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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论小说与小说家》中谈到契诃夫，对其小说《古雪夫》中的人物书写和细节处理赞叹有加，“契诃夫按照自己心目中想象的情境，多么忠实地选择了‘这一点’、‘那一点’以及其他细节，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某种崭新的东西”①。伍尔芙在这里谈及的“崭新”，提示的是契诃夫在细节上的精准，以及不同细部综合而成的新的情境和意义。契诃夫的小说以小人物为中心，一词一句，或者一个细节闪过，人的卑微、怯弱和痛楚，交织成故事的网络；而叙述背后，总是能够推及对人的寄怀与同情，小说在生死中有伤愁，苦痛里存悲悯。
陈建功的小说，写北京城里的各色人物，工人、学生、干部、作家等，他们置身生活的洪流，也多为市井小民；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活着，爱与痛都自成姿态。从大革命回到了小日子，从宏大诉求归于自身生活，陈建功写人物，虽则细微简约，却有大笔法和大关怀。在后革命历史的开端，文学写作关注的更多是时不时鲜、新不新潮，是要反思和推离过往，进而追及新的时代，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强调的是写什么人和怎么写的问题；陈建功自然也以写作呼应历史，但是他更关心的在于人是不是人自身，人有没有活出自己，他们过得怎么样，活得好不好。因而陈建功的叙述往往能够调动人性，进而触及灵魂，文字像是蒸馏过一般，干净洗练，又热腾腾冒着暖意。
在革命既去的新时期，中国文学乍暖还寒。1978年，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演《在斗争中学习》，期与昔日文友“共商文艺大事”②。历史的“斗争”思维，成为周扬新时期文学主张的生长点，其中所流露出的斗争与反斗争，革命与立足革命的再思，都清楚地昭示了特定历史语境的余续。
丁玲在新时期的开端，提及自己重返文坛的期待和困惑：“我想自己离开文坛二十多年，与读者隔离了二十多年，许多青年人不了解我，许多老熟人还在关心我。我将拿什么新的作品给读者作为见面的礼物呢？”随后，丁玲创作了《“牛棚”小品》，以女性敏感细腻的情思与笔触，忆及“文革”期间的“牛棚”生活。然而，当她将新作给友人看时，却被评价道：“我们觉得不错，只是不是时鲜货，靠它亮相，怕是不行。”③对于早已成名的老作家而言，他们当时思考的方向，同样是如何对接新的时代，而困惑的地方则在于何以突破受因袭制约的创作思维，重新亮相。不难看出，革命历史的阴影，仍旧笼罩着彼时的中国文学。
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场域，一个革命的世纪已近尾声，而文学峰回路转，开始建构新的可能。新时期的中国文坛，解冻之后，绝境逢生。陈建功此时以简练而持重的叙事姿态登场，成为新时期文学最初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在场者。
虽是以新人的身份登上文坛，但陈建功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转向，却早有预判：“在1979年的时候，也出现了分野。一种分野是以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为代表的，他们认为文学应该写人生，文学的社会功能只能通过干预人生而不是干预政治来体现；另一种是以刘宾雁为代表的，他们认为文学要干预政治，认为王蒙的说法是逃避主义。”干预生活还是干预政治，成为80年代前后文学面临的选择。对此，陈建功认为“干预人生才更多地贴近文学的本质”，不得不说，其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动④。
事实上，在新时期破冰而出之后，文学书写的确面临着诸多问题：写作者如何弥合并超克历史巨大的裂隙，也即文学怎样从革命历史回归烟火人间？又怎么从高大全的人物走向真切自由的言行和内心？更重要的，文学如何从冷冰冰的形象、概念和模式中脱化出来，再现温度与关怀并兼的叙事？这些问题，在陈建功的小说中，都有着切实的回响。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与文学始终紧密缠绕，及至新时期，政治松绑，文学再造。然而，旧未远去，新仍待成，新时期与旧思维的更替、拉扯，屡屡见于陈建功的小说，并时常呈现出一种常态与紧张并存的叙事变奏，即小说在对焦人物生活日常的过程中，往往以平稳自然的叙事基调为主，及至关键点和转圜处，又陡然生出一种紧张感，在意绪收紧的瞬间，一下抓住问题的核心；更重要的是，人物内心复杂的拉锯和苦闷的发抒，既源于历史深处的因袭，也出自现实关系的碰撞，而小说在处理这种内部的紧张时，叙事的用意就显现了出来。
1979年起，陈建功以《谈天说地》为总题，陆续发表了一组颇具影响力的中短篇小说，确立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其中，《丹凤眼》获1980年的北京文学奖。该小说以眼入题，写的是京西矿区人民的情感生活，辛小亮与孟蓓之间明明两情相悦，却好像隔了千层万嶂，革命历史影响下的人性收缩，人言可畏的社会关系，甚至代表等级身份的劳资科长之子胡连国等人的出现等等，不得不说，横在他们中间的厚障壁何其坚固。小说将主要笔墨放在辛孟两人的工作现场和人物周遭上，使得他们原本明朗的情感，变得令人着急和好奇，两人也只能通过你来我往的插科打诨，步步试探和推进。故事推演到末尾，作者顿时将叙笔收紧，由两人进行私下的“对峙”，气氛也因而变得紧张起来：
