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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这里深切悼念一个还活着的人——我的大贵人刘全宝。
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称之为“悼念”，是因为刘全宝自认为快要走了，正在和阎王爷商量后事，令人心生怜惜和悲切。人淡如菊，每个人的生命都会从绽放走向衰落，最后化为一把泥土，融入大地。刘全宝的去留和大家一样，只是迟早的事，无非是缺一个悼念仪式而已。心里豁亮的刘全宝肯定会理解，我的“悼念”并非是不怀好意的诅咒，这篇情义无限的万言书也不是写给他的悼词。不过，如果他真走了，这篇文章就作他人生的后记；如果他走不了，这篇文章就是他新生的序言。
因为正在步入老年时代，人际交往中我忽然发现，在身边的的老龄大军里，最落寞的一类人莫过于那些退休老干部。不要听他们中的一些人嘴上说得很轻松，什么无官一身轻啦，该颐养天年啦，去抱孙子了，去旅游了，或者在锻炼身体呢，在写字画画哩，其实他们心中却难掩那么一种沉重的失落感甚至傷怀。如果这只是退休干部自己的一个心病，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自我调节一段时间就会自愈，但如果是被人们失落、被人们伤怀，那就是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了，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重视。
那些曾经就在我们身边的普通的优秀老干部，他们可能不是国家树立的明星榜样，但他们却也曾经在或大或小的领导岗位上为社会做出了一些贡献，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实事，在社会上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不可否认，明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犹如我们事业的北斗星，但也必须承认，因为做了刻意的包装，一些明星榜样已经概念化和脸谱化，而这些普通的优秀老干部却更为真实，方见本色。打个比方，明星榜样犹如淘洗出的金子，而默默无闻的优秀老干部则是还埋在泥沙里的金子。我想说的是，这些普通但却优秀的老干部身上承载着一些优秀的革命传统，既是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我们的初心基石，忘记他们可能就意味着忘记我们的本心。刚刚经历的一件事给我触动很大：当初在陕甘边区赫赫有名的生产英雄，1934年曾经获得过毛泽东“面向群众”题词的原华池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过甘肃省第一任民政厅厅长、农办主任、副省长和省委常委的已故的老干部李培福，我在采写反映其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英雄初心》的过程中，当问到一些人时，很多人居然不知道甘肃曾经有李培福这么一个大英雄。李培福曾经是甘肃老百姓的大贵人，他的事迹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所以，写了被遗忘的伟大的李培福，我决定写一写普通的刘全宝。我并非要把李培福拿来作陪衬，也不是企图将二人作比较，二人根本无可比性，时代不同，境遇不同，贡献大小更不同，但有一点肯定是相同的，那就是二人身上同样有一种建功立业的老区人精神。
退休的时候刘全宝是庆阳市政协主席，按照官场上的习惯，这里我得称他“庆阳市政协原主席”才是，但这个前面带着一个“原”字的职务已经不是一个官衔，叫起来很别扭，所以我还是决定称他刘全宝，他的身份就是甘肃庆阳老区一个退休干部。人是老了，但还是我的贵人。
我这辈子先后遇到过的好几位贵人如今都成了老干部。而大我20岁的刘全宝是在我刚走上社会以后在故乡合水遇到的几位贵人中的一个，他与我的缘分最早也最大，因为有着知遇之恩，彼此遂成君子之交。即使是在今天，我都为曾经拥有刘全宝这样一些贵人而深感幸福，他们就像神话传说中远古的一种贵人鸟，与我似乎命中注定，总是不经意间飞来，赐我以智慧和幸运。一生总是有贵人相助，于我不是占卜者的卜辞，而是真真实实的人生际遇。
认识刘全宝是我今生的福气。第一次见到刘全宝似乎是1983年冬季的一天，我刚到合水县何家畔乡合水三中当民办教师不久，听说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刘全宝要到学校视察，为此学校提前一天就做好了准备，校园内外、教室和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面貌一新地等待着副县长的光临。作为一个卑微的民办教师，我那天的心情是兴奋而又紧张的，当一拨人陪着刘全宝经过我的宿舍门口时，我赶紧赔着笑脸迎了上去，我希望能被教育县长看见。我的目的达到了，刘全宝不但看见了我，还问了我一句什么。究竟问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就是这句询问，让我激动并温暖了好长时间。我和刘全宝接下来的缘分还要感谢诗友、宁县文化馆的贾治龙。不久的一天，好像在一个假期里，我已经回到县城，热心肠的贾治龙来到了合水，一是看望他的老同学刘全宝，二是为我能端上铁饭碗走刘全宝的“后门”。那时候的“走后门”是一件见不得人的很不光彩的事，所以我们只能选择晚上去。去时，我在街上买了一些罐头和糕点什么的。记得进门后，刘全宝见我手里提着一袋子东西，好像客气地责备了一句，来就行了，还拿什么礼呀！刘全宝对老同学贾治龙的热情，以及对我的关心，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现在来看，那时的领导干部就是廉洁。我很庆幸自己在寻找人生的出路时遇上了一个清风明月的年代。
