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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田为圩田的一种类型，亦曰围田，或称壩田。关于太湖流域湖田的研究，过去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而对民国时期出现湖田纠纷关注甚少。本文拟就地政学院民国二十年代的调查资料《太湖湖田之研究》为基础，试论述这一时期东太湖地区的湖田纠纷案的产生过程和解决途径。
关键词：民国时期；东太湖地区；湖田纠纷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32-02
一、晚清民国东太湖维围湖垦田的情况简述
围湖垦田历史悠久，考其起源，盖始于宋。在《宋史·食货志》中载有多处禁止在太湖湖滨围湖垦田的奏议或诏书［1］，可见太湖地区围湖垦田在宋代已成为普遍现象，并且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行为对太湖水利的危害。自宋以降，江南地区成为经济重心，人口的迅速增长和集聚，对土地的需求日增，除了通过改良土壤、精耕细作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外，与水争地的围湖垦田行为变得日趋激烈。现列出吴江县草埂乡、南库镇、顾柳乡、湖西乡、湖东乡、越西乡等六个乡镇在光绪十七年（1891）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围湖垦田的亩数表，以窥当时东太湖地区围湖垦田之一斑。
吴江县濒临东太湖，历来是围湖垦田的重灾区。以上六个乡镇所统计的自光绪十七年至民国二十四年的湖田数并非该县的完全统计，一是光绪十七年以前围垦的湖田不在上述之列，二是统计过程中有人为的误差。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吴江县自光绪十七年以降，几乎历年都在进行规模或大或小的围湖垦田，而且多数年份的围垦数都成百上千亩，垦田总亩数于民国二十四年达9.5万余亩。吴江县如此，其他滨湖地区也当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围湖垦田与前代大有不同，不仅表现在规模的扩大上，而且围垦的角色也有变化。前代的围垦多数个人的小敲小打，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育婴堂”“银行”“农场”“公司”之类的法人角色。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公司制度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农村基层社会，中国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在经济行为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二、民国政府对湖田的清理
太湖滨湖的大规模围垦，使太湖水面急剧缩小，其水利之害越来越严重，这引起了地方绅士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于是，政府开始了清理太湖湖田的活动。
民国伊始，太湖湖田的清理就已经成为政府的议题，曾设立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进行组织清理，但由于经费不足，战乱频仍，未有实际的效果。1927年，中华民国奠都南京，江南成为政治经济重心，政府又开始重新规划清理事宜，特此设立“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但由于经费见绌，实际的清理并未切实开展。民国十七年（1928），为筹备水利建设经费，财政部专门成立“太湖湖田局”，负责清理湖田的工作。太湖湖田局制定了清理办法［2］，充分贯彻了筹措水利建设经费的宗旨，允许已经围垦成熟的湖田缴价承领，其实质相当于政府主导的土地拍卖。首先，明确了粮主、垦户、佃户三类湖田认领角色，并确定了粮主、垦户、佃户的先后认领优先权，无人承领的土地则由政府标卖。其次，划分了不同户型承领湖田的价格：湖田领主承领每亩八元，垦户和佃户承领每亩十元；鱼池果园桑园每亩承领价格不得低于十四元。第三，明确了产权所属，即已经承领，执为永业。第四，规定了承办手续：登记—领照—执业。登记过后，每亩缴纳保证金一元，以后在正价内扣还；报领以后，要在一个月内缴清正价，然后发放领照执业；逾期者，只发放所交保证金等值田亩，剩余的报领田亩则标卖；佃户承领田亩后，准许追还押租。
