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做人不仅仅要有才干，还要讲人格。”这是我听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经常说的一句话。我想，所谓人格，应该是指一个人的气质与性格的综合，特别是指人的道德品质。
郭影秋(1909—1985)，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1932年，他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当过教书先生，后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他带过兵，打过仗，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郭影秋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年，他主动辞去云南省长职务，到南京大学当校长。1963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职务虽然多变，然而，就其气质而言，他更像是一个读书人。在大学时，我是同郭校长接触比较密切的一个普通学生。在他身上，我的的确确领略到了一个中国真正读书人的品格。
青年人应该勤奋读书、独立思考
1963年9月，我从山西省运城康杰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郭校长也是这年到人大工作的。后来，我听说他是被周总理挑选作为国务院副秘书长而来京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因为年逾八旬，特地把他请到了人民大学。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按照常理，我是没有多少机会接触这样的领导干部的。可是，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我开始了解郭校长的为人。
1964年夏，我因胃口不好，经常从校医院内科大夫那里开条去吃病号饭。那时的食堂与现在完全不同，同学们都是吃大锅饭，只有病号才能在另外的地方取饭。所谓病号饭，几乎每顿都是西红柿鸡蛋面。时间久了，我与食堂的师傅也熟悉了，常看到他们做饭时，烟熏火燎，汗流浃背，一个个都湿透了衣服，工作十分辛苦。
有一天中午，我在领饭时，忽然发现炊事员的身后有一个很漂亮的电扇在吹风，顿时感到非常惊奇。因为在1964年，电扇是非常罕见的。我问食堂的小张师傅，他告诉我，电扇是郭校长的秘书送来的。郭校长看他们太热了，硬是把自己的电扇送给他们吹。当时，我一愣，觉得这个校长真是有点与众不同，他心里装着普通的劳动民众。
1964年暑假之后的新学期，学校开始教学改革，从原来老师“满堂灌”，改为让学生先阅读指定书目，然后讨论、讲授。郭校长在我们这个班级“深入基层，解剖麻雀”，了解教学改革的情况。他时不时来参加我们的课堂讨论，一般只是听发言，自己讲话并不多。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因我的一次长篇发言而引起的争论。
我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之一的进化论产生了怀疑。我从猴子变人谈起，认为从猴子到类人猿，再到人类的进化过程，存在许多疑点。现存的各种物种，看不出它们是怎样在进行“进化”的。人类再发展，会变成什么呢?同学们纷纷发言，同我争辩，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老师们也说我的想法不对。最后，郭校长作了比较长的发言。他并没有对我怀疑进化论的观点进行直接批评，只是强调，在学习理论课时，要认真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理解其精神实质。
没想到，这件事过去两三年之后，因为这次发言给郭校长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大约是1967年春季，当时新人大公社发给我们一本大约200页厚的供批判用的《郭影秋三反言论集》。我打开一看，发现郭校长的头一条三反罪状，居然与我那次的发言有直接关系。材料中的第一篇是《郭影秋在全校系总支书记会上的讲话》。开头大约是这样说的：前不久，我在历史系听课。有一个学生怀疑从猴子变人的过程。这个学生想得很远，很空。我记得，有一次毛主席也向高级党校的艾思奇问过猴子变人这件事。该文的按语批判则称：郭影秋居然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一个青年学生相提并论，而且，诬蔑伟大领袖想得很远，很空，其用心何其毒也!
