出的：“通过记录可见的世界——无论是当前的或是虚构的世界——电影借此为探知隐秘的心理活动提供线索。”[2]超级英雄类影片便是美式文化和价值观的呈现者和宣扬者。
在超级英雄类电影的叙事中，通常存在“正义”和“邪恶”两个人物或两大阵营的鲜明对立，典型故事架构是一个和谐安宁的人类社会，遭遇邪恶力量的威胁或入侵，世俗的军队、警察等机构无力抵御强敌，于是代表正义力量的超级英雄现身，通过杰出的个人能力、顽强的意志和高尚的信念，最终战胜邪恶，拯救全世界全人类。近年来，以《蝙蝠侠》系列为代表的影片开始淡化对人物的脸谱式呈现，开始挖掘英雄人物的瑕疵和邪恶势力的无奈，尝试探讨伦理道德的灰色地带以及法律边缘的现实问题，但仍未摆脱对“正义”与“邪恶”的叙事分野。这种分野，充分体现了基于基督教文明逐渐形成的美式价值观中对于善恶的理解：人类生而带有“原罪”，正是基于此衍生出的贪婪、狂妄等“恶念”被野心勃勃的“反派”所利用，危及全人类的生存；此时出手的超级英雄作为一种超越人类缺陷的极限性存在，通常是孤军奋战的孤胆英雄，体现了强调个体价值的美国文化对于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宣扬；同时，类似神或上帝使臣的超级英雄与魔鬼化身或撒旦爪牙的邪恶势力之间，存在不共戴天的本性之别，最终赢得战斗胜利，充分体现了美国人自建国之初并经历南北战争、西进运动等历史进程而逐渐形成的对于安全、“自由”与“秩序”的珍视。
此外，更加需要注意的是，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形象及其相关的故事情节铺陈，与“美国梦”形成了明显的“互构”关系。正如约翰·道斯雷所说，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造梦”功能，把“我们的梦想拿去，重新包装，又卖给我们。”[3]在电影叙事中，尽管在激烈的打斗场面中通过各种特效和动作设计极力突出超级英雄的优异能力，但也同时在叙事中通常反复强调其作为普通人因机缘巧合获取超能力发生变身的历程，这是典型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出人头地”，“每个人都应保持不懈的奋斗，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希望”，强调精神意志的“美国梦”叙事。以美国队长形象为例，他被选中的原因并非是强壮的身体和过硬的军事素质，而是为信仰坚持不懈的执着和充满正义感的“好人”特质。这种“美国梦”又通过在超级英雄们身上奇幻的展现，更增添了其吸引力，形成对全球受众的向心力。 三、现代性批判与后现代哲学旨向
源自日常生活的电影在创作过程中无法摒弃深嵌其中的社会发展背景性因素。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革命）以后，全球化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世界，以欧美国家为龙头，各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世界体系之中，或居于核心，或不断被边缘，依附性日趋增强。随之而来的电气革命进一步促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蔓延，世纪之交的电子信息技术革命以核聚变式的变革力推动世界格局的重塑，物质条件空前繁荣的同时，非传统安全不断涌现，人类精神困顿日益加剧，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资本主义的事实情况是：表示其特征的不仅有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且有影响人的本质的大灾变。”[4]
面临这一社会发展现实，诸多学者开始在哲学层面关注层出不穷的种种现代性问题，并在技术批判、伦理反思、道德边界、社会正义、法律秩序、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上走得颇为深远，逐步转向后现代哲学旨向。这种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正是超级英雄类电影诞生的背景性因素，也是贯穿其中的主要叙事线索。无论是《蜘蛛侠》中对于个人能力与责任关系的呈现，《蝙蝠侠》中对于个性缺陷和动用私刑的探讨，以及《绿巨人（无敌浩克）》、《美国队长》中共同展现的对于技术发展、军备竞赛和公权力滥用的担忧，以科幻题材为载体，借外星人、变异人讽喻人类自身的丑恶、贪婪和异化，直指无法回避并日趋严峻的现代性问题，表达后现代式的忧思。
