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周渊
　　文：[美] 夏洛特·钱德勒（Charlotte Chandler）
　　阿尔弗雷德·约瑟夫·希区柯克生于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末期，在爱德华时代成长。他在电影里融入了他的情感和智慧。对于塑造了他的那个年代，我们只能从褪色的老照片和闪烁的荧幕上略知一二。
　　
　　希区柯克的童年
　　
　　“我一生钟情于旅行，我想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是威廉和艾尔玛·简·希区柯克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于1899年8月13日在雷敦斯通（Leytonstone）这个地方出生。家人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因为我的母亲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错过周日的礼拜的。”
　　“我哥哥和姐姐比我大得多，在我逐渐成长的阶段他们对我没太大兴趣，所以我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画画或者观察我父亲店门前来来往往的人。”
　　自小阿尔弗雷德就对大路上的车辆着迷，那时候大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空气里弥漫着马的气味，事实上应该说是一股股扑鼻的恶臭。还有震耳欲聋的车马声。我一生钟情于旅行，我想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还是个孩子时我就知道，我会尽早去旅行。“能在年轻时出去走走，如果你有这分幸运的话，你看到的所有一切都会成为你的一部分，让你受用一辈子。”
　　二十世纪初，穿梭于雷敦斯通的马车被电车取代。“在有轨电车变成地铁之前，我记得他们的轨道和闪着电火花的电线，从某地驶来又奔向另一个地方，快速地将乘客送到各个只有我想象中才能看到的地方。而街道也不再臭气熏天。”
　　“在我六岁，可能更小的时候，我做了什么，父亲觉得非惩罚我不可。我记不起来到底做错了什么，但当时那么小，我不可能犯下什么大错。我爸爸拿着一张纸条，把我送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值班的警官看了看纸条，然后带着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牢房前。他把我关进去，我觉得自己在里面呆了足足有几小时，其实不过才五分钟。他说：‘我们就是这样惩罚淘气的孩子的。’他的话我永远都忘不了。后来，我就变得小心谨慎，以防重蹈覆辙。我从来都不喜欢意外的状况，即使是惊喜，因为它们让我有失控之感。我至今都能听见铁门在我身后‘哐啷’关上的声音。”
　　“我总说我不记得为什么受罚，但我想可能是因为那天早晨和下午我沿着电车轨道走着玩。天色渐暗，我走得不算太远，只是我迷路了。我意识到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了，我就急着往家赶。为了等我，父亲不得不推迟吃晚饭，尽管我更希望他自己先吃。后来长大了，我才想到他生气是因为他担心我。”
　　“即使在这之前，我也不是那种长大想成为警察的男孩。真的，警察一直让我感到害怕，而英国警察是最吓人的。可能是因为我儿时那场不愉快的经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我小时候最先看到的警察，让他们看起来比其他警察更像警察。我认为他们更会让人有种不祥之感，因为他们太有礼貌了，那么彬彬有礼！”
　　


　　“父亲偶尔带我去乡下，这些经历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回忆。”
　　“我母亲是个家庭主妇。家里一尘不染。”
　　威廉·希区柯克是个蔬菜水果批发商和零售商，在雷敦斯通有自己的小店。“父亲偶尔会带我去乡下，在那儿，他会买下一整片卷心菜地或别的什么。这些经历是我最快乐的回忆的一部分。”
　　“不像哥哥和姐姐，父亲没要求我在他店里帮忙。可能我让他失望了，因为我从没有对他的生意表示出一点兴趣，也没有一点要子承父业的表示。我没法儿想象一片枯萎的莴苣叶子对他有多重要。”
　　“尽管作为一个蔬菜水果商，父亲的收入可观，能让我们过上舒适的日子。但是，蔬菜水果容易腐败，这让我们有种不安全感。父亲天性保守，但他的职业让他成了一个投机者。就这一点来说，和我的职业很相象。虽然我不是个天生的赌徒，但我选择的终生职业也让我处于和父亲同样的位置——投机者。不过，我的家人都不曾挨饿。这就是蔬菜水果商的孩子的优势。”
