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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失去了创造力，我们在十九世纪以前文学巨匠的映照之下，更加感到它们已经丧失了撼动人心的力量。这绝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窘况。
出版垃圾造就“大师”
我们今天的阅读面临的危机在哪里？主要是因为提供给我们的读物太多，似乎到处都是可以读的东西：报纸上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故事，网络上电视上，都是这些东西。如果把这类东西细细阅读和倾听的话，我们每天的时间不是被填满，而是根本就不够用。那些想节省时间的慎重一点的读者，不过是要看一下出版社推荐的、报纸介绍的、名家力推的所谓杰作。但即使这样，时间仍旧远远不够用。
因为越是出版物多、出版垃圾多，“杰作”也就越多，不停地产生“大师”，不停地诞生“杰作”，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往往都是一些糟粕。所以才要竭尽全力灌输给我们、要我们相信。这是商业主义在作祟。重商主义时代无法杜绝虚假信息，这本来就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在这一次次的困惑面前，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创造力产生了疑惑。可能是环境污染的缘故，空气和水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质地。这真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贫瘠的时代，国外有汉学家指责中国文学是垃圾，可是从大量翻译过来的“大奖作品”来看，情况也差不多，甚至更加让人失望。原来这种失望不是来自某个族群，而是世界性的悲剧。
不能随便称呼“作家”
严格来讲，“作家”这个概念不能随便使用，若是记忆没有错误的话，有数的人从来没有在文章或公开场合说过自己是“作家”。将这两个字作为职业称谓的，最早是从港台那边传过来的，一个人只要写作，就说是一个“作家”。其实这种事是很难知道的，那是未来得出的判断，或来自他人的判断。如果一个打仗的人，人家问是干什么的，他自己能说“我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当官的能说“我是一个政治家”？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能说“我是一个科学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小就受一种思想影响，被告知不要受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不要有太重的成名成家的思想———可见这也是很难的事。当然，在成长的道路上，渴望成名成家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有人觉得当一个科学家很难，当一个政治家更难，当一个军事家几乎不可能，于是就想当一个“作家”，以为再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实际上当一个作家同样难，甚至更难。
看看词典上的词条，可见“作家”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来确立的，那得有高超的技艺，广博的修养，杰出的成就。所以一个人动不动说自己是“作家”，未免太不谦虚了。在文学职称评定中，没有“一级作家”“二级作家”这样的提法，而是称为“创作员”，这是对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越来越明白一个问题，即把阅读的时间节省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对写作者而言，没有好的阅读就没有好的创作；对大众读者来说，没有好的阅读，也难得有一份高品质的生活。我们没看到一个整天钻在垃圾读物中的人会有趣，会有较高的向往，会比较可信。
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视对方阅读什么。有没有自己高质量的阅读生活，很说明问题。缺少了低俗的阅读，制造文字垃圾的人就无法沾沾自喜，整个的写作、宣传、出版所形成的垃圾食物链就会断掉。不然，我们的社会将陷入非常可怕的精神处境，这与普遍的沮丧心理息息相关。有时候真的觉得生活没有多少希望，看看报道，不少饭店都在偷偷使用“地沟油”，连很高级的饭店也在使用。可是一些精神方面的“地沟油”，同样也会被人津津有味地享用。
民族的伤痛