不过，我并没有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端上铁饭碗，因为一直没有转正的机会，其间也很少去打扰刘县长。到了1985年夏天，天大的机会终于来了——全省最后一次公开招干，我的户口所在地西华池镇分配了两个名额。所以，这次转干对我至关重要，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因为报考的人多，设在县委党校阶梯教室的考场太小，全县四百多名考试的人一个挨着一个，不用做“长颈鹿”都能看见彼此的卷子，所以大家都抄疯了，考场很乱。害怕结果出来拉不开距离，以防万一，一离开考场我就跑到刘全宝办公室如实反映情况，希望他主持公道。结果，第二天县上宣布考试作废，择日重考。让我懊悔不已的是，第二次考试前，第一次的考试成绩已经被透了出来，我的成绩居然在全镇名列第二，比第三名高出了0.5分，录取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显然，我的行动已经弄巧成拙，但也只能自作自受硬着头皮参加重考。太幸运了，但也十分险要，重考的结果是，我的分数居然只比第三名高出1分。真金不怕火炼，两次考试，第一名和第三名都不是同一个人，但两次我都是第二名。就这样，我以只有小小的1分的支点稳住了自己的命运，甩掉了泥饭碗，成了一个国家干部。俗话说，贼娃子不打三年都招哩，我今天白纸黑字地招供32年前的这件事，说明我心里已经没有什么顾虑，活到这把年纪，一些事情就应该坦白。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告状”，为此我很长时间都感到脸红而不好意思。好在我属于“正当防卫”，反映的又是真实情况，不是告“黑状”，只是希望得到公平正义，所以后来也就心安理得不怎么自责了。况且，事后我才知道，第一次考完试当天找有关领导和单位反映情况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也就是说颠覆那次考试的还有人在。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刘全宝不但乐于助人，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关键的时候会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之后，为印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童话城》，我找刘全宝批过500元钱。这笔钱在当时，在财政困难的合水县，可不是个小数目。贵人多忘事，这些事刘全宝恐怕都忘了，但我念念不忘，一直给刘全宝记着一个情谊。 改变合水县的教育面貌是刘全宝的第三个可贵之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中国，栽树和育人一直有着一种内在的文化关系，都是才与材的大业，密不可分，关系重大哩。所以，也必须得说一下刘全宝时期的合水教育事业。教育事业对于刘全宝，不要说师范大学毕业这样一个专业因素，单就他孩提时艰难困苦的求学经历，就让他不会不高度重视操起心来；尽管毕业后他没有去当教师，成了一个教育管理者，但是对教育事业的态度，既是他的本能和责任，又是他的理想和情怀。从担任分管教育工作的合水县副县长，到担任合水县县长、县委书记，再到担任庆阳地区分管文化教育的副专员，刘全宝抓教育的两只手就没有松过。几十年来，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干什么，他肯定会说是抓教育。1983年，他刚到合水时，合水教育水平在庆阳地区七县的排名中，连续几年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严重影响到县委县政府的社会形象。而仅仅隔了两年时间，到了1985年，合水教育已经进入全区先进行列，合水县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称号，刘全宝本人也多次得到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教委的表彰奖励。两年之中，刘全宝做了些什么、付出了多少，合水人最清楚，至今都给刘全宝记着一个好。因为在合水当过几年的民办教师，在《陇东报》当记者时又多次去合水采访，对这些情况我再熟悉不过了。记得1989年我还曾经为刘全宝写过一篇人物通讯《教育县长》。
刘全宝的第四个可贵之处，当然是弘扬庆阳文化，而这主要是成功举办被简称为“首届香包节”的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陇东黄土高原是地球上黄土积淀最厚的地方，也就是世界的黄土之巅，可谓高天厚土。2014年，我曾经为庆阳写过一句广告词“高天厚土看庆阳”，大家都觉得不错，很形象很生动，一听就是在说庆阳，就接受并使用了起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世界之最”的下面，不知埋藏着多少像黄河古象这样的远古奇迹；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之最”的上面，同样又不知道呈现着多少人间的物华天宝。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我一直以这块生命的厚土为荣，以这块文学的厚土为本，守着牵肠挂肚，离去魂牵梦绕。对于庆阳文化的情感和理解，刘全宝和我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一样罢了。