　　“我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一尘不染。我视其为理所当然的事。无论对待家务还是做人，母亲都那么谨小慎微。只要出门，她都会展现她最好的一面，她的姿势、动作，她的裙子，擦亮的皮鞋，里外都保护得很好的手提袋，还有手上一直戴着的白手套。我对戴手套的女子总怀有一种爱慕之情。”
　　“英格丽·褒曼就戴手套，她脱手套的样子很性感。我一直认为一个逐步揭开自己神秘面纱的女人要比暴露狂来得性感得多。”
　　“我母亲从不怨天尤人。我从没听到过她抱怨过半句。她也不是个搬弄是非的人。我没听她说过任何人的坏话。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的家。她没有能到我家来坐坐的女性朋友。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我妻子身上有着和母亲一样的特质。她们都过得很充实，不缺什么。”
　　“我喜欢和母亲去大路上购物，尤其喜欢逛那里的面包店，我总能得到一两块免费的曲奇饼。面包店里有着最美妙的香气。就像是香氛。五号柠檬蛋糕。娇兰姜饼。”
　　“我母亲喜欢下厨，但不喜欢烤面包，所以我们家的厨房里没有大路面包房里那股令人心醉的香气。那时我还能好好享受，因为我还没听过‘节食’这个词。对于孩子来说，肉嘟嘟的是可爱，甚至是健康的标志。它反映出孩子父母的富裕程度，也表明他们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我父母亲喜欢看戏，我父亲一有空，他们就带我去剧院，那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我能感觉到他们有多陶醉。我也一样。我永远都忘不了在传奇剧的绿色灯光下，伴着邪恶的音乐出场的反面角色。而女主角总是被粉红的灯光笼罩，显得美丽而纯洁。”
　　“我不得不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我相信这对我创造力的发展很有帮助。”
　　在阿尔弗雷德小时候，其他孩子拿他开玩笑。有个孩子说他“长得很滑稽”。他跑回家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然后转过身，看着镜里的侧影。他母亲在一旁看着他。
　　“我长得滑稽吗？”他问。
　　“长大了就会好的。”她回答。这不是他希望听到的回答。“不是长大的问题，”他说道，“我只是长过头了。没人想成为胖子。”
　　他胖乎乎的模样，他对其他孩子玩游戏所持的冷淡态度，他的运动能力不强，这些因素都让他变得孤立，但是另一方面，也使他内在的孤僻兴趣得以发展。“我的内心世界很活跃。其他的男孩靠外表来评判每个人。我可能对运动不在行，但我的协调性不错。”母亲是儿时的希区柯克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玩伴。
　　“我不是那种很受欢迎的孩子，所以我不得不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我相信这对我创造力的发展很有帮助。我不需要太多来自外界的刺激。”
　　“人可以分为内向和外向两类。外向的人容易浪费他们的创造力。因为他们会不断遇到诱惑，而我不会。这是不起眼的、相貌平平的孩子的优势。我不得不发展内在的自我，学会独立。后来我的作品让我被人欣赏，甚至可以说是喜爱，这都是我从未想过的。”
　　“无论我多么谨慎，我始终能感到体罚的威胁。”
　　希区柯克在天主教教会学校受到的教育对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特别是圣伊格内修斯这所耶稣会会士学校。“我在耶稣会会士学校学到了什么？区别将伴随我一生的善与恶的意识。他们教我自控，教我组织性、纪律性。教我厌恶棍棒教育，而这不用教我也不会喜欢。”
　　“对体罚的恐惧感要比结实地受一顿鞭打糟糕得多。无论我有多么谨慎，我始终能感到体罚的威胁。”
　　希区柯克认为由体罚产生的担惊受怕造就了他的悬疑电影中“定时炸弹”的理论。并非是爆炸，而是爆炸的威胁造成了紧张和悬念。他还认为对原罪与被禁事物的畏惧使得一切更为奇妙。
　　“我最钟爱狄更斯的《远大前程》。”