我们常常惊叹自己置身之地的日新月异，惊叹我们的改造力和建设力。可是因此也会暴土飞扬。我们几乎安静不下来，人民没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这些年交流渐多，东方和西方，南南北北，都有了观察的机会。比如说阅读：许多场合都能看到很多读书的人。机场、车站、地铁和飞机上，手不释卷的人太多了。可是在国内就不是这样，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候车室里只有一两个人在读书，读的可能还是通俗读物。我们这儿更多的人在看电视，被一些低俗的娱乐逗得咧嘴大笑，越是趣味低下越是招人喜爱。有时来到大中专学校，阅读情况也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令人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远离经典。
曾经遇到一个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小说的，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他认为读原著根本不需要，有那么多研究这本书的人，电视上也讲它，“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多么可怕，一个学人荒唐到如此地步，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一个中文系大四学生坚持说英国诗人叶芝是个女的，诸如此类。
不知哪里出了毛病，而且病入膏肓。在一个群体素质如此之低的环境里生活，必然要被野蛮所包围，无论有多少物质财富，活得都不会有幸福感，不会有尊严。
这样可怕的环境并非是十年八年间突然形成的，它由来已久，是渐变而成的。本来我们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民族，所谓的诗书之国，拥有诗经和诸子散文，有李杜诗篇万古传。而今到了什么地步，大家有目共睹。能把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改造成今天的状态，也非有毁坏的天才不懈地接续施工才行。野蛮的行为和习惯一旦成了普遍现象、变为一种约定俗成，那么灾难也就不远了。这样的个体和群体无论到了哪里都会被人厌恶。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欢迎这样的人。这是真的，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们可以说这是发达地区对东方贫民的一种蔑视和歧视，会激起一个民族的倔强和血性———我们会仇视他们，在心里形成某种强大的反抗力；然而最悲惨的是，当这种贫民腰缠万贯的时候，只会变得更加令人厌恶。钱不会让粗鄙变得高贵。
我们身边的优秀者非常之多，那么好的大学生，青春可爱的面孔，也有那么好的知识分子，淳朴的劳动者……可是当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有时就会改变。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一群除了关心钱和权势不再关心其他的人。这群人没有信仰，不相信绝对真理，比较不愿意读书，很喜欢看电视和上网———陌生的人会这样概括我们的特征。这是我们的伤痛。
随便到某个国家，我们也会发现全家中心摆放一个大电视机的，往往就是中国人。这是他全家生活的中心，电视领导着全部。而其他地方的人对电视远没有这样的尊重和依赖，难得给它那么显著的位置。他们对这种现代传播工具抱着一种稍稍疏离的态度，因为它太吵，它用特别的娱乐方式将人引入浮躁不安，不如书籍更让人安静，带来思索和想象的幸福。 有一次到一个汉学家去，吃过晚饭后两口子就在屋里忙活，像是找什么东西———最后才明白他们在找电视机。原来他们不记得它放在哪里了。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黑白电视。为什么要找？因为当天晚上要播放女主人在电视台做的一个朗诵节目，他们想看一下。节目开始了，太太穿一身黑色的套裙，边走边朗诵一本诗集。两口子看看客人，相视而笑。
十四年前到美国去，前不久又去，到了同一座小城。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就是这儿一点都没变，房子还是那样，街道还是那样。这里的景致没有变，人的面孔也没有变，空气还是那么好，天空还是那么蓝。这个小城叫康科德，里面住过两个有意思的作家，一个叫爱默生，一个叫梭罗。
