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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西一直实行“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倾斜性战略政策，
使得城乡在资源分配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发展处于劣势地位，尤其
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研究利用陕西
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
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
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
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
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考虑不
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
的局面。
关键词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经济发展阶段；模糊评判；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2-008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3
长期以来，陕西一直实行“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倾斜性战略政策，这使得陕西城乡在资源分配和社会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并未获取平等的发展机会，农村发展处于劣势地位的空间格局。特别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模式未能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作出相应调整，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等都远远落后于西安咸阳等城市区域，这直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甚至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更加凸显。与此同时，在当今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掌握着财政资源，理所当然，政府就成为了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主体，但是，在政府掌握财政资源的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大多采用“一刀切”模式，供给没有针对性，缺乏对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选择[1]。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就是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有效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并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作出合理选择。
从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看，受农村公共物品本身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及效益外溢性）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制约，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2-4]，其原因在于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5]，并且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无法收费，也就是说无法控制和克服“搭便车”行为和现象的发生[6-7]。虽然政府供给公共物品可以兼顾效率和公平，并且可以有效防止“搭便车”现象的时常发生，但是，政府又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供给全部的公共物品，如果政府供给所有的公共物品，则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以及生产效率将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8]。由此可见，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有其长处也有其弊端，当然私有化供给也不例外，Krauze[9]认为，只有公共物品供给私有化才可以彻底解决低效率、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低等问题，私有生产比公共物品更具有效率[10]。Tullock[11]研究表明，政府难以将某些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内在化，而私人生产却可以很好地将其外部性内部化，并能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同时，生产出更多的公共物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该如何选择呢？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实力等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私人（市场）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程度探索多种供给模式的互相结合，以期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鉴于此，本文在阐述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判断。
本文的分析框架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为评判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为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从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主要有政府供给型、政府与私人混合供给型、私人供给型三种类型，那么陕西农村公共物品该以何种模式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呢？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的实现涉及到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因素。一般而言，有限的公共物品资源配置涉及到横向与纵向两个层面，横向主要是指区域之间，即城乡之间与各地区之间等；
纵向主要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将会给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的创新，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供给主体供给公共物品的意愿的变化及其居民对公共物品需求强度的变化带来不同的机遇。因此，陕西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选择问题同样要考虑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最优化问题及其陕西经济发展阶段与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匹配问题。
1.1 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及优化
建国后，陕西就开始实行城乡有别的发展战略，即实行优先发展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尤其是重工业，从而形成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陕西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沿用了这种城市偏向型的供给体制，而这种体制导致了有限公共物品资源的配置偏离了社会公共物品最优生产和消费原理。这种情况本文在此用图1的原理来进行解释说明。
图1给出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图1（a）中，现阶段农民的最佳效用点原本应该在A1和A2点之间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中城市偏向型发展战略，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物品过低以至于农村居民拿出一部分自己的生产资源来生产满足基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公共物品，由于农村居民的生产资源即定，这使得农民对于私人物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终效用点落在A点上，这就迫使农民的无差异曲线向内部移动，使得农民的消费效用降低，农民本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很少甚至可能享受不到任何社会福利，很明显，A点不是农民的最佳效用点。由图1（b）可知，城市居民的最佳效用点原本应该在B1和B2点之间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但是由于陕西实行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和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使得农村居民相对享受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明显偏低，城市居民本该支付的公共物品资源进入到私人物品的消费过程中，结果就是城市居民享受和消费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增加，城市居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终效用点落在B点上，这就造成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部移动，显然，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增加。