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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大局是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整顿的主要指导思想；围绕整顿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大政策原则；这次整顿取得显著的成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
［关键词］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整顿
１９７３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这时，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但并没有从“左”倾错误的迷雾中走出来：一方面他挫败了“四人帮”出面组阁的阴谋，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主的国务院领导人选，把领导党和国家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不能容忍有人否定“文革”。党和国家仍处于危难之中。１９７５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受命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冲破重重阻力，明确、坚定地提出要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
一、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认为，“文革”积重难返，只有系统地纠正“文革”这一全局性政治错误，才能把党和国家从灾难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因此，要想通过整顿把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转上正确的轨道，就必须对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指导思想加以矫正。
关于全党工作的大局。１９７５年３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发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①（ｐ４）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摆在“大局”的地位，实际上就是表述了要以经济建设作为大局的指导思想，这无疑是对“左”倾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为全国各条战线逐步展开的整顿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重心。
关于“三项指示为纲”。“纲举目张”，是毛泽东倡导的一个基本的领导方法。如何规定党的各项工作的“纲”，是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当时条件下，邓小平还不可能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代替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提出要用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为当时一切工作的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的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的总纲。”①（ｐ１２）“三项指示为纲”，把在三项指示中受忽视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提高到“纲”的地位，是对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的一次突破，也是邓小平在当时毛泽东自己违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以毛泽东的某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指示来纠正毛泽东失误的特殊方式。“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把经济建设提高到“纲”的位置上来，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为了把经济建设提到中心地位所做出的艰辛努力。
关于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是它的主要创造者。但是，毛泽东又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论点构成党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基本内容。“文革”之前特别是“文革”当中，林彪、“四人帮”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神圣化和庸俗化，窒息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突出地宣传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并用它来取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四人帮”在１９７５年就先后利用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经验主义和评《水浒》等论述，来对抗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因此，要纠正“文革”的错误，纠正党的“左”的指导思想，就必须解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整顿中，邓小平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着怎么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①（ｐ３７）。在这里，他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错误的症结，打中了“左”倾错误的要害，实际上涉及到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曲。
邓小平对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矫正，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在７０年代的历史要求，为全面纠正“文革”的错误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全面整顿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以敢于斗争的气魄和善于斗争的智慧，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突破口，使整顿在各条战线迅速展开，由经济领域推进到上层建筑，由实际工作发展到思想理论层面。全面整顿的基本内容包括：
整顿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派性是“文革”错误的产物，是造成社会动乱和其他不安定因素的根源，是全面整顿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部署铁路整顿时，邓小平就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在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①（Ｐ６）７月，他更明确地指出：“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①（Ｐ１４）整顿中对派性的坚决斗争，促进了安定团结，保障了生产秩序。
整顿的核心是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文革”中，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冲击，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治理“文革”造成的各种社会病症，关键在于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风，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①（Ｐ３５）面对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通过整顿，建设一个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于也搞不成。”①（Ｐ２５）为此，邓小平提出要选党性强、作风好、敢于负责、能解决问题的干部。按照这样的部署，起用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清除了一批派性严重的头头，部分地夺回了被“四人帮”及其爪牙篡夺的权力，为组织和带领广大群众进行全面整顿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
要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在“文革”中，目无组织，不执行规章制度，不遵守纪律，不讲秩序成为普遍现象，严重阻碍了生产秩序的正常进行。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明确指出：“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纪律一定要加强。”①（Ｐ３０）随着整顿的深入，邓小平认为要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①（Ｐ５－６）同时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的三个基本方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针对时弊，切中要害，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变乱为治的强烈愿望，有效地推进了整顿的全面开展。
三、全面整顿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政策原则