这么漂亮的一座小城，就像童话里的场景差不多。今天我们一些城市、一些区域实在也算漂亮，湖水幽美开阔，有好多凉亭，草地树木茂盛，像梦想之地。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有些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地方太多了，简直遍地都是，或者比这里的景致还要好。就是说，那里的草更绿，树更茂，水更清。我们可以在城市的某一处用力经营一片风景，可是全城的问题无法解决——天空很低，再加上烟雾，到处污染成这样，局部的美景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们几乎安静不下来，人民没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社会转型”，好像这有多么了不起，只是没有问一句，我们这一两百年里什么时候不在转型？如果老是不停地折腾，除了战乱就是其他运动和变革，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从局部看，一条街区拆了建建了拆，好像从来不曾周密计划过。一条街道上，刚刚长成的树木就被拉电线的工人砍掉了，因为电业部门和绿化部门各负专责。
可是康科德，在外地人眼里，它十四年里没有一点变化。它仍然那么干净、浓绿，似乎很自豪地拥有着、持续着自己的历史。
文学创作之悲怆
——《闯荡商海的女人》创作体会
□刘 强
拙著《闯荡商海的女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获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奖。这部小说我写了十年，表现城市产业经济结构改革的精神力量，歌颂城市改革不怕挫折、不屈不挠的精神。城市由“重工业偏重”，向现代工商业并举、产业经济多元化发展，产业经济结构改革的“疼痛”精神，给了我悲壮的力量。
写作时间长，说明我创作水平低。然而，也不全是水平问题，文学创作越来越难，压力越来越大。过去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话是被公认的。现在呢，我甚至感觉到生活高于艺术，我们有太多文学作品“艺术低于生活”！也就是说，作家的艺术创造很难抵达生活的高度，这就需要对作品反复打磨乃至回炉。以前，人们感叹艺术虚构太离奇，现在反倒不了，人们纷纷感叹：
“生活比艺术虚构更离奇！”
“小说传奇不如生活传奇！”
你能说这样的感叹不对吗？生活已经复杂化，生活“超生活”化了。比如，有人说写反腐败的作品还没写到腐败程度的十分之一，你也不得不信。腐败离奇远远超过艺术虚构的离奇，艺术虚构还有用吗？我不啻感觉到文学创作之“难”，更感觉到文学创作之“痛”！
拙著《闯荡商海的女人》，描绘被城市繁华景象所遮蔽的底层百姓生活，普通母女和姐妹的生存状况。虽然题曰“女人”，意义绝不只在女人，更可能是在男人——那个被困惑和苦闷重重包围，乃至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而自杀的男人：市委副书记李大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些因腐败而自杀的领导干部，而为人正派、刚正不阿，适应不了官场体制应酬而自杀者，李大明有独无偶。这是艺术虚构吗？不错，区别于领导干部因腐败自杀的真实生活而虚构，却比生活还要“真实”，是虚构的“最不虚构”。与做官的友人聊天，都觉得如今当官太难，不在于处理“政务”难，而在于处理“琐务”难，对下面不收礼难，收礼也难；对上面不捧场难，捧场也难。不进“圈子”难，进了“圈子”也难。“两难”的事太多，立足官场的确难，“危乎官哉！”他们不是不懂官场“虚与委蛇”技巧，不是不会向上面“抱柱子”而存活，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官场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形谤而实颂！因此，对于李大明而言，哈姆雷特那句“活下去还是不活，是个问题”的话，梦回萦绕，几成经典。
李大明的自杀，成为我的文学创作之“痛”。李大明自杀昭示一个问题：经济向前蓬勃发展，政治也要向前发展。政治体制方面旧的传承和体制中一些不相适应的东西，如果不及时改革，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乃至被扼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也会受到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也就会丢掉“可”字变“不”字，这是不言而喻的。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拙作不是政治科目，含蓄描绘而已，意味深长。拙著在朋友手里多番传阅，有的责怪不该把好端端一个市委副书记写死，有的说这正是作品“亮色”，我缄默莫辩，人云亦云吧。
