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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怀民用舞蹈跳出的悠悠岁月,也正如水墨着色的磐一般,既拥有固态坚实的外表,又富于水性灵动的内在,百态缤纷。
62岁的林怀民,把自己人生一大半时间“瓜分”给了云门,云门舞蹈也为林怀民的生活添上了五彩斑斓的色彩。都说岁月不饶人,这样的自然规律在林怀民身上似乎一点不起作用。一身黑衣、黑裤、黑皮鞋、黑边眼镜的他坐在阔大的扶手椅上,时而舒展身姿,时而蜷成一团,活生生的一个大男孩。在他黑色细框眼镜背后的双眸,光彩烁跃、眉飞色舞,说到动情处潸然泪下,说到会心处眸中熠熠,独具个性的话语也一如既往的感性如诗。
林怀民准备带着《行草》走遍中国大陆。他的视线凝重地落在宣传海报上墨水挥毫与黑衣舞者的舞姿组合而成的“磐”字上,咧开嘴大笑起来。当初,林怀民创排完《行草》时,找到了自己在台湾的好友、书法大家董阳孜女士,想请她帮忙写一个“磐”字作为舞台布景的一部分融入整个舞蹈中去,“因为‘磐’的结构和字义所表达的就是一种非常稳健的态度,最能压场。”出乎林怀民意料的是,一个月后他来到董阳孜家中“收字”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满墙壁的“磐”字,“大概有两三百张,当时我真是挑花了眼”。
董阳孜的“磐”成了《行草》现场唯一一块非投影的实体道具。有趣的是,每每有人同林怀民谈起《行草》,他总喜欢提起这件趣事同众人一同分享,因为“磐”所表达的不但是《行草》这出舞蹈的精华,更是林怀民自己的艺术哲学。
即将上演于东方艺术中心的《行草》,是一出以中国书法为灵感的作品,在一方被灯光渲染的有如宣纸一般的白色舞台上,穿着黑色服装的舞者,犹如蘸满墨汁的毛笔,用身体动作自由书写,时而狂放、时而内敛、时而挥臂猛旋、时而优雅曼妙。在巨大的白色银幕上,王羲之、怀素、张旭等历代名家的书法,以惊人的巨大尺寸,动人的细节,恢宏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我的字其实烂透了。到现在我最怕的就是别人让我写字。说句玩笑话,大概由于小时候练字练怕了,于是才有了《行草》三部曲吧。”虽然排演《行草》的目的在于“以舞蹈为跳板,让书法有呼吸”,可林怀民总不愿意称自己是真正懂得书法艺术的人,只是想用舞蹈,来与千百年前的字魂对话。而林怀民用舞蹈跳出的悠悠岁月,也正如水墨着色的磐一般,既拥有固态坚实的外表,又富于水性灵动的内在,百态缤纷。
寻找自我的云门
上世纪60年代末,已在文坛颇为著名的林怀民毅然逃离了正处于文化戒严时期的台湾,只身远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研读写作。然而,身在异乡的寂寞孤独让林怀民感受到了莫大的压抑,舞蹈教室成了他逃避现实的港湾。“舞蹈就如同一个陷阱,一旦你走上这条道路,再也欲罢不能。”
1972年夏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林怀民放弃了可能成为美国职业舞者的机会,收拾行囊离开了美国,去欧洲寻找自由,这也是林怀民人生的第一次流浪经历。可是,自由永远只属于爱琴岛的雄鹰,当他站在雅典的机场,眺望着即将搭乘返回台湾的飞机时,一种怅然若失的伤感油然而生,林怀民这个大男孩竟然失声痛哭了起来,而且哭了很久。
当时的台湾,文化牢牢地被禁锢在政治的枷锁之中,任何艺术题材都不可碰触现实和历史。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大批从大洋彼岸涌入台湾的西方文化产物如同最烈性的伏特加,麻醉着台湾青年们的精神世界:最流行的绘画是抽象派油画,流行音乐只听披头士,在文学上就得数乔依斯的《尤利西斯》……现实如同林怀民之前想象的一般残酷,但留学的经历和流浪的生涯让崇尚自由和理想的林怀民萌生了改革的念头。刚巧,回到台湾的第三天,林怀民遇上了一群舞者,这些人无不抱怨台湾没有一个职业舞团,甚至连业余舞团都没有。一番话说得林怀民血脉贲张,立即作出了决定:那就干吧!
