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独秀（1897.10.9—1942.5.27）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作为政治领袖他虽是个悲剧人物却不乏“开天辟地”之功，作为文化领袖他呼唤科学、民主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则具有永恒的魅力。陈独秀手迹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与艺术珍品，更是他生命的风景、心灵的诗章。陈独秀手迹之毁与存，亦是其风骨与命运之见证。
“迟到的纪念：纪念陈独秀诞辰130周年书画展”有陈独秀真迹惊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大陆与香港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次书画展。而《扬子晚报》（2011年3月25日）则突出陈独秀真迹的故事。兹录于斯，以省笔墨。
展览现场，一帧“陈仲甫先生论韵遗墨”颇为引人注目。原来，这是1940年3月29日陈独秀写给当时的中央大学教师黄粹伯的一封讨论音韵学的信札。信札上有黄粹伯小楷释文、陈钟凡行书识语、胡小石行书题署，组成一幅精美艺术品。此条幅1948年11月装裱。“文革”中被抄并胡乱地塞在南京大学南园的一个楼道里，十几年无人过问，直到1980年被人发现并交南大校部。校部发还黄粹伯家属，黄氏家属又返赠中文系，遂成中文系镇系之宝。
同样命运的还有一副陈独秀对联。藏家薛永福先生赶到现场，他打开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里面正是陈独秀的一副草书对联：“好书不厌百回读，嘉树新成十亩阴。”原来陈独秀与薛永福的爷爷薛太生为莫逆之交。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薛太生常帶酒物去探望，陈独秀为他写下这副笔墨酣畅的对联，以示感谢。“文革”中，这副对联被抄走，正要焚烧之际，一位将军抢救下来，并交给薛永福嘱他好好保存。
其实画书展中还有一副陈独秀真迹，那就是安徽省望江县文物局提供的对联：金樽银烛销春雨，象管鸾笙护紫云。上款“毓卿先生之属”，下款署名“独秀”，钤阴文篆书“陈独秀印”。
此联首载《团结报》1988年5月7日副刊，据称为1983年秋文物普查，在该县翠岭乡发现并征得。原收藏者介绍其祖父吴毓卿在辛亥革命期间结识陈独秀，且交情甚笃，故得陈以联相赠。
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说：
一九二○年下半年到建党之初，与陈书信来往很多，他每次来信都不长，一二页，主要是谈工作。其保存着一百多封陈的来信，装裱成集，封面题《陈仲甫先生遗墨》，“文革”中怕惹是非全都烧了。
陈独秀墨迹
陈独秀居江津时，有位同乡医生程里鸣常给他看病。一日，程医生笑道：“陈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陈说：“有话直说。”程说：“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陈叹息道：“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副对联。”于是陈为之写了这样一联：
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在半开时。
此联曾传给其女程华珍，惜毁于“文革”。
罗宗文抗战期间曾在江津当过县长。他说：
陈独秀给我写的一张条幅（半幅四尺宣纸）是杜工部的“曲江对酌”：“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1942年3月下旬，我离江津前，又送纸去求他写副对联。他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边角题云：宗文先生长斯邑年馀，今调赴铜梁，出纸索字，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政之。独秀。下面盖了两方印章，殊知我刚一到铜梁县，即在报纸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那副对联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书法作品了，我裱好珍藏在家。在“文革”初期，我主动把家里所藏的书籍、字画全部上交了，但不知那副对联和条幅，还存在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社长张定，1940年初乘船去江津中山中学读书，“在船上看见一位身着长袍，很有风度的长者。船警告诉说他是陈独秀”，张即请他在日记本上签名。他慨然写上“少年中国，中国少年”八个大字，并写上“张富培同学纪念。独秀于民哲舟中。一九四○年□月□日”。“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不知下落。
阙森荣曾是陈独秀石墙院的近邻，常以写字绘画请教于陈，时间长了，情分厚了，便开口请他题字留念。大约是1941年上半年，陈为阙写了一幅条幅：
问我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文革”中阙不得不将之裁为四片，抠掉名字，保存于抽屉底下。到1982年11月县志办、党史办征集文物时，阙将此残片交给了公社党委，“以表示一个小小的贡献”。
陈独秀为前清进士杨鲁丞后人写的两幅条幅，一是写李白《山中问答》，与阙森荣残存的那幅同样的内容。另一幅写的朱熹的《绝句》：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不等到“文革”，早在土改期间，它就与杨家所藏所有字画一起散失了。
