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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伦关系，是指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孟子·滕文公上》云：“（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所说的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古人所界定的人伦关系，共五种，故古人又称之为五伦;亲、义、别、序、信就是孟子所倡导的人伦关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即父子之间应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应有礼仪之道，夫妇之间应挚爱而有男女之别，兄弟之间应有长幼次序，朋友之间应有诚信之德。
孟子说舜使契为司徒，掌人伦教化。舜的时代是古代儒家所向往的圣明时代，其所以圣明，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视人伦教化显然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没有人伦教化，整个社会也就不会有正常的人伦关系，人伦关系不正常，则父子不亲、君臣不和、夫妇不爱、兄弟不睦、朋友无信，整个社会势必陷入一片混乱，显然，人伦关系的正常与否是关系到社会是否安定、国家是否兴旺强盛的一个极重要因素，难怪舜要其心腹大臣契亲自负责这件事。
在五伦关系中，古人对夫妇关系似乎颇为关注。《周易大传·序卦传》认为，夫妇关系是父子、君臣等关系的基础，只有有了正常的夫妇之道，其他的人伦之间的礼义才能得到维持、实施，因而《大传》作者主张夫妇之道应永久地保持下去。《大传》之后，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又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按，此指《春秋公羊传》）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司马迁在总结《易》、《诗》等古籍中的有关人伦关系的阐述之后，也提出了与《周易大传》相同的观点：“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
夫妇关系乃是所有人伦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关系，而人伦关系的正常与否，又系及社会的安定与否，国家的强盛与否，同时又是圣明时代能否到来的一个先决条件。
人伦关系中的夫妻之道是双向的，新郎要去亲迎新娘，做丈夫的要尊重妻子，反过来，做妻子的当然也要忠于丈夫，那种背着丈夫与他人眉来眼去，甚至勾结奸夫害死亲夫的妻子自然会激起天下人的共愤，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公羊》先师在内。如《春秋·庄公元年》载：“三月，夫人孙于齐。”鲁桓公被杀后，夫人姜氏干脆就“孙”于齐国。关于“孙”的含义，《公羊传》说“内讳奔谓之孙”，也就是说，为了替鲁国避讳，故尔把“奔”说“孙”。很明显，《公羊》先师认为，姜氏的行为是属于“奔”的性质。“奔”，对于一般的臣子来说，是出奔，而对于本应回国寡居的姜氏来说，就是淫奔，何况姜氏“奔”的地方就是淫夫齐襄公之所在。在这里，《公羊》先师的评说虽然不著一字褒或贬，但贬斥之意，却是再明显、再激烈不过了。
《公羊传》作者在指责姜氏“孙于齐”之后，接着又再次表明他们的两点看法：一、“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这是在这篇不长的传文中，对姜氏的第二次贬斥，公开指出她是杀死桓公的凶手之一，并把她伙同襄公杀死桓公的丑恶历史暴露于后代亿万人面前。其所叙史实，较之以传史为主的《左传》还要详细，于此可以想见《公羊》先师对姜氏愤恨之深，似乎不把她的秽史抖出来就不足以解恨似的。二、“念母者所善也，则曷为于其念母为贬？不与念母也。”儿子思念母亲，本是人们所赞许的，但在这里，庄公思念其母姜氏，《公羊》先师却加以贬斥，极力反对，显然，在《公羊》先师眼中，姜氏不仅不配为人之妻，而且也不配为人之母。这是《公羊》先师对姜氏的又一次贬斥，也是对夫妻之道的又一次强调。