林怀民有众多身份,除了云门创始人之外,他还是一个作家。要知道,在云门建团之初,林怀民的稿费曾经是维系云门生计至关重要的收入,“云门组建后,最现实的问题莫过于募款,我是云门的螺丝,从来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很多事情我都没办法为自己做决定。但我跟写东西的人不一样,还不能一股脑儿地闷在家里写作。”为此,林怀民总笑称自己从不是一个艺术家,而仅是一个工匠,一个整天在编篮子的手艺人。
初建云门之时,为了打破社会上“男孩子跳舞不正常、女孩子跳舞不正经”的极端保守思想,林怀民大胆地脱下衣服,露出赤裸的肌肉。如今回想这段记忆,他难以抑制地喜从心生,一只手掌捂住嘴巴笑了良久后,神采飞扬地说道,“我想,我跳得不太好吧。你看我这个外形,既不像许仙,要跳法海又嫌个头太小。我跳的舞连自己都不敢看,现在想来真的很侥幸,幸亏那个时代没有发明录像机……”
从《白蛇传》的目眩神迷,到《红楼梦》的斑斓绚丽,云门舞集的开山之作无不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展开,这也就等于是云门对20世纪60年代台湾文化现实作出了一个反抗。云门组建同年,在台北中山堂第一次公演中,三千张门票售罄,连黄牛票都一票难求。然而,台上的林怀民却感觉自己糟糕透了,他歇斯底里般地突然停下,朝向台下用闪光灯对着舞台狂闪的观众们抱歉道:“对不起,我们落幕重来。”正是这种对舞蹈的严谨至极,近乎苛刻的态度感染了所有的台湾民众。
出逃和回归
龙应台曾在评价林怀民时说,30年来,林怀民没有一个动作不是在试图改变穷孩子文化当中的局限。正是因为云门的一夜成名,林怀民萌生了更多疯狂的念头:将云门舞集打造成台湾的文化窗口,超越时空与地域的界限,向台湾民众乃至世界民众展示古今中外的舞台艺术。
云门不但邀请李环春和郭小庄与云门同台演出昆曲《夜奔》与《思凡》,还把屏东排湾族原住民最原汁原味的舞蹈带进云门的实验剧场。当然,这些并非是云门干过最疯狂的事情,林怀民甚至别出心裁地将日本雅乐与云门舞蹈结合,搬上舞台。对于这些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的创举,林怀民非常自豪:“一方面我们也对这些艺术深感好奇,因此把它们引入学习。同时,我们又把它们推荐给社会,你想连雅乐这么生僻的艺术都能演满四场,这才是云门真正的魅力所在。”
80年代中叶,名噪一时的林怀民彻底陷入了工作的泥沼,他同时肩负着另一个“恐怖”的差事:创办台湾艺术学院的舞蹈系,两厢的忙碌让他全无宁日,心力交瘁。而云门的舞者们也同样难以一如既往地专注于舞蹈本身,一些结婚生子的舞者想回家看小孩,上班的时候先买了菜,搁在冰箱……
林怀民扪心自问,再这样在云门打拼下去还有什么结果?既然心思已经不在舞蹈,不如同舞蹈做一个彻底的诀别。当做完最后一场演出的那一刻,如释重负的林怀民收拾起行囊,离开了台湾。
再一次恢复自由的林怀民,来到香港,一门心思地做起了客座教授。当他厌倦了为人师表的生活,林怀民独自一人背起包包,来到大陆,从西安、洛阳、兰州、敦煌,一直走到了上海、苏州,“那时,我把自己脑海里所有想去的地方都走遍了。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去杭州。”数十年后才有机会首次来到杭州的林怀民,乐呵呵地嘲笑自己“当时大概脑子坏了”。这段经历让他收获了无数奇观轶闻,也让他对大城市给旅人带来的孤寂之感体悟得淋漓尽致,“当时我来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变得不知所措”。
最让他收获良多的是敦煌。创立云门之初,他曾执著地追求充满创意、天马行空的艺术。如今,他看到了不懈追求的美,也让林怀民诞生了重组云门的念头。有一次,林怀民去观摩敦煌壁画,他在石洞中看到许多白发苍苍的画师,就着微弱的灯管,临摹墙上的壁画。当他仔细观察这些画师面前的画板时,他不禁一惊,无论从笔法还是色彩上,这些画师笔下的画都与千年来的壁画如出一辙。这一周,林怀民每天都会去洞里观看他们绘画,“这些画家从20世纪50年代到了敦煌研究和临摹,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像一块石头一般,仍然守在那里,不肯离去。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当自己有所摇摆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在洞窟中间依然执著的白头发长辈们,于是内心有时候会觉得很惭愧。”