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目前的城乡公共资源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非均衡现象，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由于公共资源特别是地处西北经济不发达的陕西的公共财政资源是极其稀缺的，因此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要慎重考虑农村与城市之间分配的比例。而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实现城乡公共物品的人均拥有量的绝对相等，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探索城乡协调发展的最优途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基本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是一项复杂、艰巨而系统的工程，从陕西农村的实际情况看，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单靠农民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策略。在遵循“帕累托最
优”原则与确保不降低城市居民现有效用水平的前提下，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体
制，就是要将城市创造的部分财富用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总体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对此可以通过图2来加以解释说明。
由图2（a）和图2（b）可知，在初始阶段，农村与城市私人物品的最优供给分别为P和D，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分别为A1和B1，农村与城市均衡的资源配置点分别为E点与B点，很显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并且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为
B1-A1。假定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者私人物品消费效用不降低的前提下，如果实行城乡统筹发展策略，并将城市创造的部分财富用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此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将会提高到较高的水平A2，农民的福利水平也会得到提升，农村居民的效用曲线将会上移至U1，最佳效用点也相应地变为E1点；同时，城市居民私人物品的消费水平将会由D增加到D1，城市均衡的资源配置点相应地也由B点变为C1点，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提高。
1.2 经济发展阶段与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关系
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要慎重考虑某一时段内城乡之间的均衡问题，更要慎重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供给主体与供给方式可能的供给差异，即所谓的公共物品供给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50年代，马斯格雷夫提出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认为在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公共支出的重点在不断的变化和转移，并且每一次重点的变化和转移都会使公共支出的增长幅度加大。不同阶段公共支出重点的变化和转移的情况是，基础投资（起飞阶段）→市场失灵之干预（中期发展阶段）→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成熟阶段）→公共支出上升（马斯格雷夫将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理论（传统的、为起飞准备前提、起飞、向成熟推进和大量消费时代）简化为经济成长三阶段理论（起飞、中期发展和成熟阶段）。同时，马斯格雷夫马斯格雷夫的经济成长三阶段理论的特点是公共支出增长，原因是通过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支出重点的变化和转移来解释的）。从经济不同发展水平（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公共物品供给，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公共物品供给是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密切联系的，因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供给类别、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第一，各级政府的财力水平是由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是根据各级政府现有的财政状况决定的；第二，经济的发展要求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类型的优先顺序作出判定，因为当前陕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及财政状况要好于陕南和陕北地区，因此，关中地区的农民不会再仅仅满足于与基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物品，而是需要更高层次的诸如精神文化追求、政治参与等，而陕南地区和陕北的贫困地区则对基本生产性公共物品具有较高的需求；第三，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应地，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飞速发展和经济技术条件快速更新变化的当今时代，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也会逐渐地发生变化，即由政府供给模式逐渐向私人（市场）供给模式转变。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部分原本的纯公共物品将会逐渐转化为准公共物品。我们假定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物品的特性即公共性将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准公共物品，因此，公共物品的动态变化过程会促使其供给模式发生相应地变化，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责主要由政府来承担；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部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将会逐渐弱化，致使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比重会逐渐降低，而私人（市场）则会不断涌现到公共物品的供给行列中来，弥补政府无力供给的部分公共物品，即私人（市场）供给比重增加。
2 评判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设置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主要是借鉴与沿用了刘革委，卢凤君[12]和徐丹丹，杨静和孟萧[13]采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的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尽管学术界对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的研究已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并未达成共识。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展示，经济发展的本质不仅仅表现为水平的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为生产结构的变化，因此，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包括水平和结构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划分为两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水平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第二大类是结构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产业、就业、城乡、消费结构的变动。水平指标主要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结构指标主要包括产业、就业、城乡、消费结构指标四类7个指标，（1）产业结构指标主要有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业GDP）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工业GDP）占GDP的比重；（2）就业结构指标主要有第一产业（农业）劳动力比重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劳动力比重；（3）城乡结构指标主要有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紧密相关的，工业化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相应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工业化迅速发展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不断的拉大，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应地逐渐降低；但是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后，会出现反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再次缩小，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将会再次升高）和城市人口（非农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城市人口比重将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和推进而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4）消费结构指标主要有恩格尔系数。以上所选取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于《陕西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1-2009），收集了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