即使如此，陈独秀还有不少手迹幸存人间。中国寺庙历来就是藏书藏宝之佳所，如陈独秀晚年为太虚法师（1889—1947）所题联语“一切无常，万有不空”，就安然藏身于武汉（汉阳）龟元寺内。太虚法名心，浙江桐乡人，早年出家。因与苏曼殊、欧阳竟无交游，陈独秀与之声息相通，故有此葆蕴禅机的联语相赠。此幅联语未以楹联方式书写，而是写成条幅，百无挂碍，张弛有致。
陈独秀1942年年初有《致欧阳竟无诗柬》：
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佛学大师欧阳竟无（1872—1943），名渐，江西宜黄人。1922年在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抗战时入川，在江津重建内学院，与陈独秀过从甚密。欧阳竟无有汉隶《汉执金吾丞武荣碑》拓片。1942年春节，陈以诗代柬，向他借阅。说如能得武荣碑观摩，这年就过得比别人家吃肉啖鸭更解馋。此诗初见1943年5月《欧阳竟无大师纪念刊》。但到1980年朱蕴山著文说这首诗是陈特为他写的，因那年快过春节时，他去江津看望陈并送了一只鸭子。郑超麟则力辟其谬。我则认为此诗原致欧阳竟无，并不妨再书赠朱。 陈独秀在江津时与当地名绅邓蟾秋、邓夑康叔侄友善。1940年9月陈在邓氏庄园小住期间，恰逢邓氏先祖创办聚奎中学六十周年与邓蟾秋（鹤年）七十寿诞。10月2日陈应邀在聚奎中学“鹤年堂”作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讲演。在宴会上，陈盛赞邓蟾秋助学之义举，且与欧阳竟无、邓仲纯、方孝博、台静农等共同具名书《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欧阳竟无执笔）。陈即兴挥毫写下两幅篆书赠邓蟾秋，一为“大德必寿”，刻在黑石山鹰嘴石上；一是“寿考作仁”，刻在黑山另一巨团石上。两者均被毁于“文革”，前者则重刻那鹰嘴石上，仍辉耀在那山石间。
少年时代得晤陈独秀，并获其所赠条幅“双鬓已白难再青”，到20世纪还健在的杨实舜，虽未说他的那条幅如今何在，他却向宜昌政府提供了陈独秀的遗诗、遗墨。
遗诗为《闹新房》：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嘻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嗤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遗墨为录唐朝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赠雅髯的条幅：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雅髯先生正文独秀书于江津
唯不知这“雅髯”为何许人。然这幅字确是自然天成，洒脱非凡。从字法到结构，都耐人寻味。
陈独秀晚年对抗金英雄岳飞情有独钟。1937年8月21日從南京监狱释放出来，即为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的包惠僧写了岳飞《满江红》片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与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落款独秀。
陈从1937年9月到1938年6月在武汉住了几个月。他为同住一院的中共一大党员金家风也写了岳飞《满江红》的片断。屡经风雨，得以幸存。
王凡西1999年12月31日有信云：老先生给吴甲原题字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住在老先生家，吴来看我，顺便求他的“墨宝”。当时还有一些由江浙流亡到武汉的青年朋友，也趁机求字，他有求必应，写了不少，最多写的是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透露出他当时的乐观心情。给甲原的二句是他自拟的：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是于新时局中重提五四命题。这幅题字现存上海档案馆，曾在其展厅展出过，后影印刊在《档案与史学》上。
陈独秀在江津，逢年过节，或新屋落成，乡邻请写对联，他是有求必应。老朋友潘赞化在江津国立九中任总务主任。有时星期天他会带三五个学生到鹤山坪去看望陈独秀。行前，潘先生总会嘱咐学生：“你们向陈仲甫要字，他的字写得好。你们只要买二斤白糖、二斤猪油，再带些鸡蛋送他就可以。”学生们遵嘱备些薄礼，陈氏也慨然接受，并要学生留下姓名，容日后作书落款，有时也会当场写就。
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实为出版社）的主人汪孟邹（1878—1953）及其侄汪原放（1897—1980）可谓“生死之交”。亚东图书馆从创办到发展，都融入了独秀智慧与独秀精神，亚东图书馆的版税与资助也成了陈独秀流寓生活的重要经济支柱。
陈独秀与汪氏叔侄多有文墨之交。亚东图书馆的前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客厅，就挂着陈写的对子：
推倒一时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此既为独秀夫子自道，也是为科学图书社、亚东图书馆标识了大方向大境界。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致汪原放的信就有42封（从1933年6月到1935年3月）。1937年6月29日夜，汪到南京监狱向陈求字。他当时没有响应，后来给汪写了两幅，托人带到上海。那两幅书法作品一写的是《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那首，另张小屏则写的是：