“你都说了我什么坏话？老实交代！”
“没有哇。”
“装得多象！”
“我说什么来着？你倒给我提个头儿。”
“你说我眼睛来着……”
“眼睛？眼睛……”辛小亮脖子一缩，眼睛一眯，鼻子一耸，坏笑起来。他瞟着孟蓓那俊俏的微翘的眼角。“我说你是丹凤眼啊……要不，要不怎么看着我那么……顺眼呢。”
“鬼，谁看着你顺眼！鹰鼻鹞眼，长脖鹿的個头儿……”孟蓓好像不把难听的话全发泄出来不足以平“吊眼儿”之恨。终于，她也忍不住笑了：“也就是啊，有一点还像个人！”
“哪一点？”
孟蓓挨他近近的，轻声说：“你呀，也还算个男子汉。”⑤
可以见出，在彼此的嬉笑怒骂中，一段清新的情爱呼之欲出。情动于心的交往，使人物语言变得生动新鲜，主体在彼此倾心中发现了自我，尤其通过孟蓓的一双“丹凤眼”，既表征出女性与情感的诸般想象，也意味着何以为美的现实判断。其中隐含的追求爱情的标准，不再是阶级出身与身份等级，而是真正出于审美的意图和源自内心的欢喜，是主体的发抒与意识的觉醒，背后涵括了情感与伦理的历史性矫正。在这里，小说无意展现阔大的历史，也不在乎纵深的人性开掘，却通过简洁明快的叙述节奏，有张有弛，表述出人物情感的一个断面，借以回归个体生命的真情、平等与自由。应该说，这在此前的当代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也代表着不同于“十七年”与“文革”文学的艺术风格。 在这个过程中，陈建功触及了历史转圜处的语言与观念、语言与情感以及语言与行为模式之间的隐喻性关联。其小说以简约而通脱的语词，对繁复而神秘的话语中进行简化、祛魅，沉入生活深处，于焉打捞出愉悦而自在的庄重。其中之语言，在嬉笑怒骂之中，将隐忍的魂灵，抽离出受束缚和被捆绑的躯干，为人性和生命声张。最关键的是陈建功小说对革命政治话语的篡改，始终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形成，也即人物在无拘无束的语言冲决中，言己所需，诉己所欲，以此解绑历史框制与政治困囿。
“她有她的活法儿，我有我的活法儿！”
最后能让我心理踏踏实实的，又他妈是这句哪儿都用的废话！⑥
在小说《鬈毛》中，人物对自身生活状态的选择和要求更为突出，而各自有各自的活法，这样的话之所以是“废话”，恰恰表明了其中的稀疏平常与司空见惯，也代表着小说所强调的真正基于己身的“活法”。这样的“活法”不仅分离于革命政治，而且与他者同样有所区隔。在小说中，如是之自由观念已然渗透于人物精神的底子，个体的声音因此不再显得微弱而模糊，而始终明晰嘹亮，为世界所听悉所辨识。作者将被遮蔽和压抑的部分，从历史的边缘召唤至文本世界的中心，事实上意在将原有的革命话语与政治秩序，转圜至寻常的人心与伦理之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判断与人性认知的倾向，在非常与恒常的历史变动中重新定位，对人的主体认同和自由追索，也在边缘与中心的挪动中发生了位移。
小说《轱辘把胡同九号》是陈建功“谈天说地”专辑的另一篇名作，主要人物韩德来“文革”得势，从默默无闻到发号施令，街坊邻居们无不畏惧退让，“（韩德来）就是我们煤矿的一个老工人，是一个劳动模范。‘四人帮’时代，捧他，住中南海，参加国宴。第一次参加国宴，他是战战兢兢的，不敢吃。第二次，就不是他了，眼睛就東张西望的了。过了几次，就胡说八道了。就这么一个所谓劳动模范的形象”⑦。到了新时期，老韩头失势，其他人开始恢复自由之际，小说却没有将老韩头置于不义之地，当初的受制者，也没有在事后因仇怨而反制老韩头；相反，小说最后落墨的，却是老韩头落魄可怜的身影：他不甘寂寞，在电影院前苦心孤诣地搜罗票据，为的是博得众人的哀求和追崇，重拾“文革”时居高临下之感。而老韩头看似荒唐可笑的举动，实是在与街坊邻居的地位移置中，产生了新的落差，内心的失衡终究难以弥合。而陈建功所关心的，不仅在于那些曾经备受压抑的民众，也在于像老韩头这样的人，在极端的历史中，他们同样是被形塑甚或是被异化者，到了新时期，他们内心依旧背负枷锁，迷失于旧有的秩序，表面上试图在维持自我权力的存在，事实上却已在新的历史序列中缺席。
总而言之，韩德来们代表着历史挪移之际的阵痛和扭曲，他们试图重觅既往的坐标，终而只是刻舟求剑，将自我引向更深的彷徨与无助。可以说，人物个体精神的建立与革命历史的重压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时常处于彼此的拉锯与较量中，其中之曲折，所在颇多。在陈建功笔下，人物主体获取自由与尊严的无差异性，与小说叙事伦理中的平等意识，相互映照，成为探询人文精神与寄托人文关怀的重要方式。
三
陈建功立足于新时期，意在探索何为人生与人生何为。在他笔下，寻常的生活化语言，北京的市井风情，似乎平淡而近自然，却又在妙趣横生中，塑成了质朴真诚的人性。短篇小说《盖棺》被《小说选刊》选为创刊号的头题，小说主要人物之一的魏石头，老实低调，不为人所理解，如若在“文革”时期，魏石头俗常微弱的个体性言说，势必要被湮没无闻；而凌凯所代表的革命话语和政治倾向，无疑将大行其道。但陈建功采取先抑后扬的方式，故事在峰回路转中，铺设了一个戏剧化的结局：被排斥和贬抑的魏石头，以其不为人知的善举，在死后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小说中，“盖棺论定”本身的“论”，指示着外在的社会性或政治性话语对个体的评断。然而在这里，原本卑微而压抑的所在，构成了颠覆阶级与等级的新的“论定”。其中“盖棺”尔后的“论定”，投射出了小说深层而内在的叙事伦理。