我内心深处颇感愧疚。“文革”过后，我就此事曾向郭校长道歉。他非但没有责怪我，反而说：“我主张青年人应该勤奋读书，独立思考。只有这样，学术上才会有所进步。”
打掉门牙肚里咽
郭校长一生，跌宕起伏，饱受磨难，但他愈挫愈奋、坚韧不拔的品格从来不曾改变。他曾在一首诗中说：“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至死不低头。”
1965年夏季开始，我们学校到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四清运动。郭校长是当时苏家坨四清分团的党委书记。我们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二年级被分配在西小营大队，与公社所在地近在咫尺，郭校长便选择这个大队经常联系。他不时到我们工作组听汇报、作指示。第一次在西小营大队见到我，他还笑着说：“小孔，这么巧，我又到你们历史系来了。”
当时，全班同学中，只有我还是个“群众”。记得有一次，我们所在生产队选贫协的负责人。工作组都同意选贫农出身、“苦大仇深”的一个人，只有我不同意。我认为，那人虽然出身好，但是有些世故，喜欢投入所好，与一般老实巴交的贫农不同。大家在会上争论得很厉害。此事传到郭校长那里，他专门到我们组参加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工作组决定，贫协负责人一事暂缓决定。巧的是，这年冬天，那人在清河从事所谓的“投机倒把”活动，被当地工商部门部门抓住。事实说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后来，郭校长在一次大会上，围绕此问题讲了一番话。大致是说，工作组要判断一个人，不能仅仅靠成分、靠出身，不要搞形而上学，要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在工作组内部也不要看不起小人物，以为他们人微言轻，而忽略了他们的意见。听到了他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
郭校长虽是高干，可是从来不摆架子，经常深入到普通社员家里，问寒问暖，了解农民疾苦。当时为了实现农业高产，冬天下雪之后，还要为冬小麦“压雪保墒”。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使我难忘的是，有一次雪后的夜晚，气温达到零下十度左右，年轻力壮的男社员都在麦田“压雪保墒”，谁也没有想到，郭校长在这寒风呼啸的夜晚也来参加保墒劳动。西小营大队一位叫王志太的社员对我说：“你们的郭校长真是难得的好干部。以前就是我们大队、公社的干部，也不会干这种夜里的苦差事。”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天而降，郭校长以“北京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抓了起来。
此时，我们班刚刚从乡下返回人大校园。大家根本不相信郭影秋会搞什么“北京兵变”。我们连夜跑到北京市委询问，还找到位于鼓楼西的康生家里，要求澄清郭校长的问题。康生后来改口说，郭影秋与“北京兵变”无关。可是对郭校长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我当时非常纳闷，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很长的大字报，贴在人民大学的文化广场席棚上，还引起了到学校参观的一位省委书记的关注。大字报的题目是《掏尽红心为人民——记我们在乡下见到的郭影秋》。
对于郭校长的不幸遭遇，西小营的贫下中农也想不通。1966年夏天，苏家坨公社的贫下中农坐了几辆卡车，浩浩荡荡地来 到人大校园。领头的是西小营的贫协主席王志太。数百人围在东风楼下，高喊着保卫郭影秋的口号，群情激动。大概是看守他的红卫兵，看到外面黑压压的一片人担心出事，让郭校长出来平息一下群众情绪。临时关押郭校长小房间的窗户被推开了。郭校长出现在大家面前。我当时和王志太他们一起，站在东风楼下面，深深地被这个场面感染。
郭校长向楼下拥挤的人招了招手，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大家千万不要到城里来，不要耽误了生产。我的问题要相信组织，要相信人民大学的红卫兵，会把问题搞清楚。”几分钟后，郭校长的身影消失了。
我和班里的同学把王志太他们送上卡车，还顺便问了问是谁组织的。王志太说：“压根儿就没有人组织，是我们贫协的几个人，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干部，受这么大的委曲，心里觉得太不公平，大家就都来了。”
没过几天，听到上面传下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在9月7日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中说“……在北京也有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并称“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于是，郭影秋调动农民进城来保他自己，又成了一条新罪行。
令人震撼的稻草屋
“文革”期间，我参加了人民大学“郭影秋与凌静专案组”，调查他们的所谓“历史问题”。我和专案组的其他几位同学，从北京到河南，到江苏、上海，最后到了他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山东湖西地区，长达数月之久。凡是跟郭校长以前有密切关系的同事、亲友，我们几乎都调查过。尽管那时郭校长已经被打倒，但在我们调查的对象中，几乎没有一个不称赞郭校长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
只有一个例外。我们在南京地区调查时，到过位于南京老虎桥32号的江苏省监狱，被关押的国民党徐州地区中统特务头子张某，说郭校长在监狱关押期间曾写过“悔过书”。后来证明，此人是为了讨好红卫兵，编造了一套谎言。
这其间，使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郭校长老家见到的那间稻草屋。
