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我在戏剧学院的师父，几乎朝夕相处10年的于占元先生去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荷兰拍摄电影《我是谁》，那一刻脑子里浮现出自己7岁时被带到师父身边的情景。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度过漫长而痛苦的10年，当然也不会知道，如果没有那10年就没有今天的成龙。身在世界各地的“元家班”成员，包括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七小福”，都在尽一切力量赶到洛杉矶，参加我们师父的葬礼。我也停下电影的拍摄，从荷兰赶到美国。
　　我曾经说过，陈志平是陈港生的父亲，于占元是成龙的父亲。
　　尽管在戏剧学院的10年里，我们每天都在经历魔鬼训练，被体罚到流血流泪是常事，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都會在心里默默地咒骂师父，但是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才明白这一切的经历带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痛苦，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除了一副足以闯荡电影圈的好身体、大量可以自如表演的动作特技，更多的是已经渗入我们血液中的坚韧、胆量、气魄和纪律。所有这一切，都在那之后的人生里帮助我们渡过一道道难关，走到今天的位置。
　　经历了师父的离去，让《我是谁》的拍摄有了更多的意义。我比过去更加希望在这一部电影中拿出最好的表现，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去挑战更高难度的特技动作。
　　这部电影除了在荷兰取景，还有很多场景是在非洲拍摄，全片充满着大量的视觉奇观和惊险而富有创意的动作场面，后来我听说这部影片的动作设计甚至被评为“武打艺术”。其中经常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场面，包括大厦上的天台格斗、高楼玻璃外墙的急速飞落、从直升机上跌落原始森林等等。
　　高楼玻璃外墙的急速飞落是在鹿特丹的一栋大楼外拍摄的。那栋大楼共21层，我要从顶层往下跳，沿着大楼的外斜面冲下去，等冲到下面的边缘时，脚一定要刚好停住，再从边上爬玻璃跳进大楼里面。
　　这一年我已经43岁了，理论上已经过了强拼危险动作的年纪，而我面对的高度又是70米。不像《警察故事》里有东西可以抓住向下滑落，这一次，什么都没有。
　　但我心里很清楚，这一跳，我要献给师父。
　　实拍之前，“成家班”的伙伴们在身上绑上绳子，慢慢地从顶楼往下滑，用手细细地摸着大楼的外斜面，检查是否有凸起的钉子或尖锐的东西，确保安全。动作组则在地面上铺好垫子，准备拍摄。我站在楼顶往下看，那几块垫子也就半个手掌那么大。我忽然感到一阵不适，心咚咚地狂跳，太阳穴像打鼓一般。大楼下面挤着剧组成员、当地的消防队员、警察和救护车，以及很多赶来的观众。
　　他们都在期待我的这一跳，而我即将以飞驰的速度冲下去。这时，工作人员询问我准备如何，我点了点头。接着，我听到来自地面的声音，除了那几句口号之外，周围只剩下呼呼的风声。“Camera！”—“Rolling！”—“Action！”。
　　我纵身跃入风中。
　　后来我也曾问过自己，这一跳真的有必要吗？答案是：有。其实这不仅是为了师父，为了我们的荣誉，也是为了全世界的观众们。他们走进影院，在短短两个小时的黑暗里，渴望看到银幕上真正的英雄。当然，我这样做，更是为了对得起“成龙”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