可以说，越是走近人的世界，越是触及人的言行与处境，陈建功的叙事就越为谨严，文字也更加精准，以期紧紧地贴着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现场写，尤其从革命历史的背景中，将人物推出来，推到新的历史舞台的中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带着过去的痕迹和讯息，作者以不同的叙事视角，写人的反叛、人的狡黠，写人心的爱和乱，像洋葱一层一层剥落下来，闻得到生活的辛酸、命运的苦辣。小说试图将那些可感可爱可敬的人们，从历史深处与现实困境中打捞上来，虽然这个阶段很漫长，而且前途未卜，却在此过程中，指明了人性并非兀自存在，需要从历史传统的深处，从现实人生的折叠中，不断发掘、诠释甚或是救赎。
小说《飘逝的花头巾》曾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高干子弟秦江，一度在莫斯科餐厅蹉跎青春，随后在“红星215号”客轮偶遇林萍，并受后者点化，开始重新思考和追逐自己的人生，然而却在进入S大学后，感受到了无法纾解的生命困惑：作为精神导师的沈萍的沉沦与蒙蔽，浮躁与庸俗，令人陷入精神漩涡，不能自已。可以说，无论是秦江还是林萍，都于焉体验到了前行中的渴望与突进中的彷徨，内在的撕裂也愈演愈烈，如是之生命经验何以抱慰，这是一代人的困惑，也是小说叙事关切的所在。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冷峻，已然从历史的冰封转向复杂的生活现实，更转向个体内在的挣扎和重生。陈建功在小说中，将人生的争夺和困境，往前又推进了一格，从中可以见出思想解放后的人们在行进中的失衡，以及在追逐中的放逐；个体生命的整装待发之际，新的前程已然展开，然而其中也凸显了新的乱淆与未知。
林萍这个人物，颇值得琢磨，作者在小说中对其寄寓了更深的思索。在新时期，社会开化，人心自由，不同阶层和身份之间的流动愈加频繁，但是自下而上的追求，必定伴随着付出和牺牲。在此过程，有的人消褪了本色，有的人戴上了面具。而陈建功的小说正是把握住了这个关节点，发现了人的企图及其中的焦灼，发现了人的爱欲与彷徨。如果细细揣摩小说的叙事，语言是切入人物的精神肌理去的，探得见他们付诸的言行，也摸得到他们隐微的心思，个体越是试图从低处往高处伸展，越是想要跨越束缚成就自我，就越能看得清灵魂的质地，看得到生命的走向。 在这个追问的过程中，作者所念及的，是蕴蓄关怀的批判，那是带着温度的审视。可以说，陈建功在默默地注视着那些躁动不居的年轻人，没有因同情而刻意为他们护航，而是将其置于那个冰雪初融的年代，聚焦人性的光芒与暗影，见证生命的变动和守持。对于秦江、林萍以及林萍所追逐的生活而言，身份阶层的区隔，产生了现实的错位，而思想的落差，则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扞格，由此而形成了彼此的龃龉，更造成了自我内在的淆乱。在此过程中，小说所交付的，不是冷冰冰的言谈和语辞，而是越往深处走，越显得激越和热烈。隔着人心的后障壁，隔着故事的曲折委婉，依然可以感受小说言辞的关切，觉察叙述的温度，这就是陈建功的功力：平缓沉着的叙述，一直贴着惯常的民间和人世，越到最后，越让人透不过气来，尤其对人性一无反思的无力与轻浮，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其中之语辞，因其不避生命的沉重而掷地有声。
四
一段时间以来，当代中国文学一直以塑造新人为使命，但以新人为旨归的写作，需要廓清其中的界限和思路。如“新人”先行，“新”先于“人”，就容易概念先于实在，超拔于人的个体经验和生活现实，滑入标签化的境地，难以做到真实可信，生命力也不持久。文学塑造“新人”，应该以“人”为先，放下种种概念、法则和秩序，发现和尊重个体的主体性，而非以“新”覆盖于“人”之上，致使后者模糊不清。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先做降格，尔后再行升序，也即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声张，应该是“新人”之“人”，同时也是“新人”之“新”的题中先有之义。
陈建功笔下的许多人物，厚道、和善而又不乏机警，身上总有一种俊朗的俏皮，对他们来说，凡事不过小事一桩，大历史的庄严与完整，已经转圜至个体的和生活的小历史，他们回到了切身的烟火味和人间气，回到最为私己的喜怒哀乐，甚至回到一场赌气、一通别扭、一次出走、一顿调皮话的实感经验。尽管其间的人们，时而行为乖张、言语狂妄，但是小说的叙事话语却是有所节制的，有温度而不燎烧，有态度却无做作。个体纷纷回归自我意志与内在自由，脱下虚伪的面具，从被放逐的句法中脱化而出，寄以超克蒙蔽与戕害。
陈建功在小说《找乐》中，将从心所欲、随性而至的生活状态，与自我新的内在秩序的形构相勾连，内心的欲求在充分而合理的舒展和张扬中，探寻“乐”的精髓：
“找乐子”，是北京人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儿叫去啦”，好像也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
