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其林：从《散文·海外版》2001年第4期发表了您的气象科学随笔《自然笔记》后，您开始致力于科学美文的写作。您是怎么想到写这组散文的？
　　杨文丰：该是所学的专业所然，我对自然，尤其是气象类现象感悟较深。在大学课堂上，我一接触到“蓝地球”“晨昏线”等自然现象，就被其深刻的诗美和自然哲学内涵、奇特和阔大的意境，深深打动，遂想定要将之写成散文。2000年第11期的《美文》杂志发表了我一组自然笔记，我将作品复印件寄给《散文·海外版》杂志执行主编甘以雯编审，没多久，我收到甘老师的约稿信，她在信中说：
　　您本是学气象学的，文字功底也很好，能否结合您的专业体验，写一组气象科学方面的散文……可能会更夺人耳目，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于是，我写了9篇以“自然笔记”为总题的自然气象随笔网邮给《散文·海外版》，杂志对文稿要求非常之高，选出6篇，提了好些修改意见，我反复修改了近一个月，甘老师还亲自修正了我稿子中的不妥字句。《自然笔记》后来发表在《散文·海外版》首开的“科学随笔”栏，标“特约专稿”置于栏目和刊物头条。当时国内许多大报都报道了《散文·海外版》开“科学随笔”栏的消息。《散文·海外版》后来在科学随笔栏还分多期，两篇、两篇地只推介我的科学散文。
　　龙其林：您的散文文字的节奏感、色彩感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台风现象》中描写台风雨的细节写得极为精彩。从农业气象学转向于散文创作，其跨度不可谓不大。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您是如何磨炼自己的文字表达的？
　　杨文丰：我越来越感觉文字表达的海很深，感觉自己对文字的敬畏，在日益增强，随之已对语言越来越挑剔。这些年来，我写得慢，一篇散文的定稿，尤其是看重的题材，通常要修改七八稿，一篇散文写半年一年，于我是正常的事。
　　文字要提高质地，首先是作者对语言，须有近乎本能的重视，须养成并强化个人的艺术感觉和艺术直觉。我对文字要求的底线是——经得起推敲。语言的“布阵”，须注重逻辑性、条理性，虽然进入写作状态时多靠直觉的即时选择，但事理逻辑与情感逻辑，是必须遵循的。思维混乱，必导致词句的排列混乱。有人说我的作品逻辑性强，我认为这得益于数学对我的思维之高强度“训练”。读本科四年，除毕业实习，每周都至少有六节高等数学课，做过大量的习题。我数学学得并不算好，但却让我的逻辑思维受到了训练，塑造了我的逻辑能力和思辨能力。我向往的语言，是思想、情感情绪、感觉、节奏都能到位，精准，传神，有艺术感觉并含理性美，出色彩，且有弦外之音。
　　我很喜欢音乐，游奥地利就曾去维也纳音乐厅听音乐，我经常是边读书边放音响，央视的“风华国乐”常看，希望能在国乐中认真体味中华文化的韵味。你看，琵琶、二胡、古琴、洞萧，经高手一操弄，每一缕音符就都变那么有韵味，余音萦绕。
　　写作，语言的精准是最起码的，你对表现的物事，得表现至多深、多宽，也得心中有数，还有就是语言的情绪、快慢总得到位，这些都颇值得研究。你看《红楼梦》写黛玉葬花的文字，那个情景表达的精准、那个宽深度，那语言的色彩情感，真是恰到妙处，那是何等的艺术效果。何况语言本非常微妙，难于捉摸。一篇作品开头的几个字，开头第一句，其节奏、色彩、情绪、感觉和思想内质，对全篇作品语言风格的影响，是可以起决定作用的，这即类似于气象上的“蝴蝶效应”。
　　磨炼语言，我较注重从诗词中学，除阅读中外文学经典，也吸取鲜活的口语，公文语言也很值得学习，公文语言的明晰、准确、简洁、庄重，一样具审美性。好的公文语言，总是该庄重时庄重，该概而述之则粗线条出之，该模糊就模糊，该明白则明白如水，而且深入淺出。磨炼文字的目的，全在于让思想、感情和情绪具有最大的审美效应。
　　龙其林：您至今已经出版了生态散文集《病盆景——自然伦理与文学情怀》《自然书》《自然笔记——科学伦理与文化沉思》《蝴蝶为什么这样美》和散文集《难得休闲》等多部著作，文章也屡屡发表在《人民文学》《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北京文学》《钟山》《天涯》等重要报刊，还获得了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浩然文学奖散文奖、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等系列奖项。对于您而言，散文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杨文丰：现在回头看，我是学理科气象出身，转文学还只能算是半路出家，但喜欢大自然，喜欢写作，可以说是此生无悔的兴趣，而且，这一生我其他事做不好，也是做不了了，也就只能写点散文，如此如已。诚然，我写作，亦是被自然美所感染，自然美，自然律，大自然四季递嬗，日月轮回，春有百花秋飞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江流低回，苍海迷茫，河汉有声……真是何其的大美，你能不赞叹吗？作为自然之子，你能无动于衷，不想以母语抒写一番吗？对自然美、自然律的赞颂、感兴、迷恋、感悟，是人之本性，其实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本是离不开大自然给予的启示、训示。今天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环境，仍在恶化，能以文字，即便是柔弱而并无多大回声的文字，表达自然之子的忧患，以绵薄之力做些力所能及的或生态或科学的启蒙——人类依然需要生态启蒙、科技启蒙和精神启蒙——与其说是责无旁贷的事，不如说是该做的分内的事。
