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原名陈锡勇，字大凡，1906年生于辽宁省北镇县。爷爷是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靠教私塾为生。父亲从小好学，童年时跟爷爷读过几年私塾，同时还陪本族富家子弟学习英文。由于教书先生喜欢这个陪读的书童，又免费让父亲多学了两年英文，别小看这点英文底子，却为父亲提供了新的人生机遇。

海伦—— 身居站长弃职抗战

　　1925年黑龙江省建设呼海铁路（呼兰至海伦）。19岁的父亲凭借自己的英文基础，谋得一份在铁路局电报所的工作。父亲知道这份工作得来不易，因此他踏踏实实地干。一晃6年时间，父亲从最底层的电报领班，一级一级升到海伦站站长的职位。1931年25岁的父亲，月薪已拿到70块大洋。在那个年代，一块大洋能买一袋25公斤的面粉。此时父亲已准备攒足钱后，等着回老家买房、买地、兴家置业了。但就在这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它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人生道路。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军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气焰嚣张，事变仅一个月，辽宁、吉林全部沦陷，黑龙江省也危在旦夕。面对近在咫尺的侵略者，何去何从，父亲用铿锵有力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抉择：“我们东北有3千万同胞，我们全中国有4万万5千万同胞，人人说没办法，敌人就有办法，人人都说有办法，敌人就没办法了。‘没有办法’的话是没有根据的，投降是可耻的。我们宁可战死做亡国鬼，不能活着做亡国奴。”就此，父亲毅然辞退了海伦站长的职务，召集一批爱国青年，组成抗日救国会，支援当时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马占山将軍在江桥的抗战。离开海伦时，父亲特意光着膀子照了一张照片，表示要用父母给的血肉之躯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钢铁意志。

绥滨——抗日县长血染国土

　　马占山在江桥的抗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日军趁机向黑龙江全省进犯。位于黑龙江省东北角三江平原的重镇绥滨县，成为了阻挡日军占领整个东北的最后一个屏障。此时原县令逃跑，新县令投敌，无人再敢出头主政。省主席马占山力排众议，支持年仅26岁的父亲做这个县长。就这样，父亲临危受命，于1932年7月走马上任，来到绥滨县。

　　此时与绥滨县一江之隔的富锦县已被日军占领，绥滨县府衙役纷纷逃亡，县政已无人问津。民族危亡之际，绥滨县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一支300多人的绥滨抗日人民自卫军很快就组织起来。有一个叫王义先的支队长形容这支部队“抗日人民自卫军，干部战士尽青年，大凡当年二十六，其余不过二十三”。
　　这年岁末，马占山的临时政府迫于日军的压力退到苏联，黑龙江省抗战宣告失败。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在日伪军的疯狂打压下，纷纷溃散，投降，绥滨地区马占山、李杜的部下也整旅建制向日军投降。日军见此状，先后两次派人到绥滨县来招安父亲，称如果他投降，将自卫军遣散，就封他为绥滨三县的政府主席，但没想到均被新上任的陈县长严词拒绝。

　　父亲清楚，他拒绝了日本人的诱降，一场生死的决战也就在所难免了。为了解决自卫军的武器装备，父亲决定亲自去向被迫投敌的东北军徐佐诚团长“借枪”。当该团官兵听说陈县长亲自来欢迎他们抗日，便纷纷抬着机关枪、迫击炮随着父亲的部队出了城。父亲则孤身进城向徐团长“道谢”。
　　当面谢过后，父亲坦然地对徐说：“借枪炮是用来打鬼子的，借走了就不会还。至于我个人的安危，在所不惜。随便徐团长发落。”父亲几句话说得曾是抗日硬汉的徐团长心存愧疚，无言以对。之后没多久，徐团长率部“反水”加入自卫军。父亲“拒降借枪”的壮举，引得四方抗日志士纷纷慕名而来，部队猛增到1000多人。番号也改称为黑龙江省抗日人民自卫军。
　　驻扎在富锦的日军恼羞成怒，于1933年3月18日凌晨，乘20辆卡车穿过冰封的松花江向绥滨县中兴镇发起了攻击。起初日军想通过炫耀武力，吓倒这支自卫军。因此在炮击之后，20辆卡车居然排成扇形，耀武扬威的向前推进。在遭到自卫军炮火强力反击后，又变换成步兵队形向前冲，再次遭到自卫军的坚决阻击。这一天打下来，日军没能向中兴镇推进一步。第二天日军改变了打法，用重炮猛烈地轰击了一天，中兴镇被炮火炸成了一片废墟。用血肉之躯抵抗炮火轰击的战斗是极为惨烈的，部队官兵多有伤亡。但自卫军战士们毫不畏缩，父亲更是身先士卒，誓死坚守在阵地上。当天傍晚，不幸一枚炸弹落在了父亲的身边，身体右侧面多处被炸伤。他血肉模糊，昏厥过去，被部下抬到黑龙江苏联一侧。幸亏有苏军医生的抢救，才得以生还。