作为一个文化的有心人，发现黄河古象的刘全宝一直是一个庆阳文化的发现者和保护者。合水县有一个古石刻陈列馆，收藏着目前国内唯一没有断代的历代古石刻，在考古界很有学术地位，甚是显赫和珍贵。而拾掇这一些大宝贝的人就是刘全宝。由于经常下乡，刘全宝发现一些偏僻乡村散落着大量佛教、道教使用过的石头造像和经幢等神物神器，各个历史时期的都有，形态各异，十分珍贵，担心时间一长遗失或损坏了太可惜，于是就决心把它们收集起来。当时的合水县文化馆（那时还没有博物馆）负责人高仲选清楚地记得，1986年的一天，县长刘全宝把他叫到办公室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你一万五千元，你能把全县的石造像收回来吗？”一听县上要收集石造像，他一下来了精神，兴奋不已；一听县长一张口就给那么一大笔资金，他的心里更是乐开了花。散落在乡间的石造像早就该收回来保护了，而一万五千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最后，他还激动地补充了一句：刘县长呀，你可是我见过的对文化工作最大方的县长！就这样，多年之后合水有了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很是稀奇的石刻陈列馆。今天，去合水的人必去合水县古石刻博物馆看历代石刻造像。
劉全宝在庆阳文化上真正的大手笔是谋划并非常成功地举办了首届香包节。这一次，个人缘分和本土文化情怀把我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2002年春节前，刘全宝从庆阳打来电话说，地区行署有一个想法，要把西峰区正在办的一个小型香包节拿来由地区主办，由他具体负责，但要办出规模办出影响。他希望我思考一下，先写一个初步的方案出来，并希望我将来也能参与进来一起搞，为家乡做点事。刘全宝吩咐的事哪敢怠慢？况且是老家的一件大好事，令人振奋。于是，我利用过年的时间，排除各种干扰，闭门写成了一个一万余字的全面而周到的《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创意方案》。春节刚过不久，刘全宝来兰州参加全省文化工作会议，打电话让我到他下榻的庆阳大厦见面。看过我写的方案之后，因见方案正好与全省文化工作会议精神相吻合，刘全宝很是激动，当即给专员打电话扼要作了汇报。再一次详细看了我的方案后，刘全宝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极具操作性的想法，又和我就方案逐一作了进一步的深入交流。思想是能够彼此点燃的。那一天，庆阳大厦那个房间满屋子闪烁的都是我俩思想的火花。根据刘全宝的意见，当晚回到家里我又在我俩谈话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想法进去，开始撰写后来在庆阳地委常委会上获得通过的万言《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实施方案》。至此，庆阳历史上首个国字头的文化节会——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有了一个包含项目、概念、内涵、理念、策略、细节、场面、节奏、路线和方针等方面堪称顶层设计的科学的指导性文件。
因为节会确定在了6月初举行，时间已经十分紧张了。刘全宝是一个强性子人又是一个急性子人，有了一个创意方案之后，在兰州的那几天他就紧锣密鼓地行动了起来，又是给省委分管领导马西林汇报，又是遥控庆阳安排工作，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因为义不容辞，又加上专员亲自出面邀请，也紧随其后赶回庆阳，给刘全宝当了一个助手，担任执行副总策划，具体深入地参与到了其中。我很感谢刘全宝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不但让我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还让我有机会为家乡做了一件一生都可以感到自豪的事情。此番真义，实乃贵人之贵也。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神秘性。庆阳是一个古老神秘的地方。早在香包节举办的前一年，著名的华池宋代姊妹双塔突然再次被盗，案情重大，震惊中外。案件扑朔迷离，香包节开始筹备时还在侦破之中。没有想到的是，在清理被盗现场时，公安、文物部门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一个珍贵的文物——宋代的民间香包。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兮兮的稀罕之物，令庆阳人惊喜不已，更让刘全宝如获至宝。在刘全宝看来，这个吉祥的“千岁香包”早不出来迟不出来，偏偏在办香包节的时候出来，天意十分明显。而让人欣慰的是，宋代姊妹双塔被盗案件当年成功告破，历经磨难的“宋代俩姊妹”终于又回到故乡的怀抱。 这个被历史长久收藏的香包应该是上天给香包节准备的一个礼物，它不仅给了刘全宝一种文化暗示，无疑还给了刘全宝一种力量。所以，他未辜负上天的一番好意和庆阳人的期待，撸起袖子、扑下身子大干了一场。
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因为领导重视、群众支持、创意新颖、策划周到和落实得力，首届香包节无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些文化界的大家对香包节给予了高度评价。86岁高龄的张仃先生为庆阳香包节题写了“艺苑朝华，美在民间”。民俗学家靳之林先生则写下了“庆阳香包香天下”七个字。6月6日节会开幕那一天，是庆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西峰城区最少有40万人，声势浩大，精彩纷呈，人如潮涌，热闹非凡。当天，西峰城区及附近大大小小的宾馆已经人满为患，许多各县来参会的人因为无处投宿当天都返回本县去了。开幕式上，我有幸被安排在主席台最后的一排座位上陪几位远方的朋友，看着宏大而精彩的场面，我因为激动还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首届香包节是一个文化壮举。其意义在于，全面盘点了庆阳的文化家底，理清了民俗文化脉络，提炼了本土文化概念，丰富了地域文化内涵，集中地打造了一批文化品牌，更为重要的是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觉悟，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观念，塑造了庆阳的文化形象，扩大了庆阳的社会影响力，并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和坐标。毫无疑问，首届香包节不仅让刘全宝实现了个人的文化梦想，还让更多的庆阳人体味到本土文化的神韵和温度。