拙著女主角曾虹，为了救母闯荡而入为富豪权贵服务的包厢，让人心悸。她干时装女模，做厨师又经营起餐馆，意外横祸将她打入牢狱，蒙受不白之冤。她经历种种坎坷和艰难，终于把事业做大做强。曾虹的遭遇，可谓大悲大恸，令人涕泪满怀，痛心欲裂。李大明留给她遗书，她读了十分伤怀，乃至关起门来哭了个够。她因此想到，在现代文明向物质倾斜的时候，自己该怎么办？权力不能和金钱派对。现在，利用权势搞商业经营甚至官、商勾结搞不法经营，不仅侵蚀良好的社会风尚，更且干扰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和物质享受，具有强大的诱惑力，足以使一些人忘记原有目标，也会成为罪恶前奏与社会乱源。曾虹认为，自己既然顺应潮流干开商贸事业，就要防止在思想上向物质“倾斜”，并要做“纠正社会风尚向物质倾斜”的先锐战士。中国现代商人除了发财致富以外，应该另有一番对学问、才干、人品，以至生活艺术的追求和向往，不啻求“腰缠万贯”为己足，更求像历史上陶朱公范蠡、端木赐子贡那样，腹藏诗书，文雅高尚，富有内涵的儒商。这是曾虹为商的“亮色”，中国商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现代“商枭”！
历史以悲壮为美。“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范晔《后汉书?祢衡传》）悲壮，是人类艰难行进、连绵不绝的纤夫图。悲壮，是决荡人间不平、久唱不衰的正气歌！悲壮，是面对强暴的奋死抗争；悲壮，是蒙冤受屈的仰天大笑；悲壮，是虽败犹荣的英雄未路，悲壮，是斗志未酬的慷慨悲歌！文学创作更以悲壮美为最高的美。司马迁笔下项羽，诀别美人名马，宁死不肯过江东；关汉卿写《窦娥冤》，窦娥刑场呼天，六月飞雪；孔尚任作《桃花扇》，李香君血溅桃花，魂断秦淮。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平凡而伟大的悲壮：自身贫困而资助他人，本体虚弱而慷慨献血；抱病登上讲台，忍痛拿起手术刀；戍守边防而唱《十五的月亮》；见义勇为与歹徒博斗而流血伤亡；坚持真理、与邪恶斗争而横遭迫害；默默奉献、任劳任怨而被视作“窝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鞠躬尽瘁；忠而见疑，能而受妒，处逆境而敬业矢志不渝；位卑未敢忘忧国，甘坐冷凳著春秋种种，一腔热血壮怀激烈！
我与著名诗人、作家安敏先生，共同创立文学的“悲壮派”艺术。安敏曾对我笑言：“湖南风流，湖南亦悲壮啊！所以，我等作家亦在这种氛围中徜徉，可以在这种流派上再悲壮一回。”或许，你正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或许，你正是财大气粗、眼空无物，或许，你正在翻手成云、覆手成雨；或许，你正是鲜花夹道、掌声盈耳……你是否还能感到，仍然会有一种美中不足？假如，一个人在人生舞台上从来没有演出过一幕悲壮，那该是多大的寂寞和遗憾！
在现代文明向物质倾斜，“比萨斜塔”既不倒塌、也不扶正的当下，我心悲怆！或许，拙著《闯荡商海的女人》以胸怀悲怆为特色，铸造了文学的悲壮之美。当然，由于思想和艺术视野局限，拙著《闯荡商海的女人》成色不足，这也是我文学创作中的“疼痛”，心中存有的悲怆！
出版垃圾造就“大师”
我们今天的阅读面临的危机在哪里？主要是因为提供给我们的读物太多，似乎到处都是可以读的东西：报纸上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故事，网络上电视上，都是这些东西。如果把这类东西细细阅读和倾听的话，我们每天的时间不是被填满，而是根本就不够用。那些想节省时间的慎重一点的读者，不过是要看一下出版社推荐的、报纸介绍的、名家力推的所谓杰作。但即使这样，时间仍旧远远不够用。
因为越是出版物多、出版垃圾多，“杰作”也就越多，不停地产生“大师”，不停地诞生“杰作”，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往往都是一些糟粕。所以才要竭尽全力灌输给我们、要我们相信。这是商业主义在作祟。重商主义时代无法杜绝虚假信息，这本来就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在这一次次的困惑面前，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创造力产生了疑惑。可能是环境污染的缘故，空气和水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质地。这真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贫瘠的时代，国外有汉学家指责中国文学是垃圾，可是从大量翻译过来的“大奖作品”来看，情况也差不多，甚至更加让人失望。原来这种失望不是来自某个族群，而是世界性的悲剧。
不能随便称呼“作家”
严格来讲，“作家”这个概念不能随便使用，若是记忆没有错误的话，有数的人从来没有在文章或公开场合说过自己是“作家”。将这两个字作为职业称谓的，最早是从港台那边传过来的，一个人只要写作，就说是一个“作家”。其实这种事是很难知道的，那是未来得出的判断，或来自他人的判断。如果一个打仗的人，人家问是干什么的，他自己能说“我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当官的能说“我是一个政治家”？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能说“我是一个科学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小就受一种思想影响，被告知不要受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不要有太重的成名成家的思想———可见这也是很难的事。当然，在成长的道路上，渴望成名成家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有人觉得当一个科学家很难，当一个政治家更难，当一个军事家几乎不可能，于是就想当一个“作家”，以为再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实际上当一个作家同样难，甚至更难。
