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和全球治理背离的直接结果
　　
　　 最近,有两个外国朋友问我,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关于创建一种世界货币的呼吁有什么看法。关于美元国际地位是否下降的问题,金融业人士已经在互联网上掀起了激烈讨论,而我这两个朋友并不是金融业人士,一位是医生,一位已退休,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由此可见,普通民众对这类问题也非常关心。
　　
　　我需要仔细阅读周小川的文章后,才能回答朋友的问题。一份投行的研究报告称,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对全球金融架构进行一系列研究,周的这篇文章就是迈出的第一步。中国正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要逐渐在全球金融架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全球社会责任,拥有相应权利。周行长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是应该持有某个国家的货币,例如美元,还是应该拥有一种世界货币,由某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发行,而不是由某个国家控制?
　　
　　事实上,这个问题传统上被称做“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由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提出。它是指,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必然在货币的币值稳定方面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各国需要的国际货币增加,这要求发行国以国际收支逆差方式来供给货币,结果导致该货币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其币值又必须保持稳定,这就要求该国国际收支不能持续逆差。最终的结果就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尚在运行之中。其时,美元与黄金挂钩,兑换价为每盎司35美元。美国拥有世界最多的黄金储备。由于美国当时陷入“越战”泥潭,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同时出现,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流失。作为当时最好的国际货币经济学家之一,特里芬对美元能否保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提出了质疑。
　　
　　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的印钞厂开足马力印刷美元。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是“不流眼泪的赤字”。随着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支不断恶化,美国的黄金储备流失越来越严重,美国支撑美元与黄金挂钩体制愈发吃力。1971年8月15日,美国不得不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采用浮动汇率制。这直接导致美国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直到后来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采用高利率政策,才将通胀抑制到正常水平。
　　
　　在世界货币历史中,用纸币替代黄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解决了货币供给问题。如果黄金供应是固定的,而全球经济在不断增长,那么,将发生通货紧缩,商品相对黄金的价格会下降。理论上,只有黄金供应量的增长和全球商品量的增长保持一致,才不会导致通胀或通缩。因此,用黄金作为货币,只会使黄金生产国受益,而其他国家必须用商品换黄金。然而,如果以主权国家货币取代黄金,那么,这个国家货币量的增长就必须和全球经济增长一致,以保持全球流动性并稳定通胀。货币发行国就因此享受了铸币税的好处,印刷纸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货币发行国的通胀率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那么,要保持全球流动性,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就必须适应全球的经济形势。因此,发行国为全球利益牺牲了自己的政策独立性,其以获得铸币税和外国资金流入作为回报。随后,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实际成为全球的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必须与全球其他国家新增国际货币的数量相等,这相当于银行发放货币满足市场流动性。随着其他国家对流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货币发行国的贸易赤字也会不可逆转地越来越大。这就是全球失衡的源头。然而,真正的风险是,发行国的贸易赤字如果过大,外资将撤走,最终引发巨大的货币贬值和全球通缩。
　　
　　因此,全球失衡实际上是国际货币(Global Money)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背离的直接结果。
　　
　　我一直认为,美联储实际上就是全世界的央行,因为只要美元还是全球储备货币,美联储就将是美元的最后借款人。亚洲地区一直以美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因为我们都信任美元。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拒绝借钱给亚洲国家,这意味着亚洲不能再依赖美国。那次危机后,亚洲得出惟一符合逻辑的结论是,自行建立充足的外汇储备体系,而不能依靠其他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此后亚洲地区的政策反应,也加剧了全球失衡。
　　
　　如果要在美元之外寻找一种替代性国际货币,而且美联储不再是全球央行,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担任这个角色吗?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