　　看书是希区柯克童年时最喜爱的一项活动，书本影响了他的一生。“我对埃德加·爱伦·坡和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印象深刻，还有英国的‘惊悚作家们’，比如约翰·巴肯（John Buchan）。我小时候就对柯南·道尔（英国杰出的侦探小说家、剧作家。）、威尔基·柯林斯（注：十九世纪英国惊悚作家，原先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所创的杂志上连载作品。）和狄更斯非常熟悉。我最钟爱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在柯林斯和狄更斯笔下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谋杀是一项难以启齿的罪名，我也一直持相同的态度。即使在谋杀推理小说中也不能草菅人命。人不能就这样被随意抛弃。”
　　“爱伦·坡的作品告诉我，即便你没有身处危险，你的情绪和身体也能经历所有恐惧带来的震撼。尽管读完他的书，我不敢马上走向黑暗。”
　　“在我孩提时代，有次我独自从黑暗中醒来，我不知道这次经历是否是我童年害怕黑暗的开端，抑或是在这之前我就怕黑。我想当时我大约四岁，之后我就一直讨厌黑暗。它代表了未知，而我偏爱熟悉的事物。没人知道黑暗里隐藏着什么。也没人想知道。”
　　希区柯克的恐惧并不都是肉体上的。“我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在公众场合出丑。尴尬的场面。我想是公众恐惧症吧。而我最害怕的是——预知未来。”
　　


　　希区和艾尔玛（Alma）
　　
　　“他是眼睛，她则是耳朵。”
　　——诺曼·劳埃德，演员兼制作人，希区柯克的终生好友
　　“你好，热维尔小姐。我叫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是新片的副导演。你愿意担任剪辑工作吗？”
　　希区和艾尔玛由此开始了他们的关系。希区柯克一进拉斯基明星电影公司（Famous Players-Lasky）电影公司就注意到了这个年轻娇小的红发女子。只是他太害羞，他担心自己的职业地位不及她，所以他一直没有接近她。直到他认为他们的地位平等了。就这样，她成了他的助手，负责编辑和写脚本。这些工作对于无声电影来说相当重要。
　　五十七年后，在1979年举行的美国电影学院颁奖典礼上，希区柯克被授予终生成就奖。他在答谢词里为他和艾尔玛的关系做了最好的总结：
　　“我这一生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在这里请允许我提一提其中的四个，他们给了我最多的爱，欣赏，鼓励和长久的合作。”
　　“第一位是电影编辑。”
　　“第二位是电影剧本作者。”
　　“第三位是我女儿派特（Pat）的母亲。”
　　“第四位则是在我家厨房创造无数奇迹的厨师。”
　　“他们的名字是艾尔玛·热维尔小姐。”
　　“如果五十三年前年轻漂亮的热维尔小姐没有无条件地接受那份终生合同，答应做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太太的话，那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先生今天在这个场合就不可能坐在桌边了，而是一个站在一边的迟钝的侍应生。我和她共享这个奖，就像我选择和她共度此生。”
　　艾尔玛·露西·热维尔于1899年8月14日出生在诺丁汉。她父亲是诺丁汉蕾丝花边公司驻伦敦办事处的代表。随着蕾丝花边的过时，一战期间经济和社会的种种变迁，艾尔玛的父亲转行去了伦敦电影公司，在戏服部工作。电影公司离家才几个街区，艾尔玛常骑车去看望他父亲，当然也为了去看望那些演员。父亲发现了女儿的兴趣，也希望她能找份离家近的工作，于是艾尔玛就成了公司里的端茶女侍。艾尔玛的老板很快发现了她的细心、聪颖和活力，而公司正需要一个低薪剪辑，艾尔玛就这样升了职。1919年，伦敦电影公司倒闭，其位于伊斯林顿（Islington）的制片公司则卖给了拉斯基明星电影公司，而艾尔玛接受邀请留在那里，负责电影场景的串联。
　　同年，艾尔玛遇到了公司新来的负责场景间字幕的一位青年。当时的艾尔玛有着比他丰富得多的制片知识，这青年就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她立刻注意到了他，而他似乎并不在意她，只是沉浸在工作之中。这点令她很惊讶，因为她早已习惯于年轻男士们的注意，他们喜欢她自信满满的样子。
　　和她未来的丈夫一样，艾尔玛相信第一印象的重要性。
　　“我记得有个青年腋下夹着个大包走进来，穿着件暗黑的外套。”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艾尔玛咯咯的笑了。希区柯克告诉我，就是艾尔玛的咯咯笑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尽管希区柯克立刻爱上了艾尔玛，但他认为还没到追求她的时候。因为他们当时身处十九世纪末，各自的家庭都是十九世纪式的，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观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直到希区柯克成为副导演，他才开始追求艾尔玛。生性害羞的他，以提供工作为借口，打电话接近艾尔玛。“那并不浪漫。”他回忆说。艾尔玛不同于希区柯克以往遇到的任何女孩。“遇上她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女人要什么。我只知道她们要的不是我。”