这，我已经说过了。⑧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叙事者不惜冒着重叠与啰唆的风险，不断重申何谓“乐子”，可以见出小说语言重新塑型生活观念的意图，其在人物身上恣意放肆的语辞，以及找乐之“乐”的名与实中，纤毫毕现。就在其探究“乐”的命名与陈述之际，语言得以携带自身的历史讯息和生活意义，重新定义失落的“道”与“心”。“1982年之后，我开始关注城市民俗风情的流变，比如写《前科》、《找乐》等作品。我一般关注城市改革中人的处境，特别注意关怀人的惶恐和失落。城市改革当然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文学不光要关注社会进程，更要关注人的心灵处境。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心灵的惶恐和失落，也是文学永久的主题。”⑨
《鬈毛》里的“我”，也是“动不动就想寻开心的‘鬼样子’”，“越在家呆着，不顺心的事越多，看着老爷子活得越没劲。憋不住的时候，你总得让我说两句，开开心吧？连开开心的权力都没有，还有活头儿吗？”⑩表面上看是耍嘴皮子、油腔滑调、贫嘴打诨，实际上，这样的姿态指示的是心性的释放和情感的自由，更重要的，言语的自然发抒与人生的“活头”是合契的，精神郁结也往往通过“说两句”的方式，而得以疏导，并且从中获取“开心”和愉悦。这是人物摆脱“惶恐和失落”，重新探索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同时也是自由意志形成的表征。不仅如此，叙事者的重复/重述也在此过程中，俨然进入了一种言语之“乐”，其与人物主体内在的自由，有着深层的关联。也就是说，人物言说/行动的逻辑，与小说语言/叙事的伦理之间，是与义同构的。“我以为80年代最大的贡献就是由过去的非我状态或曰无我状态进入到自我意识觉醒的状态。”11可以说，陈建功小说正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凸现，生成了新的文化认知与价值认同，构筑出人生之“乐”以及由此生成的生活伦理，其背后所映射出来的，便是陈建功所试图干预的“生活”。而文学参与其间，重塑主体意志，建造生命观念，构铸出了新时期以来颠扑不破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秩序。
五
小说《飘逝的花头巾》中，有一个地方经常被忽略，那就是主人公秦江的身边，其实还有一个“我”的存在，“我”是秦的倾听者和观察者，是秘密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其行为的辩护者，更重要的，是“我”将秦江和林萍的遭际，以“我”的认同方式和价值取向叙述了出来。在这里，与其说陈建功形塑了笔下的人物，不如说他化身其间，发现并且记录了他们，从历史现场将他们请出来，听其言语，观其行为。无论是韩德来、卢森，还是辛小亮、孟蓓，又或者是沈萍、秦江等，他们在历史转圜处重新觉知自我，顶着过往的痕迹甚至伤痛，更迎向新的开阔与未知，始终保持坚忍和追索，塑成自身的人格。陈建功落笔于他们生活的现场，进入他们喜怒的瞬间，假以文字和叙说，在初化的冰寒中注入热与火，寄予敬重与温情，与他们且歌、且哭、且向前。
无疑，好的小说，能为文本世界中的人情与物事，注入生命，点染沉寂的细部，复活枯僵的历史。陈建功的小说，对众生芸芸有着特别的敏感，又有着特别的深沉。他总也不回避人物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困局，进退间有关怀，悲欢中有爱悯，人物在一言一行中呈现自我，故事也在一静一动中推进，就这样推开了生命世界的门，那里百舸竞流、千帆待发，挥斥方遒间，生机尽染。
【注释】
①弗吉尼亚·伍尔芙：《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11-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②周扬：《在斗争中学习》，载《文艺报》1978年4号。
③丁玲：《丁玲全集》第九卷，296、29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⑨11陈建功、陈华积、白亮：《陈建功与新时期文学》，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⑤陈建功：《丹凤眼》，见陈建功小说集《找乐》，《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11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⑥⑩陈建功：《鬈毛》，见《谈天说地》，110、106-10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⑦陳建功：《从生活到艺术的若干问题》，载《山东文学》1984年第2期。