在庆阳，首届香包节在短期内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高峰。首届香包节的成功，当然是大家的功劳，但核心人物刘全宝功不可没。刘全宝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心力庆阳人有目共睹。因为在紧张的筹备过程中，处处都是刘全宝的身影和声音，庆阳上上下下都开玩笑说这是给刘全宝过节呢。最忙的那几天，由于过度操劳，血压飙升，他还昏倒在办公室一次。刘全宝的人脉资源也是成就此件大事的关键，一些老同事和老部下，一些老朋友和新朋友，招之即来，鼎力相助。当然，骂他的人也有，掣肘的人也有，对此他一笑了之，均未往心里去。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呀，只要把自己想干的事情该干的事情干好，怎么说是别人的事，公道自在人心。
刘全宝的一生是宝贵的。在合水发现黄河古象、建设绿色工程、改变教育面貌，以及到了地区成功操办首届香包节，不仅是刘全宝自认为满意的人生四件事，而且是绝大多数庆阳人对刘全宝这个人共同的认知和评价。此外，退休前在市政协主席的位子上，他也是有一番重要的作为，一方面，他主持编撰了一系列庆阳文史典籍，为世人留下了庆阳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他積极履行职责，参政议政，为庆阳的可持续性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人生有这“四件宝”足矣，可以说他刘全宝这一辈子没有白活。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对上他可以向党交一份分值不低的初心答卷，对下他无愧于民，即使将来去见列祖列宗，他也心无愧疚。起码，这“人生四件宝”可以让它的主人刘全宝体面退休并安享晚年。
刘全宝宝贵的“人生四件宝”对今天还在岗位上的领导干部无疑有着启示意义。
离开故乡以后，我一直以故乡有刘全宝这样的一些贵人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并把他们视为良师益友。在我看来，贵人必须是善人和能人，而这些刘全宝都具备了。刘全宝是一个一辈子活得很明白的人，做人豁达，遇事通达，这当然得益于天赋的慧根和人生的修为。我之所以一直把刘全宝以贵人相待，是因为喜欢和敬重他的耿介、爽快和阳光的性格，以及他向上向善的人生态度。自己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后事，就令人很是钦佩。刘全宝也是一个有福之人，事业成功，老婆贤惠，儿女孝顺，乃因福而贵也。
人一老就糊涂了，但刘全宝没有糊涂，人老心不老。人老后要的就是这种境界，尘埃落定，心底澄明，尽管已经知道前面的路程，但也一路风光无限地健步走着，即使和阎王爷商量去留问题，也不斤斤计较。哀莫大于心死。人就活了一个心，心生精神，精神鲜活，焉能老矣？况且，即使肉身不在了，还有精神在。有道是，生命有轮回，生生不息。老了就要有老了的样子。莫道桑榆晚，最美夕阳红。夕阳是旭日的背影，夕阳一转身又是一轮旭日。
宽心的话不说了，现在我想在这里直接告诉刘全宝：每次电话中听到的你说话的声音都是那么的洪亮，所以你不会马上走的，快要走的人不会是那种声音！
关于刘全宝的正史就此打住，最后我得说说他的“野史”。刘全宝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在朋友中开玩笑是颇有名气。比如，诗人贾治龙是一个小个子人，他就叫人家“假大个子”；合水县城建局有一个姓李的局长，从小就缺了一只手，就被他叫作“李没手”。虽然戳到了人家的身体缺陷，但却形象生动、诙谐幽默，极具亲和力。当然，这种玩笑也只限于他们挚友之间。这里，我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身”，讲一个关于刘全宝的民间传说，一来给已故的“假大个子”和“李没手”报一次仇，二来让他也跟着大家乐一乐笑一笑，笑口常开，多活十几年。
说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刘全宝刚到合水，坐着他的吉普车去下乡。走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一头慢腾腾的老牛挡住了吉普车的去路。那头牛经见的吉普车多了，所以不把县长的吉普车当一回事，司机按了几次喇叭也不避让。情急之下，司机把头伸出窗外骂那头牛：“你牛得你爹当县长呢！”那个司机的确是在骂牛，但无意中却骂了人，而且骂的就是车上的刘县长，因为车上当县长的只有刘全宝一个人。听司机那样骂牛，刘全宝知道司机是无意的，但心里很是不舒服，就思谋着怎么报复一下。走着走着，吉普车终于超过了那头牛，但是又有一条牛逼哄哄的毛驴挡在了路上。刘全宝的机会来了，只听他故意咳嗽了一声，把头伸出窗外笑着骂那条毛驴：“你牛得你娃当司机哩！”听刘县长这一骂，司机才反应过来，自己前面骂牛的那句话很不得体。看见刘县长因为占了上风而乐着，司机心里才如释重负。
据说，忽然听见吉普车上一个县长和一个司机骂自己，那头毛驴和那头牛不但没有生气，还很开心，一路兴奋地相互摇着尾巴，笑着说：“骂得好，骂得就是好，咱两个当牛做驴一辈子，今天终于沾上了一回县长和司机的光！”
那头毛驴和那头牛一笑，车上的人都哈哈地笑了；不久，那个村里的人笑了；不久，那个乡里的人笑了；不久，全县的人笑了；到了最后，全庆阳地区的人都笑了。
这个让人捧腹的段子，刘全宝也给人说过，但他说的时候，把那个司机说得有名有姓，却故意把那个县长说成了另外一个县长。看来，这个段子不止一个版本，谁如果打算收集到什么典籍里去，还得好好考究一番，免得以讹传讹。而且，谁如果有兴趣把这个段子改写成古白话文，可能更有情趣和味道。
