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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值得也应该敬畏的，因为它有记忆思想穿越时空的力量。我总以为敬畏出版的本质是敬畏思想在时空中的流传，我总以为古人近人对出版敬畏有加，今人则另当别论。
出版科学呢，科学造福人类，人类敬畏科学。出版科学诚然没有清晰全面而又为人共识的知识图景，冠名出版科学便就该肃然起敬。至于它究竟是否科学，其形态到底是准科学、潜科学或其他，那是第二步的事。
《出版科学》呢，连续出版二十年，在那面并不红火但确属光鲜的旗帜下，几多业态变迁的印痕，几多因社会变迁、业态变迁而谱写的出版人故事。我曾将其收入《共和国期刊六十年》中，我认定其在中国出版学科史、出版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出版科学之知识谱系尚属未知，并不确知，出版学科史、出版学术史的提法难免落人以讥，我却依然这样向往。至于奠定《出版科学》地位的到底是其样本价值、符号意义还是旗帜功能抑或三者的结合，前几年想不清楚，这次也未必说得清楚。
《出版科学》的符号意义浓缩于刊名，其旗帜功能并不限于引用新词创办新刊，更在于克服困难，一以贯之，进而标示、引领了一群知识工作者的知识行动。至于探究、分析其样本价值，则困难、复杂得多，甚至难免让人举止失措。这固然只是基于我个人经验的感知。如果此说成立，我倒觉得映衬了《出版科学》另外的理论魅力：一个知识群体积20年之功倾心打造的知识结晶体，理性解析时分析工具选择茫然，解析乏力，正透露了一代出版科学人的知识困境。《出版科学》诚然不是那块上帝所造的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出版科学》是否存在类似的悖论意蕴以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近似的悖论式效果呢？或许我多虑走神了。
《出版科学》在1986年试刊，倒是可以让人遐想的。1985年是中国期刊高峰年，种数和发行量均达到历史最高点。1987年1月，新闻出版署成立，此后《期刊管理暂行规定》颁布，地方期刊的审批权收归新闻出版署；同年同月，湖北省委将湖北省社科院创办的《青年论坛》停刊。《出版科学》试刊仅一期与此两事或许均无关联，试刊号的《编者絮语》中倒是说过“本年度编印试刊二至三期（不定期）”，这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布于《出版科学》试刊号末页的《编者絮语》倒记载了试刊时的群体兴奋：
“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子野同志，挥毫润墨，为本刊题写了刊名。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伍杰、袁亮同志闻讯，爽声笑语，大力支持。并说许力以同志也支持。伍杰同志即撰一文，畅述出版科学研究的大义。湖北省出版局局长蔡学俭同志微恙病榻，积多年精思，力著一札。湖北省出版协会代主席于溪同志反复思忖，从一个新的角度著述，支持出版科学研究。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邵益文、叶再生同志千里寄文遥祝刊物创办。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吴道弘闻讯，欣然命笔。”
不知《出版科学》试刊与重庆会议有无关联，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邵益文《祝〈出版科学〉创刊》副标题为“从重庆会议说起”。该文说：“全国首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12月下旬在山城重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46位同志参加了会议，交流了119篇论文、文章和科研资料。”“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一批中青年同志以外，还有大量年近花甲，甚至年逾古稀的老同志，他们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查阅了大量资料，回顾总结了以往的切身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论文。”
重庆会议散会后，戴文葆、林穗芳等人取道武汉回北京。湖北省出版局局长蔡学俭盛情款待。戴文葆曾告我，蔡局长辞去年底省委省政府的几个会议全程陪同参观游览，甚至陪同戴文葆到汉口寻访生活书店旧址，以致戴老几次向我感叹：“蔡学俭不像个当官的。”后来我也曾向蔡公求证，他告确有其事。还说，戴文葆、林穗芳来武汉是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陪同他们考察、寻访、交流比开会向领导汇报有意思得多。