1967年二三月间，专案组到郭校长的家乡——徐州附近的铜山县马兰村调查。他有个兄弟叫郭玉伦，就住在这个村子里。我们先把介绍信交给大队，由大队负责人领着到了郭玉伦的家。那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院落，一看便知不是富裕人家。敲门进去之后，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房屋里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之外，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家具。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除了进门的堂屋之外，两间睡房地下，都堆满了厚厚的稻草，找不见一张床。我好奇地问，晚上在哪里睡觉?他指着地上说，就在这稻草上睡。
我真是无法相信，解放十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是如此艰苦。堂堂一个省长的兄弟，居然睡在稻草铺上。如果不是我亲眼目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
主人十分憨厚朴实，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我悄悄地问郭玉伦，郭校长在云南当过省长，在南京大学当过校长，怎么会不通过关系，来改善改善你们的贫困生活呢?郭玉伦说，解放初期，郭在川南行署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去过信，想通过他在外头找个工作。可是，郭校长给他们讲了许多道理，说明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搞特殊。他们知道郭校长的脾气，此后再也没有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后来，我们在徐州地区听说，郭校长不但不给他兄弟“开后门”，就是整个马兰村，乃至整个铜山县，都没有先例。郭影秋自担任领导干部以来，严以律己、铁面无私。铜山县十里八乡的，他一件额外的“好事”没有办过，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安插过。
80年代我曾经问过郭校长，说这样做是否有一点过分。他只是简单地答了我一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我深恶痛绝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眼前经常浮现出郭校长兄弟家的那间稻草屋。它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人不能只替自己打算
我是1968年底离开人民大学的。那时郭校长长期住在医院里，不能行走。他的历史问题调查结束了，证明他是清白的。每当我去医院看他时，郭校长总是嘱咐我不要因为时局动荡而废学。环境变了，意志不能变，专业不要荒废，尤其不要忽视英语的学习。
郭校长还以自己的行动为表率。虽然重病在身，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读书。我每次到医院看见的都是同样的场景：郭校长非常艰难地坐在病床上，面前摆着一个小书桌，桌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书籍。他告诉我，以前由于公务繁忙，无法了却读书的心愿。现在有了时间，身体却垮了。言语之间，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我女友的父亲是回国多年的科学家，突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关了禁闭，几个月都不许回家。
历史系军宣队负责人与工宣队的同志分别找我谈话。他们建议我中断与女友的恋爱关系，并称她父亲历史问题很严重，将来会影响我的前程。那时正是“唯成分论”甚嚣尘上的年代，谁不害怕和“黑五类”沾边?我思前想后，颇有些进退两难。
我将自己的苦恼向郭校长作了倾诉。他听了之后，很不赞同我的想法。他说：人不能只替自己打算，还得想着别人。“你如果中断恋爱关系，想没想过对方会多么痛苦?你们既然已经共同走到一起，相互了解了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就不要轻易说分手”。
“人不能只替自己打算”，郭校长的一番话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听了郭校长的劝告，放弃了和女朋友分手的想法，后来结为夫妻。
“人不能只替自己打算”，实际上是郭校长作人的一个准则。一事当前，他总是先想到别人，想到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文革”期间，我因宿舍搬家，和学校交通股比邻而居，同司机师傅联系较多。那里的师傅我几乎都认识，提起郭校长，几乎没有不竖大拇指的。我听他们说的最多的故事，是校长关心司机。他们说，一般校系领导要车，上车后，总是怕耽误公务，或赶不上会议等，唯独郭校长与众不同。他上车头一句话总是：“慢点开，时间是够用的。”而且对司机的学习生活十分关心。他的举动，让司机师傅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
做学问不能图省力气
我同郭校长有很多次的谈话，许多内容是关于如何做学问、写文章的。这方面比起其他同学来，我可谓得天独厚、受益匪浅。
我原来学的是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四清运动之后，受林敦奎和戴逸老师之影响，决定转学中国近代史，即晚清史。对此，郭校长说我转得对，这样更可以畅所欲言、大展身手。
从1968年12月离开北京至1978年底，整整10个年头，我并没有严格按照郭校长“不要放弃专业，尤其要学好英语”的建议去做。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因为当时尚未“改革开放”，我纳闷郭校长为什么重视英语学习?而且，听说郭校长自己也学英语。
“文革”刚刚结束后，我将自己的第一篇近代史论文送呈郭校长审阅，内容是有关对太平天国运动中对杨秀清的评价。郭校长阅读之后告诉我。文字和结构都不错，“说明你头脑清晰，是块做文章的料。但是，做学问不能图省力气。你的文章所引用的史料及观点，大多是从别人的书籍或文章中得来，为什么不花些气力，做些更深入的研究呢?”