从该办法的内容看，它实质在于承认湖田开垦的既定事实，政府通过给予法律的认可来获取财政收入，以期获得水利建设经费。但就实际清理过程来看，效果甚微。据载，“各项章则订定后，吴崑江官产事务所即于吴江东山横泾三处各设办事处，以便业主就近登记，但清理以来，登记者寥寥，定价过昂，农民无力缴款，固为原因之一，而意存观望者，实繁有徒，后以湖田农民请愿减费，乃照定价八折缴款，报领者始略有起色；当此之时，财政部与江苏省政府对于官产湖田，忽发生管辖问题之争执，缘苏省府据土地整理委员会所拟彻底整理土地及实行整理整个计划书，将屯田沙田湖田官荒凡在江苏境内与普通民田小山地滩荡，一律归入地方范围，以便彻底整理，经呈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交付审查，并由苏省府转饬各县，如有前项土地，在未奉中央明令规定管理范围以前，一律暂缓处理；而财政部则以库款支绌，处分沙田官产，主张仍循旧办理，遂致部省之间，发生争执，政令两岐，人民莫知所从，清理事业，遂告终止。”可见，由于定价过高、奸猾之徒观望和政府部门权责不明，导致这次湖田清理事业举步维艰，最终也以失败告罄。
三、湖田纠纷的处理
一方面围湖垦田的趋势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政府在清理湖田上持有条件的默许态度，加之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土客之间矛盾凸显，这使得围绕湖田的纠纷必然产生。民国二十四年的突发事件，使政府对湖田的处理上持谨慎严厉的态度。于是，吴江吴县两县政府为防免事态扩大，一方面静候省府派员勘察，另一方面派保安队赴湖滨制止围筑，并劝导当地农民不得妄动。是年六月一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代表金家凤、工程师刘衷炜、江苏省建设厅工程师王师义、吴县县长吴企云、吴江县县长徐幼川，与地方人士张一鹏等，会同入湖，勘察围田。“当时勘得占围湖田，大半自吴江县境内南库横煽附近起，向西北展筑，直至吴县境内之横泾，圩埂迤逦水中，与城垣相似，盖整个东太湖已变为一小港矣。”［2］于是，江苏省政府决定强制拆圩，并由江吴两县政府执行。
吴江县的拆圩工作进展并不如此顺利，一是由于吴江县的围田众多，拆除工作量很大，二是由于围田公司与受雇客民的经济关系较为复杂。据调查记录载，“各大公司所雇之客民工人，只供饭食，不给工资，俟秋收成熟之后，所获之稻与公司按成分配，同时所筑之田，亦有一部分给予雇工，例如筑成湖田一亩，工人可得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归公司所有。”在这种经济连带关系下，客民反对拆围。鉴于此，省政府实行强制拆围。七月八日，“省政府派视察员下乡督拆，所拆之圩，以新筑者为限，拆围步骤，共分三处同时进行：第一处为樾溪镇及顾柳乡，决定拆除圩数共二十六个；第二处为南库镇，决定拆除圩数共九个；第三处为草埂乡，决定拆除圩数共二十一个。”最后统计，吴江县此次拆围，“前后工作十余日，征工一万四千余名，开掘缺口七百余个，拆除圩围面积二万零九百五十余亩。”［2］至此，因民国二十三年大旱引起的东太湖围湖垦田纠纷，通过政府的强制拆圩而得以解决。 四、亡羊补牢：水利法制的建设
强制拆圩只是直接解决了民国二十四年的湖田纠纷，为了禁止围垦、保护太湖的水利功能，政府还需做善后工作。民国十七年、二十四年一月的湖田清理办法，并未起到良好的实际效果。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七日，江苏省建设厅提出的《江苏省制止围垦太湖湖田办法大纲》［3］在江苏省政府委员会第七四九次会议通过。该大纲延续了民国十七年、二十四年一月的两种湖田清理的办法，即认可已经放领湖田的合法产权，而对有碍水利的湖田进行赎买，即“如有妨碍水利者照领价收回”。针对民国二十四年的湖田纠纷，规定“民国二十三年夏季以后，朦报升粮者，除责令业主铲除圩围并将升粮亩分没收归公外，该县主办人员如有通同舞弊情事，经查属实者，应予撤职严惩。”即对官民勾结蒙混围垦湖田的行为加以惩处，此即上节中强制拆围的法律依据之一。对于私垦的湖田，政府强制拆围，并对垦户实施法律制裁。而对于积弊已久的湖田清理，规定太湖湖田清理处会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全面进行查勘测丈、登记造册，以明确合法湖田和杜绝私垦私自升粮之弊。对于垦熟湖田和已升科湖田，太湖湖田清理处会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查勘后，不碍水利者仍旧允许放领。同时规定，自此以后永禁湖田围垦，并按月巡查报告，实行主管官员问责制。因此，该大纲首在妥善处理历年以来的清理积弊，对已经垦熟的湖田基本持默许态度，同时也对严禁将来的围垦行为。
该大纲颁布施行后，为太湖湖田的清理和管理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依据。但该大纲并不完善，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因此江苏省主管水利建设厅将原办法第一二两条释义如下：
第一条前段系指十七年八月以后之新垦湖田，未经会勘而已执有领照者而言，故作为私垦成熟论（十七年八月以前之垦熟湖田未经清理手续者称为私垦成熟），查明如有碍水利，仍照领价收回之；如无碍水利，则应补经会勘手续，方能确定放领，遇有此类情形应由所在县政府绘明图说，呈由省政府会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查勘，再行核饬，不得迳予升粮。第一条后段朦报升粮，以二十三年夏季亢旱太湖奇涸时，为最易发生，故特予指出，至在此时前朦报升科者，同属舞弊，自应同一办理。