3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实证分析
本部分主要是对上述所选取的有关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9个评判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评判。
为了更加明确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本文首先根据其工业化发展进程将陕西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定义为Y，即
Y={y1,y2,y3,y4}
其中，y1，y2，y3，y4分别代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及稳定阶段。
同时，将上述所选取的有关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9个评判指标聚合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的评判因素集，即
F={f1,f2,f3,f4,f5,f6,f7,f8,f9}
其中，f1代表陕西人均GDP，f2代表陕西GDP年均增长率，f3和f4分别代表农业和工业GDP比重，f5和f6分别代表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力比重，f7代表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f8代表城市人口比重，f9代表恩格尔系数。
对9个评判因素的权重的确定主要是参考刘革委，卢凤君[12]研究中通过专家打分所确定的评判因素权重集，即
ω={0.15,0.15,0.125,0.125,0.09,0.06,0.15,0075,0.075}
在对陕西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和确定其评判因素集之后，本文依据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评判。为了尽可能的消除短期经济波动对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的影响，更为了较为准确地反映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征，可以以若干年为一时段（比如5年、10年），本文采用以10年为一时段，从1990年开始进行平移，每次平移时期为1年，计算9项指标的隶属度，并运用9项指标的隶属度值计算各阶段的频率，得到10个频率矩阵，以此计算综合评判矩阵，并可以据此来评判陕西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3.1 基本评判指标数据
本文根据历年《陕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的原始数据，求出9项指标数据，见表1。
3.2 计算各指标的隶属度
表2给出了1990-2008年9项指标的隶属度计算结果。
根据表2可知，9个指标的隶属度数值范围为（0.1-0.9），因此，本文在此根据国际划分标准和刘革委，卢凤君[12]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因素的变动情况，根据隶属度的大小，评判出陕西农村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隶属度范围为：如果0.1＜f≤0.2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初始阶段；如果0.25＜f≤0.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发展阶段；如果0.5＜f≤0.7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成熟阶段；如果0.75＜f＜0.9，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稳定阶段。
3．3 计算频率矩阵
为了尽可能的消除短期经济波动对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的影响，本文采用以10年为一时段，从1990年开始进行平移，每次平移时期为1年，并运用上述计算得到的9项指标的隶属度值计算各阶段的频率，得到1990-1999、1991-2000、1992-2001、1993-2002、1994-2003、1995-2004、1996-2005、1997-2006、1998-2007、1999-2008共10个频率矩阵。由于受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在此并未列出10个频率矩阵的具体数值。
3.4 计算综合评判矩阵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1-2009）。
济发展阶段的评判因素权重集与上述计算得到频率矩阵的乘积，据此计算可以得到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综合评判矩阵，见表3。
3.5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结果的分析
由表3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
综合评判矩阵可知，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除1992-2001年期间，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出现增长外，其余各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1990-1999年期间的0396迅速下降到1999-2008年期间的0165，下降了0231，平均下降速度为927%，可见下降速度之快，这表明陕西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已迅速的转变到了经济的发展阶段，即陕西农村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中期发展阶段；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
1992-2001年期间和1999-2008年期间出现下降之外，其余各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由1990-1999年期间的024增加到1998-2007年期间的0315，而后在1999-2008年期间出现了稍微的下降，下
降到0308，陕西农村经济发展中期阶段隶属度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81%；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隶属度较平稳，基本展现出增加趋势，但变化幅度很小，1990-1999年期间到1999-2008年期间的隶属度都在0255-0278之间浮动，隶属度从1990-1999年期间的0265增加到1999-2007年期间的0273，1999-2008年期间的隶属度有所减弱，但变化不明显；在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阶段，各时段的隶属度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由1990-1999年期间的01增加到1999-2008年期间的0273，平均增长速度为1181%。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
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了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根据陕西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状况，农村经济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由于农村处于我国行政区划的底层，农村地区的边缘性和生产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对分散没有规模效应，且总体质量不高，供求结构不合理，层次和优化度低，加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基础性，这些不利因素就决定了陕西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提供还需要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陕西农村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传统文化等的影响，农民目前需求较多且需求强度较高的仍是一些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然而这些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又具有较强外溢性和较弱的排他性，受益人群相对也较为宽广，但成本收益率却较低，所以，就目前陕西经济发展和农村的实际而言，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