《公羊传》有关夫妻关系的论述，除上述的“亲迎”、“妻忠于夫”之外，还有颇具特色的“夫妻一体”的理论。《春秋》载，鲁宣公元年春正月，宣公派“公子遂如齐逆女”，两个月后，公子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鲁宣公派公子遂去齐国接新娘，这是违背“亲迎”之礼的，《公羊》先师在这里之所以不作贬斥，是因为类似的贬斥在纪君使纪履如鲁逆女时已经说过，所以这里予以省略。《公羊》先师在这里所要贬斥的，是鲁宣公在父丧期间的娶妻之举。鲁宣公之父鲁文公在上年二月去世，今年正月，鲁宣公就派公子遂去齐国接新娘，前后还不满一年，明显违背了为父守丧三年的古礼，这当然要加以贬斥。但宣公乃一国之君，按《春秋》及《公羊传》为鲁君避讳的原则，宣公是不能贬斥的，故《公羊》先师转而贬斥宣公夫人姜氏，因为“夫人与公一体”，夫人的“耻辱与公共之，夫人贬则公恶明矣”（何休《解诂》）。
如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僖公五年的传文都有这样的话：“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杀世子，指晋献公杀世子申生，杀母弟，指的就是像郑庄公这样的杀死同母弟的人。
“夫人与公一体”即“夫妻一体”，这是《公羊》先师对夫妻关系的一个颇为新颖而又深刻的论述，“一体”表明夫妻关系之密切，按何休所说，即荣辱与共、祸福同之。“一体”的理论，使夫妻关系在礼仪、形体结合的基础上，又上升为命运的结合，思想、心理的结合。当然，这里的荣辱、祸福，乃至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心理，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前提的，都必须符合仁义道德的准则，而不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是不言而谕的。“夫妻一体”是《公羊》先师对儒家人伦思想的一个发展。孟子只说夫妻要有男女之“别”，《公羊》先师则从另一方面，从“同”的方面去思考、去探索。如果普天下的夫妻果真都像孟子、《公羊》先师所说的那样，既有“别”，又有“同”，那么，和睦的家庭也就随处可见，天下安宁也就指日可待，国家的兴旺也就大有希望，《公羊》先师也许正是着眼于这种光明的未来，才在孟子的基础上，提出“夫妻一体”理论的。
人伦关系，除夫妻关系外，还有父子、君臣、兄弟诸关系，下文兹就此再作简要介绍。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是《公羊》先师就父子关系而提出的一条新的人伦关系的准则。客观地说，这条准则并不严密，它似是而非，却又似非而是。如果它仅仅是针对卫灵公父子说的，那还有几分道理。南子通淫宋朝，明显违背了夫妻之道，这当然要受到贬斥（《公羊传》中类似的贬斥在姜氏与齐襄公通淫时已说过，所以这里不再重复），但蒯聩却因此而要杀死自己母亲，却又做得过火了些，因而卫灵公罢黜他的世子之位，尽逐其党羽，都是情有可原的，蒯聩就是凭借晋国军队回到卫国，也无权再登上国君的位子。
然而，如果把这条人伦准则加以推广，用它去规范天下的父子，那么情况就复杂了，它也许有助于正义的伸张，但也可能为邪恶势力的横行创造条件。
春秋初年，卫国公子州吁杀死卫桓公自立为君，但国内的百姓并不拥护他，为了稳定国君的位子，州吁的佞臣石厚便去请教自己的父亲石（音却），石是卫国的老臣，他早就对州吁、石厚的所作所为愤恨不满，今见儿子来询问巩固君位的办法，就乘机设下一计，说只要叫州吁去朝见周天子，国君的位子就会稳固，并建议儿子和州吁一同前往陈国，求陈桓公向周天子代为请求朝见之事。州吁、石厚果然中计，立即动身前往陈国，这时陈桓公已收到石来信，信中求他捉住州吁、石厚，为卫国除奸。因而州吁、石厚二人一到陈国就被陈桓公捉住，不久，二人分别被卫国派来的右宰和石派来的管家所杀。石杀子，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国家的安定，故尔这种的“父有子喜”当然要大加提倡、广为推广。然而，人世间的事情是复杂的，石的“父有子”应加提倡，而晋献公的逼死太子申生，以及春秋时另一位卫君——卫宣公将儿媳据为己有的“父有子”却是应加贬斥的，否则，岂不邪恶横行，天下无序？可见，父是否“有子”、子能不能“有父”，须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可惜这些应区别对待的注意事项《公羊》先师竟一字未提，致使原本很不错的立论，变得笼统、含混、是非参半，真是智者千虑，也难免一失。
为人父母的，对子女应有慈爱之心、骨肉亲情，反过来，为人子女的，对父母当然也应当有骨肉亲情、孝敬之心。关于这，《公羊传》也谈到了。《春秋》载，鲁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闵公“吉于庄公。”吉是孝子在亡父的丧期满二十五个月后，去掉丧服，换上吉服，在祖庙中举行的一种祭祀。按古礼，父亲去世后，在丧服期间，其神位放在亡父的新庙中，孝子应按时前往祭祀，事死犹事生，以尽孝子的骨肉亲情，直到二十五个月的丧期满后，才把亡父的神位移入祖庙，到这时，孝子才能中断事死犹事生的骨肉亲情。鲁闵公之父鲁庄公死于庄公三十二年八月，到闵公二年五月，才二十一个月，可是这时鲁闵公就迫不及待地举行吉的祭祀，想提前将庄公的神位送入祖庙，提前中断父子的骨肉亲情，对这类不孝的儿子，《公羊》先师自然要加以讥刺。
