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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尼赫鲁，为了表达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定支持，为了加强中印人民在共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斗争中的合作，于1939年8月23日至9月5日，对中国进行了首访。访问期间，尼赫鲁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最高礼遇，国民政府最高层和中共主要领导都同他进行了深入交流，国共报刊纷纷发文，称其为“印度民众的伟大领袖”、“我们民族的这位亲切的朋友”。尼赫鲁自己也称这次访华是“印中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它深化了中印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巩固了两大民族在争取民族解放事业中的战斗情谊，特别是与中共代表的接触，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尼赫鲁也曾讲：“印度与中国问题，并非一国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1937年7月7日，中国爆发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战成为亚洲的抗战，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将中国人民与印度人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尼赫鲁曾讲：“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与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友好联系，我们要像同志一样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对他们的危难和痛苦，我们感同身受。未来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要与他们荣辱与共。”当年9月26日，尼赫鲁就号召印度各界民众集会游行，发起“中国日”，声援中国抗战。仅仅同情是不够的，不几天，尼赫鲁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号召印度人民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人民，他强调：“让我们做更多的事，帮助处在困难时刻的中国人民。”他呼吁全印人民共同抵制日货，“必须形成一种抵制的心理气氛。每个为中国遭受侵略感到痛心的人都必须拒绝购买日货”。
印度人民声援中国抗战的消息传到了中国，激励着苦苦战斗的中国人民，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来自印度的声音，称赞印度人民的正义之举为“兄弟般帮助”、“真正的患难之交”。同年11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信给尼赫鲁，信中表达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介绍了抗战军队面临的各种困难，呼吁印度人民给予帮助，特别是医疗援助。经过近一个月的辗转，朱德的信到了尼赫鲁的手中，尼赫鲁告诉大家，“今天我收到了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要求帮助的呼吁信”。他视朱德为“著名军队的领导人”，称赞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军事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奇迹。针对朱德提出的请求，他提议国大党在1938年1月9日再次举行“中国日”，要求印度人民除要继续声援中国人民和抵制日货之外，还要开展募捐活动，帮助中国军队解决医药问题。在尼赫鲁的大力推动下，印度各界积极响应国大党的号召，有700多人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在1938年9月1日，由五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印度医疗队从孟买出发，辗转新加坡、香港，从广州进入中国，其中就有被中国人民亲切称为“黑大夫”的柯棣华医生。柯棣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在中国，周恩来盛赞他“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对于印度国大党对中国抗战的帮助，特别是尼赫鲁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人民记在心里，中共中央专门致电表示：“去年代表大会，决议抵制日货，收效甚宏。后又派出医疗团来中国，这固然是由于印度与中国历史友好关系，同时印度国民党的领导者尼赫鲁、甘地及诗人泰戈尔之同情中国，尤为最大原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印度非官方大使”的尼赫鲁决定访华，代表“国大党和印度人民的心意”，将“印度人民最好的祝愿带给正在进行英勇斗争的这个姐妹民族”。