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
独秀书于金陵
1936年（或1937年）汪孟邹从南京狱中带出陈独秀所书绝妙好词《金粉泪》56首，1953年2月11日，军管会受命清查亚东图书馆涉及“托派”书籍，未没收《金粉泪》手稿，直到1959年才由汪原放交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革命纪念馆藏品分为两类：一是革命文物；二是参考品，即价值不大或反动者的物品。《金粉泪》即作为参考品被打入冷宫。
“文革”结束后，一大纪念馆负责人任武雄，将《金粉泪》影印本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党史资料丛刊》。《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请华东师大陈旭麓作了诠释，并上报有关部门“审批”以期发表。事隔半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将之在其分管的《中共党史资料》（1983/4）上公开发表。上海的《党史资料丛刊》主编郝盛朝闻风而动，则将《金粉泪》连同全诗墨迹一起发表。不料遭主管部门批评与处理。
直到20世纪末，曾被打入冷宫的《金粉泪》，终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陈独秀致杨朋升的40封信，是作为杨的档案材料保存下来的。
杨朋升（1900—1968年），四川渠县人。其小陈独秀21岁，1916—1919年在北京读书，受新文化运动滋润而崇拜陈独秀。
1937年9月，陈独秀从南京到达武汉，杨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二人此际相识而成忘年交。1938年8月陈独秀流亡江津时，杨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与陈往来更密。从1939年5月到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信40封。
杨于一·二八淞沪战役，以88师副师长身份率部英勇抗日；1949年12月随邓锡侯等率部起义。前者说明他爱国，后者说明他“弃暗投明”。1949年后一度被聘为西南美专教授、成都市政协委员。1954年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有期徒刑20年，而陈独秀的40封信在渠县展出时差点被毁。四川省档案馆得知而收存，1980年7月移交中央档案馆。
杨朋升1968年病逝于渠县狱中，1983年2月平反。 陈独秀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小学识字教本》，从南京监狱写到江津流寓之地，却并未完成。当时不能出版，退而求其次，油印50册分赠朋友以防散失。
梁实秋幸得一册且携至台湾，1971年将之影印出版。为避嫌他将作者名与作者“自叙”删去，书名改为《文字新诠》。梁氏有序对之充分肯定：
一、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
二、对若干文字的解说，采取新的观点。
三、内容简说扼要，易于了解。
梁实秋（1903—1987）临终嘱咐女儿梁文薔，在适当的时候将这部重要著作捐给大陆某个著名博物馆。2003年8月，移居美国的梁文薔亲自将其父珍藏的《小学识字教本》油印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诠》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却梁氏遗愿。而《小学识字课本》之原稿据说尚幸存于北大某教授家中。
郑学稼（1906—1987）是陈独秀晚年结交的年轻朋友。郑当时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两人常有书信往来。郑在《陈独秀先生晚年与我》中说：
我本没有留友人信的习惯。某日初次生恶性疟疾，经过二十小时的寒热后，夜半想起：人生无常，不久之后，总会有些友人死去。由这一念使我感到独秀先生年龄比我大，可能死在我前，我应保留他的信，以为纪念。以后，我珍藏他的信，只剩十四封。最可惜的是论井田制度长信不在内。
郑学稼晚年拼命为陈独秀写了部公正实在的传记，全书70多万字。1986年2月动笔，次年2月病倒，6月写完，7月13日就病逝台北。未及见到书的出版。
作为同乡好友的台静农（1902—1990），是珍藏陈独秀书信、墨宝最多的一位学者。抗战期间，台静农以沦陷区大学教授身份被安置在重庆的国立编译馆。陈独秀避居江津时倾力于《小学识字教本》之写作。以《小学识字教本》为中心话题，陈致台有102封信。另有诗、联书法作品20多幅，《实庵自传》两章手迹相赠。
台静农1946年5月应许寿裳之邀任教台湾大学中文系。1948年许因传播五四新文化而被右翼文人砍杀。台静农临危受命，1949年夏接任中文系主任。他吸取许血的教训而韬光养晦，将对陈独秀的情感深藏心底，不予表露。台静农数十年如一日完好地珍藏着陈给他的所有书札包括只字片纸，精装成册，并请名人为之题词。台静农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终有佳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发表。
陈独秀墨迹
沈尹默的题词为：
静农索题仲甫稿，旅羁无悰难为词。携共东来一开视，忍读当日杭州诗。鹤坪树老鹤不归，存殁之感徒尔为。还君诗卷意未已，君将何计塞吾悲。此卷置箧中数年，今始题得，如何如何。