因此，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作出抉择，选择与其相适应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政府供给主要作为引导，诱导私人（市场）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农村，特别是农村公共物品，不断缩小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差异；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应主要以政府供给为主，私人（市场）供给只作为些许的补充，不易成为供给的主要力量，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私人由于受其财力水平的限制，根本没有能力有效的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如果这时期采取私人（市场）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必然带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弱化等诸多严重的后果。本文研究得出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应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因此，目前，陕西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突出农村公共物品的重点投资领域，同时，要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使政府将有限的财力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倾斜，努力改变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滞后的面貌，逐渐缩小进一步拉大的城乡差距，以期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均衡有效供给，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与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的双提升。
（2）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选择要考虑不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本文研究得出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要整体把握，突出重点投资领域，同时也要考虑到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农户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从目前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是因为陕西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均从宏观方面统筹安排，而很少涉及地区差异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农民的需求意愿，供给缺乏针对性，相应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同样也缺乏针对性，并没有对其作出选择。基于这种状况，陕西各级地方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时，应在考虑地区差异的基础上，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尊重农民的需求意愿，并有针对性地选择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彻底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1]。
（3）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要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局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也会有所差异。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也就是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相应地，农民的生活也并不是很富裕，如果由农民来负担部分公共物品的供给，势必会加重农民负担、弱化农村经济发展能力。而目前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情况就是，部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还是由农民自己提供、农民承担供给成本，也即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例如农村道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医疗等，如果不尽快转变这种不利局面，任其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造成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受阻、“三农”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也无法实现，因此，目前应尽力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不利局面，减轻农民负担，各级政府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
(编辑：常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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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
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
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考虑不
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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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2-008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3
长期以来，陕西一直实行“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倾斜性战略政策，这使得陕西城乡在资源分配和社会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并未获取平等的发展机会，农村发展处于劣势地位的空间格局。特别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模式未能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作出相应调整，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等都远远落后于西安咸阳等城市区域，这直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甚至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更加凸显。与此同时，在当今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掌握着财政资源，理所当然，政府就成为了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主体，但是，在政府掌握财政资源的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大多采用“一刀切”模式，供给没有针对性，缺乏对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选择[1]。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就是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有效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并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作出合理选择。
从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看，受农村公共物品本身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及效益外溢性）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制约，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2-4]，其原因在于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5]，并且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无法收费，也就是说无法控制和克服“搭便车”行为和现象的发生[6-7]。虽然政府供给公共物品可以兼顾效率和公平，并且可以有效防止“搭便车”现象的时常发生，但是，政府又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供给全部的公共物品，如果政府供给所有的公共物品，则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以及生产效率将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8]。由此可见，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有其长处也有其弊端，当然私有化供给也不例外，Krauze[9]认为，只有公共物品供给私有化才可以彻底解决低效率、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低等问题，私有生产比公共物品更具有效率[10]。Tullock[11]研究表明，政府难以将某些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内在化，而私人生产却可以很好地将其外部性内部化，并能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同时，生产出更多的公共物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该如何选择呢？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实力等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私人（市场）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程度探索多种供给模式的互相结合，以期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鉴于此，本文在阐述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判断。