　　1924年，希区柯克作为副导演被派往柏林拍摄《普鲁特的堕落》（The Prude's Fall）。艾尔玛作为他的助手一同前往。坐船回国的时候，希区柯克决定在他们踏上英国土地之前向艾尔玛求婚。他希望艾尔玛仍沉浸在此次长途旅行的喜悦中。但他的计划被她的晕船打乱了。他们一上船，艾尔玛的晕船就不断发作，希区柯克因此犹豫了。即使情况没有他期望的那样浪漫，他好奇她的虚弱能否助他一臂之力，使她不至于严词回绝。他没法想象没有艾尔玛的生活。在此之前，他从没想过能和一个女子如此舒服地相处。
　　旅途将尽，艾尔玛的晕船并没有减轻的迹象。艾尔玛脸色苍白，痛苦地躺在床铺上。希区柯克记得前去看望她的时候，脱口而出提出求婚。这和他预先排练的完全不同，但她没有拒绝。她只是打了个嗝，希区柯克就当她答应了。
　　艾尔玛告诉我说：“我太虚弱了，连说愿意的力气都没有，否则我会说的。”
　　他俩于1926年12月2日在一座罗马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蜜月是在巴黎和瑞士圣莫里茨的大饭店度过的。
　　


　　希区柯克的电影
　　
　　希区柯克常会在自己的电影里露脸。他的处女秀是在电影《房客》里。影片开头，他出现在阅览室。影片结尾，他在人群里追赶诺韦洛（注：Ivor Novello，英国音乐家和词作者，英国作曲家协会音乐奖就是为纪念他而设立的。）希区柯克回忆说：“有两个演员没来。在那个年代，如果需要的话，你得不时走进镜头做些什么。”
　　在电影《下坡》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伊莎贝尔·琼斯（Isabel Jeans）后仰看着刚走进她梳妆室的艾弗·诺韦洛。接下来的镜头就是她看到的倒在地上的诺韦洛。这个片段成为希区柯克电影的经典镜头。在英格丽·褒曼和加利·格兰特主演的《美人计》中，希区柯克故计重演。
　　另一个经典片段出现在《水性杨花》（Easy Virtue）中。希区柯克把这个场景描述为“无声的独角戏”。
　　“是在一个小布景里拍的，大约一分钟左右。酒店的电话接线员，由班尼塔·休扮演，坐在那儿，戴着耳机，正在看爱情小说。”
　　“她听到一对年轻男女的对话，男士正向女士求婚，二人的脸都看不到。观众和接线员一样好奇紧张。电话里的女孩会答应吗？一直扮演代言人角色的接线员露出的狂喜表情告诉观众们求婚成功了。”
　　在拍摄《敲诈》（Blackmail）时罗纳德·尼姆（Ronald Neame）是杰克·考克斯（Jack Cox）的摄影助理，他回忆起痛苦的拍摄过程：
　　“我和杰克，连同我们有干扰声的摄像机被关进了一个有大玻璃窗的隔音棚。隔音房建在轨道上，两个人就能推着它前后跑动。如果我们拍摄的全景超过了玻璃窗的宽度，他们还能左右转动它。除了我和杰克，隔音棚刚好还能容纳一只电热锅，让我们泡茶喝。”
　　“除非话筒搭在演员头上，否则就没法录音。而我们的弧光灯噪音特别大，只能换成白炽灯。可是白炽等的光线对于当时的慢速胶片（the slow film stock）不够亮。巨大的话筒投在墙上的厚重影子把杰克的灯效都破坏了。杰克让他们把话筒抬高，他们不干，因为那样做什么声音都录不到。他们还会抱怨我们的隔音棚噪音太大。有时候，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工作棚里，嘀咕一会儿。至于我们嘀咕些什么，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可是这些事从来不会令希区柯克困扰。他从不大喊大叫。他穿黑西装，白衬衫，打着黑领带，他似乎从来都不出汗。而我们其他人被关在工作棚里，早已大汗淋漓了。”
　　当时这部有声电影最难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安妮·翁得拉（Anny Ondra）的口音。为解决这个难题，希区柯克自创了早期的配音形式。他让琼·巴里（Jean Barry）给安妮配音。巴里拿着自己的话筒站在一边，她念台词的时候，安妮就用唇语表现出来。
　　“那时候希区喜欢工作到很晚，十一点之前是不会收工的。常常到半夜了，我们还在工作。晚八点，我们会休息一会儿，吃晚餐。希区、演员们，有时还有杰克·考克斯，会去一个叫‘犁’的酒吧，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美味晚餐。剩下的人则吃三明治和啤酒。”
