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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儿童看来不像有病。惟一看得出的麻烦是精力过剩——精力多到无处发泄。他们一行23人,全是辐射受害者,年龄8～16岁,来自俄罗斯受切尔诺贝利核电厂辐射外泄事件影响的地区,正在英国度假一个月。
他们暂住在莱斯特市郊一幢外观严肃的浸信会红砖房里,常在走廊上引吭高歌、跑跳欢笑,使这地方完全改观。他们成天面露笑容,又常常伸臂搂住教会人员的脖子,少数几个害羞的则凝神注视,绽露出陶然的微笑。
他们兴奋还有另一特别原因——明天的行程是这次英国之行的高潮:参观加特里监狱。负责接待的几乎全是判处无期徒刑的杀人犯。
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儿童夏季来访,已经成为加特里监狱的传统。邀请这些儿童来英国的是基督教慈善组织“切尔诺贝利儿童救济会”,已在行程中安排了参观加特里监狱。明天监狱会有乡村音乐和西方音乐表演,还有苏格兰舞蹈表演。活动的高潮是夏季圣诞同乐会(儿童都喜欢过圣诞节,偏偏他们来此地的时间是在夏季)。此活动迄今已举办到第七年,以前参加过的儿童和东道主事后都津津乐道。
典狱官鲍布·吉布森说:“许多人以为杀人犯是异类,其实他们跟一般人没有多大差别。”他48岁,是这一切活动主要的推动者。
他认为,杀人犯大部分都认识受害人;将近半数平时性情驯和;再犯率只有0.3%。“犯凶杀罪而遭判重刑是极大的创伤,因此比起‘普通’ 囚犯,杀人犯更可能在许多方面彻底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从而想为广大世人做点事情。”
下午5时30分,白俄罗斯儿童从监狱接待室出来,前往戒备森严的区域。一道又一道厚重的铁门郑重地打开,然后又在他们身后关上,小朋友不免有点惊愕。接着一行人进入体育馆,里面宽敞温暖,镶着松木墙板,跟别的房间完全不一样。长椅上坐着百来个吵闹不休、尖声喊叫的囚犯,在他们前面有两位中年歌手。
众儿童谨慎地在前面找到座位坐下:安妮亚金发白肤,大大的碧眼目光迷惘;小奥尔加显得畏缩害羞;赞妮达是团里的黑发美人。
音乐一开始就出了差错。问题出在馆内传声效果不佳,乐师一开始演奏就噪音震耳,显然没有人听得见歌曲。
儿童显得厌烦,乐师一脸无奈表情,囚犯慢慢走开。接着奇迹出现了,来访的儿童使出无往不利的绝招:唱了起来。
他们越唱越起劲,唱了几首白俄罗斯民谣,又唱了圣歌,热情地拍手打拍子。这歌声在体育馆内反而能传开,囚犯的态度也渐渐改变, 吱吱喳喳、冷言冷语或坐立不安的情形都消失了。
接着,访问团的19岁译员塞尔格大大方方地起身,用男低音唱了一首伏尔加船夫曲。晚会气氛完全不同了。
囚犯很快便和儿童快乐地打成了一片。有个伦敦人跟安妮亚聊了起来;两个囚犯争着跟玛利纳和维达开玩笑;角落里还有两人手舞足蹈,大跳俄罗斯土风舞。
鲍布在办公室里谈这次晚会。他说:“晚会的主旨就是信赖。小孩子能有如此表现是因为他们信得过囚犯。同样,囚犯也感觉当局信得过他们。”
囚犯与儿童之间有地理和文化上的鸿沟,却也有意味深长的共同点。两者都经过难以想象的创伤。
就囚犯来说,这些儿童或许象征着他们生活中失去的东西。比方说,28岁的辛克莱尔原籍西印度群岛,身材魁梧,因凶杀罪判无期徒刑,已服刑6年半。他在加特里监狱很出名,因为每当白俄罗斯儿童来访,哭得最凶的就是他。他说:“我就是忍不住要哭,想必是他们让我想到自己从来没有过的孩子,而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会有孩子。”
勒罗伊28岁,1995年因凶杀罪坐牢。他提到了自己的亲人:一个7岁儿子和一对3岁的双胞胎。“我常常打电话给亲人,亲人也常来看我。奇怪的是,我一向健康,从来不觉疲倦,但每次亲人来看过我以后,我都觉得精疲力竭。而参加为白俄罗斯儿童举办的同乐会之后,我也有同样感觉,怎么回事?”
保罗47岁,结婚25年,有3个孩子,7年前因凶杀罪入狱。他说:“在牢里求存,惟一的办法就是抑制一切感情。这些儿童突然来临,令你措手不及,顷刻间情绪汹涌。”
加特里监狱夏季圣诞节同乐会是白俄罗斯儿童访英之行的高潮。一张张桌子上铺着洁白桌布,旁边有圣诞树,墙上挂着准备送给男孩子的足球运动衫。嘉宾云集,包括电视台摄影队和节目主持人、加特里监狱典狱长,以及囚犯福利慈善组织“巴特勒信托基金”代表团。
整个下午很热闹,来宾猛吃火鸡大餐;电视节目主持人说了好多笑话;白俄罗斯儿童演了短剧,还唱了首歌;鲍布扮成圣诞老公公分赠礼物。
白俄罗斯儿童有的跳舞,有的尖叫,有的四处追逐囚犯。维达及安妮亚突然冲向37岁的凶杀罪无期徒刑犯提姆,抓住他亲吻。
同乐会结束时,众儿童把圣诞树上的装饰物全部拿光,要带回白俄罗斯老家去做纪念。接着儿童列队步向长途公共汽车,众囚犯则回到自己的牢房,开始度过许多人称为“一年最难过的24小时”。
然而提姆有这样的想法:“我一躺下,就扪心自问:‘你会怎样选择呢?做无期徒刑犯还是白俄罗斯儿童?无期徒刑犯起码最终可以出狱——即使要等很多年。但这些天真无邪的儿童遭到过辐射伤害,可能活不到30岁。’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答案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