第二条承前条而来，系指十七年八月以后之私垦湖田，并未执有领照而言，其性质与前条之已执有领照者异，自应不论二十三年夏季前后，均照本条规定办理。
经建设厅补充释义后的《江苏省制止围垦太湖湖田办法大纲》更加明晰，突出了重视太湖水利的原则。同时，对于已经领照执业的湖田在法律上加以认可，而对有碍水利者实行赎买；而对于未经领照或朦报升科的湖田，则加以拆围。总的来说，经释义后的大纲为解决民国时期长久以来的东太湖湖田清理积弊和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五、结语
与水争地的现象在太湖滨湖地区历史悠久，并不是民国时期的新事物。但就围湖垦田的规模来讲，由于资本雄厚的公司介入，湖田开发的面积远超过前代。东太湖湖田化速度的加快，严重妨碍了太湖的水利功能，逐渐引起了民国政府的关注，从而着手清理滨湖湖田。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动荡、水利经费的紧缺、政府间权责纷争等因素，民国以来东太湖湖田清理始终鲜见成效。湖田围垦越来越严重，而政府又么诶有作为，因此围绕湖田的纠纷必然会产生。民国二十三年的大旱，客民的大量涌入，开发公司趁机大规模围垦，这直接损害了“乡民”的利益，造成了土著势力与客民的巨大冲突。这一突发事件迫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做出更加有力的举措，以强制拆圩的方式恢复东太湖的水利功能。但是，湖田围垦历史悠久，政府不可能全盘拆圩，从而允许“不妨碍水利者”的存在，并在法律上加以认可。最终，江苏省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保证东太湖湖田清理的顺利进行和成效的维护，这多有“亡羊补牢”的功效。
参考文献：
［1］《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记载了绍兴五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隆兴二年、乾道二年、庆元二年里禁止围湖垦田的奏议或诏书；另外，《农政全书》水利篇也考证了宋代禁垦湖田的多条奏议。
［2］徐伯符.太湖湖田之研究［M］.民国二十年代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影印本第74辑,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六十六年,39144-39148,39205,39212.
［3］郭成伟,薛显林.民国时期水利法制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307-308.
关键词：民国时期；东太湖地区；湖田纠纷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32-02
一、晚清民国东太湖维围湖垦田的情况简述
围湖垦田历史悠久，考其起源，盖始于宋。在《宋史·食货志》中载有多处禁止在太湖湖滨围湖垦田的奏议或诏书［1］，可见太湖地区围湖垦田在宋代已成为普遍现象，并且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行为对太湖水利的危害。自宋以降，江南地区成为经济重心，人口的迅速增长和集聚，对土地的需求日增，除了通过改良土壤、精耕细作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外，与水争地的围湖垦田行为变得日趋激烈。现列出吴江县草埂乡、南库镇、顾柳乡、湖西乡、湖东乡、越西乡等六个乡镇在光绪十七年（1891）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围湖垦田的亩数表，以窥当时东太湖地区围湖垦田之一斑。
吴江县濒临东太湖，历来是围湖垦田的重灾区。以上六个乡镇所统计的自光绪十七年至民国二十四年的湖田数并非该县的完全统计，一是光绪十七年以前围垦的湖田不在上述之列，二是统计过程中有人为的误差。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吴江县自光绪十七年以降，几乎历年都在进行规模或大或小的围湖垦田，而且多数年份的围垦数都成百上千亩，垦田总亩数于民国二十四年达9.5万余亩。吴江县如此，其他滨湖地区也当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围湖垦田与前代大有不同，不仅表现在规模的扩大上，而且围垦的角色也有变化。前代的围垦多数个人的小敲小打，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育婴堂”“银行”“农场”“公司”之类的法人角色。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公司制度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农村基层社会，中国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在经济行为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二、民国政府对湖田的清理