“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在“文革”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未中断。在领导全面整顿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了若干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政策原则，有力地否定了“左”倾思潮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列。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文革”严重阻碍了我国科技进步。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６日，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提出了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列的思想。他强调指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①（Ｐ３４）这一思想深刻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定了当时轻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的错误倾向，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一个带根本性的方法和途径。
教育关系到整个现代化水平。邓小平在听取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时还指出，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拖住了。”①（ｐ３４）邓小平关于教育关系到整个现代化水平的观点，把教育与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联系在一起，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极大地提醒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高度重视教育。
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文革”中，“四人帮”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诬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使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扩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在整顿中，邓小平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为一项“大政策”去看待，旨在引起全党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破除了“四人帮”附加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的一切诬陷之风，使我国经济走出自我封闭状态，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和竞争，从而加快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四、全面整顿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既要坚持整顿的指导思想，又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还要防止“四人帮”寻机进行挑衅、攻击，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在整顿中，邓小平充分发挥了自己特殊的领导才能。
表现出了无畏的胆略。邓小平的领导才能越是到革命的紧要关头和重大转折时刻，就发挥得越充分，放射出更为耀眼的光彩。其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大无畏的革命胆略，这种胆略来自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邓小平顶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特别是对那些软弱无力的领导班子开展的整顿，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他强调，“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条心。”①（Ｐ３５）“要敢于负责，不要怕”，“共产党员为什么怕？”①（Ｐ１９）
表现出了“柔中有刚、棉里藏针”的坚韧品质。邓小平不是锋芒毕露、雄辩滔滔的人。遇有不同的意见，在时机尚未成熟前，一般不轻易表态，而是留有余地，让实践去继续检验。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自由放任或优柔寡断。一旦形势需要做出明确的抉择和采取断然的措施时，他是不会手软的。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称他“柔中有刚，棉里藏针”，把他领导作风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生动而鲜明地勾勒出来了。这一品质在领导全面整顿的斗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显示出了非凡的政治谋略。正当邓小平指导整顿工作按步骤地向更广的领域推进时，“四人帮”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影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唯生产力论”，要求把学习理论，反对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邓小平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在得知“反经验主义”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后，他采取釜底抽薪的政治谋略，开始有力地反击“四人帮”的挑衅，并逐步把目光集中到被“四人帮”长期把持的宣传理论界。首先，他另起炉灶，在国务院设立了以胡乔木为首的政治研究室，恢复了长期停止工作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积极筹办《思想战线》刊物，与“四人帮”争夺宣传理论阵地。很快，《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一批对安邦治国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文章和方案在紧锣密鼓中酝酿制定。同时，对被“四人帮”长期垄断视为专利的“学理论”，开始了切中要害的出击。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学理论究竟应当学什么的问题。为争取早日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邓小平７月上旬亲自致信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尽快将此文定稿发表。显然，通过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这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文章，以扭转所谓学习“全面专政理论”的错误方向，从而夺回“学理论”的主动权，邓小平对理论学习加以引导的意图十分清楚。
五、全面整顿的意义
经过大刀阔斧的整顿，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开始调动起来，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逐步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在经济上，１９７５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１１．９％，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１５．１％，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６％，钢产量达到２３９０万吨，粮食产量达到５６９０亿斤，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萌发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但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此，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使全面整顿只进行了９个月便不得不终止，邓小平也再一次被打倒。但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过程中提出的思想和理论的正确性及其意义，却为历史实践所证明。
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对“文革”的否定。这次全面整顿，邓小平立足于从指导思想上辩明是非，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上正本清源，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上去纠正“文革”的错误，进一步启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进行认真反思，加速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实质的认识进程。１９８７年邓小平曾欣慰地谈到：“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②（Ｐ２５５）
这次整顿是新时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前奏。从党的思想发展史来看，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和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恢复和坚持，同时又成为“文革”后党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导。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与他后来的认识水平不可相提并论。但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各项重大方针毕竟是提出来了，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是一场伟大历史转折的序曲。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的好：“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②（Ｐ２５５）
这次整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一次直接酝酿。在这次整顿中，未能公开发表的三个著名文件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中，相当全面地表述了邓小平提出的围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生产力标准为中心思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文革”一结束，文件精神很快就被贯彻到各个领域，迅速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因此可以说，这三个文件既是整顿的纲领，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一次直接酝酿。