尼赫鲁的访华，标志着四万万人的中国和三万万多人的印度“这两大民族的战斗的联合”，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尼赫鲁的中国之行，不仅在其访华前就组织专门机构——“中国各团体欢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筹备会”，以准备其访华期间的欢迎与接待工作，而且在他抵达重庆之后，还为其安排了多次重要会谈和参观，特别是蒋介石夫妇还同尼赫鲁多次会谈，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7月31日，“筹备会”组成成员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国联同志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劳动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等18个团体，联合向尼赫鲁发出了热情洋溢的电报。8月14日，在尼赫鲁抵达前十天，“筹备会”在《中央日报》上向国人“预报”了尼赫鲁的访问行程，“先至重庆，视察战时首都各种建设，然后赴成都桂林暨前线巡视，约作半月之盘桓”和中国方面接待之安排。一周后，“筹备会”又公布了尼赫鲁抵达当天盛大而周到的欢迎计划，“筹备会”推举吴稚晖、朱家骅、邵力子、陈铭枢、王世杰等11位社会贤达与党政高官为“欢迎大会主席团”。此外，为扩大国际影响，国民政府还邀请印度医疗队成员莫根坚博士到中央广播无线电台，专门向欧美国家演播尼赫鲁访华当天的盛况。
8月23日上午，尼赫鲁抵达重庆，中国方面派出了200多人的欢迎队伍。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作为政府代表到机场迎接尼赫鲁，吴稚晖致欢迎词：“尼赫鲁先生为同情援助我们中国抗战，辛苦地跋涉山川来到战都重庆，我们敬致最深挚的谢意。”接着他强调了尼氏访华的政治意义，“中国和印度是代表亚洲文化东方精神的大国，我们这种至大至高的精神是相同相通的。印度过去给我们的同情和援助已经使中国人民深切感动，我们相信尼赫鲁先生更能目睹中国的神圣抗战而登高呼吁起全印人民的积极和实际的行动，以帮助我们击溃东亚之敌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尼赫鲁发表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第一次演讲”，他说：“中国和印度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同样久长的文化。我今天来到贵国战都，或许会在将来的中印历史上有些意义，相信我们能在过去奋斗踪迹上，造成我理想的明天。”这次中国之行，他希望实现两个目的，“第一是能够把甘地等先生的意思转达给中国的领袖，第二个是希望使全印度人民的援华行动更实际而具体，使中国这次正义的抗战得到胜利”。转天中午，重庆党政军高官举行宴会欢迎尼赫鲁，下午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组织部部长张万生、社会部部长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层又共同为其举行欢迎茶会。尼赫鲁对国民政府高规格的接待甚为感动，他说：“今天诸位盛大招待，无任感谢。”他强调：“本人此次由印来华，亲见贵国民众全体英勇参加抗战，个人深为感动，尤其觉得此次抗战一定可以获得胜利。”25日下午4时，重庆新闻界为尼赫鲁举行了“盛大茶会”，除了强调两民族要在抗日战争中加强合作外，宾主还特别谈到了中印文化的互鉴互融问题，会议主持人、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程沧波讲道：中印同为东方文化重心，自当共同努力发扬过去光荣。尼赫鲁也表示：加强中印两国文化联系，是中印更谋接近之重要渠道。26日中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携行政院长孔祥熙、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监察委员吴稚晖、外交部长王宠惠等国民党政要为尼赫鲁举行了最高级别的宴会。会后，行政院长孔祥熙又邀尼赫鲁到行政院参观，并为其举行茶会。孔祥熙致欢迎词道：“印度国民党领袖尼赫鲁先生，远道来此，谨表欢迎。……尼氏于此时来此地，足见其对我国抗战之同情，亦即印度人民对我抗战之同情，故欢迎尼赫鲁先生，亦即感谢印度人民对我们同情与援助之热忱。”尼赫鲁答谢说：“中印关系密切，抗战以来，在蒋委员长领导下，艰苦奋斗之精神、世所共钦，来此后，目睹贵国人民刻苦耐劳，于万分艰难中从事建设，更可钦仰，印度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且深信中国必获最后胜利。”27日，朱家骅、陈诚又陪同尼赫鲁游览了风景名胜南温泉，并参观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夏令营。28日，尼赫鲁参观了儿童保育院和民众救济机构。30日晨，尼赫鲁在结束了重庆的访问后，即赴成都参观考察。在成都，著名教育家黄季陆代表社会各界赴机场迎接，按计划尼赫鲁要在成都考察四天，然后再赴昆明考察。但是，因接到国内传来的“欧战”爆发的消息，他在欢迎大会后，就表现出“行色匆匆”，既而取消所有在华行程，决定提前回国。 9月5日，尼赫鲁离开中国返回印度。朱家骅、邵力子、洪兰友携各界代表千余人组成了庞大的欢送队伍。朱家骅致辞：“尼赫鲁先生此次远途来敝国观光，并带来印度人民对我抗战建国之同情热诚，良深感动。”“恭祝一路平安，并请代为转达敝国人民遥祝甘地与泰戈尔两先生健康之忱。”尼赫鲁感谢此间中国人民对他的热情接待，他称赞所受之待遇“远超过鄙人之所料，亦绝非个人所敢当”，他强调：“贵国人民之欢迎我，实即系欢迎印度民族也。”对中印人民的未来，他坚定地说：“中印前途有赖合作努力之处甚多，敬祝贵国抗战胜利。”