　　中国人总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客家人，生态罹病，匹夫当为，这或许不太合适高抬为是使命，乃是情理中的事，应当用功的事，作为写作者，该以神思去构筑，去神游，去创造文体的神殿 ，尽管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个人的能力很是微小的。
　　龙其林：生态散文写作渐渐成为热潮，写作者也不断增多，但是对于什么是生态散文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有一些写作者和研究者，将凡是描写了自然景物、现象的散文都视为生态散文，也有人认为描写了自然景物同时还有人的主体情感就是生态散文，这显然是对于生态散文概念的无限放大。请您结合对生态散文文体内涵的界定，谈谈对于生态散文而言，最重要的质地是什么？怎样判断一篇作品是否属于生态散文？ 　　杨文丰：对生态散文而言，最重要的质地是能直面生态问题，感性、理性地表达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表现万物平等，强调人是大自然的一个成员，须以谦卑和有担当的姿态，与万物“和美共处”。
　　我想，不妨将生态散文分为“大生态散文”和“小生态散文”，以便更深入地认识生态散文的质地。在生态视域下，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诘问，却未能更深入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进行省思，这一类散文可界定为“小生态散文”；小生态散文聚焦的，主要是自然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的问题 。而大生态散文，则是须深入探讨及艺术地表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的关系及问题，强调人的谦卑与担当，崇尚“天人和美”，已然进入了哲学境地的美学散文。大生态散文，大在其思想内容和审美境界，大在其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切入的深度和广度。就以写这场大疫来说，假如你只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假如你不深入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恐难于达到相应的深度、高度和广度的，你写出的只能是小生态散文——何以这样说？因为这场“球疫”，初期仅是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出的问题，是病毒报复人类，但瘟疫却属社会性疾患，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迅速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价值坐标新旧矛盾的全面激化，而促发了全球的社会生态走向失衡——对如此的“三态”问题，你不深入，能写成“大生态散文”吗？
　　龙其林：在生态写作渐成时尚的当下，您觉得生态散文创作怎样才能回归散文的本位？从事生态散文创作最核心的素养是什么？
　　杨文丰：从事生态散文创作最核心的素养，我认为不外乎在四个方面：一是敢于追求真理，求真实，求真象，在思想意识上，能自觉坚持“散文式求真”。二是有独立思辨和批判能力，有提出“生态思想量”的激情和能力，至少能普及“生态思想量”、能从事生态启蒙——生态启蒙是永远需要的。你的生态写作，假如只纪实和描绘，不具理性批判，“思想量”虚无，是全然不够的，何况思想也并非那么神秘，思想的本质即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看法。三是心有大爱，爱自然，尊重生命，能以和善之心，认真、深入地理解自然，敬畏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三态”），对自然万物充盈悲悯情怀。四是具备良好的审美直觉，艺术创造视野开阔，能倾心投入至真至善至美 、“形神和谐、启智启美”的生态散文创作 。
　　龙其林：您的生态散文作品既彰显着科学散文的认识价值与科学精神，又洋溢着强烈的文学性，古今中外的诗词、散文、小说散布在您的散文作品中，从而赋予了作品以鲜明的文化色彩。您是怎样想到从文化性上来对散文创作进行开掘的？您如何看待周作人的散文？是否受到了周作人的影响？
　　杨文丰：我认为写散文的自由度其实并不比小说大，小说可以不设底线地虚构，而散文随便虚构是不合适的，散文只能有底线地有限虚构，这底线是什么？我认为是情感的真实。散文的虚构，不得违悖情感逻辑和事理逻辑。任何文体都有表达的局限性。我希望最大限度地扩充每一篇散文的容量，这就似给气球充气，让其在不爆破的前提下达到最大的容积。要使散文的容量最大化，象征无疑是艺术手法之一。我好些作品都力求朝象征靠。一篇作品可以建构一个象征，即全文式象征，如拙作《病盆景》。也可以作品只含局部象征。我的确喜欢在文中嵌加些中外诗词、警句和寓言，目的就是将文中的思想和艺术元素容量尽量扩大，如果杜撰个词，这种笔法可称为“扩元”。如果将《病盆景》里的 “扩元 ”全删除，这篇散文的内涵显然大不一样。“扩元”与否，以符合表达思想为准则，至少要与文旨若即若离。