1978年9月，我考回刚刚复校不久的人大。郭校长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听到我重回人大读研究生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并把我的情况向戴逸老师作了介绍。我从内心感谢郭校长对我的关心。重返人大后不久，我选择了戊戌维新前后的清代历史作为主攻方向，而且将突破点放在清代档案方面。郭校长得知后，非常赞同，专门送给我一本他60年代出版的专著《李定国纪年》，让我参考。我如获至宝般地将书带回寝室，反复展读，颇有一种心明眼亮的感觉，决定按照郭校长的指教，在搜罗档案及未刊史料上下一番功夫。
1985年秋冬之交，郭校长的病到了晚期。我从他的谈话中隐约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表白的“学剑不成书误了”的遗憾。在他的病榻前，我们彼此默默地杲着。我心潮起伏，当时有一种悔恨的感觉，恨自己没有在郭校长离开人世之前，呈上自己的学术成果。
日月如梭，转眼之间郭校长去世24个年头了。时间变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在改变。但我和我们班的许多同学一样，对郭校长的崇敬之心一直没有改变。我们觉得，他那种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淡泊名利、两袖清风的作风，体现了一个真正读书人的优秀品格。这种品格永远是光彩照人的，因为它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凝结而成的。
郭影秋(1909—1985)，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1932年，他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当过教书先生，后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他带过兵，打过仗，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郭影秋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年，他主动辞去云南省长职务，到南京大学当校长。1963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职务虽然多变，然而，就其气质而言，他更像是一个读书人。在大学时，我是同郭校长接触比较密切的一个普通学生。在他身上，我的的确确领略到了一个中国真正读书人的品格。
青年人应该勤奋读书、独立思考
1963年9月，我从山西省运城康杰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郭校长也是这年到人大工作的。后来，我听说他是被周总理挑选作为国务院副秘书长而来京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因为年逾八旬，特地把他请到了人民大学。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按照常理，我是没有多少机会接触这样的领导干部的。可是，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我开始了解郭校长的为人。
1964年夏，我因胃口不好，经常从校医院内科大夫那里开条去吃病号饭。那时的食堂与现在完全不同，同学们都是吃大锅饭，只有病号才能在另外的地方取饭。所谓病号饭，几乎每顿都是西红柿鸡蛋面。时间久了，我与食堂的师傅也熟悉了，常看到他们做饭时，烟熏火燎，汗流浃背，一个个都湿透了衣服，工作十分辛苦。
有一天中午，我在领饭时，忽然发现炊事员的身后有一个很漂亮的电扇在吹风，顿时感到非常惊奇。因为在1964年，电扇是非常罕见的。我问食堂的小张师傅，他告诉我，电扇是郭校长的秘书送来的。郭校长看他们太热了，硬是把自己的电扇送给他们吹。当时，我一愣，觉得这个校长真是有点与众不同，他心里装着普通的劳动民众。
1964年暑假之后的新学期，学校开始教学改革，从原来老师“满堂灌”，改为让学生先阅读指定书目，然后讨论、讲授。郭校长在我们这个班级“深入基层，解剖麻雀”，了解教学改革的情况。他时不时来参加我们的课堂讨论，一般只是听发言，自己讲话并不多。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因我的一次长篇发言而引起的争论。
我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之一的进化论产生了怀疑。我从猴子变人谈起，认为从猴子到类人猿，再到人类的进化过程，存在许多疑点。现存的各种物种，看不出它们是怎样在进行“进化”的。人类再发展，会变成什么呢?同学们纷纷发言，同我争辩，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老师们也说我的想法不对。最后，郭校长作了比较长的发言。他并没有对我怀疑进化论的观点进行直接批评，只是强调，在学习理论课时，要认真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理解其精神实质。