蔡公是《出版科学》的创始主编。那是1993年，中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次年，人文精神讨论的起始之年。1993年底，王晓明教授等人在《上海文学》发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拉开了漫卷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序幕，影响较为深远。在《出版科学》创刊号上，蔡公发表了专论《市场经济与出版改革》，郑重提出了此后相當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出版业界、学界说不清理还乱的重大实践和理论命题。蔡公此文，另设命题、反响诚然不一样，感应、求解社会转型出版转型的兴奋、关切倒是一样的。我等后生“回头看”才略有所悟，蔡公立足当下就远望前瞻了。见识的差异非关年龄，并非仅关年龄。
机缘巧合，中国编辑学会成立与中国政府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要说时代烙印，要说学会使命、学科使命最深莫过于此了。在1992年10月的中国编辑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杲被选为会长，蔡公当选为副会长。他很可能这时就开始构想《出版科学》，筹建湖北省编辑学会了。《出版科学》1993年3月创刊，同年6月，湖北省编辑学会成立，蔡公出任会长。《出版科学》1993年第2期报道湖北省编辑学会成立的消息中，“《出版科学》为学会会刊”。
《出版科学》让当时业界颇感惊艳，读者多为该刊“装帧设计和印制之精美所吸引，称赞不已”。王益说：“编辑学会主办的刊物称为《出版科学》，很有意思。我觉得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视野放宽，体现胸襟开阔。”（《来函三则》，见《出版科学》1993年第2期）林穗芳说：“刊物的总体设计非常好，突出了以编辑工作研究为中心的思想，并紧紧抓住了当前出版改革面临的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作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探索，给人以启发。专论明确指出‘承包编辑个人’不可取，确实切中时弊。”（《来函三则》，见《出版科学》1993年第2期）王益所说的“很有意思”在于会刊刊名溢出学会名称，会刊名称和学会名称并不精准对应。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自由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鼓舞下，倡言“市场经济与出版改革”的蔡公，颔首微笑，先身体力行了。
据说，重庆会议开了六七天。一百多人交流研讨六七天，事隔30年，除了各级政府的历年“两会”，简直难以想象了。那时的出版人有话要说有话想说有话敢说还有话可说，那时的出版人尽情地参与、领略1980年代出版的激情和豪迈。重庆会议以会议名称的形式为出版科学定名、证明，重庆出版社会后出版了《全国首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试刊一期的《出版科学》则以期刊的形式将出版科学研讨推向深入。林穗芳读创刊号时想到的还是试刊号：“1986年的试刊我曾拜读过，记得其中有胡光清同志写的《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向》及所编《有关编辑学编辑工作研究文章篇目辑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我国编辑学研究情况的富有启示性的综述，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它又以光彩照人的全新面貌出版在世人面前，必将受到出版界同仁们的热烈欢迎。”（《来函三则》，见《出版科学》1993年第2期）已经作古的林穗芳对试刊号如此青睐，尚未作古但必然作古的后人如真像林穗芳们钟情出版科学，一样感同身受的。 我收藏了这期试刊号，与别的创刊号等一样视如珍宝。“本刊以发表科研论文为主，兼及工作研究、经验总结、经验交流、出版史料、国内外信息等。”（《编者絮语》，试刊号）此为其内容定位。试刊号内文64页，共设8个专栏，栏目分别为《专论·特约稿》《出版学研究》《编辑学·编辑工作》《发行学·书评学》《读者学论丛》《杂志编辑园地》《出版史料》《品书录·信息窗·兄弟刊物巡礼》《书业书市》。1994年前后，我谋饭郑州时曾与正在主编《编辑之友》的杜厚勤交谈，我以为当时的《女友》首创了期刊双栏目，我想据以观察、探索双栏目对期刊专栏的话语张力的影响，杜迅即纠正我的说法有误。而今我更感兴趣的是，《出版科学》试刊号中栏目对出版科学的理解和想象，时间已经证明，那只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想象。那代人倒是有想象的，如无想象，何以能慧眼标举现在的出版人张口就来的“书业书市”这样的流行语。我有点杞人自忧的是，上帝给这个世界开了个玩笑，后人面对前人的想象再没有想象，哪怕想象感。