太湖滨湖的大规模围垦，使太湖水面急剧缩小，其水利之害越来越严重，这引起了地方绅士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于是，政府开始了清理太湖湖田的活动。
民国伊始，太湖湖田的清理就已经成为政府的议题，曾设立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进行组织清理，但由于经费不足，战乱频仍，未有实际的效果。1927年，中华民国奠都南京，江南成为政治经济重心，政府又开始重新规划清理事宜，特此设立“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但由于经费见绌，实际的清理并未切实开展。民国十七年（1928），为筹备水利建设经费，财政部专门成立“太湖湖田局”，负责清理湖田的工作。太湖湖田局制定了清理办法［2］，充分贯彻了筹措水利建设经费的宗旨，允许已经围垦成熟的湖田缴价承领，其实质相当于政府主导的土地拍卖。首先，明确了粮主、垦户、佃户三类湖田认领角色，并确定了粮主、垦户、佃户的先后认领优先权，无人承领的土地则由政府标卖。其次，划分了不同户型承领湖田的价格：湖田领主承领每亩八元，垦户和佃户承领每亩十元；鱼池果园桑园每亩承领价格不得低于十四元。第三，明确了产权所属，即已经承领，执为永业。第四，规定了承办手续：登记—领照—执业。登记过后，每亩缴纳保证金一元，以后在正价内扣还；报领以后，要在一个月内缴清正价，然后发放领照执业；逾期者，只发放所交保证金等值田亩，剩余的报领田亩则标卖；佃户承领田亩后，准许追还押租。
从该办法的内容看，它实质在于承认湖田开垦的既定事实，政府通过给予法律的认可来获取财政收入，以期获得水利建设经费。但就实际清理过程来看，效果甚微。据载，“各项章则订定后，吴崑江官产事务所即于吴江东山横泾三处各设办事处，以便业主就近登记，但清理以来，登记者寥寥，定价过昂，农民无力缴款，固为原因之一，而意存观望者，实繁有徒，后以湖田农民请愿减费，乃照定价八折缴款，报领者始略有起色；当此之时，财政部与江苏省政府对于官产湖田，忽发生管辖问题之争执，缘苏省府据土地整理委员会所拟彻底整理土地及实行整理整个计划书，将屯田沙田湖田官荒凡在江苏境内与普通民田小山地滩荡，一律归入地方范围，以便彻底整理，经呈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交付审查，并由苏省府转饬各县，如有前项土地，在未奉中央明令规定管理范围以前，一律暂缓处理；而财政部则以库款支绌，处分沙田官产，主张仍循旧办理，遂致部省之间，发生争执，政令两岐，人民莫知所从，清理事业，遂告终止。”可见，由于定价过高、奸猾之徒观望和政府部门权责不明，导致这次湖田清理事业举步维艰，最终也以失败告罄。
三、湖田纠纷的处理
一方面围湖垦田的趋势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政府在清理湖田上持有条件的默许态度，加之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土客之间矛盾凸显，这使得围绕湖田的纠纷必然产生。民国二十四年的突发事件，使政府对湖田的处理上持谨慎严厉的态度。于是，吴江吴县两县政府为防免事态扩大，一方面静候省府派员勘察，另一方面派保安队赴湖滨制止围筑，并劝导当地农民不得妄动。是年六月一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代表金家凤、工程师刘衷炜、江苏省建设厅工程师王师义、吴县县长吴企云、吴江县县长徐幼川，与地方人士张一鹏等，会同入湖，勘察围田。“当时勘得占围湖田，大半自吴江县境内南库横煽附近起，向西北展筑，直至吴县境内之横泾，圩埂迤逦水中，与城垣相似，盖整个东太湖已变为一小港矣。”［2］于是，江苏省政府决定强制拆圩，并由江吴两县政府执行。
吴江县的拆圩工作进展并不如此顺利，一是由于吴江县的围田众多，拆除工作量很大，二是由于围田公司与受雇客民的经济关系较为复杂。据调查记录载，“各大公司所雇之客民工人，只供饭食，不给工资，俟秋收成熟之后，所获之稻与公司按成分配，同时所筑之田，亦有一部分给予雇工，例如筑成湖田一亩，工人可得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归公司所有。”在这种经济连带关系下，客民反对拆围。鉴于此，省政府实行强制拆围。七月八日，“省政府派视察员下乡督拆，所拆之圩，以新筑者为限，拆围步骤，共分三处同时进行：第一处为樾溪镇及顾柳乡，决定拆除圩数共二十六个；第二处为南库镇，决定拆除圩数共九个；第三处为草埂乡，决定拆除圩数共二十一个。”最后统计，吴江县此次拆围，“前后工作十余日，征工一万四千余名，开掘缺口七百余个，拆除圩围面积二万零九百五十余亩。”［2］至此，因民国二十三年大旱引起的东太湖围湖垦田纠纷，通过政府的强制拆圩而得以解决。 四、亡羊补牢：水利法制的建设
