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吴泰昌打算出有关钱锺书的书，征求钱的意见。钱锺书说：“如你决意要写，那就据你了解的材料写吧！但身体要紧，否则别人会说你是为写钱某人传把身体弄垮了！”
　　钱锺书晚年与朋友之间，已不复仅仅谈学论道，相互关心身体，甚至馈赠良药，都是常事。周而复曾送钱锺书花旗参，钱在给周的感谢信中说：“惠帖并赐花旗珍参，感刻之至。贱躯据北京医院李甫仁大夫言，与人参、洋参皆不相宜，故三年来日服其方，只用太子参、玄参等物。弟又患前列腺，夜起四五次，更眠不安席。故人情重，良药向遗，宝藏以备不时之需。”谨遵医嘱，这是晚年钱锺书可爱的地方。1992年，他知道胡乔木患病，还寄去了一盒西洋参。
　　身体多病，但钱锺书从不忌言生死，总是乐观面对。杨绛先生说，他是个乐观的人，对生死自然规律看得很明白。1989年3月，他晚上睡不好，白天头晕，就对人说，同他一起出来的历史学家黎澍和外交家宦乡相继过世，他也快了。大年三十，人家打电话来拜年，他会突然冒出一句：“老啦！要死啦！”他不喜过生日，认为“祝寿祝寿，我看是促寿”！“‘祝寿’可以‘促寿’，‘延年’能使‘厌年’，此又物极必反之理也”。你安慰他病会痊愈，他答道：“长寿乃《西游记》车迟国和尚所谓‘长受罪’耳。乃蒙善颂善祷，‘美意延年’，愚夫妇无以报称，唯有祝体健笔健，健饭健步，‘老子犹龙’，不负斯语。”
　　他对老病相生、老衰不可医、人生苦短的道理看得很清楚，所以晚年痼疾纏身，都能坦然对之。在晚年所著《管锥编》中，他常有发挥。“世寿无穷，却不能分减与人，亿万斯年，于己无与”。“病乃变故，衰属常规；病尚得减，而衰老相期，与日俱老，则亦逐日添衰；病可待其渐除，而衰则愈待而愈积”。“心力颓唐，不耐贯注，体力乏弊，不堪运使，懈散而乐于放慵，所谓‘不相综摄’”。颇似夫子自道。
　　钱锺书曾对舒展说：“世间无药可医老。每病一场，健康即减退一分，恰如强国入侵，打个平手或转败为胜已经不错了；弱国若想尽收失地，那就失之为妄想了。”
　　虽然自己把生死看得很淡，但钱锺书对别人尤其是年轻人却显出一般老人的“世故”，显得可爱。1992年年初，钱锺书久病初愈，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的编辑黄伊到钱府，无意中说：“我已好多年不上医院了，除了流年不利或偶然感冒发点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钱锺书听后，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把拉起黄伊，连走几步，拉到写字台前，抓住他的手往桌面上连拍三下，说：“在我们无锡老家，长辈听见自己的孩子说了不该说的话，或夸了海口，在地上拍三下就会逢凶化吉，百无禁忌。我们年纪大了，弯腰到地不方便，在桌子上拍三下，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