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河北农村。父亲小时候家里很穷，弟兄四人中，他最小，学习也最好。因为上学晚，他在18岁时才考上镇里的初中，每天上学要走十来里路。
　　1956年冬，父亲刚在初中上了不到半年学，公社开始征兵。村干部找上门做工作，说参军是政治任务，父亲就跟村上100多人一起去做了体检。到放寒假的时候，体检结果下来了，4个人合格，父亲也在名单里。爷爷奶奶不舍得让他去，可家里除了挣几个工分，就是养几只母鸡下蛋卖钱，连学费都交不起，只得唉声叹气地放手了。
　　走的时候，父亲胸前戴着大红花，村里敲锣打鼓，派了一辆大马车，把他们4个人送到几十里外的火车站，那里是新兵的集结地。他们每人领了一身旧棉衣、棉裤和一双旧大头鞋。当天，就穿上这身军装，上了一列铁皮闷罐车。
　　火车走了半夜，停下时，车门打开了，父亲打量了一下站台，看见站牌上写着“沈阳”两个字。在沈阳火车站，他平生第一次吃到了鸡蛋炒饭，特别香，父亲老是回忆起那顿饭， “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饭”。
　　没多久，车门又“嘭”的一声关上了。天亮时，他们到了目的地——丹东。父亲被分配到3营101团，这个团是工程兵，需要学习测量等技术，父亲因为上过初中而被选中。
　　在培训了近一年后，1957年12月底，父亲所在的101团开赴朝鲜，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他们乘船到了鸭绿江口的新岛，在山上开凿防空洞。那时也没大型机械，只能用风钻在岩石上打眼，装上炸药爆破，有时干脆人工用铜钎打眼，十分艰苦。父亲管测量、绘图，倒是不用干太多体力活。
　　朝鲜的工程完工后，父亲随部队回北京休整，之后又开赴青海，参加原子弹试验工程建设。按专家的设计，先在地上建大楼，然后进行防水处理，用土石掩埋，外表看就是一座土山。在那里，父亲印象最深的是青海湖的鱼，还有湖里小岛上到处散落着的鸟蛋。在全国都挨饿的时候，他们吃得还不错，父亲一直说这是他的幸运。
　　1960年，父亲提干了，成了团技术员，相当于准尉，一个月23块钱。他被派到洛阳二公校学习水电技术，学成后又返回青海。1965年，越南形势紧张，全军工程兵选拔了30名中尉党员干部，到南京学习工程爆破，准备派往越南战场。幸运的是，一年后，越南形势缓和了，他们这30人就被分配到各个公校当起了教师，父亲被分到北京昌平的三公校。
　　然而，父亲转业时，却因思乡心切选择回家乡，到一所县属初中当副校长。他一个当兵的人，性格耿直，与老师们相处得并不愉快，于是打报告要求去工厂。后来，父亲到一家生产砂轮的企业当了副厂长。他姿态很高，有3次调工资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只是企业经营得并不好。
　　那时我家在城里租了间房住，一直到我上初中时，才盖了三间平房。父亲不会当官，更不喜欢求人，什么都讲自力更生。记得有一年冬天要买煤，他让母亲借了辆手推车，他拉着，让我和哥哥在后面推，到十几里外的煤炭公司买煤。我说：“人家都可以借公家的汽车，咱们为什么不能呢？”父亲很不高兴，说：“那是占公家便宜，咱们得自力更生。”
　　父亲自力更生了一辈子，我们姐弟3人上学、工作、成家也都是靠自己。看着别人家的父母给孩子搭建很好的发展平台，有时我心里也不太平衡。
　　父亲70岁生日那天，一家人给他祝寿，很少喝酒的他因为高兴，也端起了酒杯。一会儿，他去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我们都伸头去看，只见是一个镜框，里面有張照片，他和母亲坐在当中，我们姐弟3人围在边上，一家人幸福地笑着。“你们就是我最大的财富，一家人在一起，多好。”父亲满足地说。看着他脸上布满的皱纹，我们眼里瞬间噙满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