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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3-0119-02
文景之治历来被人们誉为封建社会盛世的标志，研究和介绍文景之治的学术成果可谓连篇累牍，学术界从不同层面对文景之治进行了多方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近所见到的徐卫民著《文景之治》(西安出版社，2007年6月版)无疑反映了有关本课题最新的学术见解。这部书充分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不同的视角对文景之治进行新的解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首先，作者将文景之治放在秦汉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研究，给人纵览文景之治前后历史脉络的整体感。我们知道，文景之治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在后人的著作中多赞美有加，究竟如何才能使文景之治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如果仅就事论事，搜罗这一阶段的史料加以关注显然是不够的。鉴于以往学术界研究的局限，作者放宽了历史的视野，将文景之治放在秦汉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加以观察，使人不仅认识到文景之治出现的社会背景，而且认识到文景之治的出现也有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原因。这种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认识历史的过程，是了解西汉前中期历史所必需的。
在本书中，作者对文景之治前后的历史状况进行了评述，使人看出文景之治的来龙去脉。在第二章“秦王朝快速灭亡的原因和教训”中，分析了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作者对各种灭亡的说法加以认真的评判，并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得出秦的速亡是秦始皇过度的赋税徭役和用人不当造成的。作者还分析了秦始皇的迷信以及五次巡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作者所指出的六国贵族在推动秦灭亡的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更具学术启迪意义。作者还对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评述，而这对汉朝初年政策的影响很大。作者认为汉初所推行的一系列利民政策：抑制商贾，“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蠲除苛繁，慎用刑罚”，与匈奴和亲，倡俭抑奢等方面都与总结秦亡的教训有关。第三章对西汉初年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政治、法律、赋税徭役制度以及与南越、匈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使人明了文景之治形成的社会背景，从而加深对文景之治的了解。虽然说前三章的安排与文景之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文景之治出现的原因就可以发现这种从源头上寻找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具有广阔的学术眼光，对于从深层次探讨文景之治发生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为了更好地了解文景之治，该书还专辟一章对影响西汉初年社会政治的黄老思想与无为而治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该章首先追述了黄老之学形成的过程，认为黄老之学发生和流行在战国时期，而其形成则在秦汉之际，以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为标志。作者鲜明地指出：“从先秦将黄帝、老子单独记述到汉初出现‘黄一老’并称或合称，并非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暗含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的变迁，标志着一个新学派的成熟，也是时代的需要，即汉初社会需要这样的理论。”这一见解是非常精辟的，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作者总结道：“黄老思想实质上是当时人们按照传统的老子思想加上当时人的需要而形成的观点，或者说是当时的思想家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提出的思想。所以，黄老之学是对老子的思想的一种发展或改造，其实质和核心还是老子的思想。而老子思想的主旨是‘无为而无不为’。这正是西汉初年‘黄老政治’的核心所在。”该书还对汉初儒道之争的激烈状况进行了评述，并对道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建立在上述理论论述的基础上，作者重点关注了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他认为：“实质上，黄老思想本身就是主张‘德’‘刑’共治的，既主张与民休息，同时还倡导法术。与刑名思想相一致的所谓‘无为而治’，是早已形成的特定法律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任何人都需要遵纪守法，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统治者的利益不受侵犯，突出法治的积极作用。对于无视法律约束，随意违法犯禁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制裁。因此，黄老政治同样具有严酷的一面，并使退让、宽松同进取融为一体，只是在采用法律上比其他思想要轻一些。从而构成了西汉初期黄老政治的主要特征。”这一认识可以说纠正了多年来人们对黄老政治的偏见，似乎只要谈及黄老政治就是放任不管的错误认识也因此得到纠正。在此指导思想的指导下，作者详细考察了文景之治前从曹参到吕后乃至文景二帝黄老政治的推行过程。而对黄老政治结束和有为政治的实行本书所提出的看法也具有一定的可观之处。他认为有为政治的实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主客观条件促成的结果。对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即黄老思想的研究使该书把握了文景之治出现的理论基础。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即第九章“建立在文景之治基础上的汉武盛世”，看似与文景之治关系不大，但是，作者这样安排篇章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看到文景之治对汉武盛世出现的影响，其所具有的学术意义是很明显的，也有利于读者将文景之治放在西汉历史发展的序列中加以考察，不至于割裂地看待这一问题，有利于前后贯通，真正认识文景之治在西汉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其次，对文景之治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既评价了文景之治的优点，也指出了文景之治所存在的问题。