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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04年生人，韦君宜1917年生人，丁玲比韦君宜大十三岁。但是，后人隔着时空把她们放到一起比较，直感却是韦君宜更老成。老成不是年岁问题，是性格问题。论资历，丁玲老过韦君宜。论名气，丁玲大过韦君宜。但論晚年评价，韦君宜好过丁玲，尤其在知识界。
韦君宜是清华大学的才女，家境优渥，父亲已为她拟好出国深造的锦绣前程，但她决然放弃，清华肄业，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韦君宜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十八岁成为中共党员，因为，共产党抗日。“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这是韦君宜晚年回忆录《思痛录》中的一句话。她说，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民主与自由。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无疑，韦君宜是有“一二·九”情结的，她1986年脑出血前正忙于编写一二·九运动史。韦君宜为什么频频回望“一二·九”？有人评价：不单是青春的缅怀，那里保存了他们革命信仰的初心，纯洁的、革命的情怀。
韦君宜是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去延安的，当时有一大批民族精英怀着单纯到透明的时代感情去了延安。她的《思痛录》中提到，有些在美国卓有成就的华裔科学家是清华同学中的二流，一流的去了延安。作为清华大学一流的学生，韦君宜每言及此，自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但她并非遗憾自己没出去，而是不能不自问：这些一流的，在国内又做出了什么呢？她大概非常害怕答案是：无非经受了一些政治运动的历练而已。可是，当去国发展的杨振宁听说中国是全凭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原子弹时，不能自已地哭了，他遗憾的是：自己当时不在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与母国又痛又爱、欲迎还拒、欲拒还迎的关系，岂是一个去留的选择那么简单！无论政权如何更替，祖国总是祖国，这注定了他们的挚爱与痛楚的纠结。
韦君宜的革命热情第一次受挫是在1943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从陕北基层学校到党团机关，没被划为特务的已是少数，耸人听闻，人人自危，绝大多数是冤案。当组织上决定韦君宜的丈夫杨述也是特务时，韦君宜晚年在《思痛录》中回忆：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申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她答应去劝说杨述承认自己是特务。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说，我妈说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她失望了，非常后悔，心里就想离开延安了，真的不革这个命了，不跟共产党走了。……什么时候缓过点儿劲来呢？就是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的那个“举手礼”，大家就原谅了。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写抢救运动：一个叫丁汾的女孩，父亲是国民党专员，抢救运动中被打成了特务，甄别后的平反大会上，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韦君宜听到这话是“心惊胆战，如冷水浇头”。她说，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又把她逮捕起来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韦君宜的担心，是一个屡历政治运动的人的担心，与其说是当时对这个女孩子未来的担心，不如说是几十年后一个过来人的总结。
丁玲是1937年到延安的。韦君宜是1939年到延安的。在1938年来延安前夕，韦君宜的未婚夫、清华同学、革命同志孙世实不幸牺牲，年仅二十岁。丁玲的第一任丈夫胡也频是在1931年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这一点，二人是相同的，都曾为革命牺牲过爱人。
尽管带着个人感情的创伤，韦君宜到延安时，仍然算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子，接近于一张白纸。而丁玲已经为人妻母，并被国民党软禁过三年，个人历史已经相当复杂。
韦君宜受到爱人牺牲的强烈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她满心以为来到延安可以疗伤，到延安后也确实感觉到许多美好，但抢救运动使她再度精神崩溃，并患上严重的美尼尔氏症，一度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到延安参加过革命的女作家没几个，但在这有限的几个当中，白朗在抢救运动中陷入精神分裂，“文革”中加重，终生未愈；灰娃抢救运动时年纪尚小，没有成为直接受害者，但也受到极大的精神刺激，“文革”中精神分裂。
丁玲到延安后曾经斗志昂扬，比韦君宜风光和耀眼得多。经历了1940年的历史问题审查，丁玲的兴奋期过去了。1942年丁玲写作《三八节有感》，一度处于风口浪尖，整风后开始收敛和低调。但1943年的抢救运动对于丁玲来说，仍比韦君宜严峻多了。一是她的历史更复杂，二是她在延安比韦君宜招风得多，三是《三八节有感》已经受到批评。可以说，丁玲比韦君宜有更多机会发生幻灭和动摇，也更有理由精神分裂，但是，丁玲挺住了。丁玲与其说得益于比韦君宜更为强劲的精神意志，不如说得益于她性格当中豁达洒脱或曰混不吝的一面。对相同境遇的应对，可以看出各人人格结构的不同。相比之下，韦君宜是一个更较真的人，所以，容易钻牛角尖，以至于发生精神短路。丁玲的非凡在于她从来没有彻底崩溃过，尽管，步步惊心的无休止的交代曾经使她的精神短暂崩溃，受迫害狂似的杜撰自己的历史，竟至承认自己是特务。
韦君宜参加革命，纯粹是出于理想，而非个人遭际使然。丁玲参加革命，有理想的成分，也有个人出身和生活遭际的驱动力，她是一个被压迫者，有反抗的需求。因为韦君宜的革命有太多理想主义色彩，所以她更加目下无尘，一旦发现革命中存在与自己理想相抵牾的地方，就会难以接受，以至于精神短路。丁玲选择革命相对来说现实主义一些，她是在与革命者有过长时期的接触，爱过某些革命者，也对某些革命者不以为然之后，选择了革命。她的革命选择相对来说是深思熟虑的，她的革命之路相对来说是循序渐进的。因为她的革命激情相对来说并不那么理想主义，所以，对于某些问题容易接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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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感慨韦君宜一生之丰富多元：天真闺秀，清华才女，激进学生，知识女性，党刊主编，“五七”战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资派”，胖胖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病床上的干瘪老妪……事实上，这还不足以囊括韦君宜之丰富多元，至少，缺了个人感情这个元素。在1949年后接触过韦君宜的人对她的形象勾勒中，个人感情这个选项，似乎应该是被天然摒弃的，年轻恋人孙世实的牺牲，不过是遥远的绝唱。这一点丁玲就截然相反，她的私情，总是被津津乐道，甚至成为标签化的东西。首先，她的感情史确实丰富复杂，使人难以忽略；其次，她的老妻少夫的婚姻在1949年后跟她接触的人眼里，依然是醒目的；再次，她的性格比较外向，不会使人感觉有讳莫如深的必要，包括她本人，对于自己的情感历史也不是特别避讳，当然，她避讳也没用，她给冯雪峰的《不算情书》，在30年代就因她的突然被捕而公开发表了。 对于韦君宜这样的一本正经一板一眼的人，“为尊者讳”，几乎是所有跟她打交道者的自觉选择。她与第三者的形象大相径庭，与“小三儿”这样的身份更是天然绝缘。但在她的《思痛录》出来之后，著名女经济学家冯兰瑞却忍无可忍地指出：自己在延安时之所以与魏东明离婚，根本不是因为韦君宜所说的抢救运动，而恰是因为韦君宜充当了自己和魏东明之间的第三者。
据冯兰瑞《韦君宜的谎言》（曾以《“真话”中的谎言》为题刊于《开放》2006年11期）一文，魏东明原名杨戊生，与韦君宜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因韦君宜被称为“小魏”，为了追求韦君宜，杨戊生改名为魏东明，称为“老魏”。“1940年之前，她先是与魏东明初恋，随后则移情别恋孙世实；孙不幸牺牲，1940年她嫁苏展；去晋西北途中经过绥德时与杨述关系不正常，又记在日记上，不慎让苏看见，提出与她离婚，自己去了晋东南；离婚后小魏同康琳回到延安，旋即致力与魏东明的婚外情；因之被党组织调往绥德，却又立刻嫁了杨述（1941年）。”——这是冯兰瑞的概括，这一切发生在五六年的时间内。须知，冯兰瑞也是颇有威望和公信力的人，因为关系特殊，其叙述或带有情感色彩，但凭空胡说是不太可能的。韦君宜在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写到露沙第一任丈夫宋安然，原型即苏展，小说是写她匆忙与英俊的宋安然进入浪漫的婚姻，却因文化和志趣不相投而离婚，宋安然被塑造为一个不太正面的角色。这与冯兰瑞所说的有一点出入。
无论如何，韦君宜到延安之后，还是主动追求过爱情的。冯兰瑞是1940年元旦和魏东明结婚的。据冯兰瑞的描述：婚后不久，韦寄诗祝贺，语义缠绵，恋恋不舍。魏东明解释说，两人虽曾恋爱，事情已经过去，我没有怎么太放在心上。想起曾见到韦君宜在《新华日报》发表过文章，悼念她遭日机轰炸遇难的爱人孙世实，以为这事确已过去，可以不必在意了。
1940年初，苏展和韦君宜结了婚，一起去晋西北。秋冬，韦君宜给魏东明来信，说要上前方，如果她牺牲了，要“借他的生花妙笔为她写传”，魏东明把信念给冯兰瑞听了。不久，韦君宜却回到了延安，已经和苏展离婚。冯兰瑞写道：“出乎意外的是，有一天韦君宜忽然推门进入我的宿舍，在窗前一只凳子上坐下，开口就说她同魏东明是清华同学，老魏是她初恋的爱人，现在还是爱她的。我大吃一惊，反驳说，不对，他是爱我的，不然，他为什么同我结婚？她辩解说，老魏更爱她。他们应当结合，我应当离开老魏……事情突如其来，而我十分幼稚（二十岁），没有处理诸如此类的事故的经验，只觉得受到欺负，受到委屈，面对这样一位年长者滔滔不绝的说辞，除了哭泣之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大概她觉得谈不下去，就站起来走了。”
冯兰瑞是1920年生人，比韦君宜小三岁，阅历不如韦君宜，气场看来也没有韦君宜强大。当时冯兰瑞已怀孕，本能地为孩子着想，加上魏东明对冯兰瑞说“她胡说，你不要理她”，并对冯兰瑞百般安慰，冯兰瑞就想，为了孩子，忍了。但是：“产后第三天老魏前来探视，不是独自来而是带着小魏双双同来。两人满面春风，小魏穿着时髦，更是得意非凡。我不禁寻思她此来是探病，还是特为显示她的成功和我的失败？当面我尽量克制，两人走后心力交瘁，旋即休克。……和许多无奈的母亲一样，为了孩子，我选择委屈，争取和老魏维持家庭关系。我因此给中央青委宣传部长蒋南翔写了封信，向组织求助。……青委决定将小魏调开，让她去绥德。”后来冯兰瑞得知：韦君宜这段时间常常大白天跑到中宣部去和魏东明幽会，她还曾为魏东明堕胎——“为魏东明”属于推测；但如若不是，事情就更加难解……但我当时还未得知，只是奇怪韦君宜何以那么勇敢。