三十七年十月四日灯下，尹默。
“三十七年”即1948年。沈乃陈1910年在杭州结识的朋友，1917年后北大同事。沈之书法得力于陈的批评激发。
沈题旁有胡适题记：
三十八年三月廿八日胡适读后敬记。
此时为胡适从北平“逃”到南京，将由上海赴美国的前夕。
董作宾的题词为：
卅八年一月随史言所迁台，任教台大。于静农兄处得读此诗卷及文字学、古史表各遗稿。余读书北大时，先生已去，每以未親教益为憾。廿五年春因陈君之介，得访先生于首都囹圄中，先生方治古文字声韵学，旁及卜辞，畅谈半日。抗战中先生居江津，余客李庄，不及再晤。今睹此卷，犹想见先生风采奕奕，仿佛昨日，为之慨然。
同年五月十八日董作宾敬记
“史言所”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为所长），抗战时落户四川南溪县李庄（今宜宾市翠屏区），1949年1月迁台湾。董作宾为“史言所”治甲骨文的著名学者，1936年（廿五）春经陈君（疑即陈钟凡）之介到南京狱中拜访陈独秀，陈对甲骨文上卜辞颇有兴趣，故两人“畅谈半日”。“同年”当为“史言所”迁台的“卅八年”即1949年。在台湾见到“先生”的诗卷怎不“为之慨然”。
沈刚伯的题辞为：
陈公龙凤姿，奇气凌云汉。薄孔非汤武，无异嵇中散。调高不谐俗，才为身患。我今读遗篇，喟然发三叹。
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沈刚伯敬题
1984年春，江兆申还在陈独秀为台静农所作篆书“一曲书屋”题了长跋。先言中国篆书之兴衰，次言清代皖人邓石如（皖公）振兴篆法，然后说：
（陈独秀）先生不以书专其长，而笔墨雄健，结体古劲，固能者无所不能。或皖公山人一脉泽润绵长否耶？
陈与邓家为世交，书法也受其“泽润”。
如此珍贵的书札，直到台静农先生逝世六年后的1996年6月才由台北影印出版，名曰《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受到海内外学者的珍视。
而台静农先生终生珍藏的陈独秀书札原件，现归台湾大学图书馆收藏。我2013年8月28日在台大拜读了这批遗札，心灵为之震荡。
陈独秀1932年10月入南京监狱时，就有人为日后能待价而沽求他的墨宝。而其手迹真正见于市场则是1984年前后的事。江津教师胡品中说，他年轻时帮陈独秀打理过菜园，陈很感激，就送了一副字给他，写的是：“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是月沉楼。”1984年3月他与来访者说：
“文化革命”破四旧时，我怕惹祸，就把陈独秀落的款和两方印章全挖了。前两年县里搞文物普查，说这条幅上没有陈独秀的款和印，就不值钱了。
成都、重庆的不少书画贩子经常跑来收购他的墨宝。白沙镇有人卖了一副陈独秀写的中堂，得了一万三，还落了个“傻”字。 尔后不久，陈独秀的两封信被拍卖了20多万元。
真正引起轰动的是，2009年5月30日一批“胡适存友朋信札”亮相北京嘉德拍卖会（据说是胡适的儿媳从美国携来的），陈独秀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以554.4万元人民币成交。始由民间收藏家认购，同年6月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行使“文物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这批信札。按理讲，这批文物，要么落户北大档案馆，要么藏之“五四”纪念馆（老北大红楼），都是理想处所。不知何故，其终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2013年11月18日嘉德拍（信札写本专场）陈独秀1937年12月13日、15日向《宇宙风》杂志编辑陶亢德索取稿酬的两页信札，竟拍成400多万元。2020年10月16日华艺国际（北京）拍卖会上，陈独秀1923年11月13日所作《科学与人生观·序》（10页）拍2185万元。这些故事，让人们对陈独秀书札手迹一字千金的价值刮目相看。
陈独秀同时代的名人无论身角色，只要有手迹存世几乎都以各种形式出版过。唯有独秀手迹无一权威版本问世，因而无论研究界、还是收藏界、鉴赏界都期待着《陈独秀手跡》的出版。
何之瑜俨然“陈独秀遗嘱的执行人”，为陈独秀遗著的搜集、整理、出版事宜不遗余力。到1948年4月“商务出版仲甫先生的遗著，早有大部分排好了”，只等胡适的总序来到，“就马上出版”。《陈独秀丛著》中有大量手稿，何都交商务印书馆。后因内战与大陆易帜，《陈独秀丛著》未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不管从何角度看，商务印书馆理当对陈独秀遗稿妥为保存。而实际命运如何则不详。
不幸中的万幸，《甲戌随笔》等得有心人方继孝珍藏之，并予点校，终于2006年11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收陈《甲戌随笔》《以右旁之声分部计划》《读〈四裔编年表〉有感》《刘銮与刘銮塑街》四部手稿，附录陈编订的《杨鲁丞遗著三种》），名之曰《陈独秀先生遗稿》。尽管这只是陈独秀手迹中的极小部分，诚如方继孝所云：“陈独秀先生若在九泉知之，或能稍许得到一丝安慰吧。”
所幸现已知胡适、蔡元培、周作人、魏建功、台静农、罗家伦、陈钟（中）凡、郑学稼、刘海粟、汪原放等人及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上海档案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安徽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安庆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北京市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所藏陈独秀手迹，多为我所用。