没想到，这件事过去两三年之后，因为这次发言给郭校长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大约是1967年春季，当时新人大公社发给我们一本大约200页厚的供批判用的《郭影秋三反言论集》。我打开一看，发现郭校长的头一条三反罪状，居然与我那次的发言有直接关系。材料中的第一篇是《郭影秋在全校系总支书记会上的讲话》。开头大约是这样说的：前不久，我在历史系听课。有一个学生怀疑从猴子变人的过程。这个学生想得很远，很空。我记得，有一次毛主席也向高级党校的艾思奇问过猴子变人这件事。该文的按语批判则称：郭影秋居然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一个青年学生相提并论，而且，诬蔑伟大领袖想得很远，很空，其用心何其毒也!
我内心深处颇感愧疚。“文革”过后，我就此事曾向郭校长道歉。他非但没有责怪我，反而说：“我主张青年人应该勤奋读书，独立思考。只有这样，学术上才会有所进步。”
打掉门牙肚里咽
郭校长一生，跌宕起伏，饱受磨难，但他愈挫愈奋、坚韧不拔的品格从来不曾改变。他曾在一首诗中说：“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至死不低头。”
1965年夏季开始，我们学校到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四清运动。郭校长是当时苏家坨四清分团的党委书记。我们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二年级被分配在西小营大队，与公社所在地近在咫尺，郭校长便选择这个大队经常联系。他不时到我们工作组听汇报、作指示。第一次在西小营大队见到我，他还笑着说：“小孔，这么巧，我又到你们历史系来了。”
当时，全班同学中，只有我还是个“群众”。记得有一次，我们所在生产队选贫协的负责人。工作组都同意选贫农出身、“苦大仇深”的一个人，只有我不同意。我认为，那人虽然出身好，但是有些世故，喜欢投入所好，与一般老实巴交的贫农不同。大家在会上争论得很厉害。此事传到郭校长那里，他专门到我们组参加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工作组决定，贫协负责人一事暂缓决定。巧的是，这年冬天，那人在清河从事所谓的“投机倒把”活动，被当地工商部门部门抓住。事实说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后来，郭校长在一次大会上，围绕此问题讲了一番话。大致是说，工作组要判断一个人，不能仅仅靠成分、靠出身，不要搞形而上学，要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在工作组内部也不要看不起小人物，以为他们人微言轻，而忽略了他们的意见。听到了他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
郭校长虽是高干，可是从来不摆架子，经常深入到普通社员家里，问寒问暖，了解农民疾苦。当时为了实现农业高产，冬天下雪之后，还要为冬小麦“压雪保墒”。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使我难忘的是，有一次雪后的夜晚，气温达到零下十度左右，年轻力壮的男社员都在麦田“压雪保墒”，谁也没有想到，郭校长在这寒风呼啸的夜晚也来参加保墒劳动。西小营大队一位叫王志太的社员对我说：“你们的郭校长真是难得的好干部。以前就是我们大队、公社的干部，也不会干这种夜里的苦差事。”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天而降，郭校长以“北京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抓了起来。
此时，我们班刚刚从乡下返回人大校园。大家根本不相信郭影秋会搞什么“北京兵变”。我们连夜跑到北京市委询问，还找到位于鼓楼西的康生家里，要求澄清郭校长的问题。康生后来改口说，郭影秋与“北京兵变”无关。可是对郭校长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我当时非常纳闷，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很长的大字报，贴在人民大学的文化广场席棚上，还引起了到学校参观的一位省委书记的关注。大字报的题目是《掏尽红心为人民——记我们在乡下见到的郭影秋》。
对于郭校长的不幸遭遇，西小营的贫下中农也想不通。1966年夏天，苏家坨公社的贫下中农坐了几辆卡车，浩浩荡荡地来 到人大校园。领头的是西小营的贫协主席王志太。数百人围在东风楼下，高喊着保卫郭影秋的口号，群情激动。大概是看守他的红卫兵，看到外面黑压压的一片人担心出事，让郭校长出来平息一下群众情绪。临时关押郭校长小房间的窗户被推开了。郭校长出现在大家面前。我当时和王志太他们一起，站在东风楼下面，深深地被这个场面感染。
郭校长向楼下拥挤的人招了招手，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大家千万不要到城里来，不要耽误了生产。我的问题要相信组织，要相信人民大学的红卫兵，会把问题搞清楚。”几分钟后，郭校长的身影消失了。