本文的分析框架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为评判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为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从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主要有政府供给型、政府与私人混合供给型、私人供给型三种类型，那么陕西农村公共物品该以何种模式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呢？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的实现涉及到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因素。一般而言，有限的公共物品资源配置涉及到横向与纵向两个层面，横向主要是指区域之间，即城乡之间与各地区之间等；
纵向主要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将会给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的创新，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供给主体供给公共物品的意愿的变化及其居民对公共物品需求强度的变化带来不同的机遇。因此，陕西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选择问题同样要考虑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最优化问题及其陕西经济发展阶段与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匹配问题。
1.1 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及优化
建国后，陕西就开始实行城乡有别的发展战略，即实行优先发展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尤其是重工业，从而形成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陕西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沿用了这种城市偏向型的供给体制，而这种体制导致了有限公共物品资源的配置偏离了社会公共物品最优生产和消费原理。这种情况本文在此用图1的原理来进行解释说明。
图1给出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图1（a）中，现阶段农民的最佳效用点原本应该在A1和A2点之间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中城市偏向型发展战略，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物品过低以至于农村居民拿出一部分自己的生产资源来生产满足基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公共物品，由于农村居民的生产资源即定，这使得农民对于私人物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终效用点落在A点上，这就迫使农民的无差异曲线向内部移动，使得农民的消费效用降低，农民本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很少甚至可能享受不到任何社会福利，很明显，A点不是农民的最佳效用点。由图1（b）可知，城市居民的最佳效用点原本应该在B1和B2点之间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但是由于陕西实行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和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使得农村居民相对享受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明显偏低，城市居民本该支付的公共物品资源进入到私人物品的消费过程中，结果就是城市居民享受和消费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增加，城市居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终效用点落在B点上，这就造成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部移动，显然，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增加。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目前的城乡公共资源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非均衡现象，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由于公共资源特别是地处西北经济不发达的陕西的公共财政资源是极其稀缺的，因此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要慎重考虑农村与城市之间分配的比例。而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实现城乡公共物品的人均拥有量的绝对相等，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探索城乡协调发展的最优途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基本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是一项复杂、艰巨而系统的工程，从陕西农村的实际情况看，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单靠农民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策略。在遵循“帕累托最
优”原则与确保不降低城市居民现有效用水平的前提下，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体
制，就是要将城市创造的部分财富用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总体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对此可以通过图2来加以解释说明。
由图2（a）和图2（b）可知，在初始阶段，农村与城市私人物品的最优供给分别为P和D，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分别为A1和B1，农村与城市均衡的资源配置点分别为E点与B点，很显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并且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为
B1-A1。假定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者私人物品消费效用不降低的前提下，如果实行城乡统筹发展策略，并将城市创造的部分财富用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此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将会提高到较高的水平A2，农民的福利水平也会得到提升，农村居民的效用曲线将会上移至U1，最佳效用点也相应地变为E1点；同时，城市居民私人物品的消费水平将会由D增加到D1，城市均衡的资源配置点相应地也由B点变为C1点，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提高。
1.2 经济发展阶段与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关系
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要慎重考虑某一时段内城乡之间的均衡问题，更要慎重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供给主体与供给方式可能的供给差异，即所谓的公共物品供给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50年代，马斯格雷夫提出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认为在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公共支出的重点在不断的变化和转移，并且每一次重点的变化和转移都会使公共支出的增长幅度加大。不同阶段公共支出重点的变化和转移的情况是，基础投资（起飞阶段）→市场失灵之干预（中期发展阶段）→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成熟阶段）→公共支出上升（马斯格雷夫将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理论（传统的、为起飞准备前提、起飞、向成熟推进和大量消费时代）简化为经济成长三阶段理论（起飞、中期发展和成熟阶段）。同时，马斯格雷夫马斯格雷夫的经济成长三阶段理论的特点是公共支出增长，原因是通过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支出重点的变化和转移来解释的）。