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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谐校园是高校建设和发展的理想定位，是高校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集中显现。高校档案作为渗透在高校各个领域的基础性文化因素，对促进和谐校园文化建设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作为高校各项工作的实践产物，檔案记录了高校一切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是培育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建构开放型管理文化的重要手段，是知识经济时代无可替代的知识宝库，能够广泛传播高校文化，引领和促进社会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高校和谐校园档案价值考量
和谐校园从表象上是指一所学校的精神风貌，包括校园人群的伦理道德关系和校园设施与环境所体现的文化寓意，具体来说，就是人与人、物与物和人与物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从内涵上是指一所学校各方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学校各子系统及各要素之间协调运转，并能够促进学校科学发展的良好状态。对高校而言，和谐校园是基于教育规律的价值目标，也是基于人性规律的文化理念。
在社会学意义上，高校构建和谐校园就是要把学校建设成科学、民主、人文、包容的文化生态系统，对内实现教育主体和客体的协调发展，对外实现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协调对接，建构学校发展的和谐环境，促进社会吐故纳新。大学文化建设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工程，需要高校各部门和各类人在各自工作中，从人、物、事、景、情等多个方面进行长期的文化积累。高校档案是高校重要的文化基础，它以物质载体的形式，客观记录了高校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和发展历程。在结构意义上，高校档案是高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功能意义上，高校档案蕴含着高校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能够引领广大师生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对促进大学文化积累传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文化记忆价值：传承学校的发展历史
档案是人类在各种实践活动中留下的足迹，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用来拓展大脑记忆功能的重要工具。从结绳、串珠、刻契、图形到甲骨文、崖刻、竹简、绵帛、纸书和其他平面文件，再到信息化时代的电子存盘、元数据文件和各种数据信息流，档案载体和信息表达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记忆物的本质并没有变化，而且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档案在记忆空间上克服了人脑记忆的容量极限，在记忆时效上克服了人脑记忆的不稳定性和生命时限，在记忆逻辑上强化了记忆的真实性，缓解了后人对前人历史的质疑，实现了人类记忆的深刻变革，因而成为古今中外“最可信的历史记忆”[1]。
高校档案是在高校各种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高校文化积淀的重要形态。高校档案内容包括在高校党政工团、民主党派、主要部门机关、附属单位开展管理和业务工作、教学科研生产、资产与财务管理运行、国际合作与外事交往等活动中形成的文件、会议记录纪要、计划总结、业务材料、上级文件材料、实物样品、技术资料，账簿票据等。个人档案包括职工人事业务记录材料，学生录取、习惯培养、学位授予和毕业记录材料等[2]，这些文件材料涵盖了高校管理、教学、科研、服务的各个领域，以纸质、电子、胶片等多种载体记录了高校各级组织机构和个人的工作活动发展过程，是一笔不可再生的历史财富，在日积月累的文件材料形成过程中，凝结了高校各个发展阶段的办学历史和文化气息，蕴含着高校的文化精髓和文化基因，承载着高校薪火传承的发展历程，浓缩了高校的发展历史。
文化教育价值：培育校园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
大学文化构建是和谐校园建设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引导和培养广大师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高校档案承载着高校的文化精神，是高校精神灵魂的寄托和发展竞争的硬实力，是浸润高校管理、教育、服务各个领域的物化思想，具有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爱岗敬业教育，以及科研能力教育等文化教育的强大功能，是构建大学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档案价值实际上是指档案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并非是档案在买卖过程中的“交换价值”。由于高校档案是广大师生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原始产物”，凝聚着广大高校师生的实践经验和丰富智慧，因而能够从强烈的情感刺激中，满足广大师生的求真意识、求美意识、求善意识[3]，引发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和反思，产生共振性的情感期待和向往，陶冶他们思想情操，在形成共同认知的基础上，把广大师生结合为促进学校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促使他们主动探索学校文化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自觉遵循传承学校文化的优秀传统。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只要从多角度、多领域挖掘利用档案信息及其蕴藏的文化思想，不仅能促进高校文化持续发展，增强高校发展的后劲，使高校文化源远流长，而且能够凝聚校园文化共识，营造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良好校园风气，激励广大师生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迎接各种文化思潮的挑战，促进高校文化升级。
管理参考价值：建构公正高效的管理文化