看看词典上的词条，可见“作家”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来确立的，那得有高超的技艺，广博的修养，杰出的成就。所以一个人动不动说自己是“作家”，未免太不谦虚了。在文学职称评定中，没有“一级作家”“二级作家”这样的提法，而是称为“创作员”，这是对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越来越明白一个问题，即把阅读的时间节省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对写作者而言，没有好的阅读就没有好的创作；对大众读者来说，没有好的阅读，也难得有一份高品质的生活。我们没看到一个整天钻在垃圾读物中的人会有趣，会有较高的向往，会比较可信。
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视对方阅读什么。有没有自己高质量的阅读生活，很说明问题。缺少了低俗的阅读，制造文字垃圾的人就无法沾沾自喜，整个的写作、宣传、出版所形成的垃圾食物链就会断掉。不然，我们的社会将陷入非常可怕的精神处境，这与普遍的沮丧心理息息相关。有时候真的觉得生活没有多少希望，看看报道，不少饭店都在偷偷使用“地沟油”，连很高级的饭店也在使用。可是一些精神方面的“地沟油”，同样也会被人津津有味地享用。
民族的伤痛
我们常常惊叹自己置身之地的日新月异，惊叹我们的改造力和建设力。可是因此也会暴土飞扬。我们几乎安静不下来，人民没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这些年交流渐多，东方和西方，南南北北，都有了观察的机会。比如说阅读：许多场合都能看到很多读书的人。机场、车站、地铁和飞机上，手不释卷的人太多了。可是在国内就不是这样，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候车室里只有一两个人在读书，读的可能还是通俗读物。我们这儿更多的人在看电视，被一些低俗的娱乐逗得咧嘴大笑，越是趣味低下越是招人喜爱。有时来到大中专学校，阅读情况也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令人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远离经典。
曾经遇到一个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小说的，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他认为读原著根本不需要，有那么多研究这本书的人，电视上也讲它，“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多么可怕，一个学人荒唐到如此地步，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一个中文系大四学生坚持说英国诗人叶芝是个女的，诸如此类。
不知哪里出了毛病，而且病入膏肓。在一个群体素质如此之低的环境里生活，必然要被野蛮所包围，无论有多少物质财富，活得都不会有幸福感，不会有尊严。
这样可怕的环境并非是十年八年间突然形成的，它由来已久，是渐变而成的。本来我们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民族，所谓的诗书之国，拥有诗经和诸子散文，有李杜诗篇万古传。而今到了什么地步，大家有目共睹。能把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改造成今天的状态，也非有毁坏的天才不懈地接续施工才行。野蛮的行为和习惯一旦成了普遍现象、变为一种约定俗成，那么灾难也就不远了。这样的个体和群体无论到了哪里都会被人厌恶。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欢迎这样的人。这是真的，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们可以说这是发达地区对东方贫民的一种蔑视和歧视，会激起一个民族的倔强和血性———我们会仇视他们，在心里形成某种强大的反抗力；然而最悲惨的是，当这种贫民腰缠万贯的时候，只会变得更加令人厌恶。钱不会让粗鄙变得高贵。