“君臣有义”是孟子所概括的君臣关系的准则，“义”的内涵相当广泛，哪些行为是合于君臣之义的，哪些行为又与君臣之义相违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且先看看下面的事例。
《春秋》载，鲁庄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北狄入侵曹国，曹羁先后三次劝谏曹君，说北狄人多势众，且毫无信义，劝曹君不要亲自与北狄交战，但曹君始终不听，曹羁无奈，只好离开曹国，出奔陈国，后果不出曹羁所料，曹国大败，曹君也战死于沙场，对此，《公羊》先师称曹羁之所为是“得君臣之义”。《公羊》先师这个褒奖有根据吗？有。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也就是说，为臣的以儒家道义去侍奉国君，如果国君不肯采纳忠言，那就辞职他去，另投他国。显然，曹羁就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臣子，他的“三谏不从，遂去之”当然合于君臣之义。
以上事例，可以说都是孟子“君臣有义”的具体注脚，人们从中不难看出《公羊》先师所倡导的君臣关系的准则：国君有过，臣子应极力劝谏;国君有难，臣子应挺身而出;国君被弑，臣子应讨伐逆贼。能做到这几点的，自然就与君臣之间的“义”相合。当然，如果臣子于极力劝谏后，国君仍拒而不听，这时臣子自可“弃而他去”，这也同样合于君臣的“义”。由此可见，《公羊》先师给予臣子的活动空间还是较大的，并不要求他们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与上述相反，如果臣子在该劝谏时不极力劝谏，如果国君对臣子的劝谏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如果国君有难、臣子不闻不问、不作讨伐，那就与君臣之间的“义”不合，就要受到谴责。
当然，《公羊》先师所倡导的君臣关系的准则，并不只是上述几条，臣子应维护君王的尊严与权力，同样也是这些准则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过，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这些准则中，《公羊》先师对臣子的要求多，而对国君的要求则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亲亲之道”是《公羊传》提出的处理兄弟关系的总的准则，这个准则，《公羊传》全书共出现过三次。
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子，庄公病重，叔牙想乘机杀死庄公，以便让庆父继位。季子知道叔牙的阴谋后，便用毒酒杀叔牙。对这事，庄公三十二年的《春秋》记曰：“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叔牙（即公子牙）是被杀的，《春秋》为何却写作“卒”？《公羊传》说这是“为季子讳杀也”，《春秋》为何要为季子“讳杀”？《公羊传》说：为了君臣之义，季子不得不杀死亲兄，但为了维护兄弟间的“亲亲之道”，为了让季子逃脱“杀兄”的罪名，《春秋》又不得不把公子牙的死写成“卒”，以便使人觉得他是得病死的，而不是被杀的。显然，“亲亲之道”就是《公羊》先师所倡导的兄弟间应维持的一种关系，即兄弟间应有相亲相爱的骨肉之情。 鲁庄公去世后，其子子般即位，两个多月后，子般便被庆父所唆使的邓扈乐杀死，庆父怕遭惩罚，逃往齐国，鲁国国君的位子便由庄公的另一子来继承，即闵公。闵公元年春，《春秋》记曰：“春王正月。”《公羊传》解说叙述庆父杀子般的经过。邓扈乐曾因淫乱宫中而受到子般的惩处，子般即位后，庆父便挑唆扈乐杀子般，然后又把邓扈乐杀掉。当初叔牙想弑杀庄公，季子为了防止事件的发生而杀掉叔牙，如今季子不杀庆父，一是因为就是把庆父杀了，也无法挽回已发生的事情;二是因为邓扈乐已被处决，案件已有结论;三是为了维护兄弟间的“亲亲之道”。在这里，《公羊》先师再次提出“亲亲之道”的准则，为了这个准则，只好放过庆父，不予追究。
庆父弑杀子般后逃往齐国，一年后，又回到鲁国，第二年秋，庆父又杀死了闵公，《春秋》记曰：“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传》的解说，与闵公元年的解说相近，解释季子不惩处庆父的原因：一是因为闵公被弑已是既成事实，就是杀了庆父也无法挽回;二是为了维护兄弟间的“亲亲之道”。在这里，《公羊》先师又一次提出“亲亲之道”的准则。人们不难发现，《公羊》先师对“亲亲之道”的强调似乎过了头，以至有忽视君臣之义的倾向，特别是第三次的解说。