韦君宜调去绥德后，和魏东明往来中断，很快跟杨述结了婚。冯兰瑞写：“老魏因此对我非常不满，说我破坏了他同小魏的关系，跟我大吵大闹，从此撕破脸皮，家庭破裂。只因老魏倒打一耙胡搅蛮缠，我终于悟到委屈难以求全，这才给党组织打报告，请求批准离婚。离婚后，冯兰瑞一个人带孩子很艰难，女儿三岁时不幸夭折。”
这段往事，对于冯兰瑞当然是伤痛和愤懑。但由此看来，韦君宜和魏东明之间确实是有过真爱的。韦君宜曾追求真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正视之，才能更加看出韦君宜形象的立体真实。
韦君宜追求爱情的勇气，确实令人惊叹和意想不到，恐怕在1949年以后跟她共事过的人，尤其她的下属，都无法想象她还有这样一段过往。即便知情者，也不会有人拿她这一点说事，而是本能忽略。有的人的伤疤，她不遮别人都想给她盖起来；而有的人的伤疤，她想遮都会有人给她揭开来。这就是人之不同类型的必然体现。在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丁玲的私生活也是被人揭批的一個方面，而韦君宜就不会遭到这种对待。当然，韦君宜的遭遇相比之下也好一些，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未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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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的有惊无险、稳中求进，跟她的及时调适是有关系的。丁东评价：“她的理想主义还是占了上风，她看到了很多痛苦的东西，她还总是用她理想主义的东西来纠正自己痛苦的东西，否则她也不可能在解放以后一直走到高干的位置上。”韦君宜基本上保持了她的正直，但是，她曾经更加正直。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谈到，在反右斗争前鼓励“大鸣大放”时，她在作协的鸣放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为丁玲、陈企霞的所谓“反党集团”事说过几句公道话。韦君宜的这一次正直勇敢之举，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55年，康濯曾写材料揭发丁玲，因此受到作协重用。但到1957年鸣放期间，风向转了，丁玲眼看要翻案，康濯又调整姿态，洗刷自己，被郭小川认为“令人作呕”。不久，风向再次逆转，康濯又再度调整姿态，做了一个更加严厉的批判丁玲的发言，韦君宜当时不顾压力，“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韦君宜纯属“打抱不平”，却因此挨批，并差点戴上帽子，幸得胡乔木说情，才只是到农村去改造了一阵而已。但是，据许觉民回忆，从此之后，她就“沉默少语，遇事不敢决断”（许觉民《记韦君宜》）。
丁玲和韦君宜的不同际遇，除了她们的出身和经历不同，还与她们的个性不同有很大关系。不同的个性和行事风格，决定了她们不同的社会形象。 据共事过的人回忆，韦君宜有股威严，没有亲切感，令人敬畏，“冷”得无法接近，李昕作为年轻部下甚至不敢问候她。韦君宜总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工作起来也确实是公事公办不打折扣。李昕在《本色韦君宜》中回忆：她似乎不大喜欢与人交流，如果不是谈工作，她从不与人聊天、拉家常。她谈工作，总是直奔主题，说话很快，像打机关枪一样，干脆利落，一二三四交代清楚，说完就走，绝没有一句废话。平时上下班，她一个人总是低头走路，有时腋下还夹一本书或者稿子，匆匆忙忙的，好像是去赶场，碰见谁都不打招呼，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曾经同在人文社领导班子里共事过的许觉民也在《记韦君宜》中评价她：为人正派，不整人，说话条理分明，有逻辑性，讲道理，不糊涂，更不“左”。唐达成在邢小群所写的《大彻大悟的韦君宜——唐达成访谈录》中说：“对君宜同志，我很敬重，性格耿直，不人云亦云。”事实上，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完全不“左”是不可能的。在1950年代早期批判萧也牧时，《中国青年》参与了。石湾在《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一书中写道：“当时，担任《中国青年》杂志主编的是作家韦君宜。遗憾的是，在她晚年的《思痛录》里没有留下反思有关《中国青年》加入错误批判萧也牧行列的文字。”顺便一提，丁玲也参与了萧也牧批判，晚年同样没有反思和道歉。
许觉民还写道：韦君宜的特点是除开会外，平时不大说话。她有一点异样之处便是一个人坐着会不停地自言自语，说什么因为并不发出声来，所以别人也不知道，看样子她一人说得很有滋味。说着忽而露出笑容，忽而又收去了笑容，接着两唇翕动不止。——这可能就是曾经的精神分裂留下的幻听幻视后遗症。她的这一特异之处，很多人都了解，换一个人如此，大家可能会发笑，但她是韦君宜，就没人会对此有任何不敬。她的持重、她的敬业，都让人敬重有加，即便她有一点异常，也不会招致任何轻浮玩笑的对待。
在工作之外，韦君宜把自己封闭得壁垒森严，这是一种安全的自我保护，而且能够令人敬畏。相比之下，丁玲则更有性情中人的可爱，她性格外露，能够跟青年交朋友，当年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的年轻作家们几乎都是她的“粉丝”加朋友，即便到了晚年，她还是希望保持与青年作家的友谊，以至于太过殷切说得太多，让一些青年作家无法消受。搞政治的人，不流露感情是安全的，也是必须的，但丁玲缺乏政治头脑和习性，惯于流露感情。在跟邢小群的访谈中，唐达成说韦君宜“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其实，韦君宜跟唐达成共事时还比较年轻，却给更年轻的唐达成留下“老干部”的印象，而丁玲却很少被视为“延安来的老干部”，充其量是“延安来的老作家”。
丁玲的个性和性情几乎是毫无遮掩的，她活得任情任性。尤其在1955年受批判之前，她太有个性和锋芒了，而且，她的个性和锋芒无不带着女人的任性。使丁玲在政治上遭殃的，就是她的个性，她在革命队伍里遭遇的冲突，很大程度上不是政治冲突，而是个性冲突。当然，也可以说，个性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是无所不在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已经严重地泛政治化了。在中国，几乎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做人问题，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唐达成说：“在我印象中，丁、陈（指陈企霞）是很傲气，经常否定人，比如他们看不起赵树理，这里面的确有一些情绪上的因素，因为赵树理是周扬肯定过的。”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写道：“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韦君宜这样认为是很自然的，丁玲那时确实是锋芒毕露，韦君宜跟丁玲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女性类型。韦君宜的中规中矩和下级服从上级的正确姿态，使周扬没有理由反感她；胡乔木也对她印象颇好，关键时刻乐于出手相助。而丁玲的不驯顺使她很难得到谁的翼护，她自己就是能在文坛遮出一小片天空的“翼”。
韦君宜和丁玲，是两种女性原型，丁玲是“作女”的典范，韦君宜是“圣女”的典范。张洁在纪念韦君宜的文章中，诅咒“操蛋的生活”的同时，却极其罕见地表达了对韦君宜的敬意：春节期间去医院看望她，虽然她已不能说话、不能听，但尚可认字，我在纸上写了“张洁感谢你”。那不仅仅是对她的感谢，也是对一种精神、一种精神的坚持的感谢。韦君宜曾动用上层“关系”支持过受打压的张洁。彭小莲曾经奉母亲之命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找韦君宜社长询问父亲彭柏山小说的出版情况：“韦君宜梳着短短的头发，抬起头严厉地看着我，目光里闪烁着老干部惯有的原则。这种时刻，我就变得极其愚蠢，我身上散发出的那份无法掩饰的散漫，一定让她感到讨厌。”韦君宜对彭小莲的严厉冷淡是很自然的。韋君宜尽管对彭小莲有点不以为然，对这件事却是认真负责的，她过后核实彭柏山情况，顶着压力把书出了。彭小莲特地解释：“我过去一直说韦君宜是有原则的老干部，言语之中没有任何贬义。没有，真的没有。”无论怎么解释，她和韦君宜都是完全不搭的两种女性类型，气味就不对。从大致的女性人格类型来讲，张洁和彭小莲都是丁玲的同类，而非韦君宜的同类。但是，这并不影响张洁和彭小莲对韦君宜的尊敬。异类可以尊敬，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但不可能做密友。
冰心在1991年7月21日和1991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分别写到韦君宜：“下午，看完一本韦君宜的《旧梦难温》，她知道许多人情世故，都出我意料之外。”“下午，看完了韦君宜的《海上繁华梦》，引起了许多旧事，这天情绪很不好。”一向以平和冲淡见长的冰心，因为韦君宜的书而内心掀起波澜，也是比较罕见的状况。在为人的定力上，冰心和韦君宜难分高下，但冰心属于闺秀派，而绝非老干部。冰心不是作女，也不是圣女，而是淑女。淑女的内心，显然比圣女柔和，比作女平稳。圣女和作女，大概都会对淑女的内心造成刺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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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和丁玲做派不同，一低调，一张扬；性情不同，一理性，一激情。具体到生活层面，她们也有很大的不同，韦君宜的生活更偏于抽象，或者说，她是没有生活要求的人，她好像从未享受过物质生活；丁玲则感性和具象得多，对于形而下的生活，她还是比较注重的。 丁玲在晚年回忆1930年代南京软禁生活的《魍魉世界》中，对于软禁初期的饮食等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屡屡令我惊讶：
只有稀饭，咸菜，不如那边旅馆里的丰盛。这里洗脸用具也没有，我只得用看守用过的一块脏毛巾；他们中有的人明显的是沙眼。牙刷是我离开家临走时带出来的，没有牙膏。我想，可能他们没有要我在这里久住的打算，所以这些全没有准备。
我只愁一日三餐的饭食真是难吃。米很糙，菜很差，每顿一点老韭菜，真正的牢饭可能会好吃点。没有零食，不吃又饿。有一壶粗茶，只有烟倒是好烟，看守都跟着抽，一天两听。我实在熬不过，清理了一下我的小皮包，里边还有四十来元钱。家里原来还有从良友图书公司刚拿到的二百元稿费，真可惜不知落在哪个混蛋手里了！我拿了五角钱叫看守替我买板鸭。好大一盆呵！摆在桌子上，大家都吃得很香，谁也不客气。就算我请客了。早晨，我要他们为我买咸鸭蛋或者松花蛋，或者好点的咸菜。
自从发现了可以买菜，慢慢又想到该买毛巾了，买肥皂、牙膏了。最后又发现我的旗袍已经不适宜，该换一件凉快衣服了。