我和班里的同学把王志太他们送上卡车，还顺便问了问是谁组织的。王志太说：“压根儿就没有人组织，是我们贫协的几个人，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干部，受这么大的委曲，心里觉得太不公平，大家就都来了。”
没过几天，听到上面传下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在9月7日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中说“……在北京也有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并称“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于是，郭影秋调动农民进城来保他自己，又成了一条新罪行。
令人震撼的稻草屋
“文革”期间，我参加了人民大学“郭影秋与凌静专案组”，调查他们的所谓“历史问题”。我和专案组的其他几位同学，从北京到河南，到江苏、上海，最后到了他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山东湖西地区，长达数月之久。凡是跟郭校长以前有密切关系的同事、亲友，我们几乎都调查过。尽管那时郭校长已经被打倒，但在我们调查的对象中，几乎没有一个不称赞郭校长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
只有一个例外。我们在南京地区调查时，到过位于南京老虎桥32号的江苏省监狱，被关押的国民党徐州地区中统特务头子张某，说郭校长在监狱关押期间曾写过“悔过书”。后来证明，此人是为了讨好红卫兵，编造了一套谎言。
这其间，使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郭校长老家见到的那间稻草屋。
1967年二三月间，专案组到郭校长的家乡——徐州附近的铜山县马兰村调查。他有个兄弟叫郭玉伦，就住在这个村子里。我们先把介绍信交给大队，由大队负责人领着到了郭玉伦的家。那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院落，一看便知不是富裕人家。敲门进去之后，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房屋里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之外，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家具。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除了进门的堂屋之外，两间睡房地下，都堆满了厚厚的稻草，找不见一张床。我好奇地问，晚上在哪里睡觉?他指着地上说，就在这稻草上睡。
我真是无法相信，解放十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是如此艰苦。堂堂一个省长的兄弟，居然睡在稻草铺上。如果不是我亲眼目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
主人十分憨厚朴实，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我悄悄地问郭玉伦，郭校长在云南当过省长，在南京大学当过校长，怎么会不通过关系，来改善改善你们的贫困生活呢?郭玉伦说，解放初期，郭在川南行署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去过信，想通过他在外头找个工作。可是，郭校长给他们讲了许多道理，说明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搞特殊。他们知道郭校长的脾气，此后再也没有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后来，我们在徐州地区听说，郭校长不但不给他兄弟“开后门”，就是整个马兰村，乃至整个铜山县，都没有先例。郭影秋自担任领导干部以来，严以律己、铁面无私。铜山县十里八乡的，他一件额外的“好事”没有办过，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安插过。
80年代我曾经问过郭校长，说这样做是否有一点过分。他只是简单地答了我一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我深恶痛绝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眼前经常浮现出郭校长兄弟家的那间稻草屋。它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人不能只替自己打算
我是1968年底离开人民大学的。那时郭校长长期住在医院里，不能行走。他的历史问题调查结束了，证明他是清白的。每当我去医院看他时，郭校长总是嘱咐我不要因为时局动荡而废学。环境变了，意志不能变，专业不要荒废，尤其不要忽视英语的学习。