贵也罢，贱也罢，天地苍茫，人生无常，一切都可能成为过眼云烟。也许，刘全宝留给历史的不是他生命的一些精彩片段，而只是这个能让人开心一笑的智慧故事。
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称之为“悼念”，是因为刘全宝自认为快要走了，正在和阎王爷商量后事，令人心生怜惜和悲切。人淡如菊，每个人的生命都会从绽放走向衰落，最后化为一把泥土，融入大地。刘全宝的去留和大家一样，只是迟早的事，无非是缺一个悼念仪式而已。心里豁亮的刘全宝肯定会理解，我的“悼念”并非是不怀好意的诅咒，这篇情义无限的万言书也不是写给他的悼词。不过，如果他真走了，这篇文章就作他人生的后记；如果他走不了，这篇文章就是他新生的序言。
因为正在步入老年时代，人际交往中我忽然发现，在身边的的老龄大军里，最落寞的一类人莫过于那些退休老干部。不要听他们中的一些人嘴上说得很轻松，什么无官一身轻啦，该颐养天年啦，去抱孙子了，去旅游了，或者在锻炼身体呢，在写字画画哩，其实他们心中却难掩那么一种沉重的失落感甚至傷怀。如果这只是退休干部自己的一个心病，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自我调节一段时间就会自愈，但如果是被人们失落、被人们伤怀，那就是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了，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重视。
那些曾经就在我们身边的普通的优秀老干部，他们可能不是国家树立的明星榜样，但他们却也曾经在或大或小的领导岗位上为社会做出了一些贡献，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实事，在社会上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不可否认，明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犹如我们事业的北斗星，但也必须承认，因为做了刻意的包装，一些明星榜样已经概念化和脸谱化，而这些普通的优秀老干部却更为真实，方见本色。打个比方，明星榜样犹如淘洗出的金子，而默默无闻的优秀老干部则是还埋在泥沙里的金子。我想说的是，这些普通但却优秀的老干部身上承载着一些优秀的革命传统，既是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我们的初心基石，忘记他们可能就意味着忘记我们的本心。刚刚经历的一件事给我触动很大：当初在陕甘边区赫赫有名的生产英雄，1934年曾经获得过毛泽东“面向群众”题词的原华池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过甘肃省第一任民政厅厅长、农办主任、副省长和省委常委的已故的老干部李培福，我在采写反映其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英雄初心》的过程中，当问到一些人时，很多人居然不知道甘肃曾经有李培福这么一个大英雄。李培福曾经是甘肃老百姓的大贵人，他的事迹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所以，写了被遗忘的伟大的李培福，我决定写一写普通的刘全宝。我并非要把李培福拿来作陪衬，也不是企图将二人作比较，二人根本无可比性，时代不同，境遇不同，贡献大小更不同，但有一点肯定是相同的，那就是二人身上同样有一种建功立业的老区人精神。
退休的时候刘全宝是庆阳市政协主席，按照官场上的习惯，这里我得称他“庆阳市政协原主席”才是，但这个前面带着一个“原”字的职务已经不是一个官衔，叫起来很别扭，所以我还是决定称他刘全宝，他的身份就是甘肃庆阳老区一个退休干部。人是老了，但还是我的贵人。
我这辈子先后遇到过的好几位贵人如今都成了老干部。而大我20岁的刘全宝是在我刚走上社会以后在故乡合水遇到的几位贵人中的一个，他与我的缘分最早也最大，因为有着知遇之恩，彼此遂成君子之交。即使是在今天，我都为曾经拥有刘全宝这样一些贵人而深感幸福，他们就像神话传说中远古的一种贵人鸟，与我似乎命中注定，总是不经意间飞来，赐我以智慧和幸运。一生总是有贵人相助，于我不是占卜者的卜辞，而是真真实实的人生际遇。
认识刘全宝是我今生的福气。第一次见到刘全宝似乎是1983年冬季的一天，我刚到合水县何家畔乡合水三中当民办教师不久，听说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刘全宝要到学校视察，为此学校提前一天就做好了准备，校园内外、教室和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面貌一新地等待着副县长的光临。作为一个卑微的民办教师，我那天的心情是兴奋而又紧张的，当一拨人陪着刘全宝经过我的宿舍门口时，我赶紧赔着笑脸迎了上去，我希望能被教育县长看见。我的目的达到了，刘全宝不但看见了我，还问了我一句什么。究竟问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就是这句询问，让我激动并温暖了好长时间。我和刘全宝接下来的缘分还要感谢诗友、宁县文化馆的贾治龙。不久的一天，好像在一个假期里，我已经回到县城，热心肠的贾治龙来到了合水，一是看望他的老同学刘全宝，二是为我能端上铁饭碗走刘全宝的“后门”。那时候的“走后门”是一件见不得人的很不光彩的事，所以我们只能选择晚上去。去时，我在街上买了一些罐头和糕点什么的。记得进门后，刘全宝见我手里提着一袋子东西，好像客气地责备了一句，来就行了，还拿什么礼呀！刘全宝对老同学贾治龙的热情，以及对我的关心，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现在来看，那时的领导干部就是廉洁。我很庆幸自己在寻找人生的出路时遇上了一个清风明月的年代。