在这样的困境中，她仍然是一个注重生活质量的女人，甚至还可惜着二百元稿费不知落在哪个混蛋手里了，好像不明白自己正作为一名政治犯而处于一种被拘押状态，对于物质生活应该有一个异于平常日子的期望值。这说明她的混沌和天真，对于这场严峻的政治灾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清醒的应对。冯雪峰也被捕过，在牢里几乎死去，但他硬挺了过来，甚至在没用麻药的情况下接受了胸部手术，简直就是一个“牛虻”。在《魍魉世界》中，丁玲总是把自己的被捕称作“吃官司”，也说明她认识上的模糊。在其他革命者的叙述中，似乎一被捕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即便对敌人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知道如何去斗智斗勇。而丁玲却说，别人吃官司总还有家里人可以送送牢饭吧。言外之意是，她被秘密软禁，比坐牢的还苦还亏。事实上，真正的牢饭比这还要难吃。其他革命者会着重去写自己如何与敌人斗争，而不会写这些凡夫俗子的生活细节。何况，丁玲这段历史原本就是遭到质疑的，她更应该懂得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对自己没好处的绝对不要去写。但是，正因为她写了，说明她是个坦白的人。我相信，丁玲写的正是她的真实感受。
丁玲后来写自己在解放区的生活时，也会详细地写吃什么、穿什么，比如，她在村子里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陈明怎样调剂她的生活，一件皮袄如何改制给儿子穿，等等。再后来写“流放”经历时，丁玲仍然会写到日常的物质生活，比如，在山西樟头村如何安排吃住等。并非丁玲就是一个贪吃贪穿物质要求多么高的女人，而是，在她看来，这是生活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内容，写出来也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她是信笔写出来的，如果刻意不让她去写，可能会破坏她浑然天成近乎本能的写作心态和状态，使她不知如何去写了。她后来去写过先进人物，虽然得到领袖的首肯，但就文学水准而言，实在不能算成功之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那是在她固有的写作心态和状态之外的写作。
把人放置到日常，如同把植物种植到土壤。只有这样，人才能立起来，鲜活起来。无论多么宏伟的生活，都是包含着日常生活之因子的。日常的细节可以反映出宏伟生活的基本肌理。所有的存在最终其实都要始于日常，日常是一切生活的基础。作家的写作要包含日常，要及物，才能有细节，有血有肉，可触可感。包含日常，这是丁玲的写作优于其他革命文学的地方。即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宏大叙事，丁玲依然写得有日常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革命文学写作（包括新时期出现的革命回忆录）多是摈弃日常的，已经形成一个类似于“三突出”的叙述模式。在此，我要特别提一提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它在革命时代政治主导的生活场景里引入日常，别开生面，打破了关于延安固有的叙述模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韦君宜的《思痛錄》中写到延安抢救运动中的艰难时日，是把个人生活中的伤痛一笔带过的：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丁玲身上，她肯定不会简单带过的，所有感性的东西，她会一一复活，诉诸笔端。这几乎是一个优秀作家的本能。
韦君宜说过，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这也与丁玲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有所不同。也许，韦君宜更具备党的文艺干部的素质，而丁玲更是个作家。
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说：“平常的生活小事我妈从不在意……她从来是把工作，把需要做的事情（如写作）放在第一位，吃穿都看得很轻，有时候扣子掉了一个，来不及缝就上班去了。”还有人回忆：她永远梳着齐耳短发，戴一副白边眼镜，身穿蓝色或灰色的干部制服。她从不刻意打扮自己，甚至可以说“不修边幅”。当然，如果遇到重要场合，她也会穿一身白底蓝花或者蓝底白花的旗袍，显示出知识女性特有的品位。然而关于她的着装，出版社里不断有人讲她的笑话，说她忙忙碌碌赶来上班，衣服扣子扣错了眼儿自己都不知道等等。她后来写的回忆中，也谈到曾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因为着装马虎而受到妇联领导人康克清的批评。她其实是一个专注于工作的人，不拘小节。
丁玲则不同，她虽然生活能力不强，也不是一个特别讲究的女人，在穿着方面算比较朴素的，比如，在上海时，她不穿上海女人爱穿的旗袍，而喜欢穿裙子，她去见鲁迅穿的就是裙子；在延安时，她讨厌妖里妖气，总是穿着干部服，陈明说她朴实无华——当然，部分原因也在于干部服是光荣的象征。但总体上，她还是属于生活型的人，到晚年对穿着仍然在意，她的晚年秘书王增如就写到过她如何对比和选择毛衣。在生活的讲究方面，韦君宜更有无产阶级的风范，丁玲尚有一点小资情调，虽然她们的家庭背景是相反的。
冯雪峰在物质生活上跟丁玲更是不同。冯雪峰是出名俭朴的人，对物质生活几乎毫无要求，能活下去就行。这或许也是二人不能走到一起去的细小原因之一。
日常生活大于一切，这近似于女人的本质。日常生活欲求是难以超越的，民以食为天，革命固然重要，但生活也不能不要。这就是女人。看看延安的革命者们挖空心思打牙祭的喜悦，就明白这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而王实味对等级制的不满，也包含物质等级在内。这就是人。理解了这些，也就理解了丁玲为什么在五十年后还能那么细致描写被拘期间的日常生活。丁玲会这样写，也说明她虽然革命了一辈子，但到老仍不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和敏感度的共产党员，不是一个生活如铁板一样僵化的革命者，否则，她不会不懂得在这些地方拿捏分寸，机巧规避。 丁玲之所以如此，可能也跟软禁的特殊状态有关。如果是在监狱里，非常的生活环境，会使她拿出非常的毅力来应对。而在软禁中，居家生活表面上是正常的，给人一种正常生活的错觉，她自然会有正常的生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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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是思想型的作家，丁玲是感受型的作家。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说：“我妈有一个跟别的作家不同的地方，一般讲形象思维的人不大擅长逻辑思维，而她是两者兼而有之，她可以算是学者型作家，对哲学有一种持久的兴趣。”杨团还说：“我妈妈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很执着。如果她选择了哲学，她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她选择了科学，她可以做科学家，她做什么都可以做好，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丁玲则完全不同，她只能当作家，由文学的范围往外推延一点，还可以当文学编辑，而当文学领导就勉为其难；超出文学这个领域，就更是捉襟见肘了，尤其不是搞政治的材料。
但是，丁玲的心却比韦君宜强大。韦君宜的女儿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一文中写母亲：1966年8月她从河南四清前线刚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不让回家被拉走批斗而精神失常。她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整三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杀……杨团还写她的弟弟杨都都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天未归家。母子俩的精神失常，不知先后，也不知有没有因果关系，总之，都是巨大的悲剧。顺便一说，韦君宜顽强的毅力，在这个儿子身上体现得非常令人敬佩。杨都都患上精神病再也上不成学，韦君宜后来为了给儿子补课，硬是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每个星期天跑图书馆借阅和备课，回来再给儿子上课，把初中课程补完了。丁玲的母爱也很伟大，尤其体现在对蒋祖慧（与冯达所生的女儿）的不离不弃上。但是，她好像很难为谁这样奉献，她的一生，基本上是别人为她的奉献大于她为别人的奉献。
韦君宜在政治运动中几度精神崩溃，丁玲的处境比韦君宜恶劣得多，精神的堤坝却从未完全崩溃过。无论在南京软禁还是在秦城监狱关押，无论是被国民党囚禁还是被共产党囚禁，她都没有发疯。尤其在1950年代被从高堂打入地狱之时，她有足够的理由发疯，但她跟陈明约定：第一，不死；第二，不疯。她果然做到了。之所以会有这一约定，说明她对自己是有过担心的，但她挺住了，没有被自己的担心得逞，没有让自己失望。这得益于她在延安审干、整风和抢救运动中的“试炼”，得益于她强大的灵魂，更得益于她强韧的性格，比如，她被捕了，还在想着二百元稿费不知便宜了哪个混蛋，还说：现在是吃官司……难道死了不成……可见湖湘女子的性格，简直有男人一般的混不吝。
韦君宜的崩溃，与她的心性和革命历程中的内心淤积都有关系。抢救运动中韦君宜已经精神崩溃，直到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脱帽致歉，宣告抢救运动收场，她才缓过劲来，选择原谅，重拾信仰。毛泽东道歉之后还说：“经过‘抢救运动’，你们今后就不会轻易地、盲目地整人了。”
许觉民写道：“‘文革’初，韦君宜神经系统出了毛病，在一次大会批判后，她的病情立即加重，将一粥锅套在头上说是要去游街了；她又将厕所内用过的便纸一一收叠，说这是交代材料不可丢。看来已神志失常，无法再参加这一场大革命了。自1966年9月起，她就病倒在家，一直到1969年将下干校时，她的病情见有好转，才又回到了‘牛棚’。她病倒的三年中，恰好是‘文革’汹涌。她未能参加，这是她的不幸还是幸事，我不知道。——许觉民这句‘塞翁失马’的话，我也有同感。”韦君宜的精神疾病可能是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这个自我保护的精神机制是自带但不自觉的，运动一来，她就躲进自己的精神病，如启动了一个自我保护程序，精神病成了她的“避难所”。灰娃的精神病也属于这种情况。当外在压力减小，自我保护的机制就会自动退却，她们就可以恢复正常。丁玲的神经过于强悍，反而失去了这一可能的庇护。白朗则再也没有从这一“避难所”里面走出来。
韦君宜的精神失常，更与她的信仰危机有关。导致她精神失常的精神困厄，与促使她写下《思痛录》的精神力量，同出一辙。韦君宜太认真，单一人格，不太变通，没有任何游戏人生的洒脱。丁玲的性情洒脱一些，人生态度也相对变通，尤其晚年，呈现出两面人格，所以，就算内心矛盾纠缠，她也不会太想不开以至于精神短路，但同时，她也没有太严厉的自我拷问。
韦君宜“文革”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有人评价她有胆识、肯担当，也有谨小慎微的时候。
唐达成回忆，1986年在延安遇到韦君宜，她向地委的同志仔细地询问延安经济、生产、生活方面的发展变化，因为，她“文革”时到过延安，对饥民的印象深刻，为老区人民心酸，现在一定要明明白白地知道，老区人民是不是解决温饱了。她同时也在仔细观察和证实。她是真心实意关心民间疾苦的。唐达成还提到，韦君宜在南宁开会时，看见情杀、凶杀、强奸、少女遭魔掌这样的小报摆在门口，很生气，但她在文章中写，仔细一读，也不像想象得那么糟糕，只是题目耸人听闻罢了。——其实就是现在的所谓“标题党”。韦君宜表示，这样的东西也会有读者需要，虽档次不高，但用不着禁绝，多出好作品把读者争取过来就是了。唐达成由这件事看出，韦君宜看问题客观、实事求是。这两件事，都体现了韦君宜做人做事的扎实，这也是她可敬的原因之一。