强制拆圩只是直接解决了民国二十四年的湖田纠纷，为了禁止围垦、保护太湖的水利功能，政府还需做善后工作。民国十七年、二十四年一月的湖田清理办法，并未起到良好的实际效果。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七日，江苏省建设厅提出的《江苏省制止围垦太湖湖田办法大纲》［3］在江苏省政府委员会第七四九次会议通过。该大纲延续了民国十七年、二十四年一月的两种湖田清理的办法，即认可已经放领湖田的合法产权，而对有碍水利的湖田进行赎买，即“如有妨碍水利者照领价收回”。针对民国二十四年的湖田纠纷，规定“民国二十三年夏季以后，朦报升粮者，除责令业主铲除圩围并将升粮亩分没收归公外，该县主办人员如有通同舞弊情事，经查属实者，应予撤职严惩。”即对官民勾结蒙混围垦湖田的行为加以惩处，此即上节中强制拆围的法律依据之一。对于私垦的湖田，政府强制拆围，并对垦户实施法律制裁。而对于积弊已久的湖田清理，规定太湖湖田清理处会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全面进行查勘测丈、登记造册，以明确合法湖田和杜绝私垦私自升粮之弊。对于垦熟湖田和已升科湖田，太湖湖田清理处会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查勘后，不碍水利者仍旧允许放领。同时规定，自此以后永禁湖田围垦，并按月巡查报告，实行主管官员问责制。因此，该大纲首在妥善处理历年以来的清理积弊，对已经垦熟的湖田基本持默许态度，同时也对严禁将来的围垦行为。
该大纲颁布施行后，为太湖湖田的清理和管理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依据。但该大纲并不完善，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因此江苏省主管水利建设厅将原办法第一二两条释义如下：
第一条前段系指十七年八月以后之新垦湖田，未经会勘而已执有领照者而言，故作为私垦成熟论（十七年八月以前之垦熟湖田未经清理手续者称为私垦成熟），查明如有碍水利，仍照领价收回之；如无碍水利，则应补经会勘手续，方能确定放领，遇有此类情形应由所在县政府绘明图说，呈由省政府会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查勘，再行核饬，不得迳予升粮。第一条后段朦报升粮，以二十三年夏季亢旱太湖奇涸时，为最易发生，故特予指出，至在此时前朦报升科者，同属舞弊，自应同一办理。
第二条承前条而来，系指十七年八月以后之私垦湖田，并未执有领照而言，其性质与前条之已执有领照者异，自应不论二十三年夏季前后，均照本条规定办理。
经建设厅补充释义后的《江苏省制止围垦太湖湖田办法大纲》更加明晰，突出了重视太湖水利的原则。同时，对于已经领照执业的湖田在法律上加以认可，而对有碍水利者实行赎买；而对于未经领照或朦报升科的湖田，则加以拆围。总的来说，经释义后的大纲为解决民国时期长久以来的东太湖湖田清理积弊和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五、结语
与水争地的现象在太湖滨湖地区历史悠久，并不是民国时期的新事物。但就围湖垦田的规模来讲，由于资本雄厚的公司介入，湖田开发的面积远超过前代。东太湖湖田化速度的加快，严重妨碍了太湖的水利功能，逐渐引起了民国政府的关注，从而着手清理滨湖湖田。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动荡、水利经费的紧缺、政府间权责纷争等因素，民国以来东太湖湖田清理始终鲜见成效。湖田围垦越来越严重，而政府又么诶有作为，因此围绕湖田的纠纷必然会产生。民国二十三年的大旱，客民的大量涌入，开发公司趁机大规模围垦，这直接损害了“乡民”的利益，造成了土著势力与客民的巨大冲突。这一突发事件迫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做出更加有力的举措，以强制拆圩的方式恢复东太湖的水利功能。但是，湖田围垦历史悠久，政府不可能全盘拆圩，从而允许“不妨碍水利者”的存在，并在法律上加以认可。最终，江苏省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保证东太湖湖田清理的顺利进行和成效的维护，这多有“亡羊补牢”的功效。
参考文献：
［1］《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记载了绍兴五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隆兴二年、乾道二年、庆元二年里禁止围湖垦田的奏议或诏书；另外，《农政全书》水利篇也考证了宋代禁垦湖田的多条奏议。
［2］徐伯符.太湖湖田之研究［M］.民国二十年代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影印本第74辑,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六十六年,39144-39148,39205,39212.
［3］郭成伟,薛显林.民国时期水利法制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307-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