第一次“亲亲之道”的提出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季子为了维护君臣之义而 杀叔牙，《春秋》又为了维护“亲亲之道”而把“ 杀”写作“卒”，可以说，君臣、兄弟这两种人伦关系都得到了维护。第二次“亲亲之道”的解释也还说得过去，因为庆父不是亲手杀死子般的，凶手邓扈乐也已伏法，故尔人们对《公羊》先师所说的季子因出于“亲亲之道”的考虑而放走庆父的解释一般也会认可。但第三次的解说就说不通了。庆父在唆使邓扈乐杀死子般后又亲手杀死闵公，而这时《公羊》先师还在说季子不惩处庆父仍是出于“亲亲之道”的考虑，这不是将兄弟间的“亲亲之道”置于君臣大义之上吗？这与前面第一次的解说——为了君臣大义而杀死兄弟不是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从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公羊》先师对“亲亲之道”的阐述确有强调过分、顾此失彼的弊误，但这也反映了事情的另一面，即《公羊》先师对兄弟骨肉之情的重视，这从下面所举的一些事例也可得到印证。
据《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有弟叫共叔段，他凭借母亲对他的宠爱积极积蓄力量，企图夺取庄公的位子。他扩建封邑的城墙，扩充封邑的领地，命令西部、北部边境的人全都听命于他。对于这些，郑庄公全都知道，他的臣子也曾劝谏过他，要他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但郑庄公却迟迟不动手，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将自及”、“不义不，厚将崩。当然，庄公并不是真的在等待共叔段的“自毙”，他之不动手，是因为此时共叔段的罪过还不是很大，还不能置之于死地。
不久，共叔段又日夜打造兵器、四处招兵买马，准备袭击国都，并叫其母为内应，庄公得知后，说“可矣”，并立即派大军征讨，共叔段寡不敌众，终于兵败而逃往他国（《公羊传》说共叔段兵败被杀）。对这事，《春秋》记曰：“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说共叔段想夺兄长的君位，不配为弟，说《春秋》将“杀”写作“克”，是“大郑伯之恶”，兄弟二人全都违背了兄弟间的“亲亲之道”，全应受到贬斥，但两相比较，《公羊传》对郑庄公的贬斥似乎更重些，因为全书除了这里用“恶”字来斥责郑庄公外，在其他地方还不止一次地重提这件无视兄弟之情的事，如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僖公五年的传文都有这样的话：“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杀世子，指晋献公杀世子申生，杀母弟，指的就是像郑庄公这样的杀死同母弟的人。《公羊》先师之所以对郑庄公如此不满、憎恶，也许与郑庄公为人过于奸诈、丝毫不顾及兄弟手足之情有关。共叔段对君位的觊觎固然应贬斥，但作为兄长的郑庄公如果有爱弟之心，就应对其不轨行为及早制止，而不能故意让其膨胀，然后攻而杀之。
《春秋》载，鲁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出奔晋”。 为秦桓公之子、秦景公的同母弟。 因得父母亲的宠爱而富比景公，因而引起景公的妒嫉， 怕因此而得祸，故尔出奔晋国，直到景公死后才回到秦国。对于的出奔，《公羊传》说：“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谓之出奔也”，“不能容”三个字极其鲜明地表现出《公羊》先师对秦景公不念兄弟“亲亲之道”的贬斥。
关于兄弟间的人伦关系，孟子说“长幼有叙”，这是着眼于兄弟间的年龄、上下的差别。《公羊》先师说“亲亲之道”，则重在强调兄弟间的骨肉亲情。两相比较，《公羊》先师所说的似乎更富于人情味。
《公羊传》不是专论人伦关系的书，因而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也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比如五伦中的朋友关系，书中就只字未提，而在已经谈到的四种关系中，也有可商榷的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书中所阐述的许多人伦思想问题，如亲迎、夫妻一体、君臣之义、亲亲之道等无疑都是古代文化遗产中的耀眼的精华，都是儒家思想的极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作者供职于国务院研究室