　　我写生态散文喜欢从问题切入，引入生态思维，引入科学审美视角。科学本是求真的艺术。科学知识、科学原理和科学规律在我的作品中，既是望远镜、显微镜和放大镜，也是透视镜，可让我更好地认识物事，更好地切中物事的本质，更好地引发文化反思和审美建构。散文本也讲求真实，科学视角与散文写作在认识上具有同一性。而且，借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审美视角，你的认识越深入，情感与思想的互动、交融就会越大，越容易出现思想与情感的相互催化和振荡。写作经历告诉我，思考越深入的题材，情感的发酵也越成熟，写起来也会越顺。写作情感与思想的关系，涉及作家的秉赋和写作心理、逻辑思维、非逻辑思维如直觉等诸多问题，值得有更深入的研究。周作人的散文，我读过不少，较喜欢他那本薄薄的、淡墨色封面的《看云集》。他的《两株树》《金鱼》《 雨天的书·自序 》等，描物抒情，文字诡谲，是那么津津乐道，《苦雨》《苍蝇》《故乡的野菜》《鸟声》《北京的茶食》 等，也颇有意味。周作人无疑是风格独特的现代散文大家。除了他文抄公式的文字，知堂散文颇有谈话风，苦涩随意，重意趣，颇带文士风和风雅气，还是值得借鉴。
　　龙其林：您的生态散文中，时常引入童年视角，回忆与故乡、故土有关的往事，这种写法颇类似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人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困顿时，经常会向后看，喜欢回忆童年；当人在现实生活中春风得意时，喜欢做的是展望将来，踌躇满志地憧憬。您在系列散文中使用童年视角，或许也在不经意间反映了您的某种心理，這种心理与现代社会无法安放乡愁、生态危机时代无法重回故乡有关吗？
　　杨文丰：我童年并不算快乐，童年的苦难及身世，我在《不可医治的乡愁》中，首次作了抒写。童年的经历，对作家比较特殊，是生活宝藏，是写作资源，也会成为写作情结。孙犁小说《铁木前传》的结尾，那篇幅不短的对童年的感兴，是何其令人共鸣、回味。
　　依我看，怀念童年有近似寻根的意味，至少是另类的寻找来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这些终极问题，都让人想及童年。写童年除了是复杂的怀旧，却也是怀念单纯，人成年后，种种压力随之增大，那被呵护的遥远岁月，教人怀恋。作为见证了几十年来社会急剧发展的现代人，我写童年，确与您所提的与现代社会无法安放乡愁、生态危机时代无法重回故乡有关。
　　试想，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安放乡愁呢？我视乡愁是一个人精神家园的起点，故乡亦是人的精神寄托。我在《不可医治的乡愁》里，写到我为了慰藉乡愁，曾多次回到童年时的燕河乡小，每次都不想主动惊搅任何人，而令我想不到的是，每次回去，现实都让我的情感受挫和失落——童年的乡野，不断地被拔除、替换，早已面目已非！童年时期的生态，已然远逝……现代人已然没有故乡了，生态环境的变迁，你怎么还能有“根”呢？无论心灵、还是现实的故乡，你都回不去了。
　　龙其林：您在最近两三年有什么写作规划？在生态散文领域，您是否还会进行文体、语言、题材方面的新尝试？
　　杨文丰：在最近几年，我会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体会，继续写些创作论，我不太喜欢写学院式的论文，想以散文或散论的文式写。我坚信生态散文写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思想和审美至少仍存在四个可扩展的空间：一是自然和社会的理性认识空间，二是提出新生态思想的空间，三是万物有情的情感空间，四即审美空间，对一些较大、较复杂的题材，生态散文涉及的空间更是须扩展至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三态”）领域，须更多关注和审视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领域的问题。由于生态散文须强调问题意识，相应地也就要求生态作家须“对症下药”。每一位生态作家都要有做思想家的“野心”，至少也应是思想者。我觉得要学习里奥波德，他提出的“土地道德”这一划时代的思想，在他的《沙乡年鉴》之前，并不见哪国的思想家提出过。成功的生态散文家，还希望成为文体家，其的思维方式、语言和题材，都希望是独具风格的。风格与思想，本为水与水稻般的关系。唯风格独树、思想精深者，方可成为散文大家。一是思想，二是风格，占其一，可以成为名家。大师只能由风格独异、思想引领大风气新潮流的人物担当。
　　今后几年，我要提醒自己的写作多朝生态艺术散文或生态审美散文走，将继续探索象征、寓言体生态散文的写作，探索增大散文容量之路径。童年对每个人的阅读都很重要，我会给孩子们写些科学童话。
　　（作者简介：龙其林，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杨文丰，任教于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中文二级教授，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