在以往学术研究中，对于文景之治所看到的多是溢美之词，赞美文景之治的文章和诗词可谓多矣。如果仅仅从这些溢美之词我们显然无法全面认识文景之治，至少在有些人的眼中，似乎文景之治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值得称道的时代。作者在本书第七章以一章的篇幅“文景之治给当时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文景之治期间因为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在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同时，所存在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多方位的论述，给人以新的学术感觉。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作者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认为文景之治的弊端在吏治方面表现得很明显，作者总结文景之治文帝时期的吏治弊端有以下几个方面：重厚重长者，而轻新进敏锐之士；汉文帝往往以_人之言提拔或罢黜官吏；重用佞臣；对官吏多放纵而少教育惩戒；对直言极谏者的言论多不重视。而这些弊端的出现与黄老无为政治以及汉文帝本人的阅历、性格有很大关系。而到汉景帝时期，因为汉景帝守成有余，开拓不足，虽然谨遵祖业，社会经济出现繁荣局面，但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比较多，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在以往研究文景之治时人们往往很少将其弊端与七国之乱联系起来看，而《文景之治》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无疑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文景之治所存在的问题。
其三，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多方位地展示了文景之治的全景。在本书的体例安排中，既有全面研究文景之治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篇章，如通过汉文帝和汉景帝其人其事的研究，多方位地展示了文景之治的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又通过特殊人物如窦太后、贾谊、晁错、周亚夫等在文景之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的研究，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文景之治。从这一方面来看，文景之治可以说较为完整地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我们知道，文景之治作为封建时代的盛世，备受后人的关注，论述文景之治的文字频繁见诸古人的著作，如果本书能够专辟一章论述汉代以后对文景之治的评价，当可能更为全面地展示文景之治及其影响，丰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期待作者在这方面有新的学术建树。
[责任编辑 王艳芳]
文景之治历来被人们誉为封建社会盛世的标志，研究和介绍文景之治的学术成果可谓连篇累牍，学术界从不同层面对文景之治进行了多方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近所见到的徐卫民著《文景之治》(西安出版社，2007年6月版)无疑反映了有关本课题最新的学术见解。这部书充分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不同的视角对文景之治进行新的解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首先，作者将文景之治放在秦汉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研究，给人纵览文景之治前后历史脉络的整体感。我们知道，文景之治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在后人的著作中多赞美有加，究竟如何才能使文景之治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如果仅就事论事，搜罗这一阶段的史料加以关注显然是不够的。鉴于以往学术界研究的局限，作者放宽了历史的视野，将文景之治放在秦汉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加以观察，使人不仅认识到文景之治出现的社会背景，而且认识到文景之治的出现也有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原因。这种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认识历史的过程，是了解西汉前中期历史所必需的。
在本书中，作者对文景之治前后的历史状况进行了评述，使人看出文景之治的来龙去脉。在第二章“秦王朝快速灭亡的原因和教训”中，分析了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作者对各种灭亡的说法加以认真的评判，并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得出秦的速亡是秦始皇过度的赋税徭役和用人不当造成的。作者还分析了秦始皇的迷信以及五次巡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作者所指出的六国贵族在推动秦灭亡的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更具学术启迪意义。作者还对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评述，而这对汉朝初年政策的影响很大。作者认为汉初所推行的一系列利民政策：抑制商贾，“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蠲除苛繁，慎用刑罚”，与匈奴和亲，倡俭抑奢等方面都与总结秦亡的教训有关。第三章对西汉初年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政治、法律、赋税徭役制度以及与南越、匈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使人明了文景之治形成的社会背景，从而加深对文景之治的了解。