注 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关键词］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整顿
１９７３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这时，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但并没有从“左”倾错误的迷雾中走出来：一方面他挫败了“四人帮”出面组阁的阴谋，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主的国务院领导人选，把领导党和国家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不能容忍有人否定“文革”。党和国家仍处于危难之中。１９７５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受命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冲破重重阻力，明确、坚定地提出要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
一、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认为，“文革”积重难返，只有系统地纠正“文革”这一全局性政治错误，才能把党和国家从灾难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因此，要想通过整顿把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转上正确的轨道，就必须对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指导思想加以矫正。
关于全党工作的大局。１９７５年３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发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①（ｐ４）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摆在“大局”的地位，实际上就是表述了要以经济建设作为大局的指导思想，这无疑是对“左”倾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为全国各条战线逐步展开的整顿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重心。
关于“三项指示为纲”。“纲举目张”，是毛泽东倡导的一个基本的领导方法。如何规定党的各项工作的“纲”，是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当时条件下，邓小平还不可能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代替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提出要用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为当时一切工作的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的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的总纲。”①（ｐ１２）“三项指示为纲”，把在三项指示中受忽视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提高到“纲”的地位，是对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的一次突破，也是邓小平在当时毛泽东自己违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以毛泽东的某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指示来纠正毛泽东失误的特殊方式。“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把经济建设提高到“纲”的位置上来，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为了把经济建设提到中心地位所做出的艰辛努力。
关于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是它的主要创造者。但是，毛泽东又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论点构成党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基本内容。“文革”之前特别是“文革”当中，林彪、“四人帮”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神圣化和庸俗化，窒息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突出地宣传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并用它来取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四人帮”在１９７５年就先后利用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经验主义和评《水浒》等论述，来对抗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因此，要纠正“文革”的错误，纠正党的“左”的指导思想，就必须解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整顿中，邓小平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着怎么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①（ｐ３７）。在这里，他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错误的症结，打中了“左”倾错误的要害，实际上涉及到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曲。
邓小平对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矫正，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在７０年代的历史要求，为全面纠正“文革”的错误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全面整顿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以敢于斗争的气魄和善于斗争的智慧，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突破口，使整顿在各条战线迅速展开，由经济领域推进到上层建筑，由实际工作发展到思想理论层面。全面整顿的基本内容包括：
整顿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派性是“文革”错误的产物，是造成社会动乱和其他不安定因素的根源，是全面整顿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部署铁路整顿时，邓小平就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在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①（Ｐ６）７月，他更明确地指出：“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①（Ｐ１４）整顿中对派性的坚决斗争，促进了安定团结，保障了生产秩序。
整顿的核心是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文革”中，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冲击，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治理“文革”造成的各种社会病症，关键在于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风，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①（Ｐ３５）面对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通过整顿，建设一个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于也搞不成。”①（Ｐ２５）为此，邓小平提出要选党性强、作风好、敢于负责、能解决问题的干部。按照这样的部署，起用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清除了一批派性严重的头头，部分地夺回了被“四人帮”及其爪牙篡夺的权力，为组织和带领广大群众进行全面整顿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
要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在“文革”中，目无组织，不执行规章制度，不遵守纪律，不讲秩序成为普遍现象，严重阻碍了生产秩序的正常进行。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明确指出：“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纪律一定要加强。”①（Ｐ３０）随着整顿的深入，邓小平认为要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①（Ｐ５－６）同时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的三个基本方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针对时弊，切中要害，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变乱为治的强烈愿望，有效地推进了整顿的全面开展。
三、全面整顿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政策原则
“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在“文革”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未中断。在领导全面整顿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了若干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政策原则，有力地否定了“左”倾思潮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列。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文革”严重阻碍了我国科技进步。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６日，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提出了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列的思想。他强调指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①（Ｐ３４）这一思想深刻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定了当时轻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的错误倾向，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一个带根本性的方法和途径。