从经济不同发展水平（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公共物品供给，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公共物品供给是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密切联系的，因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供给类别、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第一，各级政府的财力水平是由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是根据各级政府现有的财政状况决定的；第二，经济的发展要求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类型的优先顺序作出判定，因为当前陕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及财政状况要好于陕南和陕北地区，因此，关中地区的农民不会再仅仅满足于与基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物品，而是需要更高层次的诸如精神文化追求、政治参与等，而陕南地区和陕北的贫困地区则对基本生产性公共物品具有较高的需求；第三，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应地，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飞速发展和经济技术条件快速更新变化的当今时代，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也会逐渐地发生变化，即由政府供给模式逐渐向私人（市场）供给模式转变。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部分原本的纯公共物品将会逐渐转化为准公共物品。我们假定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物品的特性即公共性将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准公共物品，因此，公共物品的动态变化过程会促使其供给模式发生相应地变化，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责主要由政府来承担；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部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将会逐渐弱化，致使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比重会逐渐降低，而私人（市场）则会不断涌现到公共物品的供给行列中来，弥补政府无力供给的部分公共物品，即私人（市场）供给比重增加。
2 评判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设置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主要是借鉴与沿用了刘革委，卢凤君[12]和徐丹丹，杨静和孟萧[13]采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的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尽管学术界对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的研究已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并未达成共识。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展示，经济发展的本质不仅仅表现为水平的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为生产结构的变化，因此，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包括水平和结构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划分为两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水平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第二大类是结构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产业、就业、城乡、消费结构的变动。水平指标主要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结构指标主要包括产业、就业、城乡、消费结构指标四类7个指标，（1）产业结构指标主要有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业GDP）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工业GDP）占GDP的比重；（2）就业结构指标主要有第一产业（农业）劳动力比重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劳动力比重；（3）城乡结构指标主要有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紧密相关的，工业化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相应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工业化迅速发展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不断的拉大，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应地逐渐降低；但是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后，会出现反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再次缩小，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将会再次升高）和城市人口（非农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城市人口比重将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和推进而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4）消费结构指标主要有恩格尔系数。以上所选取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于《陕西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1-2009），收集了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
3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实证分析
本部分主要是对上述所选取的有关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9个评判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评判。
为了更加明确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本文首先根据其工业化发展进程将陕西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定义为Y，即
Y={y1,y2,y3,y4}
其中，y1，y2，y3，y4分别代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及稳定阶段。
同时，将上述所选取的有关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9个评判指标聚合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的评判因素集，即
F={f1,f2,f3,f4,f5,f6,f7,f8,f9}
其中，f1代表陕西人均GDP，f2代表陕西GDP年均增长率，f3和f4分别代表农业和工业GDP比重，f5和f6分别代表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力比重，f7代表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f8代表城市人口比重，f9代表恩格尔系数。
对9个评判因素的权重的确定主要是参考刘革委，卢凤君[12]研究中通过专家打分所确定的评判因素权重集，即
ω={0.15,0.15,0.125,0.125,0.09,0.06,0.15,0075,0.075}
在对陕西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和确定其评判因素集之后，本文依据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评判。为了尽可能的消除短期经济波动对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的影响，更为了较为准确地反映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征，可以以若干年为一时段（比如5年、10年），本文采用以10年为一时段，从1990年开始进行平移，每次平移时期为1年，计算9项指标的隶属度，并运用9项指标的隶属度值计算各阶段的频率，得到10个频率矩阵，以此计算综合评判矩阵，并可以据此来评判陕西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3.1 基本评判指标数据
本文根据历年《陕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的原始数据，求出9项指标数据，见表1。
3.2 计算各指标的隶属度
表2给出了1990-2008年9项指标的隶属度计算结果。
根据表2可知，9个指标的隶属度数值范围为（0.1-0.9），因此，本文在此根据国际划分标准和刘革委，卢凤君[12]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因素的变动情况，根据隶属度的大小，评判出陕西农村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隶属度范围为：如果0.1＜f≤0.2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初始阶段；如果0.25＜f≤0.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发展阶段；如果0.5＜f≤0.7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成熟阶段；如果0.75＜f＜0.9，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稳定阶段。
3．3 计算频率矩阵
为了尽可能的消除短期经济波动对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的影响，本文采用以10年为一时段，从1990年开始进行平移，每次平移时期为1年，并运用上述计算得到的9项指标的隶属度值计算各阶段的频率，得到1990-1999、1991-2000、1992-2001、1993-2002、1994-2003、1995-2004、1996-2005、1997-2006、1998-2007、1999-2008共10个频率矩阵。由于受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在此并未列出10个频率矩阵的具体数值。