虽然说前三章的安排与文景之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文景之治出现的原因就可以发现这种从源头上寻找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具有广阔的学术眼光，对于从深层次探讨文景之治发生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为了更好地了解文景之治，该书还专辟一章对影响西汉初年社会政治的黄老思想与无为而治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该章首先追述了黄老之学形成的过程，认为黄老之学发生和流行在战国时期，而其形成则在秦汉之际，以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为标志。作者鲜明地指出：“从先秦将黄帝、老子单独记述到汉初出现‘黄一老’并称或合称，并非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暗含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的变迁，标志着一个新学派的成熟，也是时代的需要，即汉初社会需要这样的理论。”这一见解是非常精辟的，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作者总结道：“黄老思想实质上是当时人们按照传统的老子思想加上当时人的需要而形成的观点，或者说是当时的思想家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提出的思想。所以，黄老之学是对老子的思想的一种发展或改造，其实质和核心还是老子的思想。而老子思想的主旨是‘无为而无不为’。这正是西汉初年‘黄老政治’的核心所在。”该书还对汉初儒道之争的激烈状况进行了评述，并对道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建立在上述理论论述的基础上，作者重点关注了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他认为：“实质上，黄老思想本身就是主张‘德’‘刑’共治的，既主张与民休息，同时还倡导法术。与刑名思想相一致的所谓‘无为而治’，是早已形成的特定法律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任何人都需要遵纪守法，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统治者的利益不受侵犯，突出法治的积极作用。对于无视法律约束，随意违法犯禁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制裁。因此，黄老政治同样具有严酷的一面，并使退让、宽松同进取融为一体，只是在采用法律上比其他思想要轻一些。从而构成了西汉初期黄老政治的主要特征。”这一认识可以说纠正了多年来人们对黄老政治的偏见，似乎只要谈及黄老政治就是放任不管的错误认识也因此得到纠正。在此指导思想的指导下，作者详细考察了文景之治前从曹参到吕后乃至文景二帝黄老政治的推行过程。而对黄老政治结束和有为政治的实行本书所提出的看法也具有一定的可观之处。他认为有为政治的实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主客观条件促成的结果。对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即黄老思想的研究使该书把握了文景之治出现的理论基础。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即第九章“建立在文景之治基础上的汉武盛世”，看似与文景之治关系不大，但是，作者这样安排篇章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看到文景之治对汉武盛世出现的影响，其所具有的学术意义是很明显的，也有利于读者将文景之治放在西汉历史发展的序列中加以考察，不至于割裂地看待这一问题，有利于前后贯通，真正认识文景之治在西汉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其次，对文景之治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既评价了文景之治的优点，也指出了文景之治所存在的问题。在以往学术研究中，对于文景之治所看到的多是溢美之词，赞美文景之治的文章和诗词可谓多矣。如果仅仅从这些溢美之词我们显然无法全面认识文景之治，至少在有些人的眼中，似乎文景之治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值得称道的时代。作者在本书第七章以一章的篇幅“文景之治给当时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文景之治期间因为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在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同时，所存在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多方位的论述，给人以新的学术感觉。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作者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认为文景之治的弊端在吏治方面表现得很明显，作者总结文景之治文帝时期的吏治弊端有以下几个方面：重厚重长者，而轻新进敏锐之士；汉文帝往往以_人之言提拔或罢黜官吏；重用佞臣；对官吏多放纵而少教育惩戒；对直言极谏者的言论多不重视。而这些弊端的出现与黄老无为政治以及汉文帝本人的阅历、性格有很大关系。而到汉景帝时期，因为汉景帝守成有余，开拓不足，虽然谨遵祖业，社会经济出现繁荣局面，但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比较多，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在以往研究文景之治时人们往往很少将其弊端与七国之乱联系起来看，而《文景之治》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无疑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文景之治所存在的问题。
其三，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多方位地展示了文景之治的全景。在本书的体例安排中，既有全面研究文景之治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篇章，如通过汉文帝和汉景帝其人其事的研究，多方位地展示了文景之治的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又通过特殊人物如窦太后、贾谊、晁错、周亚夫等在文景之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的研究，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文景之治。从这一方面来看，文景之治可以说较为完整地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我们知道，文景之治作为封建时代的盛世，备受后人的关注，论述文景之治的文字频繁见诸古人的著作，如果本书能够专辟一章论述汉代以后对文景之治的评价，当可能更为全面地展示文景之治及其影响，丰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期待作者在这方面有新的学术建树。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