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陈文伯是国家级名老中医、燕京医派名家，原人事部、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遴选他为全国五百名老中医专家之一。他深厚的中医功底，一心赴救的行医风格，特别是大慈恻隐的济世精神，我真是望尘莫及。可以说，我能在中医男科取得些许成就，离不开老师的鞭策和言传身教。现在回想起来，对他充满了感激。写此短文以纪念老师恩谊。
　　扎扎实实做中医
　　老师陈文伯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住在北平平民医院内，看到父亲治病救人，正是这种家庭环境，令他从小耳濡目染，下定决心要当一位为穷苦人治病的好大夫。1949年6月，13岁的陈文伯拜师于京城名医陈世安门下，系统地进行中医理论学习，学成后参加组建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医院，一直从事中医临床与管理工作。
　　谁说医者不自医，老师就曾给自己和家人开药方。1961年，他罹患化脓性阑尾炎，医院要求立即手术。他想起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书中有记载：“肠内有痈脓，薏苡附子败酱散言主之。”他决定自己用中药治疗，服此方一剂痛止，二剂身安，三剂痊愈，状如常人。1964年，1岁半的儿子得了“腺病毒性肺炎”，住儿童医院治疗半月余，因呼衰合并心衰，医院多次下病危通知。他将儿子接回家，发现孩子已经退烧，只是昏迷不醒、呼吸微弱、口唇紫绀，属邪阻心肺、正气欲脱之证。他在老师兼岳父的指导下，拟了一个方子，用滴管将药汁从口角处滴入，儿子3日后睁开双眼。后他对方子加以调整，月余，儿子痊愈了。
　　行事敢为天下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文伯从北京市卫生局中医处调入鼓楼中医院。他“不跟风、不随流、不盲从”坚定地走开拓中医发展的道路。他认为，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除了用中药治病，有中医的病房，还要有24小时值班的中医急诊室，有一定数量的突出中医特色的科室。在他的主持下，鼓楼中医医院创立了北京市第一家“中医急诊科”。
　　1981年2月，恩师主持立项“药膳‘合雀报喜’治疗男性不育”，这是北京市科委科研课题，通过对40例男性不育症患者的临床观察，服用1个月的药膳，有效率达84%，其成果于当时轰动全国。在20世纪80年代，恩师还与同仁一同创建了中医男科学，为中医男科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3年“非典”时期，恩师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和多年行医经验，积极建言献策，研制了中药含漱剂和喷雾剂。2009年，他参与了治疗甲型流感的有效中药方剂“金花清感方”的研发。
　　一心一意为传承
　　在提携后辈方面，老师先后吸收院内外数十名中青年中医师参与中医传承工作，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临床经验，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
　　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要求甚严，跟诊时他毫无保留地剖析临床医案，鼓励学生多看书、多思考、多问，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对用药精奥的地方详加解析。
　　我是老师的关门弟子，最为感动的莫过于老师对我的切身关怀和殷殷期盼。记得有一次跟师门诊，先后来了两名病症类似的患者，老师问诊开方。待病人走后，他突然问我对他所开药方的理解。我对照病案逐一说明，但是对鹿茸粉用到0.3克略有不解。老师耐心回答我：“鹿茸粉本是补肾要药，但此处，我只用0.3克，取的不是补肾之功，而是引药归经，鹿茸补肾则未必这么用。”一听老师解释，我似有所悟。我注意到有的患者却用了0.2克的鹿茸粉，我问老师：“什么时候用0.2克，什么时候用0.3克？”老师看看我，严肃地说：“你先想想。”我琢磨了半天，不知其所以然，同是患者病情相似、年龄相当，为什么用药就不一样呢？
　　老师点拨我：“两个患者虽然是同一种病，但是两个人症状不同，前者没有明显症状，后者有其他兼证，肾精亏虚更甚，所以用量会有差别。”后来我对患者随访，得知这两个病人都痊愈了。
　　老师对弟子因材施教，根据每人不同专长，指引其不同方向的发展。他知我有志于钻研男性不育症，对我说：“在男性不育症治疗方面中医优势独特，但其机制不清，你是一名博士，一定要走出去，和综合医院合作，用基因等现代科技手段，揭示中医药作用机制。”老师精于临床、治学严谨，更高屋建瓴指出中医药机制结合现代生命科学，让我佩服万分。此话在我耳边时时萦绕，深感老师对我期望之高，自己与大师的差距之大。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2017年7月那个闷热的夏日，那时候老师疾病已发，但他依然坚持将最后一个患者看完，才对我说身感不适，需提前回家。我送他到家时，师母又担忧又心疼，连忙将老师扶进去。谁又能想到这是恩师的最后一个门诊。
　　我的老师在患者眼中，是受人敬仰的圓梦者;在同行眼中，是令人敬佩的国医大家;在学生眼中，是从医道路的引领人。行医60多年，他始终把“医以民为天”作为座右铭，用一生诠释着“大医精诚”的真谛。老师的学术地位是永恒的，验方弥珍，千载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