孟子说舜使契为司徒，掌人伦教化。舜的时代是古代儒家所向往的圣明时代，其所以圣明，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视人伦教化显然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没有人伦教化，整个社会也就不会有正常的人伦关系，人伦关系不正常，则父子不亲、君臣不和、夫妇不爱、兄弟不睦、朋友无信，整个社会势必陷入一片混乱，显然，人伦关系的正常与否是关系到社会是否安定、国家是否兴旺强盛的一个极重要因素，难怪舜要其心腹大臣契亲自负责这件事。
夫妇关系
在五伦关系中，古人对夫妇关系似乎颇为关注。《周易大传·序卦传》认为，夫妇关系是父子、君臣等关系的基础，只有有了正常的夫妇之道，其他的人伦之间的礼义才能得到维持、实施，因而《大传》作者主张夫妇之道应永久地保持下去。《大传》之后，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又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按，此指《春秋公羊传》）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司马迁在总结《易》、《诗》等古籍中的有关人伦关系的阐述之后，也提出了与《周易大传》相同的观点：“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
夫妇关系乃是所有人伦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关系，而人伦关系的正常与否，又系及社会的安定与否，国家的强盛与否，同时又是圣明时代能否到来的一个先决条件。
人伦关系中的夫妻之道是双向的，新郎要去亲迎新娘，做丈夫的要尊重妻子，反过来，做妻子的当然也要忠于丈夫，那种背着丈夫与他人眉来眼去，甚至勾结奸夫害死亲夫的妻子自然会激起天下人的共愤，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公羊》先师在内。如《春秋·庄公元年》载：“三月，夫人孙于齐。”鲁桓公被杀后，夫人姜氏干脆就“孙”于齐国。关于“孙”的含义，《公羊传》说“内讳奔谓之孙”，也就是说，为了替鲁国避讳，故尔把“奔”说“孙”。很明显，《公羊》先师认为，姜氏的行为是属于“奔”的性质。“奔”，对于一般的臣子来说，是出奔，而对于本应回国寡居的姜氏来说，就是淫奔，何况姜氏“奔”的地方就是淫夫齐襄公之所在。在这里，《公羊》先师的评说虽然不著一字褒或贬，但贬斥之意，却是再明显、再激烈不过了。
《公羊传》作者在指责姜氏“孙于齐”之后，接着又再次表明他们的两点看法：一、“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这是在这篇不长的传文中，对姜氏的第二次贬斥，公开指出她是杀死桓公的凶手之一，并把她伙同襄公杀死桓公的丑恶历史暴露于后代亿万人面前。其所叙史实，较之以传史为主的《左传》还要详细，于此可以想见《公羊》先师对姜氏愤恨之深，似乎不把她的秽史抖出来就不足以解恨似的。二、“念母者所善也，则曷为于其念母为贬？不与念母也。”儿子思念母亲，本是人们所赞许的，但在这里，庄公思念其母姜氏，《公羊》先师却加以贬斥，极力反对，显然，在《公羊》先师眼中，姜氏不仅不配为人之妻，而且也不配为人之母。这是《公羊》先师对姜氏的又一次贬斥，也是对夫妻之道的又一次强调。
《公羊传》有关夫妻关系的论述，除上述的“亲迎”、“妻忠于夫”之外，还有颇具特色的“夫妻一体”的理论。《春秋》载，鲁宣公元年春正月，宣公派“公子遂如齐逆女”，两个月后，公子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鲁宣公派公子遂去齐国接新娘，这是违背“亲迎”之礼的，《公羊》先师在这里之所以不作贬斥，是因为类似的贬斥在纪君使纪履如鲁逆女时已经说过，所以这里予以省略。《公羊》先师在这里所要贬斥的，是鲁宣公在父丧期间的娶妻之举。鲁宣公之父鲁文公在上年二月去世，今年正月，鲁宣公就派公子遂去齐国接新娘，前后还不满一年，明显违背了为父守丧三年的古礼，这当然要加以贬斥。但宣公乃一国之君，按《春秋》及《公羊传》为鲁君避讳的原则，宣公是不能贬斥的，故《公羊》先师转而贬斥宣公夫人姜氏，因为“夫人与公一体”，夫人的“耻辱与公共之，夫人贬则公恶明矣”（何休《解诂》）。