相对而言，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滞后于美国：就物质层面而言，现代化阶段的发展方兴未艾尚需相当时日；就精神层面而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也正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目前尚未进入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后现代哲学旨向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何论以此哲学思想为基础所衍生出的文化产品。
结语：中国科幻电影缺位再探讨
关于中国科幻电影缺位问题的探讨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并伴随每一轮国外科幻电影的热映而被多次引爆。整体而言，讨论焦点大多落脚于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禁锢、想象力不足、技术发展水平滞后、产业发育不成熟、管理体制不完善等原因。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科幻电影的‘难产’并不是由于剧本和技术上的不足所造成的，而是由于电影从业人员的科幻素质以及当下的政治时空语境所造成的。”[5]这些批判不无道理，中国的电影业在以上方面的确与美国相比存在不小差距。然而，对于现代化发展阶段尚未完成的中国，贫富差距、城乡矛盾、历史沉珂是社会的关注焦点，也自然成为影视剧取材的源库，从这一角度上说，探究科幻类型电影的缺位还要考虑更深层次的原因：巨大的社会发展阶段现实、文化背景差异和后现代哲学基础的缺乏是探究中国科幻类型电影缺位问题不可忽略的重要根源。
参考文献：
[1]孙艺.简论漫画改编电影[J].电影文学，2012（7）：63.
[2]（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M].上海：世纪图书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
[3]（英）约翰·道斯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
[4]Herbert Marcuse.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M].Bos-ton：Beacon Press，1972：29-30.
[5]张翔宇，吴航行.中国科幻电影的现状及其思考[J].电影评介，2011（13）：38.
王 祎，女，河北秦皇岛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播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
2014年，以奇幻的故事情节设定、惊险的战斗动作场面、炫酷的后期特效制作为卖点的美国科幻电影，再次俘获中国观众之心，大赢家《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创造了19.71亿总票房的辉煌战绩。值得关注的是，在科幻类型电影中，以超级英雄为题材的作品近年来长盛不衰。2014年上半年，多部此类电影上映均收获不俗，以中国票房统计为例，《X战警》票房7.21亿，《超凡蜘蛛侠2》票房5.87亿，《美国队长2》票房7.19亿。这些奇幻瑰丽的视觉盛宴一方面丰富了中国观众的观影体验，另一方面也再次引爆了关于中国为何缺少科幻题材电影的社会性讨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尚未尘埃落定，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类型的电影创作都无法脱离现实的社会文化土壤凭空展开，以美国队长这一形象及其系列影片为例，深刻体现了对于美国梦的宣扬，并暗合了美国电影从业者面对现代性问题走向后现代式反思与批判的哲学旨向，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国情是寻在巨大差异性的。
一、从漫画到电影：美式超级英雄的走红
超级英雄最初出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漫画作品中，漫画出版商和好莱坞的联姻将这些漫画改编成电影搬上大银幕，不断掀起超级英雄风潮，并从美国本土蔓延至全球。美国超级英雄类漫画相关产业呈现鲜明的寡头市场特征，根据美国最大的漫画、图像小说、流行文化产品销售商——钻石漫画公司（Diamond Comic Distributors）于2013年4月公布的美国漫画、图像小说及玩具市场分析数据，DC（DC Comics）漫画出版公司和漫威（Marvel Comics）漫画出版公司两大巨头垄断了近七成的市场份额。