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伤愈后大约半年时间，即毅然返回祖国参加抗战。而此时东三省早已换成了满洲国旗号，上了日伪黑名单的父亲在此无立锥之地，只好冒险进关到北平。1933年底来到北平的父亲很快就溶入到关内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父亲的抗日县长身份，共产党、国民党都很看重，都在积极争取他。国民党方面认为父亲是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任命的县长，是当然的国民党员。而共产党地下组织也不把父亲当外人，主动让父亲参加党的活动和工作。但父亲的经历和认知让他认定了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父亲成为中共北平地下党东北特别支部的成员，党组织让父亲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负责做国民党东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由此他参加了由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及抗日大同盟、国内和平促进会等组织，组织了东北人民抗敌会。他在东北协会办的进步杂志《黑白》半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根据自己在东北抗战的经历，证明苏联是我们的朋友，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敢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的北平发表有如此鲜明立场的言论，是要有几分胆量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被扣押在南京。北平东北大学学生要南下到国民政府首府南京请愿，在火车站与前来阻止的北平军警发生冲突。在荷枪实弹的军警面前，父亲作为北平各救亡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义凛然走上前与北平警备司令邵文凯当面对话。父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番爱国陈词，让这位东北籍警备司令无言以对，拂袖离去。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请愿列车终于开出了北平火车站。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在各种危难环境、生死斗争的磨炼下，父亲很快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北平西山——与虎谋皮谈何容易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华北也像“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一样，冒出了很多打着抗日旗号而划地为王的枭雄。北京西山一带就出现了一支名叫“国民抗日军平西游击队”的队伍。这支只有几十号人的队伍主要由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和流落到关内的东北义勇军组成。而拉起这支部队的人叫赵桐，他就是东大的学生，来自辽南义勇军。退入关内后，处于困境中的赵桐找到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东北抗敌联合会”寻求帮助，中共地下党遂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批地下党员派进这支部队，争取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为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力量。父亲受中共北平地下党东北特别支部的指示，作为党的领导骨干进入到平西游击队中。
　　在抗日的问题上，彼此没有分歧，共产党员加入部队后，部队的战斗力更强了。首战就打开了位于北平德胜门外的国民党河北省第二监狱，解放了700多名在押犯人，包括几十号政治犯，其中不乏共产党员。接下来是在黑山扈，即现在的百望山，游击队在此地与日军的车队遭遇。这一仗从早晨打到黄昏，日军被迫出动飞机助战，还被游击队打下来了一架，坠毁在清河一带。两战下来，平西游击队名声大振，部队也从几十人发展到1000多人。共产党在部队中的影响也更加深入人心。而把这支部队带向何方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赵桐不想被共产党八路军整编，只是想他个人控制这支部队，让这支部队姓赵。在这样的形势下，赵桐视父亲等共产党骨干成员为眼中钉，誓欲除之而后快，父亲等人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
　　父亲说有一天晚上，趙桐突然来到父亲住的房间借枪。当时父亲已经睡了，是脸朝墙背对着赵桐的。听赵桐说他要去巡岗，但是枪忘带了，于是到父亲这里来借枪。当时父亲略加思考，头都没有回，平静地对赵桐说：“枪就在枕头底下，你自己拿好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解释说：“赵桐很狡猾，他是以借枪的名义试探你。当时如果我先动枪，他就会借口自卫打死你，如果我不动枪，他就没有借口来杀我。”父亲说，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时时刻刻不能放松警惕。平西游击队由于内部党组织的有力引导，最终被成功的带到了晋察冀边区，成为一分区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团。赵桐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个别亲信逃跑，投靠了国民党。