⑧陈建功：《找乐》，见《谈天说地》，92、93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曾攀，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桂学研究院“桂籍作家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F-KS14003。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A-0208-00-00055K）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论小说与小说家》中谈到契诃夫，对其小说《古雪夫》中的人物书写和细节处理赞叹有加，“契诃夫按照自己心目中想象的情境，多么忠实地选择了‘这一点’、‘那一点’以及其他细节，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某种崭新的东西”①。伍尔芙在这里谈及的“崭新”，提示的是契诃夫在细节上的精准，以及不同细部综合而成的新的情境和意义。契诃夫的小说以小人物为中心，一词一句，或者一个细节闪过，人的卑微、怯弱和痛楚，交织成故事的网络；而叙述背后，总是能够推及对人的寄怀与同情，小说在生死中有伤愁，苦痛里存悲悯。
陈建功的小说，写北京城里的各色人物，工人、学生、干部、作家等，他们置身生活的洪流，也多为市井小民；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活着，爱与痛都自成姿态。从大革命回到了小日子，从宏大诉求归于自身生活，陈建功写人物，虽则细微简约，却有大笔法和大关怀。在后革命历史的开端，文学写作关注的更多是时不时鲜、新不新潮，是要反思和推离过往，进而追及新的时代，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强调的是写什么人和怎么写的问题；陈建功自然也以写作呼应历史，但是他更关心的在于人是不是人自身，人有没有活出自己，他们过得怎么样，活得好不好。因而陈建功的叙述往往能够调动人性，进而触及灵魂，文字像是蒸馏过一般，干净洗练，又热腾腾冒着暖意。
在革命既去的新时期，中国文学乍暖还寒。1978年，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演《在斗争中学习》，期与昔日文友“共商文艺大事”②。历史的“斗争”思维，成为周扬新时期文学主张的生长点，其中所流露出的斗争与反斗争，革命与立足革命的再思，都清楚地昭示了特定历史语境的余续。
丁玲在新时期的开端，提及自己重返文坛的期待和困惑：“我想自己离开文坛二十多年，与读者隔离了二十多年，许多青年人不了解我，许多老熟人还在关心我。我将拿什么新的作品给读者作为见面的礼物呢？”随后，丁玲创作了《“牛棚”小品》，以女性敏感细腻的情思与笔触，忆及“文革”期间的“牛棚”生活。然而，当她将新作给友人看时，却被评价道：“我们觉得不错，只是不是时鲜货，靠它亮相，怕是不行。”③对于早已成名的老作家而言，他们当时思考的方向，同样是如何对接新的时代，而困惑的地方则在于何以突破受因袭制约的创作思维，重新亮相。不难看出，革命历史的阴影，仍旧笼罩着彼时的中国文学。
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场域，一个革命的世纪已近尾声，而文学峰回路转，开始建构新的可能。新时期的中国文坛，解冻之后，绝境逢生。陈建功此时以简练而持重的叙事姿态登场，成为新时期文学最初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在场者。
虽是以新人的身份登上文坛，但陈建功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转向，却早有预判：“在1979年的时候，也出现了分野。一种分野是以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为代表的，他们认为文学应该写人生，文学的社会功能只能通过干预人生而不是干预政治来体现；另一种是以刘宾雁为代表的，他们认为文学要干预政治，认为王蒙的说法是逃避主义。”干预生活还是干预政治，成为80年代前后文学面临的选择。对此，陈建功认为“干预人生才更多地贴近文学的本质”，不得不说，其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动④。
事实上，在新时期破冰而出之后，文学书写的确面临着诸多问题：写作者如何弥合并超克历史巨大的裂隙，也即文学怎样从革命历史回归烟火人间？又怎么从高大全的人物走向真切自由的言行和内心？更重要的，文学如何从冷冰冰的形象、概念和模式中脱化出来，再现温度与关怀并兼的叙事？这些问题，在陈建功的小说中，都有着切实的回响。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与文学始终紧密缠绕，及至新时期，政治松绑，文学再造。然而，旧未远去，新仍待成，新时期与旧思维的更替、拉扯，屡屡见于陈建功的小说，并时常呈现出一种常态与紧张并存的叙事变奏，即小说在对焦人物生活日常的过程中，往往以平稳自然的叙事基调为主，及至关键点和转圜处，又陡然生出一种紧张感，在意绪收紧的瞬间，一下抓住问题的核心；更重要的是，人物内心复杂的拉锯和苦闷的发抒，既源于历史深处的因袭，也出自现实关系的碰撞，而小说在处理这种内部的紧张时，叙事的用意就显现了出来。
1979年起，陈建功以《谈天说地》为总题，陆续发表了一组颇具影响力的中短篇小说，确立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其中，《丹凤眼》获1980年的北京文学奖。该小说以眼入题，写的是京西矿区人民的情感生活，辛小亮与孟蓓之间明明两情相悦，却好像隔了千层万嶂，革命历史影响下的人性收缩，人言可畏的社会关系，甚至代表等级身份的劳资科长之子胡连国等人的出现等等，不得不说，横在他们中间的厚障壁何其坚固。小说将主要笔墨放在辛孟两人的工作现场和人物周遭上，使得他们原本明朗的情感，变得令人着急和好奇，两人也只能通过你来我往的插科打诨，步步试探和推进。故事推演到末尾，作者顿时将叙笔收紧，由两人进行私下的“对峙”，气氛也因而变得紧张起来：