但是，韦君宜并非铁板一块，只有原则。“韦老太本来就和周扬的关系好”“韦老太紧跟乔木”，这也是周围人的共识。杨桂欣在《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中写，有一次，杨桂欣到韦君宜家里去请示工作，刚进家门，她便冲杨桂欣说：“周扬可不能反啊！”杨桂欣当即回答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反周扬？……批评周扬的过错就不行吗？你能说周扬没有缺点和错误吗？”《周扬文集》的出版是韦君宜亲自向周扬约的，在是否收入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时，韦君宜和编辑们发生了分歧。此文是1957年周扬在文艺界吹响反右号角和坐实“文化沙皇”称号的报告，有人回忆周扬作报告时是“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韦君宜后来在《思痛录》中也说是“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编辑们认为此文应该收入文集。但是韦君宜说周扬本人不同意，她也坚决不同意，“韦老太并不和我们理论，她说文章不收，那就是定案，谁争也没用”。尽管李昕讀了《思痛录》之后，为韦君宜当时不收此文找到了一个注脚，就是其中包含着领导的意思，但这其实构不成真正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在于韦君宜的感情立场和现实权衡。这一借口，周扬用得多了，包括在打倒谁、不打倒谁这样的事情上，反正，这都是无法证实，也很难证伪的。 就是这样一个维护周扬的韦君宜，在周扬因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受到批评时，同情他，却不敢对他有所表示。有一次，周扬问韦君宜对他遭到的批判有什么看法，韦君宜以不懂“哲学问题”为由，违心地把问题推开了，但心里却一直十分不安。这个回答使周扬伤感，他后来对人说，韦君宜别的都好，就是“是非不分”。韦君宜听到周扬这样评价她，很受刺激，直到从人文社社长兼总编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她才在《思痛录》中自剖：“我还是那个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的，而在他面前做世故性的表态的我，却是虚伪的！”
韦君宜是外冷内热的热水瓶性格，从不对人打开心胸，李昕写韦君宜：“并不对我们解释什么，只是让我们照她说的去做。她的干脆利落、永不拖泥带水的性格，使我们不能更多地了解她的想法乃至她的苦衷。”韦君宜的继任者陈早春也说“韦君宜是一个谜”。李昕还表示：韦君宜究竟是开放还是保守，是勇敢还是怯懦，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唯上”还是“唯实”？很长时间里她一直没有弄清楚。韦君宜的大半生是压抑的、背离自我的，她一直是在用“超我”活着，直到写出《思痛录》。李昕说：“读了《思痛录》，我发现自己需要重新认识韦老太。我原先要猜的谜，在这里全部破解。”
6
1986年初，韦君宜六十八岁退休，同年四月，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一次作品评论会上，突发脑出血，导致右半身偏瘫。但韦君宜的意志和毅力实在惊人，有人说她在病床上就开始用瘫痪的右手练习写字，还有人说她用颤抖的左手写字，总之，她用不听使唤的手居然写了不少东西，最重要的是完成了生命之书——长篇回忆录《思痛录》。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一文中介绍，《思痛录》中最珍贵的、韦君宜看得最重的前八章，从《抢救失足者》到《文化大革命拾零》，是她从1976年就开始写起的，大约在1983年基本完成。1986年深秋的一天，韦君宜偶尔从康复院回来，说自己不行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完了，要立遗嘱。而她遗嘱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思痛录》的交代，她生怕自己完不成了。可见，她是把它当作拿不出来便死不瞑目的作品来对待的。《思痛录》几经周折，终于在1998年出版，那时韦君宜已成植物人了。但总算，她的心血在她的生命体尚存时呈现到了世人面前。韦君宜在病后还写了《思痛录》的姐妹篇——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1993年完成，1994年出版），这两本书可以作为互文来看待。
写作《露沙的路》也是她平生夙愿，但多年行政工作使勤奋多才的她硬是腾不出时间，直至病倒后，她才无牵无挂地单纯面对自己的写作了。尽管手已不听使唤，但脑子还有一部分管用，像织茧一样慢慢写，总有写完的一天。非凡的意志力，决定了韦君宜的非凡。多少人尤其是老年人，重病之后会放下一切享受生命，韦君宜却是反其道而行，更加催促自己把想写的东西赶快写下来。如果不写下来，她就觉得自己白活了，白受了，她就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她就对自己一生没有交代；而且，不只是她，是那一代人，包括她的丈夫杨述，她要把一代人精神的白骨和丰碑放置于前行者的路上。
韦君宜原本以为自己是屠格涅夫的《门槛》当中那个殉道的圣徒，而当她终于发现自己是“傻子”时，是有多么泣血锥心之痛！
她也曾“左”过，也曾试着以革命之路必然艰难复杂来摆平自己的思想矛盾，但她越来越不能接受：明明已经犯过同样的错，为什么还不吸取教训，还要继续错下去，还要将荒谬进行到底！韦君宜背负着精神的十字架沉痛反思是在“文革”中，大彻大悟是在“文革”后，“文革”经历真正教育了她。不寫出来，她就放不下那个十字架。韦君宜的精神崩溃也是在“文革”中，她的精神是在触底之后反弹上升的，精神病其实是给了她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人在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往往需要异常的外在的触动，比如彭小莲、李南央、戴晴、杨团等女性，她们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摆脱禁锢，出现几乎与前一代断层的解放，与她们的留学背景是分不开的，留学使她们能够从另一个纬度来审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多种视角的交汇和激活造就了她们的思想体系。
可以说，韦君宜有了这本《思痛录》，其他作品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我这种观点，正是使丁玲1950年代获罪的所谓“一本书主义”。但事实如此。
丁玲与韦君宜，本来大半辈子都没有多少交集，但因为有了这本《思痛录》，韦君宜就经常被研究者拿来与丁玲作对比了。对比的结果通常是：韦君宜是晚年勇于反思的觉悟者，丁玲是晚年更加保守的“左派”。这种结论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肯定是失之简单。
韦君宜是2002年去世。丁玲是1986年初去世，当时韦君宜还没有退休，《思痛录》还没有完成，更没有亮相。所以，她们所处的思想解放的气候是不同的，不能忽略了这个时间差。
丁玲缺乏反思之作，是另有隐衷。好多人说，丁玲晚年已经平反了，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为什么思想还不解放？这种说法实在是对于丁玲处境的想当然评判，而事实上，1980年1月25日中央下发的丁玲平反文件中，只是对她1950年代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平反，1930年代被捕软禁的历史问题并未平反，留下了“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这一结论。这个“尾巴”的保留，与周扬的阻力是有关系的。这个结论不仅要放入丁玲的档案，还要放入丁玲子女的档案。丁玲的晚年，没有不知情者想象得那么舒心。否则，她不可能当1984年终于盼到历史问题的平反时，说了一句话：“我可以死了。”
文坛对于丁玲晚年的认识普遍有所失察。高华先生是体谅和理解丁玲的，她在《能不说丁玲？》中写：“她（丁玲）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玛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的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有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丁玲在‘文革’后极‘左’，站到了与周扬相反的位置上。其实我个人觉得，丁玲的‘左’，不过是她的一种复仇的方式而已。”他也知道周扬对于丁玲的“副作用”：“周扬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极‘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但同时，高华先生又说：“可是当80年代复出后，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已蔚为潮流，‘丁、陈反党集团案’也被彻底平反，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高华先生其实已经指出历史问题及周扬的挤压如何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晚年丁玲，却又说“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就是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影响之认识不够，更没有意识到丁玲的“努力表现”与“争取历史问题”的平反之间的关系。
丁玲并非不觉醒，她只是没有写出来。晚年有两个丁玲存在：一个负责思考，一个负责发言。信仰问题对于她来说，并不比历史问题和文坛矛盾更吃紧。到了最后，有些思索她是放弃了：已经绑在这辆战车上了，荣与辱，都是它给的，还是选择不揭伤疤，做实事、向前看吧。她没有料到，在她身后，思想解放的潮流更加风起云涌，甚至出现了《思痛录》这样的反思之作，而后世衡量她们时，会更加看重反思这一因素。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3月7日，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座谈会举行。丁玲本来是要在会上做重点发言的，现在来不了了。会议主持人韦君宜首先请大家起立，为丁玲默哀一分钟。韦君宜献给丁玲的挽联是：早岁慕英名女人郁积重重因君一吐，比年得顺境何事忧心忡忡令我三思。韦君宜所谓的“早岁”，应该是指丁玲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时。韦君宜不明白丁玲晚年“何事忧心忡忡”，显然只是修辞，她不会不明白的。
把丁玲与韦君宜两个不同类型的女性放在一起比较，我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女性能量守恒、收支平衡的结论。你有多少个性张扬的痛快，就制造了多少对准自己的箭镞，就要拿出多少不快的心耗来抵挡，最终，正负相抵了。韦君宜比较收敛，所以不会树敌那么多，最终可以彻底放下、反思。丁玲有太多是非恩怨掣肘，形而下的纠缠制约了她形而上的思考，放不下的包袱使她的头脑解放也受到了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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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04年生人，韦君宜1917年生人，丁玲比韦君宜大十三岁。但是，后人隔着时空把她们放到一起比较，直感却是韦君宜更老成。老成不是年岁问题，是性格问题。论资历，丁玲老过韦君宜。论名气，丁玲大过韦君宜。但論晚年评价，韦君宜好过丁玲，尤其在知识界。