62岁的林怀民,把自己人生一大半时间“瓜分”给了云门,云门舞蹈也为林怀民的生活添上了五彩斑斓的色彩。都说岁月不饶人,这样的自然规律在林怀民身上似乎一点不起作用。一身黑衣、黑裤、黑皮鞋、黑边眼镜的他坐在阔大的扶手椅上,时而舒展身姿,时而蜷成一团,活生生的一个大男孩。在他黑色细框眼镜背后的双眸,光彩烁跃、眉飞色舞,说到动情处潸然泪下,说到会心处眸中熠熠,独具个性的话语也一如既往的感性如诗。
林怀民准备带着《行草》走遍中国大陆。他的视线凝重地落在宣传海报上墨水挥毫与黑衣舞者的舞姿组合而成的“磐”字上,咧开嘴大笑起来。当初,林怀民创排完《行草》时,找到了自己在台湾的好友、书法大家董阳孜女士,想请她帮忙写一个“磐”字作为舞台布景的一部分融入整个舞蹈中去,“因为‘磐’的结构和字义所表达的就是一种非常稳健的态度,最能压场。”出乎林怀民意料的是,一个月后他来到董阳孜家中“收字”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满墙壁的“磐”字,“大概有两三百张,当时我真是挑花了眼”。
董阳孜的“磐”成了《行草》现场唯一一块非投影的实体道具。有趣的是,每每有人同林怀民谈起《行草》,他总喜欢提起这件趣事同众人一同分享,因为“磐”所表达的不但是《行草》这出舞蹈的精华,更是林怀民自己的艺术哲学。
即将上演于东方艺术中心的《行草》,是一出以中国书法为灵感的作品,在一方被灯光渲染的有如宣纸一般的白色舞台上,穿着黑色服装的舞者,犹如蘸满墨汁的毛笔,用身体动作自由书写,时而狂放、时而内敛、时而挥臂猛旋、时而优雅曼妙。在巨大的白色银幕上,王羲之、怀素、张旭等历代名家的书法,以惊人的巨大尺寸,动人的细节,恢宏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我的字其实烂透了。到现在我最怕的就是别人让我写字。说句玩笑话,大概由于小时候练字练怕了,于是才有了《行草》三部曲吧。”虽然排演《行草》的目的在于“以舞蹈为跳板,让书法有呼吸”,可林怀民总不愿意称自己是真正懂得书法艺术的人,只是想用舞蹈,来与千百年前的字魂对话。而林怀民用舞蹈跳出的悠悠岁月,也正如水墨着色的磐一般,既拥有固态坚实的外表,又富于水性灵动的内在,百态缤纷。
寻找自我的云门
上世纪60年代末,已在文坛颇为著名的林怀民毅然逃离了正处于文化戒严时期的台湾,只身远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研读写作。然而,身在异乡的寂寞孤独让林怀民感受到了莫大的压抑,舞蹈教室成了他逃避现实的港湾。“舞蹈就如同一个陷阱,一旦你走上这条道路,再也欲罢不能。”
1972年夏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林怀民放弃了可能成为美国职业舞者的机会,收拾行囊离开了美国,去欧洲寻找自由,这也是林怀民人生的第一次流浪经历。可是,自由永远只属于爱琴岛的雄鹰,当他站在雅典的机场,眺望着即将搭乘返回台湾的飞机时,一种怅然若失的伤感油然而生,林怀民这个大男孩竟然失声痛哭了起来,而且哭了很久。
当时的台湾,文化牢牢地被禁锢在政治的枷锁之中,任何艺术题材都不可碰触现实和历史。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大批从大洋彼岸涌入台湾的西方文化产物如同最烈性的伏特加,麻醉着台湾青年们的精神世界:最流行的绘画是抽象派油画,流行音乐只听披头士,在文学上就得数乔依斯的《尤利西斯》……现实如同林怀民之前想象的一般残酷,但留学的经历和流浪的生涯让崇尚自由和理想的林怀民萌生了改革的念头。刚巧,回到台湾的第三天,林怀民遇上了一群舞者,这些人无不抱怨台湾没有一个职业舞团,甚至连业余舞团都没有。一番话说得林怀民血脉贲张,立即作出了决定:那就干吧!