高校档案记录了高校行使管理职能，从事管理活动的真实情况，反映了高校各级组织机构和个人贯彻党和国家政策法规，执行学校工作计划与工作部署，履行职能职责，开展业务活动等方面的客观实际，对高校决策和保持工作连续性、有效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正所谓“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正是这种原始记录性基础上的社会高度认可，使档案被推崇到“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完成工作的基本行政工具[4]。
借助社会对档案凭证的公信力，高校在规划部署、实施监督、结果考核等管理活动中，可以建立“言而有信”工作机制。在学校招生就业、干部提拔任用、职工提职晋级等重大工作中，通过档案记录建立“有案可稽”的非主观依据，从而形成公平公正的评价结果。通过档案分析，有助于学校对人、财、物、事的有效管理，有助于管理层从历史档案中总结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有助于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促进行政管理理性化和科学化的发展。 随着开放型政府改革的深化，档案服务社会化已经成为政府工作和社会民主管理的重要标志。高校可利用档案文件材料的公开，增强学校管理决策的透明度，展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生命力，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吸收采纳广大师生的智慧和建议，夯实学校的群众基础。把管理工作过程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促使管理机关主动接受群众监督，避免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为推行领导干部终身负责制等重大改革措施建构群体记忆。
信息资源价值：积累学校文化发展的知识资源
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已经从思想理论认知变为现实中不容置疑的客观潮流，知识已经成为唯一“可再生”的战略资源。在知识管理的背景下，档案管理目标就是要把“死档案”变成“活信息”，把“死的文献库”变为“活的思想库”，在价值重构中使档案由文献走向答案，在利用方式上由封闭走向共享，在管理技术上由单一型走向
复合型[5]。
高校聚集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和科技力量，是具有知识创造、创新、传播、应用的文化机构，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发祥地。它以教育、科研、服务三大职能引领社会前进，是育人的摇篮、科学的殿堂、文化的家园。从宏观上讲，高校教育和科学研究涵盖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全部领域；从微观上讲，每所高校都以各自特色和优势，形成了特定的知识群体，在档案中凝结为高校的文化特色。因此，高校档案在知识容量和学术水准上，都是其他档案无法比拟的。在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推动下，广泛丰富的资源、权威可信的内容和专业有效的管理，使高校档案成为科学研究的资料库和科学文化的知识库。
高校作为历史传承清晰的社会组织，在档案事业的长期发展中，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建立了科学的工作机制，在资料搜集、数据挖掘、信息组織等现代技术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根据知识建构获得高质量的档案资源。高校人力资源优势为档案知识库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这些人才在档案管理的长期实践中，尤其是在为政府决策提供情报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能够克服被动服务的落后观念，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积极挖掘高校档案的文化资源功能，以收集和利用为节点，把档案工作融入主体工作，就能够为学校和社会提供强大的信息服务，使库房中沉睡的静态实体档案，转化为网络环境中的动态知识档案。
文化传播价值：弘扬高校的文化精神
档案文化传播是高校档案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是高校档案机关或者其他机构通过档案利用档案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渠道，推广、学习、应用科学文化知识的实践过程，是高校借助各种媒体技术和认知符号，面向公众个人、社会群体和组织进行信息互动和信息共享的实践活动，其实质就是档案文化信息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高校通过档案文化传播，以其自身充裕的知识和强大的文化优势，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风尚，教育广大民众，推动民族文化精华的传承创新。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依靠高校丰富的档案材料和客观原始的档案记忆，查询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寻求公正可信的“答案”，促进社会管理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促进经济建设和民生建设。
在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中，档案资源的文化信息数量和质量是决定档案文化传播价值大小和档案利用效果的客观因素。高校要在充分发挥档案“资政”功能和凭证价值的基础上，围绕服务校园文化建设工作重点，理性调整档案工作策略和方向，强化档案编研工作，整合档案资源，促进档案信息开发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升级，面向社会拓宽档案服务辐射面，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打破档案服务时间和空间局限，借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网络、微信、短信等新媒体，减少档案文化传播的综合成本，使高校档案文化更加贴近社会大众，提高高校文化公众认知度和认可度，树立高校人文服务的社会形象，为高校文化可持续发展建构良性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任汉中：《档案起源：人类记忆的一次嬗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第139-143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档案局：《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教育部公报》2008，9，第5-9页。