还有很多陈独秀手迹背后的故事，我已写入拙著《江上几风清：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独秀研究专家。）
珍迹惊现书画展
“迟到的纪念：纪念陈独秀诞辰130周年书画展”有陈独秀真迹惊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大陆与香港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次书画展。而《扬子晚报》（2011年3月25日）则突出陈独秀真迹的故事。兹录于斯，以省笔墨。
展览现场，一帧“陈仲甫先生论韵遗墨”颇为引人注目。原来，这是1940年3月29日陈独秀写给当时的中央大学教师黄粹伯的一封讨论音韵学的信札。信札上有黄粹伯小楷释文、陈钟凡行书识语、胡小石行书题署，组成一幅精美艺术品。此条幅1948年11月装裱。“文革”中被抄并胡乱地塞在南京大学南园的一个楼道里，十几年无人过问，直到1980年被人发现并交南大校部。校部发还黄粹伯家属，黄氏家属又返赠中文系，遂成中文系镇系之宝。
同样命运的还有一副陈独秀对联。藏家薛永福先生赶到现场，他打开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里面正是陈独秀的一副草书对联：“好书不厌百回读，嘉树新成十亩阴。”原来陈独秀与薛永福的爷爷薛太生为莫逆之交。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薛太生常帶酒物去探望，陈独秀为他写下这副笔墨酣畅的对联，以示感谢。“文革”中，这副对联被抄走，正要焚烧之际，一位将军抢救下来，并交给薛永福嘱他好好保存。
其实画书展中还有一副陈独秀真迹，那就是安徽省望江县文物局提供的对联：金樽银烛销春雨，象管鸾笙护紫云。上款“毓卿先生之属”，下款署名“独秀”，钤阴文篆书“陈独秀印”。
此联首载《团结报》1988年5月7日副刊，据称为1983年秋文物普查，在该县翠岭乡发现并征得。原收藏者介绍其祖父吴毓卿在辛亥革命期间结识陈独秀，且交情甚笃，故得陈以联相赠。
劫后幸存知多少
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说：
一九二○年下半年到建党之初，与陈书信来往很多，他每次来信都不长，一二页，主要是谈工作。其保存着一百多封陈的来信，装裱成集，封面题《陈仲甫先生遗墨》，“文革”中怕惹是非全都烧了。
陈独秀居江津时，有位同乡医生程里鸣常给他看病。一日，程医生笑道：“陈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陈说：“有话直说。”程说：“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陈叹息道：“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副对联。”于是陈为之写了这样一联：
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在半开时。
此联曾传给其女程华珍，惜毁于“文革”。
罗宗文抗战期间曾在江津当过县长。他说：
陈独秀给我写的一张条幅（半幅四尺宣纸）是杜工部的“曲江对酌”：“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1942年3月下旬，我离江津前，又送纸去求他写副对联。他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边角题云：宗文先生长斯邑年馀，今调赴铜梁，出纸索字，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政之。独秀。下面盖了两方印章，殊知我刚一到铜梁县，即在报纸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那副对联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书法作品了，我裱好珍藏在家。在“文革”初期，我主动把家里所藏的书籍、字画全部上交了，但不知那副对联和条幅，还存在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社长张定，1940年初乘船去江津中山中学读书，“在船上看见一位身着长袍，很有风度的长者。船警告诉说他是陈独秀”，张即请他在日记本上签名。他慨然写上“少年中国，中国少年”八个大字，并写上“张富培同学纪念。独秀于民哲舟中。一九四○年□月□日”。“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不知下落。
阙森荣曾是陈独秀石墙院的近邻，常以写字绘画请教于陈，时间长了，情分厚了，便开口请他题字留念。大约是1941年上半年，陈为阙写了一幅条幅：
问我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文革”中阙不得不将之裁为四片，抠掉名字，保存于抽屉底下。到1982年11月县志办、党史办征集文物时，阙将此残片交给了公社党委，“以表示一个小小的贡献”。
陈独秀为前清进士杨鲁丞后人写的两幅条幅，一是写李白《山中问答》，与阙森荣残存的那幅同样的内容。另一幅写的朱熹的《绝句》：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不等到“文革”，早在土改期间，它就与杨家所藏所有字画一起散失了。
即使如此，陈独秀还有不少手迹幸存人间。中国寺庙历来就是藏书藏宝之佳所，如陈独秀晚年为太虚法师（1889—1947）所题联语“一切无常，万有不空”，就安然藏身于武汉（汉阳）龟元寺内。太虚法名心，浙江桐乡人，早年出家。因与苏曼殊、欧阳竟无交游，陈独秀与之声息相通，故有此葆蕴禅机的联语相赠。此幅联语未以楹联方式书写，而是写成条幅，百无挂碍，张弛有致。