限于自身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中共对尼赫鲁的接待工作当然不能与国民政府相比。但是，中共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宣传优势，通过《新华日报》上刊载的一篇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我们民族的这位亲切的朋友”的关切与热情。为了报道尼赫鲁访华，《新华日报》发文30篇，并且专门在8月20日用第四版一整版的篇幅发表多篇文章介绍尼赫鲁的生平和政治主张。中共高度重视尼赫鲁的中国之行，不仅将其视为中印民族团结抗战之举，更是赋予此行以实现中印民族解放的“革命”意义。在尼赫鲁来华前夕，中共就发文表示：“尼氏此次来华，其意义甚为重大，一以考察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形，以其经验与教训，来作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借鉴;一以代表全印国民大会，以至全印人民，向中国抗战表示深刻的关怀和伟大的同情，以示中印两大民族，联合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随后，在欢迎“社论”中，中共更是明确表示：“抗战两年来，以印度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资格，亲自来到中国表示亲密团结的，尼赫鲁先生还是第一人。”
除了新闻报道之外，中共高层还积极利用同尼赫鲁进行直接接触的机会，表达中共愿同印度国大党一道推进两国民族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8月24日，叶剑英就拜访了尼赫鲁。9月1日，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一起拜访尼赫鲁，双方就中国抗战情形、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情形、苏德协定与对欧洲和远东影响等四个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临别之际，为了表达对中共的崇敬之情，也为了些许“弥补”未能造访延安之憾，尼赫鲁又登门拜访了南方局机关，并同王明、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会谈，专门就“中印两大民族共同求解放问题”和“加强中印两大民族联合问题”交换了意见。会后，王明和尼赫鲁相继发表讲话，倡导中印人民要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亲密合作。王明表示：“在这次斗争中，我们被压迫民族不能再像第一次大战时只处于被动被利用地位，应该主动的积极的奋斗努力，应该去争取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善于利用每一有利的国际事变，来求得中印两大民族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尼赫鲁也说道：“我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到中国来，目的是在使中华民族与印度民族联合起来，使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生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有共同的出路和目的，我的希望，中印两大民族能够更亲密团结起来！”或许是出于政治策略需要，或许是根植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尼赫鲁在谈及每个问题前，都要表明这些问题“要看英国人的态度”、“不知英国人对此怎样看法”。这一细节引起了王明的注意，随即王明就提醒他，国大党还是要将“对印度人的利益影响如何”作为政策的出发点。（据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回忆，王明在1957年左右翻阅俄文版尼赫鲁回忆录时，提到了这段往事。此情况由安徽金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荣安提供给笔者。）
两个“遗憾”
——尼赫鲁同毛泽东、宋庆龄未曾谋面
或是偶然，或是人为原因，尼赫鲁并未实现同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两位领袖——毛泽东、宋庆龄早已约好的会面，这不能不说是尼赫鲁此行留下的两个遗憾。
在重庆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官的接触，使尼赫鲁看到了中国的一面，但令他“很遗憾”的却是与毛泽东“失之交臂”，而未能看到中国的另一面。
