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那古典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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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小,我们用普通话背诵唐诗宋词,借着现代汉语的注释,去触摸隔阂的文言,试图理解那美妙而陌生的文字组合中所蕴藏的诗心。年轻的老师们微笑地告诉我们,这位诗人的名号成就,这个字的读音意思,告诉我们诗词要押韵,诵读有节奏……面对什么是诗,押的是什么韵,到底有什么规律的问题,却紧锁眉头,含糊其辞。因为,在他们读书的时候,也并没有亲密接触过古典诗词。于是一群爱诗的孩子,他们模仿着古人的句子写诗,偶尔有夹生的文言辞句,句尾都郑重地用上了普通话里韵母相同的字。渐渐地,他们在比照中产生了困惑,一些幸运的,得了一本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概要》,看得似懂非懂,或依葫芦画瓢,或从此兴味索然……
  我一直感慨,当代大学校园,爱诗者众,写诗者也并非寥寥,然而得到懂诗之人指点门径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当师兄徐晋如将诗词写作带人大学讲堂的时候,课堂上人头攒动,同学们充满求知的渴望。而我也看到,一些掌握了格律,孜孜不倦的诗歌创作者笔下,却没有多少令人感动的内容,我想,还有一些东西,比诗词相关的知识更加重要,却又更加匮乏。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归庄在《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序》中说道:……后世人多作伪,于是有离情与志而为诗者。离情与志而为诗,则诗不足以定其人之贤否,故当先论其人,后观其诗。夫诗既论其人,苟其人无足取,诗不必多存也。
  在归庄所生活的年代,也有不少“作伪”的诗人,写着“离情与志”的“诗”。在归庄为代表的士大夫眼中,诗与人是密不可分的。“情”与“志”,乃是诗之源泉。而情志所系,正在于人;情志所从,正在于心。晋如将“诗人与诗心”置于《大学诗词写作课程》首章,可谓大有深意。在这章里,他为我们阐释了理想中诗人的人格特征:第一是苏世独立,第二是悲天悯人,第三是哀乐过人,执著到死。这三点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诗人要有情,诗人要爱自己,因为他自己就是有其内美修能,不同流俗的。诗人要横而不流,他可以用生命来祭奠自己炽热的情感,却不能只是顾影自怜,自怨自艾。
  有一些人,早岁才情秀发,中年经世乱变节,成了“两截人”,便是没有哀乐过人、执著到死的精神。其诗纵好,也不能与中国诗歌史上那些真正伟大的诗人相比。我们只要对比一下陈子龙和钱谦益的诗,便可很明白地见出,钱诗远不及陈诗沁人心脾。
  教程之次章言诗之根基——器识与胸襟。此章最见作者个性之处,在于作者对胸襟的界定。作者继承了古人论胸襟、论气的文艺观点,又注入了自家的心得。这就是对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将诗的本质又深挖一层:“诗必须而且只能写个人的情感,写自己内心的激情,诗人的任务,是忠实地表现内心,而不是去要求自己写什么,不写什么。”“诗的本质是自由”。诗歌不是为任何人任何事服务的奴隶,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又怎会甘于为奴或迫使他人为奴呢?它是自由的,是为拥有美德的自己的灵魂而作,是追求自由和美的灵魂在不自由、不完美状态中的控诉和热望。我们说,“文学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这不意味着,诗歌合为现实而作,现实不是诗歌抒写的目的,而是导致控诉的源头,和自由美好的寄托。伟大的诗人毕生求索,总怀有高于现实的理想。在一次次求之而终不得的过程中,他悲叹呼唤,炽热的心最终喷薄而出,化为洞照千年的诗句。
  这些美好品质,可用晋如兄私淑的张海鸥教授的一句话概括,那便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高贵与高雅,是古典文化的根本特征,这部教程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所以,这本《大学诗词写作课程》,不仅为授课而仁,也是应世而生的——在古典与现代断裂的现实中寻找内在的继承。该著决不仅仅是为了介绍什么是格律,怎样作诗,如何填词——尽管在这些方面,作者也在表现出他超出侪辈的诗学功力与深厚的理论修养。比如,他把传统诗律细分到音步,只用十分钟,就能让初学者掌握格律;又比如,讲学诗的门径,讲七律与五律在风格上的差异、对仗的秘诀、讲词的章法、风格,皆出自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金针度人的殷殷之情。这些东西,在别的诗词教材中见不到。在课堂上他与听讲的同学一样激情澎湃,每堂课终了,同学们都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
  假如讲诗法、词法是成为一个诗人所必须攀爬的阶梯,那么我们应该留意到,《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为照亮阶梯而点燃了一盏盏灯火。正是这些灯火,让我们看清古典的真正魅力。