[3]潘连根、屠剑虹：《档案文化价值及其实现》，《浙江档案》2009年第4期，第24-28页。
[4]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第53页。
[5]杨琛：《知识管理背景下的档案价值重构》，《档案与建设》2015年第8期，第10-12页。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培训学院陕西咸阳
【关键词】高校和谐校园档案价值考量
和谐校园从表象上是指一所学校的精神风貌，包括校园人群的伦理道德关系和校园设施与环境所体现的文化寓意，具体来说，就是人与人、物与物和人与物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从内涵上是指一所学校各方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学校各子系统及各要素之间协调运转，并能够促进学校科学发展的良好状态。对高校而言，和谐校园是基于教育规律的价值目标，也是基于人性规律的文化理念。
在社会学意义上，高校构建和谐校园就是要把学校建设成科学、民主、人文、包容的文化生态系统，对内实现教育主体和客体的协调发展，对外实现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协调对接，建构学校发展的和谐环境，促进社会吐故纳新。大学文化建设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工程，需要高校各部门和各类人在各自工作中，从人、物、事、景、情等多个方面进行长期的文化积累。高校档案是高校重要的文化基础，它以物质载体的形式，客观记录了高校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和发展历程。在结构意义上，高校档案是高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功能意义上，高校档案蕴含着高校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能够引领广大师生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对促进大学文化积累传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文化记忆价值：传承学校的发展历史
档案是人类在各种实践活动中留下的足迹，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用来拓展大脑记忆功能的重要工具。从结绳、串珠、刻契、图形到甲骨文、崖刻、竹简、绵帛、纸书和其他平面文件，再到信息化时代的电子存盘、元数据文件和各种数据信息流，档案载体和信息表达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记忆物的本质并没有变化，而且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档案在记忆空间上克服了人脑记忆的容量极限，在记忆时效上克服了人脑记忆的不稳定性和生命时限，在记忆逻辑上强化了记忆的真实性，缓解了后人对前人历史的质疑，实现了人类记忆的深刻变革，因而成为古今中外“最可信的历史记忆”[1]。
高校档案是在高校各种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高校文化积淀的重要形态。高校档案内容包括在高校党政工团、民主党派、主要部门机关、附属单位开展管理和业务工作、教学科研生产、资产与财务管理运行、国际合作与外事交往等活动中形成的文件、会议记录纪要、计划总结、业务材料、上级文件材料、实物样品、技术资料，账簿票据等。个人档案包括职工人事业务记录材料，学生录取、习惯培养、学位授予和毕业记录材料等[2]，这些文件材料涵盖了高校管理、教学、科研、服务的各个领域，以纸质、电子、胶片等多种载体记录了高校各级组织机构和个人的工作活动发展过程，是一笔不可再生的历史财富，在日积月累的文件材料形成过程中，凝结了高校各个发展阶段的办学历史和文化气息，蕴含着高校的文化精髓和文化基因，承载着高校薪火传承的发展历程，浓缩了高校的发展历史。
文化教育价值：培育校园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
大学文化构建是和谐校园建设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引导和培养广大师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高校档案承载着高校的文化精神，是高校精神灵魂的寄托和发展竞争的硬实力，是浸润高校管理、教育、服务各个领域的物化思想，具有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爱岗敬业教育，以及科研能力教育等文化教育的强大功能，是构建大学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档案价值实际上是指档案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并非是档案在买卖过程中的“交换价值”。由于高校档案是广大师生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原始产物”，凝聚着广大高校师生的实践经验和丰富智慧，因而能够从强烈的情感刺激中，满足广大师生的求真意识、求美意识、求善意识[3]，引发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和反思，产生共振性的情感期待和向往，陶冶他们思想情操，在形成共同认知的基础上，把广大师生结合为促进学校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促使他们主动探索学校文化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自觉遵循传承学校文化的优秀传统。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只要从多角度、多领域挖掘利用档案信息及其蕴藏的文化思想，不仅能促进高校文化持续发展，增强高校发展的后劲，使高校文化源远流长，而且能够凝聚校园文化共识，营造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良好校园风气，激励广大师生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迎接各种文化思潮的挑战，促进高校文化升级。
管理参考价值：建构公正高效的管理文化
高校档案记录了高校行使管理职能，从事管理活动的真实情况，反映了高校各级组织机构和个人贯彻党和国家政策法规，执行学校工作计划与工作部署，履行职能职责，开展业务活动等方面的客观实际，对高校决策和保持工作连续性、有效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正所谓“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正是这种原始记录性基础上的社会高度认可，使档案被推崇到“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完成工作的基本行政工具[4]。
