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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一年，那么2010年就是最复杂的一年。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经济像汪洋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把握好航向成了一件艰难的事。
如果说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一年，那么2010年就是最复杂的一年。终于走向复苏的宏观经济，一年来面临太多的变量，房地产、出口、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热钱、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债务危机等等，每一项处理不当，都可能对中周经济造成致命打击。这是跌宕起伏的一年，经济形势让人眼花缭乱，关于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政府是否应该出台二次刺激政策的争论言犹在耳，转眼间又通胀来袭，巨额热钱大兵压境。当时间驶近2010年的终点，回头看，真是不无惊心动魄之处。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经济像汪洋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把握好航向成了一件艰难的事。
内 忧
政策的两难选择似乎贯穿了整个2010年。从经济回升之初的刺激政策退得过早有二次探底的风险，退得太晚又会加大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过快会面临出口恶化、就业困难，不升值又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到后来的出口不同升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但中国经济要良性发展真证应该启动的却是内需。劳资矛盾加剧，必须提高工人工资，但这会使企业成本增加，造成一批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房地产泡沫已经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隐忧，但如果房地产行业一路向下，涌入的大量热钱将失去传统的蓄水池。流动性泛滥，但流动性若踩了“急刹车”，也有可能危及经济增长。
到现在，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货币政策南宽松转为稳健已经态势明朗，面对当前严峻的通胀形势，火行引导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主张已经十分鲜明，但2011年恰逢地方政府换届之年，地方政府的建设冲动必然较大，信贷恐怕很难同落到常态。有消息传出，央行希望将叫年新增贷款定在5万亿左右，但部分机构提议把信贷目标定在7.5万亿，差距臣大。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被一些人解谈为实际上是一种根据经济形势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根据情况可松可紧，这是剥政策留有余地的提法。
在所有两难的抉择背后，是中国经济内忧重重的现状，经济表象背后，则是中国发展思路的转变和政府职能的界定。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漫长的转型酝酿期接近尾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终于从外围进入核心，成为“十二五”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转变必须开始。下一步改革要靠政府来推动，但经过早些年政府的招商引资，政府对经济的卷入已经很深，现在任何体制的改变，都会触及政府的利益，政治和经济将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10几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快速发展，8％的增长速度成了一条钢线，似乎已经成了中国各级政府、金融机构评判中国经济形势和政府工作实绩的标杆，更有外媒将“8％”说成是“中国一直坚守的图腾般的经济增长目标”。一遇经济危机，“保八”便被响亮地提出。而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事实不断证明，“保八”的现实意义已经日益微弱，对经济转型的负面作用却正在放大。有经济学家表示，为了保证一般的经济要求，现在实际上有5％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就够了。
今年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的决心之大堪称空前，从不断发出的社论和住建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一些中央部委陆续出台的政策和声明可见一斑，各自利益分割的部委之间也“协同作战”，更是表明中央已经在调控房地产上面达成一致。但号称“史上最严厉房地产新政”的“新国十条”和随后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并没能从根本上撼动楼市。任志强这样说，“保八”目标会让政府对楼市的调控松动，“保八”是经济政策的一条底线，“不管政策对错，保不了8％就都是错的”。值得高兴的是，在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GDP”等相关字眼首次缺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11月7日发布2011年《经济蓝皮书》，蓝皮书认为，当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国内增长的基本动力、世界经济环境及宏观调控的政策力度。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内生驱动增长还没有形成，消费虽然增长较快，但目前投资还占据相对更重要的地位。使中国经济由政策支撑的回升，向市场驱动的可持续增长转变，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2011年作为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还要管通胀。今年对物价的诸多调控，都是靠行政手段。宏观调控政策的使用和分寸的把握，将是让政府继续两难的问题。
外 患
蓝皮书中提到的世界经济环境，可能比国内的情况更不容乐观。