DC漫画公司创建于1934年，并于1938年6月在《动作漫画》创刊号上推出世界上第一位超级英雄——超人，揭开了美国超级英雄漫画史的序幕。DC漫画出版公司后被时代华纳集团收购，先后创造出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闪电侠、绿灯侠、绿箭侠等超级英雄和形象，并一手打造出正义联盟、少年泰坦等超级英雄团队。漫威漫画出版公司创建于1939年，公司初创名称为及时漫画（Timely Comics），目前旗下拥有以美国队长、蜘蛛侠、钢铁侠、雷神、绿巨人、金刚狼、神奇四侠等超级英雄形象为代表的漫画人物共计8000余名，并推出复仇者联盟、X战警和银河护卫队等超级英雄团队，与DC公司分庭抗礼并逐渐形成核心竞争力，不断扩大较之于DC公司的领先优势。
全球首部由超级英雄漫画改编成的电影是1978年推出的《超人》，其后，DC公司和漫威公司不断深化着这一尝试。伴随数字技术在好莱坞的应用于革新，以超级英雄为核心呈现的科幻类型电影迎来了新热潮，特效的发展几何级地提升着此类影片的视觉效果和观影体验，在全球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追捧狂澜。为尽可能迎合不同国家和地区观众的需求，攫取更大的市场利润，美式超级英雄们摇身变成全球性超级英雄，在情节设定和场景取摄中超越美国本土，担负起“拯救全人类”的重要使命。伴随电影的上映，美国队长、钢铁侠、绿巨人浩克等角色成为全球观众竞相追捧的形象。
二、超级英雄类电影叙事与美式价值观
“漫画改编电影虽早在1919年便已出现，但制作者和舆论一直以来只是将其作为电影制作的一种方式，从未把漫画改编电影当做独立的电影类型来对待。”[1]在此背景下，以1978年影片《超人》公映为肇始，由超级英雄漫画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众多竞争影片中脱颖而出，“叫好又叫座”，并与科幻类型电影有所交叉重叠，成为独树一帜的电影类型，并依托数字技术的变革不断完善视觉特效，强化自身的模式与特色，逐渐扩大受众影响力。
电影本身不仅是一种文化产品，更是一种带有鲜明特征的文化凝练，深刻反映着特定民族/国家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精神风貌、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电影所传达的理念正是其背后的民族/国家所秉持的价值观的直接体现。通过电影，可以对某一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形成最直观的感知和印象。正如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所指出的：“通过记录可见的世界——无论是当前的或是虚构的世界——电影借此为探知隐秘的心理活动提供线索。”[2]超级英雄类影片便是美式文化和价值观的呈现者和宣扬者。
在超级英雄类电影的叙事中，通常存在“正义”和“邪恶”两个人物或两大阵营的鲜明对立，典型故事架构是一个和谐安宁的人类社会，遭遇邪恶力量的威胁或入侵，世俗的军队、警察等机构无力抵御强敌，于是代表正义力量的超级英雄现身，通过杰出的个人能力、顽强的意志和高尚的信念，最终战胜邪恶，拯救全世界全人类。近年来，以《蝙蝠侠》系列为代表的影片开始淡化对人物的脸谱式呈现，开始挖掘英雄人物的瑕疵和邪恶势力的无奈，尝试探讨伦理道德的灰色地带以及法律边缘的现实问题，但仍未摆脱对“正义”与“邪恶”的叙事分野。这种分野，充分体现了基于基督教文明逐渐形成的美式价值观中对于善恶的理解：人类生而带有“原罪”，正是基于此衍生出的贪婪、狂妄等“恶念”被野心勃勃的“反派”所利用，危及全人类的生存；此时出手的超级英雄作为一种超越人类缺陷的极限性存在，通常是孤军奋战的孤胆英雄，体现了强调个体价值的美国文化对于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宣扬；同时，类似神或上帝使臣的超级英雄与魔鬼化身或撒旦爪牙的邪恶势力之间，存在不共戴天的本性之别，最终赢得战斗胜利，充分体现了美国人自建国之初并经历南北战争、西进运动等历史进程而逐渐形成的对于安全、“自由”与“秩序”的珍视。
此外，更加需要注意的是，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形象及其相关的故事情节铺陈，与“美国梦”形成了明显的“互构”关系。正如约翰·道斯雷所说，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造梦”功能，把“我们的梦想拿去，重新包装，又卖给我们。”[3]在电影叙事中，尽管在激烈的打斗场面中通过各种特效和动作设计极力突出超级英雄的优异能力，但也同时在叙事中通常反复强调其作为普通人因机缘巧合获取超能力发生变身的历程，这是典型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出人头地”，“每个人都应保持不懈的奋斗，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希望”，强调精神意志的“美国梦”叙事。以美国队长形象为例，他被选中的原因并非是强壮的身体和过硬的军事素质，而是为信仰坚持不懈的执着和充满正义感的“好人”特质。这种“美国梦”又通过在超级英雄们身上奇幻的展现，更增添了其吸引力，形成对全球受众的向心力。 三、现代性批判与后现代哲学旨向