  (《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徐晋如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24.00元)
其他文献
《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郝时远、罗贤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168.00元。    我曾写过《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一文,发表在《随笔》(1992年第1期)上,其中有这么一段:  我还记起了那时的一个传闻:清华、北大、南开是联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愿当然是清华,却被分数线略低于清华的北大录取了。林徽因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爱女的考分竟够不
如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其二)之于庐山瀑布,“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也成为八百里洞庭湖袭貌传神的文字写真。当然,诗文以山水传情、山水借诗文传诵也是传统的审美所在、风雅所系,故而在众多山水诗中,山水以诗文名传、诗文以山水情生,在物与人的相互观照中,人与物各获其所需,各得其所是。于是透过古今传诵的“气蒸”与“波撼”,我们看到洞庭湖景色的壮阔雄奇拍空而至,与诗人勃发感
吾乡山西老前辈谷景生晚年有篇题为《史说的,说史的》的短札,看了十分感慨。他说:  “给历史穿衣戴帽是有些人的一大偏好。孩子们可怜,自己不知道的事,只有听爷爷们去说。过来人也可怜,果真到了老骥之年,伏枥无奈,唯志在‘名垂千古’可为。事隔久远,人面全非,言论自由,亲历者是权威,旁观者也是权威,年长者是权威,权威者更是权威。历史学家更可怜,他们身上挑起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担子太重。一星史事,‘知情人’
荆轲刺秦之事传开后,当时有名的剑客鲁句践万般感慨道:“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鲁句践将荆轲刺秦的失败归结于“剑术”,即,荆轲不认真修习剑术,剑术平庸。东晋诗人陶潜在《咏荆轲》中也有“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的慨叹。时代不同,但两人的看法惊人相似。不排除后者是“抄袭”前者的看法。当然,鲁句践之说也值得抄袭。毕竟,对剑术的评价鲁句践具有权威性,何况他与荆轲处在同一时代。然而,我要说的是,荆轲
时下,如何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业已成为重要的公共话题。中国神话学会会长、文化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近年来多次在论文、演讲中提倡从“符号经济”和“文化资本”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在知识界颇具影响。3月13日,本刊特约编辑黄湘就相关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采访了叶先生。  黄湘:叶先生,您好,我注意到您近年来多次在论文、演讲中提倡“文化资本”的概念。为什么说在当今时代文化本身也是一种资本?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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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兄弟俩,兄名刘忆苦,弟叫刘思甜。这既合乎逻辑,又符合国情。“忆苦”和“思甜”一奶同胞,但一定要苦在前,甜在后。这个前后又有一个铁打的规矩——以1949年为界,如果把这个规矩颠倒过来,就要吃苦头。某老工人老贫农上台忆苦思甜,诉了半天苦,竟说的是那界线之后的事。会议的主持者恼羞成怒,诉苦者即成现行。这种故事在今日是饭后茶余的笑谈,在当年可一点也不好玩。人们以为1952年
雷天: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1999年初版时,李慎之先生根据该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大传统(士大夫、知识精英们的文化传统)和以关王爷为代表的小传统(游民文化传统),究竟哪个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更多一些?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孔夫子和关王爷是两种完全不同、并且正相对立的文化还是彼此有很深的交织?中国历史上的游民文化和生活准则对理解如今的中国社会是否仍有帮助?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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