虽然彼此阶级属性不同，但相同的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使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彼此间有很强的认同感。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党的认同感愈益深化，特别是印度援华医疗队表现出的与中国军民“同甘共苦”的精神，更让中国人民亲身感受到了印度人民对“我国抗战之同情和援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和尼赫鲁开始了伟人间的“交往”。在1939年3月1日，中共中央给印度国民大会发电，祝贺其在亚拉哈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表示：“中印两国之民族为亚洲之两大民族，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并特别强调，“我们坚决的相信你们的事业的成功，亦犹相信我们自己的事业之成功一样”。同年5月24日，毛泽东致函尼赫鲁，高度赞扬印度援华医疗队在中国的工作，并对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支持中国抗战表示衷心的感谢，信中说：“我们非常荣幸在这里欢迎爱德华大夫率领的印度医疗队。……他们与我们同甘共苦的精神，给每一个与他们接触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利用这个机会，我对伟大的印度人民和印度国大党给予中国人民的医疗上和物资上的援助表示感谢，并希望国大党和印度人民继续给中国人民以援助，以协助我们驱逐日本侵略者。”7月11日，尼赫鲁给毛泽东复信。在信开头，他表示：“我们满怀着景仰，注意你们的事业和八路军的业绩已经好几年了。”针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印度国大党援助的感谢，他说道：“自从日本侵略中国以来，印度人民很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和中国人民的休戚相关，我们希望对你们所致力的伟大事业能够有微薄的帮助。”在信结尾，他明确表达在“8月或9月”要到中国“做短时间的勾留”的愿望，并特别强调“那时我一定希望能够和你相见”。
尼赫鲁尚未到重庆，《新华日报》就以“尼赫鲁今可到渝，本市准备盛大欢迎，勾留数日即往西北”为题并配其照片，对他的行程进行专门报道。尼赫鲁甫抵重庆，中共方面就表示为使他“遍历我西北、西南，以至各战区地带”的行程计划，能“不虚此行”、“达到圆满的结果”，就要求“他的战斗兄弟的中国人民”应当予以热烈的欢迎与帮助，特别是政府应当予以多多的方便与保护，并强调“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8月27日，尼赫鲁刚刚结束在重庆的参观活动，毛泽东就致信欢迎其到延安，“鄙人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先生致欢迎与慰问之忱，并欢迎先生来延安一行，以便亲聆伟论”。尼赫鲁对延安之行寄予厚望，他强调：“我到延安去有三个理由：1.因印度救护队在那里，我想去看看;2.访晤延安各领袖;3.不去延安观察政治情势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特别是“第三个理由”，就更展现出他对中国政治格局的敏锐洞察力。但是，天不遂人愿，因二战全面爆发，局势严重，尼赫鲁须立即返印，这样就失去了与毛泽东的握手机会。正因为没能如愿同毛泽东见面，所以在他给毛泽东的回信中，不仅表示“我很遗憾，竟这样突然地离开中国”，更是强调“我希望能再有机会到中国来”。
尼赫鲁访华的背景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尼赫鲁也曾讲：“印度与中国问题，并非一国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1937年7月7日，中国爆发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战成为亚洲的抗战，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将中国人民与印度人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尼赫鲁曾讲：“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与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友好联系，我们要像同志一样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对他们的危难和痛苦，我们感同身受。未来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要与他们荣辱与共。”当年9月26日，尼赫鲁就号召印度各界民众集会游行，发起“中国日”，声援中国抗战。仅仅同情是不够的，不几天，尼赫鲁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号召印度人民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人民，他强调：“让我们做更多的事，帮助处在困难时刻的中国人民。”他呼吁全印人民共同抵制日货，“必须形成一种抵制的心理气氛。每个为中国遭受侵略感到痛心的人都必须拒绝购买日货”。