韦君宜是清华大学的才女，家境优渥，父亲已为她拟好出国深造的锦绣前程，但她决然放弃，清华肄业，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韦君宜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十八岁成为中共党员，因为，共产党抗日。“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这是韦君宜晚年回忆录《思痛录》中的一句话。她说，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民主与自由。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无疑，韦君宜是有“一二·九”情结的，她1986年脑出血前正忙于编写一二·九运动史。韦君宜为什么频频回望“一二·九”？有人评价：不单是青春的缅怀，那里保存了他们革命信仰的初心，纯洁的、革命的情怀。
韦君宜是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去延安的，当时有一大批民族精英怀着单纯到透明的时代感情去了延安。她的《思痛录》中提到，有些在美国卓有成就的华裔科学家是清华同学中的二流，一流的去了延安。作为清华大学一流的学生，韦君宜每言及此，自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但她并非遗憾自己没出去，而是不能不自问：这些一流的，在国内又做出了什么呢？她大概非常害怕答案是：无非经受了一些政治运动的历练而已。可是，当去国发展的杨振宁听说中国是全凭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原子弹时，不能自已地哭了，他遗憾的是：自己当时不在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与母国又痛又爱、欲迎还拒、欲拒还迎的关系，岂是一个去留的选择那么简单！无论政权如何更替，祖国总是祖国，这注定了他们的挚爱与痛楚的纠结。
韦君宜的革命热情第一次受挫是在1943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从陕北基层学校到党团机关，没被划为特务的已是少数，耸人听闻，人人自危，绝大多数是冤案。当组织上决定韦君宜的丈夫杨述也是特务时，韦君宜晚年在《思痛录》中回忆：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申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她答应去劝说杨述承认自己是特务。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说，我妈说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她失望了，非常后悔，心里就想离开延安了，真的不革这个命了，不跟共产党走了。……什么时候缓过点儿劲来呢？就是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的那个“举手礼”，大家就原谅了。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写抢救运动：一个叫丁汾的女孩，父亲是国民党专员，抢救运动中被打成了特务，甄别后的平反大会上，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韦君宜听到这话是“心惊胆战，如冷水浇头”。她说，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又把她逮捕起来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韦君宜的担心，是一个屡历政治运动的人的担心，与其说是当时对这个女孩子未来的担心，不如说是几十年后一个过来人的总结。
丁玲是1937年到延安的。韦君宜是1939年到延安的。在1938年来延安前夕，韦君宜的未婚夫、清华同学、革命同志孙世实不幸牺牲，年仅二十岁。丁玲的第一任丈夫胡也频是在1931年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这一点，二人是相同的，都曾为革命牺牲过爱人。
尽管带着个人感情的创伤，韦君宜到延安时，仍然算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子，接近于一张白纸。而丁玲已经为人妻母，并被国民党软禁过三年，个人历史已经相当复杂。
韦君宜受到爱人牺牲的强烈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她满心以为来到延安可以疗伤，到延安后也确实感觉到许多美好，但抢救运动使她再度精神崩溃，并患上严重的美尼尔氏症，一度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到延安参加过革命的女作家没几个，但在这有限的几个当中，白朗在抢救运动中陷入精神分裂，“文革”中加重，终生未愈；灰娃抢救运动时年纪尚小，没有成为直接受害者，但也受到极大的精神刺激，“文革”中精神分裂。
丁玲到延安后曾经斗志昂扬，比韦君宜风光和耀眼得多。经历了1940年的历史问题审查，丁玲的兴奋期过去了。1942年丁玲写作《三八节有感》，一度处于风口浪尖，整风后开始收敛和低调。但1943年的抢救运动对于丁玲来说，仍比韦君宜严峻多了。一是她的历史更复杂，二是她在延安比韦君宜招风得多，三是《三八节有感》已经受到批评。可以说，丁玲比韦君宜有更多机会发生幻灭和动摇，也更有理由精神分裂，但是，丁玲挺住了。丁玲与其说得益于比韦君宜更为强劲的精神意志，不如说得益于她性格当中豁达洒脱或曰混不吝的一面。对相同境遇的应对，可以看出各人人格结构的不同。相比之下，韦君宜是一个更较真的人，所以，容易钻牛角尖，以至于发生精神短路。丁玲的非凡在于她从来没有彻底崩溃过，尽管，步步惊心的无休止的交代曾经使她的精神短暂崩溃，受迫害狂似的杜撰自己的历史，竟至承认自己是特务。
韦君宜参加革命，纯粹是出于理想，而非个人遭际使然。丁玲参加革命，有理想的成分，也有个人出身和生活遭际的驱动力，她是一个被压迫者，有反抗的需求。因为韦君宜的革命有太多理想主义色彩，所以她更加目下无尘，一旦发现革命中存在与自己理想相抵牾的地方，就会难以接受，以至于精神短路。丁玲选择革命相对来说现实主义一些，她是在与革命者有过长时期的接触，爱过某些革命者，也对某些革命者不以为然之后，选择了革命。她的革命选择相对来说是深思熟虑的，她的革命之路相对来说是循序渐进的。因为她的革命激情相对来说并不那么理想主义，所以，对于某些问题容易接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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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感慨韦君宜一生之丰富多元：天真闺秀，清华才女，激进学生，知识女性，党刊主编，“五七”战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资派”，胖胖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病床上的干瘪老妪……事实上，这还不足以囊括韦君宜之丰富多元，至少，缺了个人感情这个元素。在1949年后接触过韦君宜的人对她的形象勾勒中，个人感情这个选项，似乎应该是被天然摒弃的，年轻恋人孙世实的牺牲，不过是遥远的绝唱。这一点丁玲就截然相反，她的私情，总是被津津乐道，甚至成为标签化的东西。首先，她的感情史确实丰富复杂，使人难以忽略；其次，她的老妻少夫的婚姻在1949年后跟她接触的人眼里，依然是醒目的；再次，她的性格比较外向，不会使人感觉有讳莫如深的必要，包括她本人，对于自己的情感历史也不是特别避讳，当然，她避讳也没用，她给冯雪峰的《不算情书》，在30年代就因她的突然被捕而公开发表了。 对于韦君宜这样的一本正经一板一眼的人，“为尊者讳”，几乎是所有跟她打交道者的自觉选择。她与第三者的形象大相径庭，与“小三儿”这样的身份更是天然绝缘。但在她的《思痛录》出来之后，著名女经济学家冯兰瑞却忍无可忍地指出：自己在延安时之所以与魏东明离婚，根本不是因为韦君宜所说的抢救运动，而恰是因为韦君宜充当了自己和魏东明之间的第三者。
据冯兰瑞《韦君宜的谎言》（曾以《“真话”中的谎言》为题刊于《开放》2006年11期）一文，魏东明原名杨戊生，与韦君宜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因韦君宜被称为“小魏”，为了追求韦君宜，杨戊生改名为魏东明，称为“老魏”。“1940年之前，她先是与魏东明初恋，随后则移情别恋孙世实；孙不幸牺牲，1940年她嫁苏展；去晋西北途中经过绥德时与杨述关系不正常，又记在日记上，不慎让苏看见，提出与她离婚，自己去了晋东南；离婚后小魏同康琳回到延安，旋即致力与魏东明的婚外情；因之被党组织调往绥德，却又立刻嫁了杨述（1941年）。”——这是冯兰瑞的概括，这一切发生在五六年的时间内。须知，冯兰瑞也是颇有威望和公信力的人，因为关系特殊，其叙述或带有情感色彩，但凭空胡说是不太可能的。韦君宜在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写到露沙第一任丈夫宋安然，原型即苏展，小说是写她匆忙与英俊的宋安然进入浪漫的婚姻，却因文化和志趣不相投而离婚，宋安然被塑造为一个不太正面的角色。这与冯兰瑞所说的有一点出入。
无论如何，韦君宜到延安之后，还是主动追求过爱情的。冯兰瑞是1940年元旦和魏东明结婚的。据冯兰瑞的描述：婚后不久，韦寄诗祝贺，语义缠绵，恋恋不舍。魏东明解释说，两人虽曾恋爱，事情已经过去，我没有怎么太放在心上。想起曾见到韦君宜在《新华日报》发表过文章，悼念她遭日机轰炸遇难的爱人孙世实，以为这事确已过去，可以不必在意了。
1940年初，苏展和韦君宜结了婚，一起去晋西北。秋冬，韦君宜给魏东明来信，说要上前方，如果她牺牲了，要“借他的生花妙笔为她写传”，魏东明把信念给冯兰瑞听了。不久，韦君宜却回到了延安，已经和苏展离婚。冯兰瑞写道：“出乎意外的是，有一天韦君宜忽然推门进入我的宿舍，在窗前一只凳子上坐下，开口就说她同魏东明是清华同学，老魏是她初恋的爱人，现在还是爱她的。我大吃一惊，反驳说，不对，他是爱我的，不然，他为什么同我结婚？她辩解说，老魏更爱她。他们应当结合，我应当离开老魏……事情突如其来，而我十分幼稚（二十岁），没有处理诸如此类的事故的经验，只觉得受到欺负，受到委屈，面对这样一位年长者滔滔不绝的说辞，除了哭泣之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大概她觉得谈不下去，就站起来走了。”
冯兰瑞是1920年生人，比韦君宜小三岁，阅历不如韦君宜，气场看来也没有韦君宜强大。当时冯兰瑞已怀孕，本能地为孩子着想，加上魏东明对冯兰瑞说“她胡说，你不要理她”，并对冯兰瑞百般安慰，冯兰瑞就想，为了孩子，忍了。但是：“产后第三天老魏前来探视，不是独自来而是带着小魏双双同来。两人满面春风，小魏穿着时髦，更是得意非凡。我不禁寻思她此来是探病，还是特为显示她的成功和我的失败？当面我尽量克制，两人走后心力交瘁，旋即休克。……和许多无奈的母亲一样，为了孩子，我选择委屈，争取和老魏维持家庭关系。我因此给中央青委宣传部长蒋南翔写了封信，向组织求助。……青委决定将小魏调开，让她去绥德。”后来冯兰瑞得知：韦君宜这段时间常常大白天跑到中宣部去和魏东明幽会，她还曾为魏东明堕胎——“为魏东明”属于推测；但如若不是，事情就更加难解……但我当时还未得知，只是奇怪韦君宜何以那么勇敢。
韦君宜调去绥德后，和魏东明往来中断，很快跟杨述结了婚。冯兰瑞写：“老魏因此对我非常不满，说我破坏了他同小魏的关系，跟我大吵大闹，从此撕破脸皮，家庭破裂。只因老魏倒打一耙胡搅蛮缠，我终于悟到委屈难以求全，这才给党组织打报告，请求批准离婚。离婚后，冯兰瑞一个人带孩子很艰难，女儿三岁时不幸夭折。”