教育关系到整个现代化水平。邓小平在听取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时还指出，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拖住了。”①（ｐ３４）邓小平关于教育关系到整个现代化水平的观点，把教育与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联系在一起，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极大地提醒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高度重视教育。
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文革”中，“四人帮”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诬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使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扩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在整顿中，邓小平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为一项“大政策”去看待，旨在引起全党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破除了“四人帮”附加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的一切诬陷之风，使我国经济走出自我封闭状态，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和竞争，从而加快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四、全面整顿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既要坚持整顿的指导思想，又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还要防止“四人帮”寻机进行挑衅、攻击，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在整顿中，邓小平充分发挥了自己特殊的领导才能。
表现出了无畏的胆略。邓小平的领导才能越是到革命的紧要关头和重大转折时刻，就发挥得越充分，放射出更为耀眼的光彩。其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大无畏的革命胆略，这种胆略来自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邓小平顶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特别是对那些软弱无力的领导班子开展的整顿，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他强调，“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条心。”①（Ｐ３５）“要敢于负责，不要怕”，“共产党员为什么怕？”①（Ｐ１９）
表现出了“柔中有刚、棉里藏针”的坚韧品质。邓小平不是锋芒毕露、雄辩滔滔的人。遇有不同的意见，在时机尚未成熟前，一般不轻易表态，而是留有余地，让实践去继续检验。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自由放任或优柔寡断。一旦形势需要做出明确的抉择和采取断然的措施时，他是不会手软的。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称他“柔中有刚，棉里藏针”，把他领导作风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生动而鲜明地勾勒出来了。这一品质在领导全面整顿的斗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显示出了非凡的政治谋略。正当邓小平指导整顿工作按步骤地向更广的领域推进时，“四人帮”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影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唯生产力论”，要求把学习理论，反对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邓小平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在得知“反经验主义”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后，他采取釜底抽薪的政治谋略，开始有力地反击“四人帮”的挑衅，并逐步把目光集中到被“四人帮”长期把持的宣传理论界。首先，他另起炉灶，在国务院设立了以胡乔木为首的政治研究室，恢复了长期停止工作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积极筹办《思想战线》刊物，与“四人帮”争夺宣传理论阵地。很快，《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一批对安邦治国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文章和方案在紧锣密鼓中酝酿制定。同时，对被“四人帮”长期垄断视为专利的“学理论”，开始了切中要害的出击。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学理论究竟应当学什么的问题。为争取早日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邓小平７月上旬亲自致信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尽快将此文定稿发表。显然，通过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这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文章，以扭转所谓学习“全面专政理论”的错误方向，从而夺回“学理论”的主动权，邓小平对理论学习加以引导的意图十分清楚。
五、全面整顿的意义
经过大刀阔斧的整顿，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开始调动起来，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逐步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在经济上，１９７５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１１．９％，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１５．１％，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６％，钢产量达到２３９０万吨，粮食产量达到５６９０亿斤，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萌发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但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此，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使全面整顿只进行了９个月便不得不终止，邓小平也再一次被打倒。但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过程中提出的思想和理论的正确性及其意义，却为历史实践所证明。
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对“文革”的否定。这次全面整顿，邓小平立足于从指导思想上辩明是非，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上正本清源，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上去纠正“文革”的错误，进一步启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进行认真反思，加速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实质的认识进程。１９８７年邓小平曾欣慰地谈到：“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②（Ｐ２５５）
这次整顿是新时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前奏。从党的思想发展史来看，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和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恢复和坚持，同时又成为“文革”后党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导。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与他后来的认识水平不可相提并论。但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各项重大方针毕竟是提出来了，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是一场伟大历史转折的序曲。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的好：“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②（Ｐ２５５）
这次整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一次直接酝酿。在这次整顿中，未能公开发表的三个著名文件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中，相当全面地表述了邓小平提出的围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生产力标准为中心思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文革”一结束，文件精神很快就被贯彻到各个领域，迅速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因此可以说，这三个文件既是整顿的纲领，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一次直接酝酿。
注 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