印度人民声援中国抗战的消息传到了中国，激励着苦苦战斗的中国人民，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来自印度的声音，称赞印度人民的正义之举为“兄弟般帮助”、“真正的患难之交”。同年11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信给尼赫鲁，信中表达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介绍了抗战军队面临的各种困难，呼吁印度人民给予帮助，特别是医疗援助。经过近一个月的辗转，朱德的信到了尼赫鲁的手中，尼赫鲁告诉大家，“今天我收到了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要求帮助的呼吁信”。他视朱德为“著名军队的领导人”，称赞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军事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奇迹。针对朱德提出的请求，他提议国大党在1938年1月9日再次举行“中国日”，要求印度人民除要继续声援中国人民和抵制日货之外，还要开展募捐活动，帮助中国军队解决医药问题。在尼赫鲁的大力推动下，印度各界积极响应国大党的号召，有700多人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在1938年9月1日，由五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印度医疗队从孟买出发，辗转新加坡、香港，从广州进入中国，其中就有被中国人民亲切称为“黑大夫”的柯棣华医生。柯棣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在中国，周恩来盛赞他“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对于印度国大党对中国抗战的帮助，特别是尼赫鲁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人民记在心里，中共中央专门致电表示：“去年代表大会，决议抵制日货，收效甚宏。后又派出医疗团来中国，这固然是由于印度与中国历史友好关系，同时印度国民党的领导者尼赫鲁、甘地及诗人泰戈尔之同情中国，尤为最大原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印度非官方大使”的尼赫鲁决定访华，代表“国大党和印度人民的心意”，将“印度人民最好的祝愿带给正在进行英勇斗争的这个姐妹民族”。尼赫鲁的访华，标志着四万万人的中国和三万万多人的印度“这两大民族的战斗的联合”，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国民政府对尼赫鲁的隆重接待
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尼赫鲁的中国之行，不仅在其访华前就组织专门机构——“中国各团体欢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筹备会”，以准备其访华期间的欢迎与接待工作，而且在他抵达重庆之后，还为其安排了多次重要会谈和参观，特别是蒋介石夫妇还同尼赫鲁多次会谈，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7月31日，“筹备会”组成成员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国联同志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劳动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等18个团体，联合向尼赫鲁发出了热情洋溢的电报。8月14日，在尼赫鲁抵达前十天，“筹备会”在《中央日报》上向国人“预报”了尼赫鲁的访问行程，“先至重庆，视察战时首都各种建设，然后赴成都桂林暨前线巡视，约作半月之盘桓”和中国方面接待之安排。一周后，“筹备会”又公布了尼赫鲁抵达当天盛大而周到的欢迎计划，“筹备会”推举吴稚晖、朱家骅、邵力子、陈铭枢、王世杰等11位社会贤达与党政高官为“欢迎大会主席团”。此外，为扩大国际影响，国民政府还邀请印度医疗队成员莫根坚博士到中央广播无线电台，专门向欧美国家演播尼赫鲁访华当天的盛况。
8月23日上午，尼赫鲁抵达重庆，中国方面派出了200多人的欢迎队伍。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作为政府代表到机场迎接尼赫鲁，吴稚晖致欢迎词：“尼赫鲁先生为同情援助我们中国抗战，辛苦地跋涉山川来到战都重庆，我们敬致最深挚的谢意。”接着他强调了尼氏访华的政治意义，“中国和印度是代表亚洲文化东方精神的大国，我们这种至大至高的精神是相同相通的。印度过去给我们的同情和援助已经使中国人民深切感动，我们相信尼赫鲁先生更能目睹中国的神圣抗战而登高呼吁起全印人民的积极和实际的行动，以帮助我们击溃东亚之敌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尼赫鲁发表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第一次演讲”，他说：“中国和印度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同样久长的文化。我今天来到贵国战都，或许会在将来的中印历史上有些意义，相信我们能在过去奋斗踪迹上，造成我理想的明天。”这次中国之行，他希望实现两个目的，“第一是能够把甘地等先生的意思转达给中国的领袖，第二个是希望使全印度人民的援华行动更实际而具体，使中国这次正义的抗战得到胜利”。转天中午，重庆党政军高官举行宴会欢迎尼赫鲁，下午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组织部部长张万生、社会部部长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层又共同为其举行欢迎茶会。尼赫鲁对国民政府高规格的接待甚为感动，他说：“今天诸位盛大招待，无任感谢。”他强调：“本人此次由印来华，亲见贵国民众全体英勇参加抗战，个人深为感动，尤其觉得此次抗战一定可以获得胜利。”