这段往事，对于冯兰瑞当然是伤痛和愤懑。但由此看来，韦君宜和魏东明之间确实是有过真爱的。韦君宜曾追求真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正视之，才能更加看出韦君宜形象的立体真实。
韦君宜追求爱情的勇气，确实令人惊叹和意想不到，恐怕在1949年以后跟她共事过的人，尤其她的下属，都无法想象她还有这样一段过往。即便知情者，也不会有人拿她这一点说事，而是本能忽略。有的人的伤疤，她不遮别人都想给她盖起来；而有的人的伤疤，她想遮都会有人给她揭开来。这就是人之不同类型的必然体现。在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丁玲的私生活也是被人揭批的一個方面，而韦君宜就不会遭到这种对待。当然，韦君宜的遭遇相比之下也好一些，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未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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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的有惊无险、稳中求进，跟她的及时调适是有关系的。丁东评价：“她的理想主义还是占了上风，她看到了很多痛苦的东西，她还总是用她理想主义的东西来纠正自己痛苦的东西，否则她也不可能在解放以后一直走到高干的位置上。”韦君宜基本上保持了她的正直，但是，她曾经更加正直。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谈到，在反右斗争前鼓励“大鸣大放”时，她在作协的鸣放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为丁玲、陈企霞的所谓“反党集团”事说过几句公道话。韦君宜的这一次正直勇敢之举，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55年，康濯曾写材料揭发丁玲，因此受到作协重用。但到1957年鸣放期间，风向转了，丁玲眼看要翻案，康濯又调整姿态，洗刷自己，被郭小川认为“令人作呕”。不久，风向再次逆转，康濯又再度调整姿态，做了一个更加严厉的批判丁玲的发言，韦君宜当时不顾压力，“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韦君宜纯属“打抱不平”，却因此挨批，并差点戴上帽子，幸得胡乔木说情，才只是到农村去改造了一阵而已。但是，据许觉民回忆，从此之后，她就“沉默少语，遇事不敢决断”（许觉民《记韦君宜》）。
丁玲和韦君宜的不同际遇，除了她们的出身和经历不同，还与她们的个性不同有很大关系。不同的个性和行事风格，决定了她们不同的社会形象。 据共事过的人回忆，韦君宜有股威严，没有亲切感，令人敬畏，“冷”得无法接近，李昕作为年轻部下甚至不敢问候她。韦君宜总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工作起来也确实是公事公办不打折扣。李昕在《本色韦君宜》中回忆：她似乎不大喜欢与人交流，如果不是谈工作，她从不与人聊天、拉家常。她谈工作，总是直奔主题，说话很快，像打机关枪一样，干脆利落，一二三四交代清楚，说完就走，绝没有一句废话。平时上下班，她一个人总是低头走路，有时腋下还夹一本书或者稿子，匆匆忙忙的，好像是去赶场，碰见谁都不打招呼，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曾经同在人文社领导班子里共事过的许觉民也在《记韦君宜》中评价她：为人正派，不整人，说话条理分明，有逻辑性，讲道理，不糊涂，更不“左”。唐达成在邢小群所写的《大彻大悟的韦君宜——唐达成访谈录》中说：“对君宜同志，我很敬重，性格耿直，不人云亦云。”事实上，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完全不“左”是不可能的。在1950年代早期批判萧也牧时，《中国青年》参与了。石湾在《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一书中写道：“当时，担任《中国青年》杂志主编的是作家韦君宜。遗憾的是，在她晚年的《思痛录》里没有留下反思有关《中国青年》加入错误批判萧也牧行列的文字。”顺便一提，丁玲也参与了萧也牧批判，晚年同样没有反思和道歉。
许觉民还写道：韦君宜的特点是除开会外，平时不大说话。她有一点异样之处便是一个人坐着会不停地自言自语，说什么因为并不发出声来，所以别人也不知道，看样子她一人说得很有滋味。说着忽而露出笑容，忽而又收去了笑容，接着两唇翕动不止。——这可能就是曾经的精神分裂留下的幻听幻视后遗症。她的这一特异之处，很多人都了解，换一个人如此，大家可能会发笑，但她是韦君宜，就没人会对此有任何不敬。她的持重、她的敬业，都让人敬重有加，即便她有一点异常，也不会招致任何轻浮玩笑的对待。
在工作之外，韦君宜把自己封闭得壁垒森严，这是一种安全的自我保护，而且能够令人敬畏。相比之下，丁玲则更有性情中人的可爱，她性格外露，能够跟青年交朋友，当年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的年轻作家们几乎都是她的“粉丝”加朋友，即便到了晚年，她还是希望保持与青年作家的友谊，以至于太过殷切说得太多，让一些青年作家无法消受。搞政治的人，不流露感情是安全的，也是必须的，但丁玲缺乏政治头脑和习性，惯于流露感情。在跟邢小群的访谈中，唐达成说韦君宜“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其实，韦君宜跟唐达成共事时还比较年轻，却给更年轻的唐达成留下“老干部”的印象，而丁玲却很少被视为“延安来的老干部”，充其量是“延安来的老作家”。
丁玲的个性和性情几乎是毫无遮掩的，她活得任情任性。尤其在1955年受批判之前，她太有个性和锋芒了，而且，她的个性和锋芒无不带着女人的任性。使丁玲在政治上遭殃的，就是她的个性，她在革命队伍里遭遇的冲突，很大程度上不是政治冲突，而是个性冲突。当然，也可以说，个性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是无所不在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已经严重地泛政治化了。在中国，几乎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做人问题，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唐达成说：“在我印象中，丁、陈（指陈企霞）是很傲气，经常否定人，比如他们看不起赵树理，这里面的确有一些情绪上的因素，因为赵树理是周扬肯定过的。”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写道：“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韦君宜这样认为是很自然的，丁玲那时确实是锋芒毕露，韦君宜跟丁玲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女性类型。韦君宜的中规中矩和下级服从上级的正确姿态，使周扬没有理由反感她；胡乔木也对她印象颇好，关键时刻乐于出手相助。而丁玲的不驯顺使她很难得到谁的翼护，她自己就是能在文坛遮出一小片天空的“翼”。
韦君宜和丁玲，是两种女性原型，丁玲是“作女”的典范，韦君宜是“圣女”的典范。张洁在纪念韦君宜的文章中，诅咒“操蛋的生活”的同时，却极其罕见地表达了对韦君宜的敬意：春节期间去医院看望她，虽然她已不能说话、不能听，但尚可认字，我在纸上写了“张洁感谢你”。那不仅仅是对她的感谢，也是对一种精神、一种精神的坚持的感谢。韦君宜曾动用上层“关系”支持过受打压的张洁。彭小莲曾经奉母亲之命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找韦君宜社长询问父亲彭柏山小说的出版情况：“韦君宜梳着短短的头发，抬起头严厉地看着我，目光里闪烁着老干部惯有的原则。这种时刻，我就变得极其愚蠢，我身上散发出的那份无法掩饰的散漫，一定让她感到讨厌。”韦君宜对彭小莲的严厉冷淡是很自然的。韋君宜尽管对彭小莲有点不以为然，对这件事却是认真负责的，她过后核实彭柏山情况，顶着压力把书出了。彭小莲特地解释：“我过去一直说韦君宜是有原则的老干部，言语之中没有任何贬义。没有，真的没有。”无论怎么解释，她和韦君宜都是完全不搭的两种女性类型，气味就不对。从大致的女性人格类型来讲，张洁和彭小莲都是丁玲的同类，而非韦君宜的同类。但是，这并不影响张洁和彭小莲对韦君宜的尊敬。异类可以尊敬，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但不可能做密友。
冰心在1991年7月21日和1991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分别写到韦君宜：“下午，看完一本韦君宜的《旧梦难温》，她知道许多人情世故，都出我意料之外。”“下午，看完了韦君宜的《海上繁华梦》，引起了许多旧事，这天情绪很不好。”一向以平和冲淡见长的冰心，因为韦君宜的书而内心掀起波澜，也是比较罕见的状况。在为人的定力上，冰心和韦君宜难分高下，但冰心属于闺秀派，而绝非老干部。冰心不是作女，也不是圣女，而是淑女。淑女的内心，显然比圣女柔和，比作女平稳。圣女和作女，大概都会对淑女的内心造成刺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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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和丁玲做派不同，一低调，一张扬；性情不同，一理性，一激情。具体到生活层面，她们也有很大的不同，韦君宜的生活更偏于抽象，或者说，她是没有生活要求的人，她好像从未享受过物质生活；丁玲则感性和具象得多，对于形而下的生活，她还是比较注重的。 丁玲在晚年回忆1930年代南京软禁生活的《魍魉世界》中，对于软禁初期的饮食等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屡屡令我惊讶：
只有稀饭，咸菜，不如那边旅馆里的丰盛。这里洗脸用具也没有，我只得用看守用过的一块脏毛巾；他们中有的人明显的是沙眼。牙刷是我离开家临走时带出来的，没有牙膏。我想，可能他们没有要我在这里久住的打算，所以这些全没有准备。
我只愁一日三餐的饭食真是难吃。米很糙，菜很差，每顿一点老韭菜，真正的牢饭可能会好吃点。没有零食，不吃又饿。有一壶粗茶，只有烟倒是好烟，看守都跟着抽，一天两听。我实在熬不过，清理了一下我的小皮包，里边还有四十来元钱。家里原来还有从良友图书公司刚拿到的二百元稿费，真可惜不知落在哪个混蛋手里了！我拿了五角钱叫看守替我买板鸭。好大一盆呵！摆在桌子上，大家都吃得很香，谁也不客气。就算我请客了。早晨，我要他们为我买咸鸭蛋或者松花蛋，或者好点的咸菜。
自从发现了可以买菜，慢慢又想到该买毛巾了，买肥皂、牙膏了。最后又发现我的旗袍已经不适宜，该换一件凉快衣服了。
在这样的困境中，她仍然是一个注重生活质量的女人，甚至还可惜着二百元稿费不知落在哪个混蛋手里了，好像不明白自己正作为一名政治犯而处于一种被拘押状态，对于物质生活应该有一个异于平常日子的期望值。这说明她的混沌和天真，对于这场严峻的政治灾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清醒的应对。冯雪峰也被捕过，在牢里几乎死去，但他硬挺了过来，甚至在没用麻药的情况下接受了胸部手术，简直就是一个“牛虻”。在《魍魉世界》中，丁玲总是把自己的被捕称作“吃官司”，也说明她认识上的模糊。在其他革命者的叙述中，似乎一被捕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即便对敌人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知道如何去斗智斗勇。而丁玲却说，别人吃官司总还有家里人可以送送牢饭吧。言外之意是，她被秘密软禁，比坐牢的还苦还亏。事实上，真正的牢饭比这还要难吃。其他革命者会着重去写自己如何与敌人斗争，而不会写这些凡夫俗子的生活细节。何况，丁玲这段历史原本就是遭到质疑的，她更应该懂得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对自己没好处的绝对不要去写。但是，正因为她写了，说明她是个坦白的人。我相信，丁玲写的正是她的真实感受。