我们身边的优秀者非常之多，那么好的大学生，青春可爱的面孔，也有那么好的知识分子，淳朴的劳动者……可是当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有时就会改变。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一群除了关心钱和权势不再关心其他的人。这群人没有信仰，不相信绝对真理，比较不愿意读书，很喜欢看电视和上网———陌生的人会这样概括我们的特征。这是我们的伤痛。
随便到某个国家，我们也会发现全家中心摆放一个大电视机的，往往就是中国人。这是他全家生活的中心，电视领导着全部。而其他地方的人对电视远没有这样的尊重和依赖，难得给它那么显著的位置。他们对这种现代传播工具抱着一种稍稍疏离的态度，因为它太吵，它用特别的娱乐方式将人引入浮躁不安，不如书籍更让人安静，带来思索和想象的幸福。 有一次到一个汉学家去，吃过晚饭后两口子就在屋里忙活，像是找什么东西———最后才明白他们在找电视机。原来他们不记得它放在哪里了。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黑白电视。为什么要找？因为当天晚上要播放女主人在电视台做的一个朗诵节目，他们想看一下。节目开始了，太太穿一身黑色的套裙，边走边朗诵一本诗集。两口子看看客人，相视而笑。
十四年前到美国去，前不久又去，到了同一座小城。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就是这儿一点都没变，房子还是那样，街道还是那样。这里的景致没有变，人的面孔也没有变，空气还是那么好，天空还是那么蓝。这个小城叫康科德，里面住过两个有意思的作家，一个叫爱默生，一个叫梭罗。
这么漂亮的一座小城，就像童话里的场景差不多。今天我们一些城市、一些区域实在也算漂亮，湖水幽美开阔，有好多凉亭，草地树木茂盛，像梦想之地。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有些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地方太多了，简直遍地都是，或者比这里的景致还要好。就是说，那里的草更绿，树更茂，水更清。我们可以在城市的某一处用力经营一片风景，可是全城的问题无法解决——天空很低，再加上烟雾，到处污染成这样，局部的美景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们几乎安静不下来，人民没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社会转型”，好像这有多么了不起，只是没有问一句，我们这一两百年里什么时候不在转型？如果老是不停地折腾，除了战乱就是其他运动和变革，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从局部看，一条街区拆了建建了拆，好像从来不曾周密计划过。一条街道上，刚刚长成的树木就被拉电线的工人砍掉了，因为电业部门和绿化部门各负专责。
可是康科德，在外地人眼里，它十四年里没有一点变化。它仍然那么干净、浓绿，似乎很自豪地拥有着、持续着自己的历史。
文学创作之悲怆
——《闯荡商海的女人》创作体会
□刘 强
拙著《闯荡商海的女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获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奖。这部小说我写了十年，表现城市产业经济结构改革的精神力量，歌颂城市改革不怕挫折、不屈不挠的精神。城市由“重工业偏重”，向现代工商业并举、产业经济多元化发展，产业经济结构改革的“疼痛”精神，给了我悲壮的力量。
写作时间长，说明我创作水平低。然而，也不全是水平问题，文学创作越来越难，压力越来越大。过去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话是被公认的。现在呢，我甚至感觉到生活高于艺术，我们有太多文学作品“艺术低于生活”！也就是说，作家的艺术创造很难抵达生活的高度，这就需要对作品反复打磨乃至回炉。以前，人们感叹艺术虚构太离奇，现在反倒不了，人们纷纷感叹：
“生活比艺术虚构更离奇！”
“小说传奇不如生活传奇！”
你能说这样的感叹不对吗？生活已经复杂化，生活“超生活”化了。比如，有人说写反腐败的作品还没写到腐败程度的十分之一，你也不得不信。腐败离奇远远超过艺术虚构的离奇，艺术虚构还有用吗？我不啻感觉到文学创作之“难”，更感觉到文学创作之“痛”！