　　“如果我们因为工作耽误了最后一班火车，有人会把我们送回家。司机会想出一条最佳路线，把四个住在不同方向的人送回家。无论我多晚回到公寓，第二天得八点准时到达拍摄场地。”
　　由于《敲诈》的成功，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奠定了他杰出英国导演的地位。
　　索姆·毛恩特当时是环球公司的经理，正处在上升阶段，公司任命他协助希区柯克拍摄《短夜》（The Short Night）。通过一年的合作，他发现希区柯克的工作方式与众不同。
　　“我和希区柯克共进午餐，他得知我要去伦敦，他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写下姓名和号码。他说：‘到了伦敦，打电话给这位先生，那将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经历。’我说：‘太好了。谢谢你。’我把纸条放进口袋，去了伦敦。”
　　“我从酒店打电话给那位先生。他说：‘噢，是的。我想我们能在星期四一起吃午饭。’我说：‘好极了。’他说：‘这是地址。’”
　　“我对伦敦一点都不了解，我租了辆车，雇了个司机。我们上车启程，车子开啊开啊。最后，我问：‘我们要去哪儿？’他回答：‘你知道的——沃姆伍德灌木丛（the Wormwood Scrubs）,那座监狱。’”
　　“我到了监狱，典狱长是希区柯克先生的朋友。我们是在他办公室吃的午饭。他给我讲述犯罪头脑的本质。整顿午饭都在谈！”
　　“希区柯克先生的幽默感——令人难以置信。我上车回去工作。”
　　“仅此而已。因为沃姆伍德灌木丛是一处重要的布景，是希区柯克在《短夜》中最喜欢的布景之一。电影开头是监狱放风的镜头，那座监狱就是沃姆伍德灌木丛。”
　　“我喜欢读报，一天要读好多份。我会关注我周围的世界。希区柯克先生也爱看报。我走进房间，他会说：‘看了那则报导吗？那个十多岁的孩子用电动小圆锔把她的父母割碎了。她把尸体放在车里，然后开着车去参加舞会。’他喜欢这些变态行为，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和犯罪的本质，他能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一部电影。”
　　希区柯克自己回忆说：“我最享受和艾尔玛坐在一起，各看各的书。我们相互陪伴，各自看书，一小时甚至是几小时，我们可以不说一句话。但我知道她就在我身边，这叫我安心。我们不需要交谈。她常看小说，那些书能让我们拍成电影。我年轻时也常看小说，后来就看非小说类的书籍，特别是犯罪一类的。我一直看报，尤其看犯罪新闻，它们和小说差不多，甚至更好。有些虽然不能全用上，但主要内容还是精彩的。”
　　
　　希区柯克的晚年
　　
　　回顾自己的一生，希区柯克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年纪轻轻就能做我想做的事，而且干了一辈子。我遇到了生命中的完美伴侣。我们的女儿派特也很优秀。我的生活不需要任何改变，只是我无法阻止它走到终点。”
　　“时光飞逝。当初我还是个胖男孩，常去看电影。一眨眼，我已经在拍电影。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拍。我想继续拍。”
　　“这么多年来，我拍了很多电影。有些让我很自豪。但没有一部让我觉得丢脸。”
　　“电影是我的生命，但如果我不能再拍了，我也要活下去——和我的妻子活得一样长。她若病了我的日子会很难熬。”
　　“我们共度的日子像昨天那样近，也像明天那样远。”
　　“当时我在黑塔（Black Tower）的工作室里，电话铃响了。”希尔顿·格林（注：他曾和希区柯克合作过电视节目和专题片，是希区柯克相当佩服和喜欢的人。）回忆说：“是希区柯克先生的秘书打来的，听起来她快急疯了。她让我尽快到希区柯克先生的工作室去。我把领带放进口袋，因为和他在一起时我都要系领带，其他人也一样。她说：‘别为你的领带操心了。’”
　　“我赶到他的工作室，发现他躺在办公桌后面的地上。他摔倒了，爬不起来。他的秘书搬不动他。于是他躺在那儿等我去把他扶起来，因为他不想别人知道。他不愿别人看见他那个样子。我抱起他放到椅子上。我的心都碎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希区柯克都依赖于艾尔玛的建议和支持。而这一次，艾尔玛不在他身边。她病了，躺在家里。
　　希区柯克仍去他在环球电影公司的工作室工作。格林给我讲起他和希区柯克见面的那天，希区说他不能再继续工作了：
　　“那天他的秘书打电话到我的工作室，她告诉我：‘希区柯克先生马上要见你。’”
　　“我来到他的工作室。他的秘书说：‘你最好进去。’”