25日下午4时，重庆新闻界为尼赫鲁举行了“盛大茶会”，除了强调两民族要在抗日战争中加强合作外，宾主还特别谈到了中印文化的互鉴互融问题，会议主持人、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程沧波讲道：中印同为东方文化重心，自当共同努力发扬过去光荣。尼赫鲁也表示：加强中印两国文化联系，是中印更谋接近之重要渠道。26日中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携行政院长孔祥熙、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监察委员吴稚晖、外交部长王宠惠等国民党政要为尼赫鲁举行了最高级别的宴会。会后，行政院长孔祥熙又邀尼赫鲁到行政院参观，并为其举行茶会。孔祥熙致欢迎词道：“印度国民党领袖尼赫鲁先生，远道来此，谨表欢迎。……尼氏于此时来此地，足见其对我国抗战之同情，亦即印度人民对我抗战之同情，故欢迎尼赫鲁先生，亦即感谢印度人民对我们同情与援助之热忱。”尼赫鲁答谢说：“中印关系密切，抗战以来，在蒋委员长领导下，艰苦奋斗之精神、世所共钦，来此后，目睹贵国人民刻苦耐劳，于万分艰难中从事建设，更可钦仰，印度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且深信中国必获最后胜利。”27日，朱家骅、陈诚又陪同尼赫鲁游览了风景名胜南温泉，并参观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夏令营。28日，尼赫鲁参观了儿童保育院和民众救济机构。30日晨，尼赫鲁在结束了重庆的访问后，即赴成都参观考察。在成都，著名教育家黄季陆代表社会各界赴机场迎接，按计划尼赫鲁要在成都考察四天，然后再赴昆明考察。但是，因接到国内传来的“欧战”爆发的消息，他在欢迎大会后，就表现出“行色匆匆”，既而取消所有在华行程，决定提前回国。 9月5日，尼赫鲁离开中国返回印度。朱家骅、邵力子、洪兰友携各界代表千余人组成了庞大的欢送队伍。朱家骅致辞：“尼赫鲁先生此次远途来敝国观光，并带来印度人民对我抗战建国之同情热诚，良深感动。”“恭祝一路平安，并请代为转达敝国人民遥祝甘地与泰戈尔两先生健康之忱。”尼赫鲁感谢此间中国人民对他的热情接待，他称赞所受之待遇“远超过鄙人之所料，亦绝非个人所敢当”，他强调：“贵国人民之欢迎我，实即系欢迎印度民族也。”对中印人民的未来，他坚定地说：“中印前途有赖合作努力之处甚多，敬祝贵国抗战胜利。”
中共南方局对尼赫鲁的热情接待
限于自身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中共对尼赫鲁的接待工作当然不能与国民政府相比。但是，中共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宣传优势，通过《新华日报》上刊载的一篇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我们民族的这位亲切的朋友”的关切与热情。为了报道尼赫鲁访华，《新华日报》发文30篇，并且专门在8月20日用第四版一整版的篇幅发表多篇文章介绍尼赫鲁的生平和政治主张。中共高度重视尼赫鲁的中国之行，不仅将其视为中印民族团结抗战之举，更是赋予此行以实现中印民族解放的“革命”意义。在尼赫鲁来华前夕，中共就发文表示：“尼氏此次来华，其意义甚为重大，一以考察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形，以其经验与教训，来作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借鉴;一以代表全印国民大会，以至全印人民，向中国抗战表示深刻的关怀和伟大的同情，以示中印两大民族，联合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随后，在欢迎“社论”中，中共更是明确表示：“抗战两年来，以印度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资格，亲自来到中国表示亲密团结的，尼赫鲁先生还是第一人。”
除了新闻报道之外，中共高层还积极利用同尼赫鲁进行直接接触的机会，表达中共愿同印度国大党一道推进两国民族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8月24日，叶剑英就拜访了尼赫鲁。9月1日，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一起拜访尼赫鲁，双方就中国抗战情形、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情形、苏德协定与对欧洲和远东影响等四个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临别之际，为了表达对中共的崇敬之情，也为了些许“弥补”未能造访延安之憾，尼赫鲁又登门拜访了南方局机关，并同王明、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会谈，专门就“中印两大民族共同求解放问题”和“加强中印两大民族联合问题”交换了意见。会后，王明和尼赫鲁相继发表讲话，倡导中印人民要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亲密合作。