“你都说了我什么坏话？老实交代！”
“没有哇。”
“装得多象！”
“我说什么来着？你倒给我提个头儿。”
“你说我眼睛来着……”
“眼睛？眼睛……”辛小亮脖子一缩，眼睛一眯，鼻子一耸，坏笑起来。他瞟着孟蓓那俊俏的微翘的眼角。“我说你是丹凤眼啊……要不，要不怎么看着我那么……顺眼呢。”
“鬼，谁看着你顺眼！鹰鼻鹞眼，长脖鹿的個头儿……”孟蓓好像不把难听的话全发泄出来不足以平“吊眼儿”之恨。终于，她也忍不住笑了：“也就是啊，有一点还像个人！”
“哪一点？”
孟蓓挨他近近的，轻声说：“你呀，也还算个男子汉。”⑤
可以见出，在彼此的嬉笑怒骂中，一段清新的情爱呼之欲出。情动于心的交往，使人物语言变得生动新鲜，主体在彼此倾心中发现了自我，尤其通过孟蓓的一双“丹凤眼”，既表征出女性与情感的诸般想象，也意味着何以为美的现实判断。其中隐含的追求爱情的标准，不再是阶级出身与身份等级，而是真正出于审美的意图和源自内心的欢喜，是主体的发抒与意识的觉醒，背后涵括了情感与伦理的历史性矫正。在这里，小说无意展现阔大的历史，也不在乎纵深的人性开掘，却通过简洁明快的叙述节奏，有张有弛，表述出人物情感的一个断面，借以回归个体生命的真情、平等与自由。应该说，这在此前的当代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也代表着不同于“十七年”与“文革”文学的艺术风格。 在这个过程中，陈建功触及了历史转圜处的语言与观念、语言与情感以及语言与行为模式之间的隐喻性关联。其小说以简约而通脱的语词，对繁复而神秘的话语中进行简化、祛魅，沉入生活深处，于焉打捞出愉悦而自在的庄重。其中之语言，在嬉笑怒骂之中，将隐忍的魂灵，抽离出受束缚和被捆绑的躯干，为人性和生命声张。最关键的是陈建功小说对革命政治话语的篡改，始终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形成，也即人物在无拘无束的语言冲决中，言己所需，诉己所欲，以此解绑历史框制与政治困囿。
“她有她的活法儿，我有我的活法儿！”
最后能让我心理踏踏实实的，又他妈是这句哪儿都用的废话！⑥
在小说《鬈毛》中，人物对自身生活状态的选择和要求更为突出，而各自有各自的活法，这样的话之所以是“废话”，恰恰表明了其中的稀疏平常与司空见惯，也代表着小说所强调的真正基于己身的“活法”。这样的“活法”不仅分离于革命政治，而且与他者同样有所区隔。在小说中，如是之自由观念已然渗透于人物精神的底子，个体的声音因此不再显得微弱而模糊，而始终明晰嘹亮，为世界所听悉所辨识。作者将被遮蔽和压抑的部分，从历史的边缘召唤至文本世界的中心，事实上意在将原有的革命话语与政治秩序，转圜至寻常的人心与伦理之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判断与人性认知的倾向，在非常与恒常的历史变动中重新定位，对人的主体认同和自由追索，也在边缘与中心的挪动中发生了位移。
小说《轱辘把胡同九号》是陈建功“谈天说地”专辑的另一篇名作，主要人物韩德来“文革”得势，从默默无闻到发号施令，街坊邻居们无不畏惧退让，“（韩德来）就是我们煤矿的一个老工人，是一个劳动模范。‘四人帮’时代，捧他，住中南海，参加国宴。第一次参加国宴，他是战战兢兢的，不敢吃。第二次，就不是他了，眼睛就東张西望的了。过了几次，就胡说八道了。就这么一个所谓劳动模范的形象”⑦。到了新时期，老韩头失势，其他人开始恢复自由之际，小说却没有将老韩头置于不义之地，当初的受制者，也没有在事后因仇怨而反制老韩头；相反，小说最后落墨的，却是老韩头落魄可怜的身影：他不甘寂寞，在电影院前苦心孤诣地搜罗票据，为的是博得众人的哀求和追崇，重拾“文革”时居高临下之感。而老韩头看似荒唐可笑的举动，实是在与街坊邻居的地位移置中，产生了新的落差，内心的失衡终究难以弥合。而陈建功所关心的，不仅在于那些曾经备受压抑的民众，也在于像老韩头这样的人，在极端的历史中，他们同样是被形塑甚或是被异化者，到了新时期，他们内心依旧背负枷锁，迷失于旧有的秩序，表面上试图在维持自我权力的存在，事实上却已在新的历史序列中缺席。
总而言之，韩德来们代表着历史挪移之际的阵痛和扭曲，他们试图重觅既往的坐标，终而只是刻舟求剑，将自我引向更深的彷徨与无助。可以说，人物个体精神的建立与革命历史的重压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时常处于彼此的拉锯与较量中，其中之曲折，所在颇多。在陈建功笔下，人物主体获取自由与尊严的无差异性，与小说叙事伦理中的平等意识，相互映照，成为探询人文精神与寄托人文关怀的重要方式。
三
陈建功立足于新时期，意在探索何为人生与人生何为。在他笔下，寻常的生活化语言，北京的市井风情，似乎平淡而近自然，却又在妙趣横生中，塑成了质朴真诚的人性。短篇小说《盖棺》被《小说选刊》选为创刊号的头题，小说主要人物之一的魏石头，老实低调，不为人所理解，如若在“文革”时期，魏石头俗常微弱的个体性言说，势必要被湮没无闻；而凌凯所代表的革命话语和政治倾向，无疑将大行其道。但陈建功采取先抑后扬的方式，故事在峰回路转中，铺设了一个戏剧化的结局：被排斥和贬抑的魏石头，以其不为人知的善举，在死后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小说中，“盖棺论定”本身的“论”，指示着外在的社会性或政治性话语对个体的评断。然而在这里，原本卑微而压抑的所在，构成了颠覆阶级与等级的新的“论定”。其中“盖棺”尔后的“论定”，投射出了小说深层而内在的叙事伦理。