陈独秀1942年年初有《致欧阳竟无诗柬》：
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佛学大师欧阳竟无（1872—1943），名渐，江西宜黄人。1922年在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抗战时入川，在江津重建内学院，与陈独秀过从甚密。欧阳竟无有汉隶《汉执金吾丞武荣碑》拓片。1942年春节，陈以诗代柬，向他借阅。说如能得武荣碑观摩，这年就过得比别人家吃肉啖鸭更解馋。此诗初见1943年5月《欧阳竟无大师纪念刊》。但到1980年朱蕴山著文说这首诗是陈特为他写的，因那年快过春节时，他去江津看望陈并送了一只鸭子。郑超麟则力辟其谬。我则认为此诗原致欧阳竟无，并不妨再书赠朱。 陈独秀在江津时与当地名绅邓蟾秋、邓夑康叔侄友善。1940年9月陈在邓氏庄园小住期间，恰逢邓氏先祖创办聚奎中学六十周年与邓蟾秋（鹤年）七十寿诞。10月2日陈应邀在聚奎中学“鹤年堂”作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讲演。在宴会上，陈盛赞邓蟾秋助学之义举，且与欧阳竟无、邓仲纯、方孝博、台静农等共同具名书《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欧阳竟无执笔）。陈即兴挥毫写下两幅篆书赠邓蟾秋，一为“大德必寿”，刻在黑石山鹰嘴石上；一是“寿考作仁”，刻在黑山另一巨团石上。两者均被毁于“文革”，前者则重刻那鹰嘴石上，仍辉耀在那山石间。
少年时代得晤陈独秀，并获其所赠条幅“双鬓已白难再青”，到20世纪还健在的杨实舜，虽未说他的那条幅如今何在，他却向宜昌政府提供了陈独秀的遗诗、遗墨。
遗诗为《闹新房》：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嘻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嗤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遗墨为录唐朝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赠雅髯的条幅：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雅髯先生正文独秀书于江津
唯不知这“雅髯”为何许人。然这幅字确是自然天成，洒脱非凡。从字法到结构，都耐人寻味。
陈独秀晚年对抗金英雄岳飞情有独钟。1937年8月21日從南京监狱释放出来，即为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的包惠僧写了岳飞《满江红》片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与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落款独秀。
陈从1937年9月到1938年6月在武汉住了几个月。他为同住一院的中共一大党员金家风也写了岳飞《满江红》的片断。屡经风雨，得以幸存。
王凡西1999年12月31日有信云：老先生给吴甲原题字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住在老先生家，吴来看我，顺便求他的“墨宝”。当时还有一些由江浙流亡到武汉的青年朋友，也趁机求字，他有求必应，写了不少，最多写的是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透露出他当时的乐观心情。给甲原的二句是他自拟的：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是于新时局中重提五四命题。这幅题字现存上海档案馆，曾在其展厅展出过，后影印刊在《档案与史学》上。
陈独秀在江津，逢年过节，或新屋落成，乡邻请写对联，他是有求必应。老朋友潘赞化在江津国立九中任总务主任。有时星期天他会带三五个学生到鹤山坪去看望陈独秀。行前，潘先生总会嘱咐学生：“你们向陈仲甫要字，他的字写得好。你们只要买二斤白糖、二斤猪油，再带些鸡蛋送他就可以。”学生们遵嘱备些薄礼，陈氏也慨然接受，并要学生留下姓名，容日后作书落款，有时也会当场写就。
《金粉泪》：终成“国家一级文物”
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实为出版社）的主人汪孟邹（1878—1953）及其侄汪原放（1897—1980）可谓“生死之交”。亚东图书馆从创办到发展，都融入了独秀智慧与独秀精神，亚东图书馆的版税与资助也成了陈独秀流寓生活的重要经济支柱。
陈独秀与汪氏叔侄多有文墨之交。亚东图书馆的前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客厅，就挂着陈写的对子：
推倒一时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此既为独秀夫子自道，也是为科学图书社、亚东图书馆标识了大方向大境界。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致汪原放的信就有42封（从1933年6月到1935年3月）。1937年6月29日夜，汪到南京监狱向陈求字。他当时没有响应，后来给汪写了两幅，托人带到上海。那两幅书法作品一写的是《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那首，另张小屏则写的是：
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
独秀书于金陵