林怀民有众多身份,除了云门创始人之外,他还是一个作家。要知道,在云门建团之初,林怀民的稿费曾经是维系云门生计至关重要的收入,“云门组建后,最现实的问题莫过于募款,我是云门的螺丝,从来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很多事情我都没办法为自己做决定。但我跟写东西的人不一样,还不能一股脑儿地闷在家里写作。”为此,林怀民总笑称自己从不是一个艺术家,而仅是一个工匠,一个整天在编篮子的手艺人。
初建云门之时,为了打破社会上“男孩子跳舞不正常、女孩子跳舞不正经”的极端保守思想,林怀民大胆地脱下衣服,露出赤裸的肌肉。如今回想这段记忆,他难以抑制地喜从心生,一只手掌捂住嘴巴笑了良久后,神采飞扬地说道,“我想,我跳得不太好吧。你看我这个外形,既不像许仙,要跳法海又嫌个头太小。我跳的舞连自己都不敢看,现在想来真的很侥幸,幸亏那个时代没有发明录像机……”
从《白蛇传》的目眩神迷,到《红楼梦》的斑斓绚丽,云门舞集的开山之作无不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展开,这也就等于是云门对20世纪60年代台湾文化现实作出了一个反抗。云门组建同年,在台北中山堂第一次公演中,三千张门票售罄,连黄牛票都一票难求。然而,台上的林怀民却感觉自己糟糕透了,他歇斯底里般地突然停下,朝向台下用闪光灯对着舞台狂闪的观众们抱歉道:“对不起,我们落幕重来。”正是这种对舞蹈的严谨至极,近乎苛刻的态度感染了所有的台湾民众。
出逃和回归
龙应台曾在评价林怀民时说,30年来,林怀民没有一个动作不是在试图改变穷孩子文化当中的局限。正是因为云门的一夜成名,林怀民萌生了更多疯狂的念头:将云门舞集打造成台湾的文化窗口,超越时空与地域的界限,向台湾民众乃至世界民众展示古今中外的舞台艺术。
云门不但邀请李环春和郭小庄与云门同台演出昆曲《夜奔》与《思凡》,还把屏东排湾族原住民最原汁原味的舞蹈带进云门的实验剧场。当然,这些并非是云门干过最疯狂的事情,林怀民甚至别出心裁地将日本雅乐与云门舞蹈结合,搬上舞台。对于这些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的创举,林怀民非常自豪:“一方面我们也对这些艺术深感好奇,因此把它们引入学习。同时,我们又把它们推荐给社会,你想连雅乐这么生僻的艺术都能演满四场,这才是云门真正的魅力所在。”
80年代中叶,名噪一时的林怀民彻底陷入了工作的泥沼,他同时肩负着另一个“恐怖”的差事:创办台湾艺术学院的舞蹈系,两厢的忙碌让他全无宁日,心力交瘁。而云门的舞者们也同样难以一如既往地专注于舞蹈本身,一些结婚生子的舞者想回家看小孩,上班的时候先买了菜,搁在冰箱……
林怀民扪心自问,再这样在云门打拼下去还有什么结果?既然心思已经不在舞蹈,不如同舞蹈做一个彻底的诀别。当做完最后一场演出的那一刻,如释重负的林怀民收拾起行囊,离开了台湾。
再一次恢复自由的林怀民,来到香港,一门心思地做起了客座教授。当他厌倦了为人师表的生活,林怀民独自一人背起包包,来到大陆,从西安、洛阳、兰州、敦煌,一直走到了上海、苏州,“那时,我把自己脑海里所有想去的地方都走遍了。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去杭州。”数十年后才有机会首次来到杭州的林怀民,乐呵呵地嘲笑自己“当时大概脑子坏了”。这段经历让他收获了无数奇观轶闻,也让他对大城市给旅人带来的孤寂之感体悟得淋漓尽致,“当时我来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变得不知所措”。
最让他收获良多的是敦煌。创立云门之初,他曾执著地追求充满创意、天马行空的艺术。如今,他看到了不懈追求的美,也让林怀民诞生了重组云门的念头。有一次,林怀民去观摩敦煌壁画,他在石洞中看到许多白发苍苍的画师,就着微弱的灯管,临摹墙上的壁画。当他仔细观察这些画师面前的画板时,他不禁一惊,无论从笔法还是色彩上,这些画师笔下的画都与千年来的壁画如出一辙。这一周,林怀民每天都会去洞里观看他们绘画,“这些画家从20世纪50年代到了敦煌研究和临摹,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像一块石头一般,仍然守在那里,不肯离去。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当自己有所摇摆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在洞窟中间依然执著的白头发长辈们,于是内心有时候会觉得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