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由商务印書馆出版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一书，汇集了作者陈曦对先秦至晚清一系列军事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全书论文30余篇，每一篇都力求守正出新，颇具个人特色。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细腻与宏大并存

　　韩兆琦先生在给《〈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中华书局2007年版）一书的序中写道，作者“读书很细，能发现许多别人不太注意的问题，并由此加深、加广地开发下去”。这种小缺口破题、探微发隐的研究手法，在该书中体现得很充分。
　　例如在《两面人曹操及其〈蒿里行〉》一文中，对于众说纷纭的“曹操其人”，作者选择的突破口是“《蒿里行》的写作时间”这样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细节。众所周知，《蒿里行》作为曹操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因“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诗句中所体现出的强烈反战情绪和对普通百姓的深切同情为作者赚足了声誉。然而作者却敏锐地发现，《蒿里行》写于建安四年（199）官渡之战前，但描写的却是初平元年（190）“关东义士”讨董卓的情景——其中存在一个微妙的时间差。毕竟在讨董之后，关中和中原地区“已经上演了长达十年之久你死我活军阀混战的丑剧”，曹操也与袁绍保持了四五年的盟友关系，为何要在这时候才写诗来“揭露”二袁的政治野心？如果说对细节的敏锐把握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一书中处处弥漫的细腻感，那么破题之后的解决手法则实打实体现了作者“文化诗学”的全局观，她由这个细节处的疑点入手，在诗歌本身看似圆满自洽的逻辑之外，结合了《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汉晋春秋》等大量相关史料，发现了曹操在“义利之辨”问题上的双标和利用，即通过诗歌将自己置于道德高地，刻意隐瞒二袁讨伐董卓的功绩，放大其觊觎皇权、发动不义之战的道德污点，从而起到操纵舆论、打击对手的目的。反观曹操自身行为，与诗中所批驳的对象其实并无二致。从写作时间入手，作者最终还原了这篇洋溢着儒家道义，充斥着人文情怀的《蒿里行》作为舆论战武器的本质，并由此一窥曹操本人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心态，构建了其写作的文化语境。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坡讨源，虽幽必显”，这种由小见大的研究路数在《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一书的许多文章中都得到了体现，在文本之后贯穿的文艺学、军事学、历史学、哲学、美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的视野和理论，大大丰富了全书的思想内涵，摆脱了常见学术论文的枯燥感。

理智与温度并存

　　如何才能在浩瀚的传统经典中挖掘对今人有益的思想？“老老实实地阅读原典”，是作者常常挂在嘴边的。不同于近年来许多文章一味求新求奇、专注于开发边缘文献的态度，作者强调越是被反复研读的经典著作越有研究的价值，不必因前人说得多了就产生研读的畏难情绪。因此可以看到在该书当中，作者的大量文章都选取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进行细读分析。要想从人们反复研究过的文献经典中写出新意并不容易，每一篇文章都需要浩繁细致的准备工作，而这也正是作者一贯做文章的习惯。她始终强调要沉下心来读原文，而且要少读别人的翻译、见解；多读相关的原文典籍，以补充对作者观点和历史语境的体验，从而在反复细品原文的基础上真正找到自己的观点。她说：“不凭空揣测，不随意妄断，古代文学研究文章的每一个结论必须有来自典籍文献的证据做支撑。”在《人民诗人杜甫及其〈石壕吏〉》一文中，为了写出杜甫的“人民性”，作者仔细分析了他在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期间所作的几乎所有能够代表其心态发展变化的作品，包括《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塞芦子》《北征》《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等，进而联系历史上大唐官军这一期间的作战表现，指出杜甫在乾元二年紧追战况，强烈渴望官军胜利、国家复兴的创作心理。有了这种情感预设，再反观这一年由洛阳回华州的途中写下的“三吏”“三别”，才能看出杜甫面对唐朝官军兵源枯竭时复杂的心情。杜甫为何在《石壕吏》中运用“藏问于答”的手法？为何通篇找不到主观评价与感受，杜甫自始至终保持了缄默？作者由此入手，对杜甫作为“人民诗人”的创作立场问题进行了一番精彩的阐述，认为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的杜甫在《石壕吏》中除了怜悯与同情之外，还透示出了以老妇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对于社会发展做出的奉献与牺牲，揄扬了他们身上蕴含的极其宝贵的中华民族精神。无论是对“两面人”曹操的严加斥责，还是对于“人民诗人”杜甫的热情赞赏，这种并不算冷静的笔调出现在学术文章中其实并不多见，但才华之外见品性，正因为对事实真相的执着和对普通百姓的关怀，真正将生命感受与学理浑融一体，《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一书中才能有这样一些立场鲜明、富有温度的研究文章。
　　文学即人学，中国传统文学言“人”之志、抒“人”之情的诗性精神更是将这种人文关怀进行了充分演绎。在我看来，这种对“人”的关怀常常出现在作者的课堂和文章中，这就决定了她文章中对文献的阐释绝非一般意义上训诂学的范畴，而是以原典为出发点，从美学、哲学、历史、文化学或心理学等理论角度进行意义阐发或构建。

创新意识和军事文学使命意识并存

　　张大可先生曾经评价作者的研究文章“往往能够在一些看似平凡的问题中展现新思维”。在《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一书中，这种扎实的学术功底所支撑的创新意识，也使得作者对很多经典的解读给了我们耳目一新的启示。譬如在《司马迁笔下项羽精神探索》一文中，她从“灭秦之功的归属问题”和“怀王之约的性质问题”这两个争论问题入手，写出了司马迁在塑造项羽形象时做到的“两大突破”。最终从写作手法转向写作意图，抽丝剥茧，提出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最值得揄扬的精神内涵，即“不畏强权的抗争意识和悲剧精神”与“古代贵族文化的诗性精神”。又如在分析《三国志演义》中的三大战役时，在对比叙述中的虚构情节之后，作者大胆指出《三国演义》中存在的“小传统”文化的媚俗因素及其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负面影响。这种研究不仅富有创见，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具有十分深刻的借鉴作用。
　　对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在作者的理解中，超凡的笔力和谋篇的技巧可能都不如作品传达的思想意味来得重要。在作者的笔下，你可以真切直观地体验到项羽大无畏战神的担当、蔺相如为公忘私的高尚、岑参敞亮乐观的理想化人格、杜甫歌颂底层民众的“仁者爱人”、陆游终其一生始终饱满的爱国热情……可以说，“文以传道”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作者的学术研究中，正是这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使读者真正从古代军事文学作品当中汲取真善美的使命感，成为她精进学术水平的真正初心。
　　以现代学科目光建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体系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古代军事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可能就更短了。作为军旅文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来看，作者都填补了一定的空白。作者供职于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身上的军装和院校的特殊性，给了她特殊的站位。作者常说，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真正建立起属于我们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又何尝不是一场硬仗？在高扬战斗力标准的今天，这种寻找，正是在浩瀚的古代军事文学中重建能够支撑起“中国脊梁”的民族精神，是从思想上培塑真正能够成为精神贵族的新时代中国军人。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学专业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