丁玲后来写自己在解放区的生活时，也会详细地写吃什么、穿什么，比如，她在村子里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陈明怎样调剂她的生活，一件皮袄如何改制给儿子穿，等等。再后来写“流放”经历时，丁玲仍然会写到日常的物质生活，比如，在山西樟头村如何安排吃住等。并非丁玲就是一个贪吃贪穿物质要求多么高的女人，而是，在她看来，这是生活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内容，写出来也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她是信笔写出来的，如果刻意不让她去写，可能会破坏她浑然天成近乎本能的写作心态和状态，使她不知如何去写了。她后来去写过先进人物，虽然得到领袖的首肯，但就文学水准而言，实在不能算成功之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那是在她固有的写作心态和状态之外的写作。
把人放置到日常，如同把植物种植到土壤。只有这样，人才能立起来，鲜活起来。无论多么宏伟的生活，都是包含着日常生活之因子的。日常的细节可以反映出宏伟生活的基本肌理。所有的存在最终其实都要始于日常，日常是一切生活的基础。作家的写作要包含日常，要及物，才能有细节，有血有肉，可触可感。包含日常，这是丁玲的写作优于其他革命文学的地方。即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宏大叙事，丁玲依然写得有日常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革命文学写作（包括新时期出现的革命回忆录）多是摈弃日常的，已经形成一个类似于“三突出”的叙述模式。在此，我要特别提一提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它在革命时代政治主导的生活场景里引入日常，别开生面，打破了关于延安固有的叙述模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韦君宜的《思痛錄》中写到延安抢救运动中的艰难时日，是把个人生活中的伤痛一笔带过的：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丁玲身上，她肯定不会简单带过的，所有感性的东西，她会一一复活，诉诸笔端。这几乎是一个优秀作家的本能。
韦君宜说过，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这也与丁玲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有所不同。也许，韦君宜更具备党的文艺干部的素质，而丁玲更是个作家。
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说：“平常的生活小事我妈从不在意……她从来是把工作，把需要做的事情（如写作）放在第一位，吃穿都看得很轻，有时候扣子掉了一个，来不及缝就上班去了。”还有人回忆：她永远梳着齐耳短发，戴一副白边眼镜，身穿蓝色或灰色的干部制服。她从不刻意打扮自己，甚至可以说“不修边幅”。当然，如果遇到重要场合，她也会穿一身白底蓝花或者蓝底白花的旗袍，显示出知识女性特有的品位。然而关于她的着装，出版社里不断有人讲她的笑话，说她忙忙碌碌赶来上班，衣服扣子扣错了眼儿自己都不知道等等。她后来写的回忆中，也谈到曾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因为着装马虎而受到妇联领导人康克清的批评。她其实是一个专注于工作的人，不拘小节。
丁玲则不同，她虽然生活能力不强，也不是一个特别讲究的女人，在穿着方面算比较朴素的，比如，在上海时，她不穿上海女人爱穿的旗袍，而喜欢穿裙子，她去见鲁迅穿的就是裙子；在延安时，她讨厌妖里妖气，总是穿着干部服，陈明说她朴实无华——当然，部分原因也在于干部服是光荣的象征。但总体上，她还是属于生活型的人，到晚年对穿着仍然在意，她的晚年秘书王增如就写到过她如何对比和选择毛衣。在生活的讲究方面，韦君宜更有无产阶级的风范，丁玲尚有一点小资情调，虽然她们的家庭背景是相反的。
冯雪峰在物质生活上跟丁玲更是不同。冯雪峰是出名俭朴的人，对物质生活几乎毫无要求，能活下去就行。这或许也是二人不能走到一起去的细小原因之一。
日常生活大于一切，这近似于女人的本质。日常生活欲求是难以超越的，民以食为天，革命固然重要，但生活也不能不要。这就是女人。看看延安的革命者们挖空心思打牙祭的喜悦，就明白这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而王实味对等级制的不满，也包含物质等级在内。这就是人。理解了这些，也就理解了丁玲为什么在五十年后还能那么细致描写被拘期间的日常生活。丁玲会这样写，也说明她虽然革命了一辈子，但到老仍不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和敏感度的共产党员，不是一个生活如铁板一样僵化的革命者，否则，她不会不懂得在这些地方拿捏分寸，机巧规避。 丁玲之所以如此，可能也跟软禁的特殊状态有关。如果是在监狱里，非常的生活环境，会使她拿出非常的毅力来应对。而在软禁中，居家生活表面上是正常的，给人一种正常生活的错觉，她自然会有正常的生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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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是思想型的作家，丁玲是感受型的作家。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说：“我妈有一个跟别的作家不同的地方，一般讲形象思维的人不大擅长逻辑思维，而她是两者兼而有之，她可以算是学者型作家，对哲学有一种持久的兴趣。”杨团还说：“我妈妈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很执着。如果她选择了哲学，她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她选择了科学，她可以做科学家，她做什么都可以做好，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丁玲则完全不同，她只能当作家，由文学的范围往外推延一点，还可以当文学编辑，而当文学领导就勉为其难；超出文学这个领域，就更是捉襟见肘了，尤其不是搞政治的材料。
但是，丁玲的心却比韦君宜强大。韦君宜的女儿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一文中写母亲：1966年8月她从河南四清前线刚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不让回家被拉走批斗而精神失常。她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整三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杀……杨团还写她的弟弟杨都都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天未归家。母子俩的精神失常，不知先后，也不知有没有因果关系，总之，都是巨大的悲剧。顺便一说，韦君宜顽强的毅力，在这个儿子身上体现得非常令人敬佩。杨都都患上精神病再也上不成学，韦君宜后来为了给儿子补课，硬是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每个星期天跑图书馆借阅和备课，回来再给儿子上课，把初中课程补完了。丁玲的母爱也很伟大，尤其体现在对蒋祖慧（与冯达所生的女儿）的不离不弃上。但是，她好像很难为谁这样奉献，她的一生，基本上是别人为她的奉献大于她为别人的奉献。
韦君宜在政治运动中几度精神崩溃，丁玲的处境比韦君宜恶劣得多，精神的堤坝却从未完全崩溃过。无论在南京软禁还是在秦城监狱关押，无论是被国民党囚禁还是被共产党囚禁，她都没有发疯。尤其在1950年代被从高堂打入地狱之时，她有足够的理由发疯，但她跟陈明约定：第一，不死；第二，不疯。她果然做到了。之所以会有这一约定，说明她对自己是有过担心的，但她挺住了，没有被自己的担心得逞，没有让自己失望。这得益于她在延安审干、整风和抢救运动中的“试炼”，得益于她强大的灵魂，更得益于她强韧的性格，比如，她被捕了，还在想着二百元稿费不知便宜了哪个混蛋，还说：现在是吃官司……难道死了不成……可见湖湘女子的性格，简直有男人一般的混不吝。
韦君宜的崩溃，与她的心性和革命历程中的内心淤积都有关系。抢救运动中韦君宜已经精神崩溃，直到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脱帽致歉，宣告抢救运动收场，她才缓过劲来，选择原谅，重拾信仰。毛泽东道歉之后还说：“经过‘抢救运动’，你们今后就不会轻易地、盲目地整人了。”
许觉民写道：“‘文革’初，韦君宜神经系统出了毛病，在一次大会批判后，她的病情立即加重，将一粥锅套在头上说是要去游街了；她又将厕所内用过的便纸一一收叠，说这是交代材料不可丢。看来已神志失常，无法再参加这一场大革命了。自1966年9月起，她就病倒在家，一直到1969年将下干校时，她的病情见有好转，才又回到了‘牛棚’。她病倒的三年中，恰好是‘文革’汹涌。她未能参加，这是她的不幸还是幸事，我不知道。——许觉民这句‘塞翁失马’的话，我也有同感。”韦君宜的精神疾病可能是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这个自我保护的精神机制是自带但不自觉的，运动一来，她就躲进自己的精神病，如启动了一个自我保护程序，精神病成了她的“避难所”。灰娃的精神病也属于这种情况。当外在压力减小，自我保护的机制就会自动退却，她们就可以恢复正常。丁玲的神经过于强悍，反而失去了这一可能的庇护。白朗则再也没有从这一“避难所”里面走出来。
韦君宜的精神失常，更与她的信仰危机有关。导致她精神失常的精神困厄，与促使她写下《思痛录》的精神力量，同出一辙。韦君宜太认真，单一人格，不太变通，没有任何游戏人生的洒脱。丁玲的性情洒脱一些，人生态度也相对变通，尤其晚年，呈现出两面人格，所以，就算内心矛盾纠缠，她也不会太想不开以至于精神短路，但同时，她也没有太严厉的自我拷问。
韦君宜“文革”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有人评价她有胆识、肯担当，也有谨小慎微的时候。
唐达成回忆，1986年在延安遇到韦君宜，她向地委的同志仔细地询问延安经济、生产、生活方面的发展变化，因为，她“文革”时到过延安，对饥民的印象深刻，为老区人民心酸，现在一定要明明白白地知道，老区人民是不是解决温饱了。她同时也在仔细观察和证实。她是真心实意关心民间疾苦的。唐达成还提到，韦君宜在南宁开会时，看见情杀、凶杀、强奸、少女遭魔掌这样的小报摆在门口，很生气，但她在文章中写，仔细一读，也不像想象得那么糟糕，只是题目耸人听闻罢了。——其实就是现在的所谓“标题党”。韦君宜表示，这样的东西也会有读者需要，虽档次不高，但用不着禁绝，多出好作品把读者争取过来就是了。唐达成由这件事看出，韦君宜看问题客观、实事求是。这两件事，都体现了韦君宜做人做事的扎实，这也是她可敬的原因之一。