可以说，越是走近人的世界，越是触及人的言行与处境，陈建功的叙事就越为谨严，文字也更加精准，以期紧紧地贴着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现场写，尤其从革命历史的背景中，将人物推出来，推到新的历史舞台的中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带着过去的痕迹和讯息，作者以不同的叙事视角，写人的反叛、人的狡黠，写人心的爱和乱，像洋葱一层一层剥落下来，闻得到生活的辛酸、命运的苦辣。小说试图将那些可感可爱可敬的人们，从历史深处与现实困境中打捞上来，虽然这个阶段很漫长，而且前途未卜，却在此过程中，指明了人性并非兀自存在，需要从历史传统的深处，从现实人生的折叠中，不断发掘、诠释甚或是救赎。
小说《飘逝的花头巾》曾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高干子弟秦江，一度在莫斯科餐厅蹉跎青春，随后在“红星215号”客轮偶遇林萍，并受后者点化，开始重新思考和追逐自己的人生，然而却在进入S大学后，感受到了无法纾解的生命困惑：作为精神导师的沈萍的沉沦与蒙蔽，浮躁与庸俗，令人陷入精神漩涡，不能自已。可以说，无论是秦江还是林萍，都于焉体验到了前行中的渴望与突进中的彷徨，内在的撕裂也愈演愈烈，如是之生命经验何以抱慰，这是一代人的困惑，也是小说叙事关切的所在。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冷峻，已然从历史的冰封转向复杂的生活现实，更转向个体内在的挣扎和重生。陈建功在小说中，将人生的争夺和困境，往前又推进了一格，从中可以见出思想解放后的人们在行进中的失衡，以及在追逐中的放逐；个体生命的整装待发之际，新的前程已然展开，然而其中也凸显了新的乱淆与未知。
林萍这个人物，颇值得琢磨，作者在小说中对其寄寓了更深的思索。在新时期，社会开化，人心自由，不同阶层和身份之间的流动愈加频繁，但是自下而上的追求，必定伴随着付出和牺牲。在此过程，有的人消褪了本色，有的人戴上了面具。而陈建功的小说正是把握住了这个关节点，发现了人的企图及其中的焦灼，发现了人的爱欲与彷徨。如果细细揣摩小说的叙事，语言是切入人物的精神肌理去的，探得见他们付诸的言行，也摸得到他们隐微的心思，个体越是试图从低处往高处伸展，越是想要跨越束缚成就自我，就越能看得清灵魂的质地，看得到生命的走向。 在这个追问的过程中，作者所念及的，是蕴蓄关怀的批判，那是带着温度的审视。可以说，陈建功在默默地注视着那些躁动不居的年轻人，没有因同情而刻意为他们护航，而是将其置于那个冰雪初融的年代，聚焦人性的光芒与暗影，见证生命的变动和守持。对于秦江、林萍以及林萍所追逐的生活而言，身份阶层的区隔，产生了现实的错位，而思想的落差，则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扞格，由此而形成了彼此的龃龉，更造成了自我内在的淆乱。在此过程中，小说所交付的，不是冷冰冰的言谈和语辞，而是越往深处走，越显得激越和热烈。隔着人心的后障壁，隔着故事的曲折委婉，依然可以感受小说言辞的关切，觉察叙述的温度，这就是陈建功的功力：平缓沉着的叙述，一直贴着惯常的民间和人世，越到最后，越让人透不过气来，尤其对人性一无反思的无力与轻浮，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其中之语辞，因其不避生命的沉重而掷地有声。
四
一段时间以来，当代中国文学一直以塑造新人为使命，但以新人为旨归的写作，需要廓清其中的界限和思路。如“新人”先行，“新”先于“人”，就容易概念先于实在，超拔于人的个体经验和生活现实，滑入标签化的境地，难以做到真实可信，生命力也不持久。文学塑造“新人”，应该以“人”为先，放下种种概念、法则和秩序，发现和尊重个体的主体性，而非以“新”覆盖于“人”之上，致使后者模糊不清。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先做降格，尔后再行升序，也即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声张，应该是“新人”之“人”，同时也是“新人”之“新”的题中先有之义。
陈建功笔下的许多人物，厚道、和善而又不乏机警，身上总有一种俊朗的俏皮，对他们来说，凡事不过小事一桩，大历史的庄严与完整，已经转圜至个体的和生活的小历史，他们回到了切身的烟火味和人间气，回到最为私己的喜怒哀乐，甚至回到一场赌气、一通别扭、一次出走、一顿调皮话的实感经验。尽管其间的人们，时而行为乖张、言语狂妄，但是小说的叙事话语却是有所节制的，有温度而不燎烧，有态度却无做作。个体纷纷回归自我意志与内在自由，脱下虚伪的面具，从被放逐的句法中脱化而出，寄以超克蒙蔽与戕害。
陈建功在小说《找乐》中，将从心所欲、随性而至的生活状态，与自我新的内在秩序的形构相勾连，内心的欲求在充分而合理的舒展和张扬中，探寻“乐”的精髓：
“找乐子”，是北京人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儿叫去啦”，好像也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