借助社会对档案凭证的公信力，高校在规划部署、实施监督、结果考核等管理活动中，可以建立“言而有信”工作机制。在学校招生就业、干部提拔任用、职工提职晋级等重大工作中，通过档案记录建立“有案可稽”的非主观依据，从而形成公平公正的评价结果。通过档案分析，有助于学校对人、财、物、事的有效管理，有助于管理层从历史档案中总结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有助于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促进行政管理理性化和科学化的发展。 随着开放型政府改革的深化，档案服务社会化已经成为政府工作和社会民主管理的重要标志。高校可利用档案文件材料的公开，增强学校管理决策的透明度，展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生命力，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吸收采纳广大师生的智慧和建议，夯实学校的群众基础。把管理工作过程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促使管理机关主动接受群众监督，避免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为推行领导干部终身负责制等重大改革措施建构群体记忆。
信息资源价值：积累学校文化发展的知识资源
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已经从思想理论认知变为现实中不容置疑的客观潮流，知识已经成为唯一“可再生”的战略资源。在知识管理的背景下，档案管理目标就是要把“死档案”变成“活信息”，把“死的文献库”变为“活的思想库”，在价值重构中使档案由文献走向答案，在利用方式上由封闭走向共享，在管理技术上由单一型走向
复合型[5]。
高校聚集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和科技力量，是具有知识创造、创新、传播、应用的文化机构，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发祥地。它以教育、科研、服务三大职能引领社会前进，是育人的摇篮、科学的殿堂、文化的家园。从宏观上讲，高校教育和科学研究涵盖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全部领域；从微观上讲，每所高校都以各自特色和优势，形成了特定的知识群体，在档案中凝结为高校的文化特色。因此，高校档案在知识容量和学术水准上，都是其他档案无法比拟的。在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推动下，广泛丰富的资源、权威可信的内容和专业有效的管理，使高校档案成为科学研究的资料库和科学文化的知识库。
高校作为历史传承清晰的社会组织，在档案事业的长期发展中，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建立了科学的工作机制，在资料搜集、数据挖掘、信息组織等现代技术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根据知识建构获得高质量的档案资源。高校人力资源优势为档案知识库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这些人才在档案管理的长期实践中，尤其是在为政府决策提供情报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能够克服被动服务的落后观念，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积极挖掘高校档案的文化资源功能，以收集和利用为节点，把档案工作融入主体工作，就能够为学校和社会提供强大的信息服务，使库房中沉睡的静态实体档案，转化为网络环境中的动态知识档案。
文化传播价值：弘扬高校的文化精神
档案文化传播是高校档案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是高校档案机关或者其他机构通过档案利用档案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渠道，推广、学习、应用科学文化知识的实践过程，是高校借助各种媒体技术和认知符号，面向公众个人、社会群体和组织进行信息互动和信息共享的实践活动，其实质就是档案文化信息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高校通过档案文化传播，以其自身充裕的知识和强大的文化优势，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风尚，教育广大民众，推动民族文化精华的传承创新。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依靠高校丰富的档案材料和客观原始的档案记忆，查询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寻求公正可信的“答案”，促进社会管理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促进经济建设和民生建设。
在高校档案文化传播中，档案资源的文化信息数量和质量是决定档案文化传播价值大小和档案利用效果的客观因素。高校要在充分发挥档案“资政”功能和凭证价值的基础上，围绕服务校园文化建设工作重点，理性调整档案工作策略和方向，强化档案编研工作，整合档案资源，促进档案信息开发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升级，面向社会拓宽档案服务辐射面，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打破档案服务时间和空间局限，借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网络、微信、短信等新媒体，减少档案文化传播的综合成本，使高校档案文化更加贴近社会大众，提高高校文化公众认知度和认可度，树立高校人文服务的社会形象，为高校文化可持续发展建构良性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任汉中：《档案起源：人类记忆的一次嬗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第139-143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档案局：《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教育部公报》2008，9，第5-9页。
[3]潘连根、屠剑虹：《档案文化价值及其实现》，《浙江档案》2009年第4期，第24-28页。
[4]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第53页。
[5]杨琛：《知识管理背景下的档案价值重构》，《档案与建设》2015年第8期，第10-12页。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培训学院陕西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