3.4 计算综合评判矩阵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1-2009）。
济发展阶段的评判因素权重集与上述计算得到频率矩阵的乘积，据此计算可以得到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综合评判矩阵，见表3。
3.5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结果的分析
由表3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
综合评判矩阵可知，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除1992-2001年期间，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出现增长外，其余各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1990-1999年期间的0396迅速下降到1999-2008年期间的0165，下降了0231，平均下降速度为927%，可见下降速度之快，这表明陕西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已迅速的转变到了经济的发展阶段，即陕西农村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中期发展阶段；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
1992-2001年期间和1999-2008年期间出现下降之外，其余各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由1990-1999年期间的024增加到1998-2007年期间的0315，而后在1999-2008年期间出现了稍微的下降，下
降到0308，陕西农村经济发展中期阶段隶属度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81%；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隶属度较平稳，基本展现出增加趋势，但变化幅度很小，1990-1999年期间到1999-2008年期间的隶属度都在0255-0278之间浮动，隶属度从1990-1999年期间的0265增加到1999-2007年期间的0273，1999-2008年期间的隶属度有所减弱，但变化不明显；在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阶段，各时段的隶属度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由1990-1999年期间的01增加到1999-2008年期间的0273，平均增长速度为1181%。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
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了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根据陕西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状况，农村经济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由于农村处于我国行政区划的底层，农村地区的边缘性和生产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对分散没有规模效应，且总体质量不高，供求结构不合理，层次和优化度低，加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基础性，这些不利因素就决定了陕西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提供还需要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陕西农村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传统文化等的影响，农民目前需求较多且需求强度较高的仍是一些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然而这些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又具有较强外溢性和较弱的排他性，受益人群相对也较为宽广，但成本收益率却较低，所以，就目前陕西经济发展和农村的实际而言，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
因此，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作出抉择，选择与其相适应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政府供给主要作为引导，诱导私人（市场）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农村，特别是农村公共物品，不断缩小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差异；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应主要以政府供给为主，私人（市场）供给只作为些许的补充，不易成为供给的主要力量，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私人由于受其财力水平的限制，根本没有能力有效的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如果这时期采取私人（市场）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必然带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弱化等诸多严重的后果。本文研究得出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应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因此，目前，陕西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突出农村公共物品的重点投资领域，同时，要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使政府将有限的财力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倾斜，努力改变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滞后的面貌，逐渐缩小进一步拉大的城乡差距，以期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均衡有效供给，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与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的双提升。
（2）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选择要考虑不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本文研究得出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要整体把握，突出重点投资领域，同时也要考虑到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农户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从目前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是因为陕西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均从宏观方面统筹安排，而很少涉及地区差异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农民的需求意愿，供给缺乏针对性，相应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同样也缺乏针对性，并没有对其作出选择。基于这种状况，陕西各级地方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时，应在考虑地区差异的基础上，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尊重农民的需求意愿，并有针对性地选择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彻底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1]。
（3）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要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局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也会有所差异。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也就是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相应地，农民的生活也并不是很富裕，如果由农民来负担部分公共物品的供给，势必会加重农民负担、弱化农村经济发展能力。而目前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情况就是，部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还是由农民自己提供、农民承担供给成本，也即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例如农村道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医疗等，如果不尽快转变这种不利局面，任其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造成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受阻、“三农”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也无法实现，因此，目前应尽力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不利局面，减轻农民负担，各级政府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
(编辑：常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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