这，我已经说过了。⑧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叙事者不惜冒着重叠与啰唆的风险，不断重申何谓“乐子”，可以见出小说语言重新塑型生活观念的意图，其在人物身上恣意放肆的语辞，以及找乐之“乐”的名与实中，纤毫毕现。就在其探究“乐”的命名与陈述之际，语言得以携带自身的历史讯息和生活意义，重新定义失落的“道”与“心”。“1982年之后，我开始关注城市民俗风情的流变，比如写《前科》、《找乐》等作品。我一般关注城市改革中人的处境，特别注意关怀人的惶恐和失落。城市改革当然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文学不光要关注社会进程，更要关注人的心灵处境。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心灵的惶恐和失落，也是文学永久的主题。”⑨
《鬈毛》里的“我”，也是“动不动就想寻开心的‘鬼样子’”，“越在家呆着，不顺心的事越多，看着老爷子活得越没劲。憋不住的时候，你总得让我说两句，开开心吧？连开开心的权力都没有，还有活头儿吗？”⑩表面上看是耍嘴皮子、油腔滑调、贫嘴打诨，实际上，这样的姿态指示的是心性的释放和情感的自由，更重要的，言语的自然发抒与人生的“活头”是合契的，精神郁结也往往通过“说两句”的方式，而得以疏导，并且从中获取“开心”和愉悦。这是人物摆脱“惶恐和失落”，重新探索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同时也是自由意志形成的表征。不仅如此，叙事者的重复/重述也在此过程中，俨然进入了一种言语之“乐”，其与人物主体内在的自由，有着深层的关联。也就是说，人物言说/行动的逻辑，与小说语言/叙事的伦理之间，是与义同构的。“我以为80年代最大的贡献就是由过去的非我状态或曰无我状态进入到自我意识觉醒的状态。”11可以说，陈建功小说正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凸现，生成了新的文化认知与价值认同，构筑出人生之“乐”以及由此生成的生活伦理，其背后所映射出来的，便是陈建功所试图干预的“生活”。而文学参与其间，重塑主体意志，建造生命观念，构铸出了新时期以来颠扑不破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秩序。
五
小说《飘逝的花头巾》中，有一个地方经常被忽略，那就是主人公秦江的身边，其实还有一个“我”的存在，“我”是秦的倾听者和观察者，是秘密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其行为的辩护者，更重要的，是“我”将秦江和林萍的遭际，以“我”的认同方式和价值取向叙述了出来。在这里，与其说陈建功形塑了笔下的人物，不如说他化身其间，发现并且记录了他们，从历史现场将他们请出来，听其言语，观其行为。无论是韩德来、卢森，还是辛小亮、孟蓓，又或者是沈萍、秦江等，他们在历史转圜处重新觉知自我，顶着过往的痕迹甚至伤痛，更迎向新的开阔与未知，始终保持坚忍和追索，塑成自身的人格。陈建功落笔于他们生活的现场，进入他们喜怒的瞬间，假以文字和叙说，在初化的冰寒中注入热与火，寄予敬重与温情，与他们且歌、且哭、且向前。
无疑，好的小说，能为文本世界中的人情与物事，注入生命，点染沉寂的细部，复活枯僵的历史。陈建功的小说，对众生芸芸有着特别的敏感，又有着特别的深沉。他总也不回避人物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困局，进退间有关怀，悲欢中有爱悯，人物在一言一行中呈现自我，故事也在一静一动中推进，就这样推开了生命世界的门，那里百舸竞流、千帆待发，挥斥方遒间，生机尽染。
【注释】
①弗吉尼亚·伍尔芙：《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11-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②周扬：《在斗争中学习》，载《文艺报》1978年4号。
③丁玲：《丁玲全集》第九卷，296、29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⑨11陈建功、陈华积、白亮：《陈建功与新时期文学》，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⑤陈建功：《丹凤眼》，见陈建功小说集《找乐》，《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11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⑥⑩陈建功：《鬈毛》，见《谈天说地》，110、106-10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⑦陳建功：《从生活到艺术的若干问题》，载《山东文学》1984年第2期。
⑧陈建功：《找乐》，见《谈天说地》，92、93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曾攀，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桂学研究院“桂籍作家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F-KS14003。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A-0208-00-0005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