但是，韦君宜并非铁板一块，只有原则。“韦老太本来就和周扬的关系好”“韦老太紧跟乔木”，这也是周围人的共识。杨桂欣在《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中写，有一次，杨桂欣到韦君宜家里去请示工作，刚进家门，她便冲杨桂欣说：“周扬可不能反啊！”杨桂欣当即回答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反周扬？……批评周扬的过错就不行吗？你能说周扬没有缺点和错误吗？”《周扬文集》的出版是韦君宜亲自向周扬约的，在是否收入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时，韦君宜和编辑们发生了分歧。此文是1957年周扬在文艺界吹响反右号角和坐实“文化沙皇”称号的报告，有人回忆周扬作报告时是“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韦君宜后来在《思痛录》中也说是“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编辑们认为此文应该收入文集。但是韦君宜说周扬本人不同意，她也坚决不同意，“韦老太并不和我们理论，她说文章不收，那就是定案，谁争也没用”。尽管李昕讀了《思痛录》之后，为韦君宜当时不收此文找到了一个注脚，就是其中包含着领导的意思，但这其实构不成真正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在于韦君宜的感情立场和现实权衡。这一借口，周扬用得多了，包括在打倒谁、不打倒谁这样的事情上，反正，这都是无法证实，也很难证伪的。 就是这样一个维护周扬的韦君宜，在周扬因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受到批评时，同情他，却不敢对他有所表示。有一次，周扬问韦君宜对他遭到的批判有什么看法，韦君宜以不懂“哲学问题”为由，违心地把问题推开了，但心里却一直十分不安。这个回答使周扬伤感，他后来对人说，韦君宜别的都好，就是“是非不分”。韦君宜听到周扬这样评价她，很受刺激，直到从人文社社长兼总编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她才在《思痛录》中自剖：“我还是那个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的，而在他面前做世故性的表态的我，却是虚伪的！”
韦君宜是外冷内热的热水瓶性格，从不对人打开心胸，李昕写韦君宜：“并不对我们解释什么，只是让我们照她说的去做。她的干脆利落、永不拖泥带水的性格，使我们不能更多地了解她的想法乃至她的苦衷。”韦君宜的继任者陈早春也说“韦君宜是一个谜”。李昕还表示：韦君宜究竟是开放还是保守，是勇敢还是怯懦，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唯上”还是“唯实”？很长时间里她一直没有弄清楚。韦君宜的大半生是压抑的、背离自我的，她一直是在用“超我”活着，直到写出《思痛录》。李昕说：“读了《思痛录》，我发现自己需要重新认识韦老太。我原先要猜的谜，在这里全部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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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初，韦君宜六十八岁退休，同年四月，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一次作品评论会上，突发脑出血，导致右半身偏瘫。但韦君宜的意志和毅力实在惊人，有人说她在病床上就开始用瘫痪的右手练习写字，还有人说她用颤抖的左手写字，总之，她用不听使唤的手居然写了不少东西，最重要的是完成了生命之书——长篇回忆录《思痛录》。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一文中介绍，《思痛录》中最珍贵的、韦君宜看得最重的前八章，从《抢救失足者》到《文化大革命拾零》，是她从1976年就开始写起的，大约在1983年基本完成。1986年深秋的一天，韦君宜偶尔从康复院回来，说自己不行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完了，要立遗嘱。而她遗嘱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思痛录》的交代，她生怕自己完不成了。可见，她是把它当作拿不出来便死不瞑目的作品来对待的。《思痛录》几经周折，终于在1998年出版，那时韦君宜已成植物人了。但总算，她的心血在她的生命体尚存时呈现到了世人面前。韦君宜在病后还写了《思痛录》的姐妹篇——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1993年完成，1994年出版），这两本书可以作为互文来看待。
写作《露沙的路》也是她平生夙愿，但多年行政工作使勤奋多才的她硬是腾不出时间，直至病倒后，她才无牵无挂地单纯面对自己的写作了。尽管手已不听使唤，但脑子还有一部分管用，像织茧一样慢慢写，总有写完的一天。非凡的意志力，决定了韦君宜的非凡。多少人尤其是老年人，重病之后会放下一切享受生命，韦君宜却是反其道而行，更加催促自己把想写的东西赶快写下来。如果不写下来，她就觉得自己白活了，白受了，她就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她就对自己一生没有交代；而且，不只是她，是那一代人，包括她的丈夫杨述，她要把一代人精神的白骨和丰碑放置于前行者的路上。
韦君宜原本以为自己是屠格涅夫的《门槛》当中那个殉道的圣徒，而当她终于发现自己是“傻子”时，是有多么泣血锥心之痛！
她也曾“左”过，也曾试着以革命之路必然艰难复杂来摆平自己的思想矛盾，但她越来越不能接受：明明已经犯过同样的错，为什么还不吸取教训，还要继续错下去，还要将荒谬进行到底！韦君宜背负着精神的十字架沉痛反思是在“文革”中，大彻大悟是在“文革”后，“文革”经历真正教育了她。不寫出来，她就放不下那个十字架。韦君宜的精神崩溃也是在“文革”中，她的精神是在触底之后反弹上升的，精神病其实是给了她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人在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往往需要异常的外在的触动，比如彭小莲、李南央、戴晴、杨团等女性，她们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摆脱禁锢，出现几乎与前一代断层的解放，与她们的留学背景是分不开的，留学使她们能够从另一个纬度来审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多种视角的交汇和激活造就了她们的思想体系。
可以说，韦君宜有了这本《思痛录》，其他作品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我这种观点，正是使丁玲1950年代获罪的所谓“一本书主义”。但事实如此。
丁玲与韦君宜，本来大半辈子都没有多少交集，但因为有了这本《思痛录》，韦君宜就经常被研究者拿来与丁玲作对比了。对比的结果通常是：韦君宜是晚年勇于反思的觉悟者，丁玲是晚年更加保守的“左派”。这种结论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肯定是失之简单。
韦君宜是2002年去世。丁玲是1986年初去世，当时韦君宜还没有退休，《思痛录》还没有完成，更没有亮相。所以，她们所处的思想解放的气候是不同的，不能忽略了这个时间差。
丁玲缺乏反思之作，是另有隐衷。好多人说，丁玲晚年已经平反了，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为什么思想还不解放？这种说法实在是对于丁玲处境的想当然评判，而事实上，1980年1月25日中央下发的丁玲平反文件中，只是对她1950年代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平反，1930年代被捕软禁的历史问题并未平反，留下了“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这一结论。这个“尾巴”的保留，与周扬的阻力是有关系的。这个结论不仅要放入丁玲的档案，还要放入丁玲子女的档案。丁玲的晚年，没有不知情者想象得那么舒心。否则，她不可能当1984年终于盼到历史问题的平反时，说了一句话：“我可以死了。”
文坛对于丁玲晚年的认识普遍有所失察。高华先生是体谅和理解丁玲的，她在《能不说丁玲？》中写：“她（丁玲）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玛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的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有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丁玲在‘文革’后极‘左’，站到了与周扬相反的位置上。其实我个人觉得，丁玲的‘左’，不过是她的一种复仇的方式而已。”他也知道周扬对于丁玲的“副作用”：“周扬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极‘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但同时，高华先生又说：“可是当80年代复出后，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已蔚为潮流，‘丁、陈反党集团案’也被彻底平反，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高华先生其实已经指出历史问题及周扬的挤压如何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晚年丁玲，却又说“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就是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影响之认识不够，更没有意识到丁玲的“努力表现”与“争取历史问题”的平反之间的关系。
丁玲并非不觉醒，她只是没有写出来。晚年有两个丁玲存在：一个负责思考，一个负责发言。信仰问题对于她来说，并不比历史问题和文坛矛盾更吃紧。到了最后，有些思索她是放弃了：已经绑在这辆战车上了，荣与辱，都是它给的，还是选择不揭伤疤，做实事、向前看吧。她没有料到，在她身后，思想解放的潮流更加风起云涌，甚至出现了《思痛录》这样的反思之作，而后世衡量她们时，会更加看重反思这一因素。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3月7日，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座谈会举行。丁玲本来是要在会上做重点发言的，现在来不了了。会议主持人韦君宜首先请大家起立，为丁玲默哀一分钟。韦君宜献给丁玲的挽联是：早岁慕英名女人郁积重重因君一吐，比年得顺境何事忧心忡忡令我三思。韦君宜所谓的“早岁”，应该是指丁玲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时。韦君宜不明白丁玲晚年“何事忧心忡忡”，显然只是修辞，她不会不明白的。
把丁玲与韦君宜两个不同类型的女性放在一起比较，我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女性能量守恒、收支平衡的结论。你有多少个性张扬的痛快，就制造了多少对准自己的箭镞，就要拿出多少不快的心耗来抵挡，最终，正负相抵了。韦君宜比较收敛，所以不会树敌那么多，最终可以彻底放下、反思。丁玲有太多是非恩怨掣肘，形而下的纠缠制约了她形而上的思考，放不下的包袱使她的头脑解放也受到了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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