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几乎人人看重自家藏书，而老了之后，总有撒手之时。晚年该如何处理私家藏书呢？不少文化名人在暮年主动散书，善莫大矣。
　　虽有“诗书继世，五世其昌”之类的古训，但将藏书留给后代未必是明智之举。“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自己不买书、不藏书者不知聚书之难、读书之乐。说穿了，不把书当作遗产，其实是指望后代自己买书来读。子孙如是“读书种子”，不留书于他，他也照样会找书读；如他不要读书，留再多、再好的书也是白搭。余秋雨在《藏书忧》中说：“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是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难怪已故老一辈或资深文化名人多有捐书、散书之举。
　　文化名人的藏书通常数量多、品位高。其捐赠不仅充实了公共图书机关的库藏，且在文化积累和传承方面也多有意义。如中国现代文学馆自建馆时就制定了“作家文库”制度，对作家成批捐赠的图书，设立以作家名字命名之文库，迄今已有近百座。如巴金生前先后11次共捐赠7700多册中国现代文学藏书。当然，普通人捐书，一般不存公共图书机构为“我”专设“××书库”之奢望。况且私家藏书散入公共图书馆大库，有点“公私不分”之嫌。其实，晚年对个人藏书的处置，三十六计还是“‘散’为上计”——“大散若藏”，堪称捐书佳境。
　　纪晓岚一生阅书无数。当有人问他百年后如何处置个人藏书时，纪大烟袋说：“我死后，藏书散尽人间。落到某人手里时，他也许会很开心地说，此乃纪某的旧物，不亦佳话乎？”纪晓岚替皇家总纂《四库全书》，经手过大量珍本、善本、绝本。他打算“届时”将自家藏书散尽人间，多少似有避嫌之虑。而文化名人将藏书捐给上规模、上等级的公共图书机构，也许能得以较好保存，但多少也有“侯门一入深似海，深锁环琅饱蠹鱼”之嫌疑。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不少作家书库，就以“有文物性质”之借口，不对一般读者开放。
　　文化名人中也不乏以“大散若藏”之方式来处置藏书者。他们并不将所有藏书捐赠给某一特定机构，也不介意是否设立个人名义的“××书库”。只要藏书有合适去处，于愿足矣。如语言学家黎锦熙藏书数万册，他有将其全部“捐给公家”的遗愿。在有生之年，就亲自将一套珍贵的二十四史捐给了北师大。1979年去世后，其女儿黎泽渝将其藏书进行分类，遵其遗愿，分别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另一位语言学家吕叔湘生前就着手处理藏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把一批英文书籍捐赠给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后来又将一部分专业书刊分别捐给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和语文出版社；其余近千册专业书则捐给了北京语言学院图书馆。春风化雨，“广而散之”。徐迟则是另一种“散”法。他有一篇散文《安置好書》，讲八十岁后如何处置自家藏书。“宝剑赠英雄，香草贻美人”。他将书分门别类地送给相关的友人。如把诗集送给诗人曾卓，把散文集送给写散文的徐鲁……书、人皆得其所。陆灏新书《看图识字》中的《北山楼藏西文书拾零》一文，讲到“90年代起，施蛰存先生开始做结束工作了，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生前散书。有年轻朋友去看他，他就会让他们从他的书架挑喜欢的书拿走。那时我经常去北山楼……每次去，老人总会让我挑几本旧书”。可见施老把“生前散书”自觉地视为“结束工作”的一部分。
　　台湾资深文化人马之骕在《捐书記》中说：“现因年迈力衰，读书著书的能力逐渐退减。因此，决定把一些藏书捐出去……我想把赠书之举，视为推行一种社会生活的‘新理念’，就是‘自我料理后事’的理念……我向所有‘藏书人’建议，当你觉得自己的智力、体力逐渐退减时，最好先为你的‘藏书’找一个好的归宿，既利人又利己，何乐而不为？”马先生将藏书分捐五家（根据图书馆不同定位捐不同的书）。他不仅在“大散若藏”上身体力行，且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新理念’”。其“自我料理后事”和施蛰存的“结束工作”隔海相应，情出一怀。
　　“捐书如嫁女。”养大一个女儿不容易，书藏到一定规模也非易事，但更不容易的是“大散若藏”的境界和胸襟。善哉！“大散若藏”，晚年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