　　“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他说，‘我想让你帮个忙。我想让你去见卢·沃瑟曼，（Lew Wasserman注：被誉为好莱坞教父。）告诉他我的导演生涯结束了，我不能再干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一天。我无法理解。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说：‘我不能再按我的意愿拍电影了。身体不允许了。’”
　　“我说：‘你一定行的。我们一起干。你知道的，你只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由我们来拍。’”
　　“他回答，‘不，这不是我拍电影的方式。’”
　　“卢·沃瑟曼是个非常坚强的人。一听这个消息，他叫起来：‘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真是件伤心事。”
　　1979年5月8日，希区柯克关闭了他在环球电影公司的工作室。这意味着他向卢·沃瑟曼、向每个他认识的人、向所有认识他的人、向艾尔玛、尤其是向他自己承认了，希区柯克作为导演的生涯结束了。他说过，到他筋疲力尽之时，他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他的工作室相当于三辆有轨电车那么大，总是挤满了演职人员。后来，卢叫人把电视节目里那幅讽刺画画在工作室的一侧外墙上，大约有十二英尺高。那幅画成为唯一能表明那是希区柯克工作室的标志。希区柯克去世后，那幢房子至少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年。现在房子被移了位，拆成几个不同的工作室。尽管房子被分成了几部分，分散在不同地方，但事实上，原来的建筑还是存在的，只是换了种方式。
　　希区柯克对荣誉一向都很重视，也很享受自己得到的荣誉。但他从没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他对此甚为苦恼。他渴望在这方面得到他同行的认可。1968年，他以制片人的身份获得了欧文·撒尔伯格奖（Irving Thalberg Award）。（注：欧文·撒尔伯格（1899—1936），好莱坞著名制片人，曾监制多部名片。37岁去世时，学院特别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奖。该奖项从1937年设立以来，一直没有变动。）在学院奖的颁奖典礼上，希区柯克走到台前说道：“谢谢。”仅此而已。台下的观众还在期待他再说些什么。这就是希区柯克。
　　1979年12月31日，阿尔弗雷德·约瑟夫·希区柯克成了阿尔弗雷德爵士。由于身体不适，希区柯克没能飞往英国。几天后，英国总领事代替英国皇室在洛杉矶授予希区柯克爵位。在场的见证人有卢·沃瑟曼、加利·格兰特、珍妮特·利（Janet Leigh）等等。
　　希区柯克曾希望得到这份荣誉，但当他得到时，他早就忘了曾经对它的期盼。他少了快乐的重要元素——期盼——留给希区和艾尔玛来享受爵士夫妇头衔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当记者问及希区柯克，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伊莉莎白女皇才授予他爵位。他回答说：“看来她是忘记了。”
　　不能拍电影了，身边只有艾尔玛的陪伴，希区柯克对生活失去了兴趣。美酒佳肴不再能带给他快乐。持续的痛苦让他失去了活下去的愿望。他曾对我说，“生病是件很难堪的事。一个人的死亡毫无尊严可言。”
　　1980年4月29日清晨，希区柯克在家中与世长辞。葬礼在贝弗利山的好牧羊人教堂举行。按照希区柯克的遗愿，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在了太平洋上的加州海岸。
　　5月8日，据说有大批民众聚集在伦敦的西敏寺大教堂纪念希区柯克。
　　两年后，即1982年6月6日，艾尔玛·热维尔·希区柯克离开了人世。她的葬礼在韦斯特伍德的圣保罗使徒教堂举行。她的骨灰也撒在了太平洋里。
　　希区柯克曾在晚年时说过，当他和艾尔玛意识到他们不能再去旅行时，他们就真的老了。希区柯克和他的妻子都是浪漫的人，他们相约做最后的旅行，可能是在圣诞节去圣莫里茨的大饭店。他们最爱在那儿庆祝结婚周年纪念。
　　“为了不让对方失望，我们都没有承认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于是，我和艾尔玛不再谈论去圣莫里茨。我俩都明白我们不愿再回去了，哪怕就一次。”
　　“最糟糕的事，你明白的，就是当你回不到让你快乐的地方。因为你害怕一旦你回去，你就快乐不起来了——不是因为地方变了，而是因为你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