拙著《闯荡商海的女人》，描绘被城市繁华景象所遮蔽的底层百姓生活，普通母女和姐妹的生存状况。虽然题曰“女人”，意义绝不只在女人，更可能是在男人——那个被困惑和苦闷重重包围，乃至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而自杀的男人：市委副书记李大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些因腐败而自杀的领导干部，而为人正派、刚正不阿，适应不了官场体制应酬而自杀者，李大明有独无偶。这是艺术虚构吗？不错，区别于领导干部因腐败自杀的真实生活而虚构，却比生活还要“真实”，是虚构的“最不虚构”。与做官的友人聊天，都觉得如今当官太难，不在于处理“政务”难，而在于处理“琐务”难，对下面不收礼难，收礼也难；对上面不捧场难，捧场也难。不进“圈子”难，进了“圈子”也难。“两难”的事太多，立足官场的确难，“危乎官哉！”他们不是不懂官场“虚与委蛇”技巧，不是不会向上面“抱柱子”而存活，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官场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形谤而实颂！因此，对于李大明而言，哈姆雷特那句“活下去还是不活，是个问题”的话，梦回萦绕，几成经典。
李大明的自杀，成为我的文学创作之“痛”。李大明自杀昭示一个问题：经济向前蓬勃发展，政治也要向前发展。政治体制方面旧的传承和体制中一些不相适应的东西，如果不及时改革，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乃至被扼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也会受到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也就会丢掉“可”字变“不”字，这是不言而喻的。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拙作不是政治科目，含蓄描绘而已，意味深长。拙著在朋友手里多番传阅，有的责怪不该把好端端一个市委副书记写死，有的说这正是作品“亮色”，我缄默莫辩，人云亦云吧。
拙著女主角曾虹，为了救母闯荡而入为富豪权贵服务的包厢，让人心悸。她干时装女模，做厨师又经营起餐馆，意外横祸将她打入牢狱，蒙受不白之冤。她经历种种坎坷和艰难，终于把事业做大做强。曾虹的遭遇，可谓大悲大恸，令人涕泪满怀，痛心欲裂。李大明留给她遗书，她读了十分伤怀，乃至关起门来哭了个够。她因此想到，在现代文明向物质倾斜的时候，自己该怎么办？权力不能和金钱派对。现在，利用权势搞商业经营甚至官、商勾结搞不法经营，不仅侵蚀良好的社会风尚，更且干扰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和物质享受，具有强大的诱惑力，足以使一些人忘记原有目标，也会成为罪恶前奏与社会乱源。曾虹认为，自己既然顺应潮流干开商贸事业，就要防止在思想上向物质“倾斜”，并要做“纠正社会风尚向物质倾斜”的先锐战士。中国现代商人除了发财致富以外，应该另有一番对学问、才干、人品，以至生活艺术的追求和向往，不啻求“腰缠万贯”为己足，更求像历史上陶朱公范蠡、端木赐子贡那样，腹藏诗书，文雅高尚，富有内涵的儒商。这是曾虹为商的“亮色”，中国商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现代“商枭”！
历史以悲壮为美。“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范晔《后汉书?祢衡传》）悲壮，是人类艰难行进、连绵不绝的纤夫图。悲壮，是决荡人间不平、久唱不衰的正气歌！悲壮，是面对强暴的奋死抗争；悲壮，是蒙冤受屈的仰天大笑；悲壮，是虽败犹荣的英雄未路，悲壮，是斗志未酬的慷慨悲歌！文学创作更以悲壮美为最高的美。司马迁笔下项羽，诀别美人名马，宁死不肯过江东；关汉卿写《窦娥冤》，窦娥刑场呼天，六月飞雪；孔尚任作《桃花扇》，李香君血溅桃花，魂断秦淮。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平凡而伟大的悲壮：自身贫困而资助他人，本体虚弱而慷慨献血；抱病登上讲台，忍痛拿起手术刀；戍守边防而唱《十五的月亮》；见义勇为与歹徒博斗而流血伤亡；坚持真理、与邪恶斗争而横遭迫害；默默奉献、任劳任怨而被视作“窝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鞠躬尽瘁；忠而见疑，能而受妒，处逆境而敬业矢志不渝；位卑未敢忘忧国，甘坐冷凳著春秋种种，一腔热血壮怀激烈！
我与著名诗人、作家安敏先生，共同创立文学的“悲壮派”艺术。安敏曾对我笑言：“湖南风流，湖南亦悲壮啊！所以，我等作家亦在这种氛围中徜徉，可以在这种流派上再悲壮一回。”或许，你正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或许，你正是财大气粗、眼空无物，或许，你正在翻手成云、覆手成雨；或许，你正是鲜花夹道、掌声盈耳……你是否还能感到，仍然会有一种美中不足？假如，一个人在人生舞台上从来没有演出过一幕悲壮，那该是多大的寂寞和遗憾！
在现代文明向物质倾斜，“比萨斜塔”既不倒塌、也不扶正的当下，我心悲怆！或许，拙著《闯荡商海的女人》以胸怀悲怆为特色，铸造了文学的悲壮之美。当然，由于思想和艺术视野局限，拙著《闯荡商海的女人》成色不足，这也是我文学创作中的“疼痛”，心中存有的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