世界经济在复苏的上升螺旋中，先是遭遇欧洲债务之刀，始于去年12月的希腊债务危机演变成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并在今年5月升温之后，使得债务危机的滚雪球效应显著放大，欧盟多国财政吃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蔓延。有“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警告：“我们或将在结束一场危机时陷入另一场危机，好比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情形。”希腊的债务危机尚未过去，爱尔兰又站在了国际金融风暴的中心。作为全球资本投资欧洲的桥头堡，在欧洲一片消沉的大环境里，爱尔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显得格外耀眼，但是，在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之下，爱尔兰国内的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五大银行濒临破产，整个国家1／5的GDP遁于无形。爱尔兰银行的巨额债务已经威胁到了欧盟的稳定，欧盟显得心急如焚，一再要求援助爱尔兰，但因为国内政治稳定，爱尔兰对援助反应冷淡。爱尔兰政府前不久称，由于救助本国五大银行最高可能耗资500亿欧元，预计今年财政赤字会骤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00％。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份，欧元区通胀率已升至1.9％，距2％的红线已近零距离。尽管欧盟批准了对爱尔兰850亿欧元的金融救助计划，不过，爱尔兰议会能否通过该项救助计划仍是一个问号。而欧元区主权债危机却有蔓延趋势，情况似乎正变得越来越糟糕。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与货币事务的委员奥利·雷恩12月9日在雅典举行的一个经济研讨会上呼吁欧洲国家加快结构性改革，尽快协调行动以应对当前的债务危机。希腊财长帕帕康斯坦季努在研讨会上说，希腊成为欧元区问题暴露最早的国家，这些问题在欧元诞生之日起就已存在。欧元区成员需要团结协作。如果各成员国不齐心协力，欧洲目前面临的危机有恶化的危险。
当欧盟焦头烂额的时候，美国同样陷于泥淖之中。长期以来，美联储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一直被质疑，很多人认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货币政策就过于松宽，使基准利率长期保持在低位，造成社会上的流动性过剩，这种流动性过剩制造了美国战后最大的资产泡沫。泡沫破灭带来的金融危机，拖垮了整个金融体系。但为了从金融危机造成的奄奄一息中尽快复苏，美国先是在2010年3月到4月，祭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在首轮定量宽松政策的执行期间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为金融系统及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流动性。北京时间11月4日，美联储又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被严厉指责为“以邻为壑”。
日益衰老的日本经济，更是长期以来就背负着沉重的公共债务，持续多年的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也面临松无可松的境地，公共债务占GDP比例接近200％。
欧盟、美国和日本，作为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自身已经是危机重重，早已经自顾不暇，中国的出口当然不容乐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更是造成全球流動性泛滥，中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剧。而欧盟近日也提出，不排除同样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2011年全球经济是否会继续探底，成了最大的未知数。
如果说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一年，那么2010年就是最复杂的一年。终于走向复苏的宏观经济，一年来面临太多的变量，房地产、出口、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热钱、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债务危机等等，每一项处理不当，都可能对中周经济造成致命打击。这是跌宕起伏的一年，经济形势让人眼花缭乱，关于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政府是否应该出台二次刺激政策的争论言犹在耳，转眼间又通胀来袭，巨额热钱大兵压境。当时间驶近2010年的终点，回头看，真是不无惊心动魄之处。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经济像汪洋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把握好航向成了一件艰难的事。
内 忧
政策的两难选择似乎贯穿了整个2010年。从经济回升之初的刺激政策退得过早有二次探底的风险，退得太晚又会加大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过快会面临出口恶化、就业困难，不升值又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到后来的出口不同升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但中国经济要良性发展真证应该启动的却是内需。劳资矛盾加剧，必须提高工人工资，但这会使企业成本增加，造成一批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房地产泡沫已经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隐忧，但如果房地产行业一路向下，涌入的大量热钱将失去传统的蓄水池。流动性泛滥，但流动性若踩了“急刹车”，也有可能危及经济增长。
到现在，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货币政策南宽松转为稳健已经态势明朗，面对当前严峻的通胀形势，火行引导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主张已经十分鲜明，但2011年恰逢地方政府换届之年，地方政府的建设冲动必然较大，信贷恐怕很难同落到常态。有消息传出，央行希望将叫年新增贷款定在5万亿左右，但部分机构提议把信贷目标定在7.5万亿，差距臣大。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被一些人解谈为实际上是一种根据经济形势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根据情况可松可紧，这是剥政策留有余地的提法。