王明表示：“在这次斗争中，我们被压迫民族不能再像第一次大战时只处于被动被利用地位，应该主动的积极的奋斗努力，应该去争取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善于利用每一有利的国际事变，来求得中印两大民族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尼赫鲁也说道：“我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到中国来，目的是在使中华民族与印度民族联合起来，使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生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有共同的出路和目的，我的希望，中印两大民族能够更亲密团结起来！”或许是出于政治策略需要，或许是根植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尼赫鲁在谈及每个问题前，都要表明这些问题“要看英国人的态度”、“不知英国人对此怎样看法”。这一细节引起了王明的注意，随即王明就提醒他，国大党还是要将“对印度人的利益影响如何”作为政策的出发点。（据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回忆，王明在1957年左右翻阅俄文版尼赫鲁回忆录时，提到了这段往事。此情况由安徽金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荣安提供给笔者。）
两个“遗憾”
——尼赫鲁同毛泽东、宋庆龄未曾谋面
或是偶然，或是人为原因，尼赫鲁并未实现同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两位领袖——毛泽东、宋庆龄早已约好的会面，这不能不说是尼赫鲁此行留下的两个遗憾。
（一）纯是偶然的“遗憾”—与毛泽东未曾谋面
在重庆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官的接触，使尼赫鲁看到了中国的一面，但令他“很遗憾”的却是与毛泽东“失之交臂”，而未能看到中国的另一面。
虽然彼此阶级属性不同，但相同的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使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彼此间有很强的认同感。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党的认同感愈益深化，特别是印度援华医疗队表现出的与中国军民“同甘共苦”的精神，更让中国人民亲身感受到了印度人民对“我国抗战之同情和援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和尼赫鲁开始了伟人间的“交往”。在1939年3月1日，中共中央给印度国民大会发电，祝贺其在亚拉哈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表示：“中印两国之民族为亚洲之两大民族，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并特别强调，“我们坚决的相信你们的事业的成功，亦犹相信我们自己的事业之成功一样”。同年5月24日，毛泽东致函尼赫鲁，高度赞扬印度援华医疗队在中国的工作，并对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支持中国抗战表示衷心的感谢，信中说：“我们非常荣幸在这里欢迎爱德华大夫率领的印度医疗队。……他们与我们同甘共苦的精神，给每一个与他们接触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利用这个机会，我对伟大的印度人民和印度国大党给予中国人民的医疗上和物资上的援助表示感谢，并希望国大党和印度人民继续给中国人民以援助，以协助我们驱逐日本侵略者。”7月11日，尼赫鲁给毛泽东复信。在信开头，他表示：“我们满怀着景仰，注意你们的事业和八路军的业绩已经好几年了。”针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印度国大党援助的感谢，他说道：“自从日本侵略中国以来，印度人民很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和中国人民的休戚相关，我们希望对你们所致力的伟大事业能够有微薄的帮助。”在信结尾，他明确表达在“8月或9月”要到中国“做短时间的勾留”的愿望，并特别强调“那时我一定希望能够和你相见”。
尼赫鲁尚未到重庆，《新华日报》就以“尼赫鲁今可到渝，本市准备盛大欢迎，勾留数日即往西北”为题并配其照片，对他的行程进行专门报道。尼赫鲁甫抵重庆，中共方面就表示为使他“遍历我西北、西南，以至各战区地带”的行程计划，能“不虚此行”、“达到圆满的结果”，就要求“他的战斗兄弟的中国人民”应当予以热烈的欢迎与帮助，特别是政府应当予以多多的方便与保护，并强调“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8月27日，尼赫鲁刚刚结束在重庆的参观活动，毛泽东就致信欢迎其到延安，“鄙人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先生致欢迎与慰问之忱，并欢迎先生来延安一行，以便亲聆伟论”。尼赫鲁对延安之行寄予厚望，他强调：“我到延安去有三个理由：1.因印度救护队在那里，我想去看看;2.访晤延安各领袖;3.不去延安观察政治情势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特别是“第三个理由”，就更展现出他对中国政治格局的敏锐洞察力。但是，天不遂人愿，因二战全面爆发，局势严重，尼赫鲁须立即返印，这样就失去了与毛泽东的握手机会。正因为没能如愿同毛泽东见面，所以在他给毛泽东的回信中，不仅表示“我很遗憾，竟这样突然地离开中国”，更是强调“我希望能再有机会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