郭校长还以自己的行动为表率。虽然重病在身，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读书。我每次到医院看见的都是同样的场景：郭校长非常艰难地坐在病床上，面前摆着一个小书桌，桌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书籍。他告诉我，以前由于公务繁忙，无法了却读书的心愿。现在有了时间，身体却垮了。言语之间，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我女友的父亲是回国多年的科学家，突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关了禁闭，几个月都不许回家。
历史系军宣队负责人与工宣队的同志分别找我谈话。他们建议我中断与女友的恋爱关系，并称她父亲历史问题很严重，将来会影响我的前程。那时正是“唯成分论”甚嚣尘上的年代，谁不害怕和“黑五类”沾边?我思前想后，颇有些进退两难。
我将自己的苦恼向郭校长作了倾诉。他听了之后，很不赞同我的想法。他说：人不能只替自己打算，还得想着别人。“你如果中断恋爱关系，想没想过对方会多么痛苦?你们既然已经共同走到一起，相互了解了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就不要轻易说分手”。
“人不能只替自己打算”，郭校长的一番话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听了郭校长的劝告，放弃了和女朋友分手的想法，后来结为夫妻。
“人不能只替自己打算”，实际上是郭校长作人的一个准则。一事当前，他总是先想到别人，想到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文革”期间，我因宿舍搬家，和学校交通股比邻而居，同司机师傅联系较多。那里的师傅我几乎都认识，提起郭校长，几乎没有不竖大拇指的。我听他们说的最多的故事，是校长关心司机。他们说，一般校系领导要车，上车后，总是怕耽误公务，或赶不上会议等，唯独郭校长与众不同。他上车头一句话总是：“慢点开，时间是够用的。”而且对司机的学习生活十分关心。他的举动，让司机师傅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
做学问不能图省力气
我同郭校长有很多次的谈话，许多内容是关于如何做学问、写文章的。这方面比起其他同学来，我可谓得天独厚、受益匪浅。
我原来学的是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四清运动之后，受林敦奎和戴逸老师之影响，决定转学中国近代史，即晚清史。对此，郭校长说我转得对，这样更可以畅所欲言、大展身手。
从1968年12月离开北京至1978年底，整整10个年头，我并没有严格按照郭校长“不要放弃专业，尤其要学好英语”的建议去做。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因为当时尚未“改革开放”，我纳闷郭校长为什么重视英语学习?而且，听说郭校长自己也学英语。
“文革”刚刚结束后，我将自己的第一篇近代史论文送呈郭校长审阅，内容是有关对太平天国运动中对杨秀清的评价。郭校长阅读之后告诉我。文字和结构都不错，“说明你头脑清晰，是块做文章的料。但是，做学问不能图省力气。你的文章所引用的史料及观点，大多是从别人的书籍或文章中得来，为什么不花些气力，做些更深入的研究呢?”
1978年9月，我考回刚刚复校不久的人大。郭校长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听到我重回人大读研究生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并把我的情况向戴逸老师作了介绍。我从内心感谢郭校长对我的关心。重返人大后不久，我选择了戊戌维新前后的清代历史作为主攻方向，而且将突破点放在清代档案方面。郭校长得知后，非常赞同，专门送给我一本他60年代出版的专著《李定国纪年》，让我参考。我如获至宝般地将书带回寝室，反复展读，颇有一种心明眼亮的感觉，决定按照郭校长的指教，在搜罗档案及未刊史料上下一番功夫。
1985年秋冬之交，郭校长的病到了晚期。我从他的谈话中隐约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表白的“学剑不成书误了”的遗憾。在他的病榻前，我们彼此默默地杲着。我心潮起伏，当时有一种悔恨的感觉，恨自己没有在郭校长离开人世之前，呈上自己的学术成果。
日月如梭，转眼之间郭校长去世24个年头了。时间变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在改变。但我和我们班的许多同学一样，对郭校长的崇敬之心一直没有改变。我们觉得，他那种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淡泊名利、两袖清风的作风，体现了一个真正读书人的优秀品格。这种品格永远是光彩照人的，因为它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凝结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