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段，经济政策都集中在失业问题上。大萧条期间的大规模失业，对至少两代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就业只是福利的一个方面，而在当今世界，光实现就业是不够的。
　　二战与1980年之间的增长模式基本上是良性的。其间虽然出现过经济衰退，但失业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逐渐提升，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了更大程度的繁荣和向上流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央行的任务也很简单：维持充分就业并控制通胀。
　　这种关注失业率的思维方式如今仍然存在。比如针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讨论，就反映了人们对技术性失业的忧虑。美国经济被认为相对健康，因为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增长温和，通胀也受到了抑制。
　　但几十年前的良性增长模式已不复存在。有些经济体的主要问题是增长和就业。在一些处于初期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就业增长，这样才能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以及传统部门的穷人和未充分就业者提供机会。
　　然而，就业只是第一步。在现代经济中，就业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受雇劳动者在诸多领域都潜藏着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就业保障、健康与工作/生活平衡、收入与分配、培训，流动性和就业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超越简单的失业衡量标准，考虑影响福利的就业的许多方面。
　　以就业保障为例。每个快速结构性变革时期都会创造、破坏和转变就业，就业所需要的技能也会发生变化。即便这些劳动者没有失去工作，他们的福利也可能因对失业的忧虑而受损。在此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和社會服务的设计和覆盖范围就变得更加重要。但一些政府和公司非但不支持社会安全网的构建，还试图通过将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等福利相关职能外包出去以节约资金。
　　就业挑战的另一个方面来自于收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就业和收入两极分化的模式。由于大量低技能工作被转移到国外或自动化，导致进入非贸易经济部门中非自动化工作的劳动力数量增大。低技能劳动的边际产出较低，加上有效集体谈判机制的减少，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就业挑战的第三个方面是公平。大多数人都明白基于能力和偏好的差异，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并无法产生完全平等的结果。但如果要民众广泛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就要求它是温和且以绩效为基础的。而那种基于特权或非绩效性机会和报酬的极端不平等具有社会腐蚀性。
　　这就与第四个问题密切相关：向上流动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机会上的不平等如今可能被夸大了，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人们普遍认为，一旦某人能想办法加入一个特定的网络，比如就读常春藤联盟大学，就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大大改善其社会和经济发展前景。
　　这种说法无疑有点道理。市场确实存在着网络架构，这种网络不大可能出现在大多数模型中，但却在几乎每个领域内都很重要。其中一些架构（例如传输可靠信息的机制）是良性的，但其他一些（例如以往根据社会阶层或财富来分配）则相当有问题。例如，最近大学招生丑闻所涉及的八所著名美国学府就表明，富裕的父母可以花钱将孩子送入教育精英团体。虽然顶尖大学学位确实是块很好的敲门砖，但这远远不是获取宝贵机会的唯一途径，机会之路并没有那么狭窄。
　　这并不是说向上流动性的下降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已经有人对这一趋势的成因开展了有益的研究，而这项研究也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参考。这恰恰是重点：事情从来不存在简单的解决方案。一个数字——就业者的比例——不再足以衡量经济的健康状况，更别提劳动力的福祉了。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细致的做法以应对就业可能对福利构成影响的多个方面。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9；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