“夫人与公一体”即“夫妻一体”，这是《公羊》先师对夫妻关系的一个颇为新颖而又深刻的论述，“一体”表明夫妻关系之密切，按何休所说，即荣辱与共、祸福同之。“一体”的理论，使夫妻关系在礼仪、形体结合的基础上，又上升为命运的结合，思想、心理的结合。当然，这里的荣辱、祸福，乃至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心理，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前提的，都必须符合仁义道德的准则，而不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是不言而谕的。“夫妻一体”是《公羊》先师对儒家人伦思想的一个发展。孟子只说夫妻要有男女之“别”，《公羊》先师则从另一方面，从“同”的方面去思考、去探索。如果普天下的夫妻果真都像孟子、《公羊》先师所说的那样，既有“别”，又有“同”，那么，和睦的家庭也就随处可见，天下安宁也就指日可待，国家的兴旺也就大有希望，《公羊》先师也许正是着眼于这种光明的未来，才在孟子的基础上，提出“夫妻一体”理论的。
人伦关系，除夫妻关系外，还有父子、君臣、兄弟诸关系，下文兹就此再作简要介绍。
父子关系
《春秋》载，鲁僖公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公羊传》解说道：“曷为直称晋侯以杀？直称君者，甚之也。”晋侯即晋献公，晋献公有一宠姬叫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将来能继承晋侯的位子，便设计陷害世子申生。她在申生献给献公的祭肉里放进毒药，然后诬告申生想害死父亲，晋献公不辨真情，立即杀了申生的老师杜原款，并派兵捉拿逃回封邑的申生。申生满腹冤屈，无法诉说，最后被逼自缢而死。晋献公身为人之君父，却听信诬谄之辞，逼杀儿子，对此，《公羊》先师以“甚之也”加以贬斥，意思是说，晋献公做得太过分了，太缺少父子之间的骨肉亲情了。《公羊》先师的贬斥，是以具体事例充实孟子的“父子有亲”的人伦思想，从而从反面证明了父子亲情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情感。“父有子，子不得有父”是《公羊》先师就父子关系而提出的一条新的人伦关系的准则。客观地说，这条准则并不严密，它似是而非，却又似非而是。如果它仅仅是针对卫灵公父子说的，那还有几分道理。南子通淫宋朝，明显违背了夫妻之道，这当然要受到贬斥（《公羊传》中类似的贬斥在姜氏与齐襄公通淫时已说过，所以这里不再重复），但蒯聩却因此而要杀死自己母亲，却又做得过火了些，因而卫灵公罢黜他的世子之位，尽逐其党羽，都是情有可原的，蒯聩就是凭借晋国军队回到卫国，也无权再登上国君的位子。
然而，如果把这条人伦准则加以推广，用它去规范天下的父子，那么情况就复杂了，它也许有助于正义的伸张，但也可能为邪恶势力的横行创造条件。
春秋初年，卫国公子州吁杀死卫桓公自立为君，但国内的百姓并不拥护他，为了稳定国君的位子，州吁的佞臣石厚便去请教自己的父亲石（音却），石是卫国的老臣，他早就对州吁、石厚的所作所为愤恨不满，今见儿子来询问巩固君位的办法，就乘机设下一计，说只要叫州吁去朝见周天子，国君的位子就会稳固，并建议儿子和州吁一同前往陈国，求陈桓公向周天子代为请求朝见之事。州吁、石厚果然中计，立即动身前往陈国，这时陈桓公已收到石来信，信中求他捉住州吁、石厚，为卫国除奸。因而州吁、石厚二人一到陈国就被陈桓公捉住，不久，二人分别被卫国派来的右宰和石派来的管家所杀。石杀子，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国家的安定，故尔这种的“父有子喜”当然要大加提倡、广为推广。然而，人世间的事情是复杂的，石的“父有子”应加提倡，而晋献公的逼死太子申生，以及春秋时另一位卫君——卫宣公将儿媳据为己有的“父有子”却是应加贬斥的，否则，岂不邪恶横行，天下无序？可见，父是否“有子”、子能不能“有父”，须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可惜这些应区别对待的注意事项《公羊》先师竟一字未提，致使原本很不错的立论，变得笼统、含混、是非参半，真是智者千虑，也难免一失。
为人父母的，对子女应有慈爱之心、骨肉亲情，反过来，为人子女的，对父母当然也应当有骨肉亲情、孝敬之心。关于这，《公羊传》也谈到了。《春秋》载，鲁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闵公“吉于庄公。”吉是孝子在亡父的丧期满二十五个月后，去掉丧服，换上吉服，在祖庙中举行的一种祭祀。按古礼，父亲去世后，在丧服期间，其神位放在亡父的新庙中，孝子应按时前往祭祀，事死犹事生，以尽孝子的骨肉亲情，直到二十五个月的丧期满后，才把亡父的神位移入祖庙，到这时，孝子才能中断事死犹事生的骨肉亲情。鲁闵公之父鲁庄公死于庄公三十二年八月，到闵公二年五月，才二十一个月，可是这时鲁闵公就迫不及待地举行吉的祭祀，想提前将庄公的神位送入祖庙，提前中断父子的骨肉亲情，对这类不孝的儿子，《公羊》先师自然要加以讥刺。