不过，我并没有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端上铁饭碗，因为一直没有转正的机会，其间也很少去打扰刘县长。到了1985年夏天，天大的机会终于来了——全省最后一次公开招干，我的户口所在地西华池镇分配了两个名额。所以，这次转干对我至关重要，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因为报考的人多，设在县委党校阶梯教室的考场太小，全县四百多名考试的人一个挨着一个，不用做“长颈鹿”都能看见彼此的卷子，所以大家都抄疯了，考场很乱。害怕结果出来拉不开距离，以防万一，一离开考场我就跑到刘全宝办公室如实反映情况，希望他主持公道。结果，第二天县上宣布考试作废，择日重考。让我懊悔不已的是，第二次考试前，第一次的考试成绩已经被透了出来，我的成绩居然在全镇名列第二，比第三名高出了0.5分，录取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显然，我的行动已经弄巧成拙，但也只能自作自受硬着头皮参加重考。太幸运了，但也十分险要，重考的结果是，我的分数居然只比第三名高出1分。真金不怕火炼，两次考试，第一名和第三名都不是同一个人，但两次我都是第二名。就这样，我以只有小小的1分的支点稳住了自己的命运，甩掉了泥饭碗，成了一个国家干部。俗话说，贼娃子不打三年都招哩，我今天白纸黑字地招供32年前的这件事，说明我心里已经没有什么顾虑，活到这把年纪，一些事情就应该坦白。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告状”，为此我很长时间都感到脸红而不好意思。好在我属于“正当防卫”，反映的又是真实情况，不是告“黑状”，只是希望得到公平正义，所以后来也就心安理得不怎么自责了。况且，事后我才知道，第一次考完试当天找有关领导和单位反映情况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也就是说颠覆那次考试的还有人在。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刘全宝不但乐于助人，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关键的时候会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之后，为印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童话城》，我找刘全宝批过500元钱。这笔钱在当时，在财政困难的合水县，可不是个小数目。贵人多忘事，这些事刘全宝恐怕都忘了，但我念念不忘，一直给刘全宝记着一个情谊。 改变合水县的教育面貌是刘全宝的第三个可贵之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中国，栽树和育人一直有着一种内在的文化关系，都是才与材的大业，密不可分，关系重大哩。所以，也必须得说一下刘全宝时期的合水教育事业。教育事业对于刘全宝，不要说师范大学毕业这样一个专业因素，单就他孩提时艰难困苦的求学经历，就让他不会不高度重视操起心来；尽管毕业后他没有去当教师，成了一个教育管理者，但是对教育事业的态度，既是他的本能和责任，又是他的理想和情怀。从担任分管教育工作的合水县副县长，到担任合水县县长、县委书记，再到担任庆阳地区分管文化教育的副专员，刘全宝抓教育的两只手就没有松过。几十年来，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干什么，他肯定会说是抓教育。1983年，他刚到合水时，合水教育水平在庆阳地区七县的排名中，连续几年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严重影响到县委县政府的社会形象。而仅仅隔了两年时间，到了1985年，合水教育已经进入全区先进行列，合水县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称号，刘全宝本人也多次得到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教委的表彰奖励。两年之中，刘全宝做了些什么、付出了多少，合水人最清楚，至今都给刘全宝记着一个好。因为在合水当过几年的民办教师，在《陇东报》当记者时又多次去合水采访，对这些情况我再熟悉不过了。记得1989年我还曾经为刘全宝写过一篇人物通讯《教育县长》。
刘全宝的第四个可贵之处，当然是弘扬庆阳文化，而这主要是成功举办被简称为“首届香包节”的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陇东黄土高原是地球上黄土积淀最厚的地方，也就是世界的黄土之巅，可谓高天厚土。2014年，我曾经为庆阳写过一句广告词“高天厚土看庆阳”，大家都觉得不错，很形象很生动，一听就是在说庆阳，就接受并使用了起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世界之最”的下面，不知埋藏着多少像黄河古象这样的远古奇迹；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之最”的上面，同样又不知道呈现着多少人间的物华天宝。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我一直以这块生命的厚土为荣，以这块文学的厚土为本，守着牵肠挂肚，离去魂牵梦绕。对于庆阳文化的情感和理解，刘全宝和我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一样罢了。
作为一个文化的有心人，发现黄河古象的刘全宝一直是一个庆阳文化的发现者和保护者。合水县有一个古石刻陈列馆，收藏着目前国内唯一没有断代的历代古石刻，在考古界很有学术地位，甚是显赫和珍贵。而拾掇这一些大宝贝的人就是刘全宝。由于经常下乡，刘全宝发现一些偏僻乡村散落着大量佛教、道教使用过的石头造像和经幢等神物神器，各个历史时期的都有，形态各异，十分珍贵，担心时间一长遗失或损坏了太可惜，于是就决心把它们收集起来。当时的合水县文化馆（那时还没有博物馆）负责人高仲选清楚地记得，1986年的一天，县长刘全宝把他叫到办公室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你一万五千元，你能把全县的石造像收回来吗？”一听县上要收集石造像，他一下来了精神，兴奋不已；一听县长一张口就给那么一大笔资金，他的心里更是乐开了花。散落在乡间的石造像早就该收回来保护了，而一万五千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最后，他还激动地补充了一句：刘县长呀，你可是我见过的对文化工作最大方的县长！就这样，多年之后合水有了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很是稀奇的石刻陈列馆。今天，去合水的人必去合水县古石刻博物馆看历代石刻造像。