在所有两难的抉择背后，是中国经济内忧重重的现状，经济表象背后，则是中国发展思路的转变和政府职能的界定。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漫长的转型酝酿期接近尾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终于从外围进入核心，成为“十二五”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转变必须开始。下一步改革要靠政府来推动，但经过早些年政府的招商引资，政府对经济的卷入已经很深，现在任何体制的改变，都会触及政府的利益，政治和经济将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10几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快速发展，8％的增长速度成了一条钢线，似乎已经成了中国各级政府、金融机构评判中国经济形势和政府工作实绩的标杆，更有外媒将“8％”说成是“中国一直坚守的图腾般的经济增长目标”。一遇经济危机，“保八”便被响亮地提出。而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事实不断证明，“保八”的现实意义已经日益微弱，对经济转型的负面作用却正在放大。有经济学家表示，为了保证一般的经济要求，现在实际上有5％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就够了。
今年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的决心之大堪称空前，从不断发出的社论和住建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一些中央部委陆续出台的政策和声明可见一斑，各自利益分割的部委之间也“协同作战”，更是表明中央已经在调控房地产上面达成一致。但号称“史上最严厉房地产新政”的“新国十条”和随后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并没能从根本上撼动楼市。任志强这样说，“保八”目标会让政府对楼市的调控松动，“保八”是经济政策的一条底线，“不管政策对错，保不了8％就都是错的”。值得高兴的是，在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GDP”等相关字眼首次缺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11月7日发布2011年《经济蓝皮书》，蓝皮书认为，当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国内增长的基本动力、世界经济环境及宏观调控的政策力度。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内生驱动增长还没有形成，消费虽然增长较快，但目前投资还占据相对更重要的地位。使中国经济由政策支撑的回升，向市场驱动的可持续增长转变，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2011年作为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还要管通胀。今年对物价的诸多调控，都是靠行政手段。宏观调控政策的使用和分寸的把握，将是让政府继续两难的问题。
外 患
蓝皮书中提到的世界经济环境，可能比国内的情况更不容乐观。
世界经济在复苏的上升螺旋中，先是遭遇欧洲债务之刀，始于去年12月的希腊债务危机演变成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并在今年5月升温之后，使得债务危机的滚雪球效应显著放大，欧盟多国财政吃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蔓延。有“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警告：“我们或将在结束一场危机时陷入另一场危机，好比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情形。”希腊的债务危机尚未过去，爱尔兰又站在了国际金融风暴的中心。作为全球资本投资欧洲的桥头堡，在欧洲一片消沉的大环境里，爱尔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显得格外耀眼，但是，在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之下，爱尔兰国内的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五大银行濒临破产，整个国家1／5的GDP遁于无形。爱尔兰银行的巨额债务已经威胁到了欧盟的稳定，欧盟显得心急如焚，一再要求援助爱尔兰，但因为国内政治稳定，爱尔兰对援助反应冷淡。爱尔兰政府前不久称，由于救助本国五大银行最高可能耗资500亿欧元，预计今年财政赤字会骤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00％。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份，欧元区通胀率已升至1.9％，距2％的红线已近零距离。尽管欧盟批准了对爱尔兰850亿欧元的金融救助计划，不过，爱尔兰议会能否通过该项救助计划仍是一个问号。而欧元区主权债危机却有蔓延趋势，情况似乎正变得越来越糟糕。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与货币事务的委员奥利·雷恩12月9日在雅典举行的一个经济研讨会上呼吁欧洲国家加快结构性改革，尽快协调行动以应对当前的债务危机。希腊财长帕帕康斯坦季努在研讨会上说，希腊成为欧元区问题暴露最早的国家，这些问题在欧元诞生之日起就已存在。欧元区成员需要团结协作。如果各成员国不齐心协力，欧洲目前面临的危机有恶化的危险。
当欧盟焦头烂额的时候，美国同样陷于泥淖之中。长期以来，美联储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一直被质疑，很多人认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货币政策就过于松宽，使基准利率长期保持在低位，造成社会上的流动性过剩，这种流动性过剩制造了美国战后最大的资产泡沫。泡沫破灭带来的金融危机，拖垮了整个金融体系。但为了从金融危机造成的奄奄一息中尽快复苏，美国先是在2010年3月到4月，祭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在首轮定量宽松政策的执行期间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为金融系统及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流动性。北京时间11月4日，美联储又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被严厉指责为“以邻为壑”。
日益衰老的日本经济，更是长期以来就背负着沉重的公共债务，持续多年的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也面临松无可松的境地，公共债务占GDP比例接近200％。
欧盟、美国和日本，作为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自身已经是危机重重，早已经自顾不暇，中国的出口当然不容乐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更是造成全球流動性泛滥，中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剧。而欧盟近日也提出，不排除同样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2011年全球经济是否会继续探底，成了最大的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