君臣关系
“君臣有义”是孟子所概括的君臣关系的准则，“义”的内涵相当广泛，哪些行为是合于君臣之义的，哪些行为又与君臣之义相违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且先看看下面的事例。
《春秋》载，鲁庄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北狄入侵曹国，曹羁先后三次劝谏曹君，说北狄人多势众，且毫无信义，劝曹君不要亲自与北狄交战，但曹君始终不听，曹羁无奈，只好离开曹国，出奔陈国，后果不出曹羁所料，曹国大败，曹君也战死于沙场，对此，《公羊》先师称曹羁之所为是“得君臣之义”。《公羊》先师这个褒奖有根据吗？有。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也就是说，为臣的以儒家道义去侍奉国君，如果国君不肯采纳忠言，那就辞职他去，另投他国。显然，曹羁就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臣子，他的“三谏不从，遂去之”当然合于君臣之义。
以上事例，可以说都是孟子“君臣有义”的具体注脚，人们从中不难看出《公羊》先师所倡导的君臣关系的准则：国君有过，臣子应极力劝谏;国君有难，臣子应挺身而出;国君被弑，臣子应讨伐逆贼。能做到这几点的，自然就与君臣之间的“义”相合。当然，如果臣子于极力劝谏后，国君仍拒而不听，这时臣子自可“弃而他去”，这也同样合于君臣的“义”。由此可见，《公羊》先师给予臣子的活动空间还是较大的，并不要求他们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与上述相反，如果臣子在该劝谏时不极力劝谏，如果国君对臣子的劝谏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如果国君有难、臣子不闻不问、不作讨伐，那就与君臣之间的“义”不合，就要受到谴责。
当然，《公羊》先师所倡导的君臣关系的准则，并不只是上述几条，臣子应维护君王的尊严与权力，同样也是这些准则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过，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这些准则中，《公羊》先师对臣子的要求多，而对国君的要求则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兄弟关系
“亲亲之道”是《公羊传》提出的处理兄弟关系的总的准则，这个准则，《公羊传》全书共出现过三次。
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子，庄公病重，叔牙想乘机杀死庄公，以便让庆父继位。季子知道叔牙的阴谋后，便用毒酒杀叔牙。对这事，庄公三十二年的《春秋》记曰：“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叔牙（即公子牙）是被杀的，《春秋》为何却写作“卒”？《公羊传》说这是“为季子讳杀也”，《春秋》为何要为季子“讳杀”？《公羊传》说：为了君臣之义，季子不得不杀死亲兄，但为了维护兄弟间的“亲亲之道”，为了让季子逃脱“杀兄”的罪名，《春秋》又不得不把公子牙的死写成“卒”，以便使人觉得他是得病死的，而不是被杀的。显然，“亲亲之道”就是《公羊》先师所倡导的兄弟间应维持的一种关系，即兄弟间应有相亲相爱的骨肉之情。 鲁庄公去世后，其子子般即位，两个多月后，子般便被庆父所唆使的邓扈乐杀死，庆父怕遭惩罚，逃往齐国，鲁国国君的位子便由庄公的另一子来继承，即闵公。闵公元年春，《春秋》记曰：“春王正月。”《公羊传》解说叙述庆父杀子般的经过。邓扈乐曾因淫乱宫中而受到子般的惩处，子般即位后，庆父便挑唆扈乐杀子般，然后又把邓扈乐杀掉。当初叔牙想弑杀庄公，季子为了防止事件的发生而杀掉叔牙，如今季子不杀庆父，一是因为就是把庆父杀了，也无法挽回已发生的事情;二是因为邓扈乐已被处决，案件已有结论;三是为了维护兄弟间的“亲亲之道”。在这里，《公羊》先师再次提出“亲亲之道”的准则，为了这个准则，只好放过庆父，不予追究。
庆父弑杀子般后逃往齐国，一年后，又回到鲁国，第二年秋，庆父又杀死了闵公，《春秋》记曰：“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传》的解说，与闵公元年的解说相近，解释季子不惩处庆父的原因：一是因为闵公被弑已是既成事实，就是杀了庆父也无法挽回;二是为了维护兄弟间的“亲亲之道”。在这里，《公羊》先师又一次提出“亲亲之道”的准则。人们不难发现，《公羊》先师对“亲亲之道”的强调似乎过了头，以至有忽视君臣之义的倾向，特别是第三次的解说。