劉全宝在庆阳文化上真正的大手笔是谋划并非常成功地举办了首届香包节。这一次，个人缘分和本土文化情怀把我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2002年春节前，刘全宝从庆阳打来电话说，地区行署有一个想法，要把西峰区正在办的一个小型香包节拿来由地区主办，由他具体负责，但要办出规模办出影响。他希望我思考一下，先写一个初步的方案出来，并希望我将来也能参与进来一起搞，为家乡做点事。刘全宝吩咐的事哪敢怠慢？况且是老家的一件大好事，令人振奋。于是，我利用过年的时间，排除各种干扰，闭门写成了一个一万余字的全面而周到的《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创意方案》。春节刚过不久，刘全宝来兰州参加全省文化工作会议，打电话让我到他下榻的庆阳大厦见面。看过我写的方案之后，因见方案正好与全省文化工作会议精神相吻合，刘全宝很是激动，当即给专员打电话扼要作了汇报。再一次详细看了我的方案后，刘全宝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极具操作性的想法，又和我就方案逐一作了进一步的深入交流。思想是能够彼此点燃的。那一天，庆阳大厦那个房间满屋子闪烁的都是我俩思想的火花。根据刘全宝的意见，当晚回到家里我又在我俩谈话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想法进去，开始撰写后来在庆阳地委常委会上获得通过的万言《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实施方案》。至此，庆阳历史上首个国字头的文化节会——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有了一个包含项目、概念、内涵、理念、策略、细节、场面、节奏、路线和方针等方面堪称顶层设计的科学的指导性文件。
因为节会确定在了6月初举行，时间已经十分紧张了。刘全宝是一个强性子人又是一个急性子人，有了一个创意方案之后，在兰州的那几天他就紧锣密鼓地行动了起来，又是给省委分管领导马西林汇报，又是遥控庆阳安排工作，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因为义不容辞，又加上专员亲自出面邀请，也紧随其后赶回庆阳，给刘全宝当了一个助手，担任执行副总策划，具体深入地参与到了其中。我很感谢刘全宝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不但让我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还让我有机会为家乡做了一件一生都可以感到自豪的事情。此番真义，实乃贵人之贵也。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神秘性。庆阳是一个古老神秘的地方。早在香包节举办的前一年，著名的华池宋代姊妹双塔突然再次被盗，案情重大，震惊中外。案件扑朔迷离，香包节开始筹备时还在侦破之中。没有想到的是，在清理被盗现场时，公安、文物部门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一个珍贵的文物——宋代的民间香包。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兮兮的稀罕之物，令庆阳人惊喜不已，更让刘全宝如获至宝。在刘全宝看来，这个吉祥的“千岁香包”早不出来迟不出来，偏偏在办香包节的时候出来，天意十分明显。而让人欣慰的是，宋代姊妹双塔被盗案件当年成功告破，历经磨难的“宋代俩姊妹”终于又回到故乡的怀抱。 这个被历史长久收藏的香包应该是上天给香包节准备的一个礼物，它不仅给了刘全宝一种文化暗示，无疑还给了刘全宝一种力量。所以，他未辜负上天的一番好意和庆阳人的期待，撸起袖子、扑下身子大干了一场。
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因为领导重视、群众支持、创意新颖、策划周到和落实得力，首届香包节无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些文化界的大家对香包节给予了高度评价。86岁高龄的张仃先生为庆阳香包节题写了“艺苑朝华，美在民间”。民俗学家靳之林先生则写下了“庆阳香包香天下”七个字。6月6日节会开幕那一天，是庆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西峰城区最少有40万人，声势浩大，精彩纷呈，人如潮涌，热闹非凡。当天，西峰城区及附近大大小小的宾馆已经人满为患，许多各县来参会的人因为无处投宿当天都返回本县去了。开幕式上，我有幸被安排在主席台最后的一排座位上陪几位远方的朋友，看着宏大而精彩的场面，我因为激动还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首届香包节是一个文化壮举。其意义在于，全面盘点了庆阳的文化家底，理清了民俗文化脉络，提炼了本土文化概念，丰富了地域文化内涵，集中地打造了一批文化品牌，更为重要的是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觉悟，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观念，塑造了庆阳的文化形象，扩大了庆阳的社会影响力，并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和坐标。毫无疑问，首届香包节不仅让刘全宝实现了个人的文化梦想，还让更多的庆阳人体味到本土文化的神韵和温度。