河北易县——再入虎穴险境

　　在成功地解决了赵桐所部问题后没多久，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又派父亲到河北易县孟阁臣部出任军代表，争取这支部队同我军合作，共同抗日。孟阁臣曾是旧东北军的一个连长，流落到关内后，打着抗日招牌，拉起一支号称有3000人的队伍，在易县占地为王，自称总司令。这支自称“七路军”的抗日队伍实质上就是一支地主土匪武装。他们在日伪军和八路军中间骑墙、钻空子，划定地盘，不准八路军进入，只是畏于八路军的力量，才答应晋察冀军区派军代表来。父亲心里清楚，进入这样一支部队开展工作比在赵桐部队那里要危险得多。孟阁臣随时有可能变节，杀掉八路军军代表。而父亲只带了两名干部和一名警卫员，进入孟阁臣部。
　　孟阁臣嘴里喊着抗日，却在暗地里与日本人勾搭。他心怀鬼胎，对晋察冀军区派来的代表即怕又恨，故不断试探父亲的态度，孟曾当面向父亲挑衅说：“聂司令何时来取我这个脑袋？”父亲则从大局出发，晓之民族大义，劝孟服从晋察冀军区领导，接受六分区的番号，按八路军的统一要求改编部队，坚持走抗日道路。但孟根本听不进去。
　　1938年8月的一天，孟阁臣的部队擅自进入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抢粮抓人，被当地部队驱逐。孟阁臣吃了亏，便借机大做文章。他当即集合部队，并将父亲等4人“请”到现场，当场大骂八路军，扬言一定要报复。说什么：“八路军打了我们的弟兄，我们是不是把这几个八路点了天灯，然后去投奔日本人。”。企图借机煽动士兵杀害父亲他们。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父亲十分冷静，严肃地对孟说：“孟阁臣，你还承认你归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领导吗？如果你承认，这个事情我负责向聂司令员汇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你不承认，想叛变投降日本人，那就随你的便。”父亲义正辞严的几句话，使孟阁臣无言可对，未敢继续发作，不得不怏怏收场。
　　眼看孟阁臣冥顽不化，已无可救药。聂荣臻司令员担心父亲他们的安危，不久即电令父亲火速撤回军区。父亲刚刚撤离，孟阁臣的部队就与一分区杨成武部发生了武装冲突，孟战败被俘，被边区政府依法处决。当时如果父亲他们撤离稍有耽搁，那后果不堪设想。

北安——没有手表的省主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随即，国共两党开始了在东北的争夺。为了先于国民党占领东北，党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大解放区调集干部，特别是东北籍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就这样，父亲在阔别了黑龙江12年之后，又回到当年战斗过的黑土地，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接收以省会北安为中心的黑龙江省（当时的黑龙江省范围远比今天小）。
　　当时北安地区已先期被苏联军队占领，苏联政府承诺三个月后撤离。因此，国民党势力把持的省维持会和共产党派来的接收政府都在争取苏军的支持。而当地的民众长期在日伪统治下，对共产党知之甚少。认为共产党长不了，怀疑、抵触情绪很大。加之城内国民党地下组织借机兴风作浪，暗杀行刺，制造混乱。城外土匪武装破坏铁路，抢劫物资，杀人放火，给接收工作带来很大阻力。
　　父亲是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主要对象。父亲在北安7个月被敌特暗算过多次。他们在父亲坐车去苏军司令部的路上埋设地雷；他们混入省政府警卫部队，趁夜里值班时往父亲屋里扔手榴弹；他们在父亲公开露面场合，伺机朝他开枪。但父亲真是命大，敌特的每一次暗杀都没能得逞。
　　有一次，父亲到哈尔滨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住处开会。见天色已晚，陈云生怕有干部遭暗算，一定要让父亲在他那里住一宿再走。陈云动情地说：“我的本钱（干部）不多，赔不起啊！”陈云顺便问父亲几点了？父亲回答说：“不知道，我没有表。”陈云当时大感惊愕，“你这个大省长，连块手表都没有？”于是，陈云就把自己的一块怀表送给了父亲。其实，在接管北安之后，没收的伪产中金银财宝、绸缎细软足足有几房间，何谈一块表，但父亲一件都没有动过。

牡丹江——解放东北铁路建功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哈尔滨。当晚陈云同志即发电报调父亲到中长铁路管理局（中苏共管的从满洲里至绥芬河路段）任军代表。上任前，陈云深情地对父亲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铁路，你是个老铁路了，一定要好好地管起来。”用父亲的话说，当时铁路部门的工作是以松花江为界，以北忙于修复铁路，保证我军运输；以南是破坏铁路，迟滞国民党军北进。不久战事越打越大，铁路运输越发重要。陈云亲自挂帅，兼任新成立的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任命父亲为副局长，兼任牡丹江铁路管理局局长。这次父亲去就任，陈云对牡丹江局的任务交代得很清楚：管好绥芬河、图们两个贸易口岸，用我方的小麦、大豆向苏方换取我方急需的棉布等军需物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副担子千钧重啊！
　　父亲身负重任来到牡丹江，看到的是满目疮痍。轨道破坏严重，机车非常短缺，敌特活动猖獗。好在父亲是老铁路，心中有数，三招下去，局面迅速改观。第一开展劳动竞赛，抢修机车和轨道；第二动员职工、居民找寻散落的机车零件，捐献有奖；第三联合驻军和公安，剿灭土匪清除敌特。活动在这一带的座山雕顽匪就是在这个时期被佳木斯军区司令员亲自带队进山剿灭的。父亲作为一局之长，以身垂范，索性住在办公室，整天与工人、技术人员在一起，现场解决问题。仅半年时间，能用的机车数量就从开始时的19台，恢复到230台，有力地保证了运输任务的完成。父亲用自己的生命之火做本钱，兑现了对党的承诺，最后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而东北就要解放了。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从一个爱国者，进而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父亲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