第一次“亲亲之道”的提出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季子为了维护君臣之义而 杀叔牙，《春秋》又为了维护“亲亲之道”而把“ 杀”写作“卒”，可以说，君臣、兄弟这两种人伦关系都得到了维护。第二次“亲亲之道”的解释也还说得过去，因为庆父不是亲手杀死子般的，凶手邓扈乐也已伏法，故尔人们对《公羊》先师所说的季子因出于“亲亲之道”的考虑而放走庆父的解释一般也会认可。但第三次的解说就说不通了。庆父在唆使邓扈乐杀死子般后又亲手杀死闵公，而这时《公羊》先师还在说季子不惩处庆父仍是出于“亲亲之道”的考虑，这不是将兄弟间的“亲亲之道”置于君臣大义之上吗？这与前面第一次的解说——为了君臣大义而杀死兄弟不是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从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公羊》先师对“亲亲之道”的阐述确有强调过分、顾此失彼的弊误，但这也反映了事情的另一面，即《公羊》先师对兄弟骨肉之情的重视，这从下面所举的一些事例也可得到印证。
据《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有弟叫共叔段，他凭借母亲对他的宠爱积极积蓄力量，企图夺取庄公的位子。他扩建封邑的城墙，扩充封邑的领地，命令西部、北部边境的人全都听命于他。对于这些，郑庄公全都知道，他的臣子也曾劝谏过他，要他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但郑庄公却迟迟不动手，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将自及”、“不义不，厚将崩。当然，庄公并不是真的在等待共叔段的“自毙”，他之不动手，是因为此时共叔段的罪过还不是很大，还不能置之于死地。
不久，共叔段又日夜打造兵器、四处招兵买马，准备袭击国都，并叫其母为内应，庄公得知后，说“可矣”，并立即派大军征讨，共叔段寡不敌众，终于兵败而逃往他国（《公羊传》说共叔段兵败被杀）。对这事，《春秋》记曰：“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说共叔段想夺兄长的君位，不配为弟，说《春秋》将“杀”写作“克”，是“大郑伯之恶”，兄弟二人全都违背了兄弟间的“亲亲之道”，全应受到贬斥，但两相比较，《公羊传》对郑庄公的贬斥似乎更重些，因为全书除了这里用“恶”字来斥责郑庄公外，在其他地方还不止一次地重提这件无视兄弟之情的事，如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僖公五年的传文都有这样的话：“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杀世子，指晋献公杀世子申生，杀母弟，指的就是像郑庄公这样的杀死同母弟的人。《公羊》先师之所以对郑庄公如此不满、憎恶，也许与郑庄公为人过于奸诈、丝毫不顾及兄弟手足之情有关。共叔段对君位的觊觎固然应贬斥，但作为兄长的郑庄公如果有爱弟之心，就应对其不轨行为及早制止，而不能故意让其膨胀，然后攻而杀之。
《春秋》载，鲁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出奔晋”。 为秦桓公之子、秦景公的同母弟。 因得父母亲的宠爱而富比景公，因而引起景公的妒嫉， 怕因此而得祸，故尔出奔晋国，直到景公死后才回到秦国。对于的出奔，《公羊传》说：“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谓之出奔也”，“不能容”三个字极其鲜明地表现出《公羊》先师对秦景公不念兄弟“亲亲之道”的贬斥。
关于兄弟间的人伦关系，孟子说“长幼有叙”，这是着眼于兄弟间的年龄、上下的差别。《公羊》先师说“亲亲之道”，则重在强调兄弟间的骨肉亲情。两相比较，《公羊》先师所说的似乎更富于人情味。
《公羊传》不是专论人伦关系的书，因而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也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比如五伦中的朋友关系，书中就只字未提，而在已经谈到的四种关系中，也有可商榷的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书中所阐述的许多人伦思想问题，如亲迎、夫妻一体、君臣之义、亲亲之道等无疑都是古代文化遗产中的耀眼的精华，都是儒家思想的极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作者供职于国务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