1936年（或1937年）汪孟邹从南京狱中带出陈独秀所书绝妙好词《金粉泪》56首，1953年2月11日，军管会受命清查亚东图书馆涉及“托派”书籍，未没收《金粉泪》手稿，直到1959年才由汪原放交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革命纪念馆藏品分为两类：一是革命文物；二是参考品，即价值不大或反动者的物品。《金粉泪》即作为参考品被打入冷宫。
“文革”结束后，一大纪念馆负责人任武雄，将《金粉泪》影印本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党史资料丛刊》。《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请华东师大陈旭麓作了诠释，并上报有关部门“审批”以期发表。事隔半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将之在其分管的《中共党史资料》（1983/4）上公开发表。上海的《党史资料丛刊》主编郝盛朝闻风而动，则将《金粉泪》连同全诗墨迹一起发表。不料遭主管部门批评与处理。
直到20世纪末，曾被打入冷宫的《金粉泪》，终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陈独秀致杨朋升的40封信，是作为杨的档案材料保存下来的。
杨朋升（1900—1968年），四川渠县人。其小陈独秀21岁，1916—1919年在北京读书，受新文化运动滋润而崇拜陈独秀。
1937年9月，陈独秀从南京到达武汉，杨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二人此际相识而成忘年交。1938年8月陈独秀流亡江津时，杨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与陈往来更密。从1939年5月到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信40封。
杨于一·二八淞沪战役，以88师副师长身份率部英勇抗日；1949年12月随邓锡侯等率部起义。前者说明他爱国，后者说明他“弃暗投明”。1949年后一度被聘为西南美专教授、成都市政协委员。1954年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有期徒刑20年，而陈独秀的40封信在渠县展出时差点被毁。四川省档案馆得知而收存，1980年7月移交中央档案馆。
杨朋升1968年病逝于渠县狱中，1983年2月平反。 陈独秀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小学识字教本》，从南京监狱写到江津流寓之地，却并未完成。当时不能出版，退而求其次，油印50册分赠朋友以防散失。
梁实秋幸得一册且携至台湾，1971年将之影印出版。为避嫌他将作者名与作者“自叙”删去，书名改为《文字新诠》。梁氏有序对之充分肯定：
一、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
二、对若干文字的解说，采取新的观点。
三、内容简说扼要，易于了解。
梁实秋（1903—1987）临终嘱咐女儿梁文薔，在适当的时候将这部重要著作捐给大陆某个著名博物馆。2003年8月，移居美国的梁文薔亲自将其父珍藏的《小学识字教本》油印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诠》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却梁氏遗愿。而《小学识字课本》之原稿据说尚幸存于北大某教授家中。
郑学稼（1906—1987）是陈独秀晚年结交的年轻朋友。郑当时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两人常有书信往来。郑在《陈独秀先生晚年与我》中说：
我本没有留友人信的习惯。某日初次生恶性疟疾，经过二十小时的寒热后，夜半想起：人生无常，不久之后，总会有些友人死去。由这一念使我感到独秀先生年龄比我大，可能死在我前，我应保留他的信，以为纪念。以后，我珍藏他的信，只剩十四封。最可惜的是论井田制度长信不在内。
郑学稼晚年拼命为陈独秀写了部公正实在的传记，全书70多万字。1986年2月动笔，次年2月病倒，6月写完，7月13日就病逝台北。未及见到书的出版。
酒旗风暖少年狂：台静农忆陈独秀
作为同乡好友的台静农（1902—1990），是珍藏陈独秀书信、墨宝最多的一位学者。抗战期间，台静农以沦陷区大学教授身份被安置在重庆的国立编译馆。陈独秀避居江津时倾力于《小学识字教本》之写作。以《小学识字教本》为中心话题，陈致台有102封信。另有诗、联书法作品20多幅，《实庵自传》两章手迹相赠。
台静农1946年5月应许寿裳之邀任教台湾大学中文系。1948年许因传播五四新文化而被右翼文人砍杀。台静农临危受命，1949年夏接任中文系主任。他吸取许血的教训而韬光养晦，将对陈独秀的情感深藏心底，不予表露。台静农数十年如一日完好地珍藏着陈给他的所有书札包括只字片纸，精装成册，并请名人为之题词。台静农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终有佳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发表。
沈尹默的题词为：
静农索题仲甫稿，旅羁无悰难为词。携共东来一开视，忍读当日杭州诗。鹤坪树老鹤不归，存殁之感徒尔为。还君诗卷意未已，君将何计塞吾悲。此卷置箧中数年，今始题得，如何如何。
三十七年十月四日灯下，尹默。
“三十七年”即1948年。沈乃陈1910年在杭州结识的朋友，1917年后北大同事。沈之书法得力于陈的批评激发。
沈题旁有胡适题记：
三十八年三月廿八日胡适读后敬记。
此时为胡适从北平“逃”到南京，将由上海赴美国的前夕。
董作宾的题词为：