在庆阳，首届香包节在短期内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高峰。首届香包节的成功，当然是大家的功劳，但核心人物刘全宝功不可没。刘全宝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心力庆阳人有目共睹。因为在紧张的筹备过程中，处处都是刘全宝的身影和声音，庆阳上上下下都开玩笑说这是给刘全宝过节呢。最忙的那几天，由于过度操劳，血压飙升，他还昏倒在办公室一次。刘全宝的人脉资源也是成就此件大事的关键，一些老同事和老部下，一些老朋友和新朋友，招之即来，鼎力相助。当然，骂他的人也有，掣肘的人也有，对此他一笑了之，均未往心里去。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呀，只要把自己想干的事情该干的事情干好，怎么说是别人的事，公道自在人心。
刘全宝的一生是宝贵的。在合水发现黄河古象、建设绿色工程、改变教育面貌，以及到了地区成功操办首届香包节，不仅是刘全宝自认为满意的人生四件事，而且是绝大多数庆阳人对刘全宝这个人共同的认知和评价。此外，退休前在市政协主席的位子上，他也是有一番重要的作为，一方面，他主持编撰了一系列庆阳文史典籍，为世人留下了庆阳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他積极履行职责，参政议政，为庆阳的可持续性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人生有这“四件宝”足矣，可以说他刘全宝这一辈子没有白活。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对上他可以向党交一份分值不低的初心答卷，对下他无愧于民，即使将来去见列祖列宗，他也心无愧疚。起码，这“人生四件宝”可以让它的主人刘全宝体面退休并安享晚年。
刘全宝宝贵的“人生四件宝”对今天还在岗位上的领导干部无疑有着启示意义。
离开故乡以后，我一直以故乡有刘全宝这样的一些贵人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并把他们视为良师益友。在我看来，贵人必须是善人和能人，而这些刘全宝都具备了。刘全宝是一个一辈子活得很明白的人，做人豁达，遇事通达，这当然得益于天赋的慧根和人生的修为。我之所以一直把刘全宝以贵人相待，是因为喜欢和敬重他的耿介、爽快和阳光的性格，以及他向上向善的人生态度。自己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后事，就令人很是钦佩。刘全宝也是一个有福之人，事业成功，老婆贤惠，儿女孝顺，乃因福而贵也。
人一老就糊涂了，但刘全宝没有糊涂，人老心不老。人老后要的就是这种境界，尘埃落定，心底澄明，尽管已经知道前面的路程，但也一路风光无限地健步走着，即使和阎王爷商量去留问题，也不斤斤计较。哀莫大于心死。人就活了一个心，心生精神，精神鲜活，焉能老矣？况且，即使肉身不在了，还有精神在。有道是，生命有轮回，生生不息。老了就要有老了的样子。莫道桑榆晚，最美夕阳红。夕阳是旭日的背影，夕阳一转身又是一轮旭日。
宽心的话不说了，现在我想在这里直接告诉刘全宝：每次电话中听到的你说话的声音都是那么的洪亮，所以你不会马上走的，快要走的人不会是那种声音！
关于刘全宝的正史就此打住，最后我得说说他的“野史”。刘全宝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在朋友中开玩笑是颇有名气。比如，诗人贾治龙是一个小个子人，他就叫人家“假大个子”；合水县城建局有一个姓李的局长，从小就缺了一只手，就被他叫作“李没手”。虽然戳到了人家的身体缺陷，但却形象生动、诙谐幽默，极具亲和力。当然，这种玩笑也只限于他们挚友之间。这里，我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身”，讲一个关于刘全宝的民间传说，一来给已故的“假大个子”和“李没手”报一次仇，二来让他也跟着大家乐一乐笑一笑，笑口常开，多活十几年。
说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刘全宝刚到合水，坐着他的吉普车去下乡。走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一头慢腾腾的老牛挡住了吉普车的去路。那头牛经见的吉普车多了，所以不把县长的吉普车当一回事，司机按了几次喇叭也不避让。情急之下，司机把头伸出窗外骂那头牛：“你牛得你爹当县长呢！”那个司机的确是在骂牛，但无意中却骂了人，而且骂的就是车上的刘县长，因为车上当县长的只有刘全宝一个人。听司机那样骂牛，刘全宝知道司机是无意的，但心里很是不舒服，就思谋着怎么报复一下。走着走着，吉普车终于超过了那头牛，但是又有一条牛逼哄哄的毛驴挡在了路上。刘全宝的机会来了，只听他故意咳嗽了一声，把头伸出窗外笑着骂那条毛驴：“你牛得你娃当司机哩！”听刘县长这一骂，司机才反应过来，自己前面骂牛的那句话很不得体。看见刘县长因为占了上风而乐着，司机心里才如释重负。
据说，忽然听见吉普车上一个县长和一个司机骂自己，那头毛驴和那头牛不但没有生气，还很开心，一路兴奋地相互摇着尾巴，笑着说：“骂得好，骂得就是好，咱两个当牛做驴一辈子，今天终于沾上了一回县长和司机的光！”
那头毛驴和那头牛一笑，车上的人都哈哈地笑了；不久，那个村里的人笑了；不久，那个乡里的人笑了；不久，全县的人笑了；到了最后，全庆阳地区的人都笑了。
这个让人捧腹的段子，刘全宝也给人说过，但他说的时候，把那个司机说得有名有姓，却故意把那个县长说成了另外一个县长。看来，这个段子不止一个版本，谁如果打算收集到什么典籍里去，还得好好考究一番，免得以讹传讹。而且，谁如果有兴趣把这个段子改写成古白话文，可能更有情趣和味道。
贵也罢，贱也罢，天地苍茫，人生无常，一切都可能成为过眼云烟。也许，刘全宝留给历史的不是他生命的一些精彩片段，而只是这个能让人开心一笑的智慧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