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已经离我们有90周年了。当再度省察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想仅仅从1919年5月4日的角度观照这段历史，而想通过1915年开始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来考察这一时期知识者的心态，以彰显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
　　《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民主”和“科学”便成为那一时代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主旋律；同时，这种思想的传播又促成了“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涨。“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文学家在从事文学变革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封建文化的抨击和对充满个性的文学世界的向往。当我们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逐渐会发现走在这一运动前列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地具有了世界意义的“知识分子”品格。在他们那里，知识绝不再是谋取个人功利的手段，而是能够自由思想、独立思考、负起“社会的良心”角色的“intellectual”。他们成为—个具有独立意识的群体，再也不属于专制政体下“士”的角色，它的首要意义在于现代知识分子突破了先师圣王遗训的束缚，从而成为独立思考的一代。这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觉。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在王权下察颜观色，成为中国士阶层的本分。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知识阶层争先恐后地通过科举走向仕途，而那些落第者却总被嘲笑。“仕”成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目的，以此来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因此，“不仕无义”(《论语·微子篇》)、“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的信条一直充斥在传统文人的心中。这注定了古代知识阶层成为王权政治的附庸。20世纪初，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对“士”的传统职责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便是“精神的解放”和知识价值的独立。
　　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之时，曾公开宣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发财升官之阶梯。”(《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P627)“破学生专已守残之陋见。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材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则排斥其他。”(《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新潮》第1卷第4号)。显然，他在学术和升官发财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使古代科举取士的传统观念彻底动摇，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思想。在校长的影响之下，北京大学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向者我校作用，虽日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这固然有点超人的味道，但对于学术价值的认识却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知识者获得了自己独立于政府的价值，他们再也不需要用官位高低和金钱多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一个以“知识”和“学者的良心”为本位的现代知识价值观念影响着每一个人，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对古代士人心态的反思热潮。
　　就这样，“学术”成为这时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圣洁之地，而曾几何时还统治着中国文人学子的“仕途”人生价值观成为现代文人所抨击的对象。他们甚至不惜以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中国传统文人潜意识中的观念：“庄子《盗跖篇》，直斥孔丘为‘鲁国之巧伪人，’谓其‘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大揭其藉孝弟以保持禄位之隐衷于天下后世，真一针见血之言。故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文学革命”中所率先发起的也是对传统文人心态中借圣王之道博取功名的无情攻击，这自然和时代思潮中文人的“精神解放”息息相关。
　　对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面临的考验是宣言的切实实行。他们彻底摒弃了中国文人处于“入世”和“出世”之间的弹性心态，直面惨淡的人生，开始了对自己理想的近乎偏执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的使命”被提到了重要地位，朱执信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说：“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最易犯的毛病，就是学者良心的麻痹。”那种把学术“当作敲门砖，骗得门开，砖也丢了，官做到手，议论也不管了”，“这种掩着良心说话的习气，实是几千年的历史养成的。”(朱执信《学者的良心》，《民国日报》纪念增刊，1920年1月1日)独立思考成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拒绝盲目依附于任何“学理”和“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怀疑习惯的形成，使“五四”学人获得了独立思考的品格，决绝地走上了反抗权威、追求精神自由的道路，他们再也不愿充当官方意志的传声筒，毫不讳言自己与政府的格格不入。“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是不同，但对于一切武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周作人《<语丝>发刊词》)。总之，“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刘半农《作揖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5号)李大钊的这段话则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颇具代表性的姿态：
　　我如今才晓得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你居然拿出命令的、自尊的、傲慢的口吻来，说什么“怿”与“不怿”。你居然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说什么“警告”、“取缔”，“限期答复”。(李大钊《太上政府》)
　　也许，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公开把自己和“官方”坚决对立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能够毫无顾忌地和官方意识形态对抗，他们相信自己在正义的一边。胡适对自己的书被禁售敢于质问当局，陈独秀出狱后依然不卑不亢，这对于几千年来一直充当政府官吏的知识阶层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感觉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那富有生命强力的追求自由的精神，他们在理直气壮地向专制、腐败的政府宣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敢笑、敢骂、敢当、敢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人”。
　　与此同时，他们在反思“传统”的同时，也在反思着“自己”，时时警惕着现代文人思想深处传统观念的复活。傅斯年曾指责“新 文化运动”中的学生说：“现在的学生学英文，和当年的童生学八股，其心理乃毫无二致，他们对于文学的观念只有两层；一层是用来满足他的肉欲。一层是用来发挥他的肉欲。……所以用‘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做题目去做八股，和用‘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做题目去做八股是一种性情的两面，其脾胃乃毫无二致。他们正在那里经营猎取名利的妙用，研究乘兴遣怀的韵事，你偏引着他们去开辟成败祸福未可知的‘人荒’，他们如何情愿呢?苟不至于革面洗心的地步，必超不过‘高头讲章白话文’的境界。然则白话文学内心的成功，颇有点不可期了。”(《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号)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傅斯年等人这时期的作品中往往会发现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满，这和革命家截然不同。1919年，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指出，新文学“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造出一种广告文学。试把现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字里行间，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来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气氛冲塞满幅”。(《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445-P446)在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冷静地省察中国文人意识深处那顽固而又可怕的“原型”，这种近乎冷酷的清醒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所独有，因此他们心急如焚地期待着文学革命“内心的成功”。
　　从今天的观点看，他们的忧虑绝非杞人忧天。90年过去了，我们的周围依然时时充斥着这些先行者所指斥的东西：官本位主义，极端的功利主义等等。也许今天我们纪念五四的真正意义在于沿着新文化运动先行者的足迹前进，真正的思想者早已厌倦了满嘴颂词的恭维并且拒绝仅仅是仪式的祭奠。
　　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作如下描述是恰切的：“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其他时期相比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身受政治压制，但相对而言，他们在追求自己思想上还是自由的，主要因为当时还没有对思想实行系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和操纵。他们利用了这一珍贵的思想自由时期；他们的某些作品就是这一时期的价值证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298-P299)和这位学者所不同的是，我们更关心这一时期知识者主体的人格力量。他们的命运让我们想起那个被罚劳役的西绪福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每一代人都想变革传统文化，但最终又都被社会同化；悲剧命运并没有使他们退却，而是前仆后继地从事着这近乎无望的劳动。他们的精神使我们想起西绪福斯下山时的那种目光：“我看见这个人下山，朝着他不知道尽头的痛苦，脚步沉重而均匀。这时刻就像是呼吸，和他的不幸一样肯定会再来，这时刻就是意识的时刻。当他离开山顶、渐渐深入神的隐蔽的住所的时候，他高于他的命运。他比他的巨石更强大。”在我们今天纪念这群命中注定无所收获却又历尽苦难的先辈们的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那隆重而又喧嚣的浮华仪式，默默地承继仅仅隶属于他们的现代知识分子品格更能使他们感到欣慰。
　　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庄严的使命。
　　
　　(本文编辑　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