卅八年一月随史言所迁台，任教台大。于静农兄处得读此诗卷及文字学、古史表各遗稿。余读书北大时，先生已去，每以未親教益为憾。廿五年春因陈君之介，得访先生于首都囹圄中，先生方治古文字声韵学，旁及卜辞，畅谈半日。抗战中先生居江津，余客李庄，不及再晤。今睹此卷，犹想见先生风采奕奕，仿佛昨日，为之慨然。
同年五月十八日董作宾敬记
“史言所”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为所长），抗战时落户四川南溪县李庄（今宜宾市翠屏区），1949年1月迁台湾。董作宾为“史言所”治甲骨文的著名学者，1936年（廿五）春经陈君（疑即陈钟凡）之介到南京狱中拜访陈独秀，陈对甲骨文上卜辞颇有兴趣，故两人“畅谈半日”。“同年”当为“史言所”迁台的“卅八年”即1949年。在台湾见到“先生”的诗卷怎不“为之慨然”。
沈刚伯的题辞为：
陈公龙凤姿，奇气凌云汉。薄孔非汤武，无异嵇中散。调高不谐俗，才为身患。我今读遗篇，喟然发三叹。
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沈刚伯敬题
1984年春，江兆申还在陈独秀为台静农所作篆书“一曲书屋”题了长跋。先言中国篆书之兴衰，次言清代皖人邓石如（皖公）振兴篆法，然后说：
（陈独秀）先生不以书专其长，而笔墨雄健，结体古劲，固能者无所不能。或皖公山人一脉泽润绵长否耶？
陈与邓家为世交，书法也受其“泽润”。
如此珍贵的书札，直到台静农先生逝世六年后的1996年6月才由台北影印出版，名曰《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受到海内外学者的珍视。
而台静农先生终生珍藏的陈独秀书札原件，现归台湾大学图书馆收藏。我2013年8月28日在台大拜读了这批遗札，心灵为之震荡。
这些年的拍卖会：陈独秀书札一字千金
陈独秀1932年10月入南京监狱时，就有人为日后能待价而沽求他的墨宝。而其手迹真正见于市场则是1984年前后的事。江津教师胡品中说，他年轻时帮陈独秀打理过菜园，陈很感激，就送了一副字给他，写的是：“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是月沉楼。”1984年3月他与来访者说：
“文化革命”破四旧时，我怕惹祸，就把陈独秀落的款和两方印章全挖了。前两年县里搞文物普查，说这条幅上没有陈独秀的款和印，就不值钱了。
成都、重庆的不少书画贩子经常跑来收购他的墨宝。白沙镇有人卖了一副陈独秀写的中堂，得了一万三，还落了个“傻”字。 尔后不久，陈独秀的两封信被拍卖了20多万元。
真正引起轰动的是，2009年5月30日一批“胡适存友朋信札”亮相北京嘉德拍卖会（据说是胡适的儿媳从美国携来的），陈独秀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以554.4万元人民币成交。始由民间收藏家认购，同年6月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行使“文物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这批信札。按理讲，这批文物，要么落户北大档案馆，要么藏之“五四”纪念馆（老北大红楼），都是理想处所。不知何故，其终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2013年11月18日嘉德拍（信札写本专场）陈独秀1937年12月13日、15日向《宇宙风》杂志编辑陶亢德索取稿酬的两页信札，竟拍成400多万元。2020年10月16日华艺国际（北京）拍卖会上，陈独秀1923年11月13日所作《科学与人生观·序》（10页）拍2185万元。这些故事，让人们对陈独秀书札手迹一字千金的价值刮目相看。
陈独秀同时代的名人无论身角色，只要有手迹存世几乎都以各种形式出版过。唯有独秀手迹无一权威版本问世，因而无论研究界、还是收藏界、鉴赏界都期待着《陈独秀手跡》的出版。
何之瑜俨然“陈独秀遗嘱的执行人”，为陈独秀遗著的搜集、整理、出版事宜不遗余力。到1948年4月“商务出版仲甫先生的遗著，早有大部分排好了”，只等胡适的总序来到，“就马上出版”。《陈独秀丛著》中有大量手稿，何都交商务印书馆。后因内战与大陆易帜，《陈独秀丛著》未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不管从何角度看，商务印书馆理当对陈独秀遗稿妥为保存。而实际命运如何则不详。
不幸中的万幸，《甲戌随笔》等得有心人方继孝珍藏之，并予点校，终于2006年11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收陈《甲戌随笔》《以右旁之声分部计划》《读〈四裔编年表〉有感》《刘銮与刘銮塑街》四部手稿，附录陈编订的《杨鲁丞遗著三种》），名之曰《陈独秀先生遗稿》。尽管这只是陈独秀手迹中的极小部分，诚如方继孝所云：“陈独秀先生若在九泉知之，或能稍许得到一丝安慰吧。”
所幸现已知胡适、蔡元培、周作人、魏建功、台静农、罗家伦、陈钟（中）凡、郑学稼、刘海粟、汪原放等人及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上海档案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安徽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安庆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北京市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所藏陈独秀手迹，多为我所用。
还有很多陈独秀手迹背后的故事，我已写入拙著《江上几风清：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独秀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