源自日常生活的电影在创作过程中无法摒弃深嵌其中的社会发展背景性因素。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革命）以后，全球化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世界，以欧美国家为龙头，各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世界体系之中，或居于核心，或不断被边缘，依附性日趋增强。随之而来的电气革命进一步促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蔓延，世纪之交的电子信息技术革命以核聚变式的变革力推动世界格局的重塑，物质条件空前繁荣的同时，非传统安全不断涌现，人类精神困顿日益加剧，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资本主义的事实情况是：表示其特征的不仅有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且有影响人的本质的大灾变。”[4]
面临这一社会发展现实，诸多学者开始在哲学层面关注层出不穷的种种现代性问题，并在技术批判、伦理反思、道德边界、社会正义、法律秩序、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上走得颇为深远，逐步转向后现代哲学旨向。这种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正是超级英雄类电影诞生的背景性因素，也是贯穿其中的主要叙事线索。无论是《蜘蛛侠》中对于个人能力与责任关系的呈现，《蝙蝠侠》中对于个性缺陷和动用私刑的探讨，以及《绿巨人（无敌浩克）》、《美国队长》中共同展现的对于技术发展、军备竞赛和公权力滥用的担忧，以科幻题材为载体，借外星人、变异人讽喻人类自身的丑恶、贪婪和异化，直指无法回避并日趋严峻的现代性问题，表达后现代式的忧思。
相对而言，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滞后于美国：就物质层面而言，现代化阶段的发展方兴未艾尚需相当时日；就精神层面而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也正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目前尚未进入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后现代哲学旨向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何论以此哲学思想为基础所衍生出的文化产品。
结语：中国科幻电影缺位再探讨
关于中国科幻电影缺位问题的探讨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并伴随每一轮国外科幻电影的热映而被多次引爆。整体而言，讨论焦点大多落脚于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禁锢、想象力不足、技术发展水平滞后、产业发育不成熟、管理体制不完善等原因。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科幻电影的‘难产’并不是由于剧本和技术上的不足所造成的，而是由于电影从业人员的科幻素质以及当下的政治时空语境所造成的。”[5]这些批判不无道理，中国的电影业在以上方面的确与美国相比存在不小差距。然而，对于现代化发展阶段尚未完成的中国，贫富差距、城乡矛盾、历史沉珂是社会的关注焦点，也自然成为影视剧取材的源库，从这一角度上说，探究科幻类型电影的缺位还要考虑更深层次的原因：巨大的社会发展阶段现实、文化背景差异和后现代哲学基础的缺乏是探究中国科幻类型电影缺位问题不可忽略的重要根源。
参考文献：
[1]孙艺.简论漫画改编电影[J].电影文学，2012（7）：63.
[2]（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M].上海：世纪图书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
[3]（英）约翰·道斯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
[4]Herbert Marcuse.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M].Bos-ton：Beacon Press，1972：29-30.
[5]张翔宇，吴航行.中国科幻电影的现状及其思考[J].电影评介，2011（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