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底线在哪里，写作的底线就在哪里;公民的边界在哪里，表达的边界就在哪里。遵守法律、恪守道德，尊重社会的公序良俗，这些都是公民的基本素质，也是我们写作与表达的是非标准。公民的标准，比起“圣人”“接班人”之类的目标，要具体得多，要明晰得多，也可行得多。
　　 自本世纪初实现由诗歌创作向杂文写作转型以来，我就痴迷上“公民写作”，且将之定位为从一而终的写作理念和价值追求。
　　 我为什么痴迷“公民写作”？这是个问题，又不是个问题。于局外人而言，大抵算是個问题。因为在当下周遭众生目中，迷恋写作已然难以找到价值认同和志趣共振。更那堪，我所钟情的杂文，在正统“文学家”眼里，顶多只算难登正室的“丫鬟”“婢女”。时常有人不无善意地戏谑：“一年能挣多少稿费？”我每每无语以对，唯有一笑置之。而且，在局内人看来，杂文时运困厄，媒体消减，尺度收窄，发表艰难，一根筋地将杂文玩下去似乎也很划不来。无疑，在少数“聪明人”眼中，我对杂文的坚守委实有点冥顽不化。
　　 然而，我注定与多数局外人“不可同日而语”。我痴迷“公民写作”的初期意图原本在玩，就像别人有打牌喝酒泡吧飙歌的自在和乐趣，我也有“我手写我心”“笑骂由人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的自由和快乐。好在，作为工薪阶层，我无须润笔“为稻粱谋”，压根儿没思量过稿费这“劳什子”。我亦不会与少数局内人“英雄所见略同”。从涉足杂文第一天起，我就心到神知：我痴迷“公民写作”的全部旨趣本不在“发表”而在“表发”（表达思想发泄情感）。
　　 我为什么痴迷“公民写作”？又压根儿不是个问题。活在当下，人各有乐，我写杂文不过获得一种取乐方式而已;所异只是，我不经意间已将“公民写作”植入骨髓，并由生活方式向生命方式升腾。我对王小波“行吟诗人，浪漫骑士，自由思想家”的人生至境推崇备至，写作不求成名成家的入世境界，唯求“我思故我在”“思无邪”的出世旷达。至于我的杂文有没有、有多大启蒙功能，甚或能否影响改变丁点什么，我不知道，也不在意。
　　 鄢烈山先生在《杂文新概念：公民写作》中写道：“‘公民写作’要求作者清醒地体认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可以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也许，选择“公民写作”就意味着选择孤独;然而，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为“一个人狂欢”而写，把无趣的时代活得有趣，便是我痴迷“公民写作”的全部动力和坚守理由。
　　 作者简介
　　 陈庆贵，江苏扬州人，高级职称。1984年始发表诗歌、散文、杂文等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杂文报》《杂文月刊》《经典杂文》《杂文选刊》、香港《大公报》《信报》、美国《侨报》等境内外数百家媒体。曾获各类奖项数十次，其中，全国评论、杂文奖20次，杂文《痛打“狗心理”》获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金奖，3文分获2013、2014、2015年江苏省报纸副刊杂文一等奖。多篇作品入选多版本全国年度杂文年选，已公开出版个人杂文集《红楼关得很沉重》《鹰眼守望》《苍生人话》《思路话语》四部，创作成就、自传入书《中国当代杂文家》《走近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