有歌词说，有一个老人，在中国地图的南边划了一个圈。那时的中国人都跟着画圈的。画各种各样的圈，画大大小小的圈。友人曾告诉我，操持这期试刊号的是胡光清。他当年可是少壮派，栖身出版业界活跃出版學界的少壮派，哲学出身。
雄起的1980年代颇多壮举，亦多豪言，更多憧憬。怦然心动的首推这一句：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出版学，建立自己的出版理论体系。出版理论建设的基础差，难度大。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前，要做出规划，组织力量，分头编写。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出版无学’的历史。”（《宋木文出版文集》第158页）。
惜我无缘与会，不知宋木文局长说这话时是否提高了嗓音，也不知听到这话时，与会人员是否报以掌声。我推测，时任湖北省出版局局长的蔡学俭在那次会上。那次会名为全国出版局（社）长会议，宋木文讲话于1986年12月19日，同年11月29日，他由文化部副部长改任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再过一个多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宋局长又改任副署长、党组副书记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潮涨潮落，却依然群情振奋、意气风发的。
余音绕梁？时隔七年后，蔡学俭创办了《出版科学》。
新时期以来的出版科学发展颇多开拓，亦颇多曲折。198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1989年8月，该所更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10年9月，该所再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这同样是出版作为新兴学科发展的象征符号。伴随名称变更的是研究对象的重新认定和研究边界的漂移。《出版科学》倒是一以贯之，其在那出版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集中体现在转折和综合：以科学的名义引领工作总结和经验沉思提升理论层次，在出版科学的层面综合出版行业的研究领域或者说部门学科。刊名隐藏的深意在于编辑学会会长推进学科建设的路径构想。
刘杲与蔡学俭交谊与共和国同龄，非同一般。有时我想，瘦弱的学俭先生和高大的刘杲是一样英武的。尽管他俩一个是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一个只是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蔡公身居九省通衢的地方，更可以率性而为放手大干。刘杲每个头衔都以中国打头，中国只有一个，在那一个之下，他自然不便再办“中国出版科学”了。
《出版科学》从1993年到1999年以内刊和内部资料形式出版，2000年才获准为正式期刊。这是它作为样本的1990年代中国期刊的生存方式意义。内刊或内部资料是中国特有平面印刷传播物类型，只许免费赠阅，不准付费发行，与期刊相比毫无形式差异。7年间，蔡公倒也做得有滋有味像模像样。虽为内刊，作者却均系全国出版业界名家。文葆先生生前对蔡公和《出版科学》赞叹不已。说得多了，他还告诉我他的分析逻辑：在出版界高位上的人士，好些在台上时没做事，即使想做事也难做成事，下台后反倒能做事，也能做成事；因为下台后做的事往往是他自己思考多年想做的事。初听之下，只觉惊异闻所未闻，后来亲耳听一位刚退位不久的业界领导感叹在位和退位时“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的比例差异，才知文葆先生所说颇有道理。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湖北出版业在1990年代的腾飞打下了良好基础。政声人去后，蔡公离任出版局长后，还能连续七年，让湖北省内各出版社轮流承担《出版科学》的出版、印制费用，仅此可知他在湖北出版界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力、较为长久的号召力。创办期刊从内刊起步者多，做期刊产业创期刊事业从内刊起步者有，以多年出版局局长之尊办内刊者且一办七年的呢？蔡公学俭恐怕绝无仅有了。当今的出版业已无人有心、即使有心也无力复制演绎蔡公的编坛佳话。再过若干年，后人会不会理解，又该如何理解那一代出版人的追求，那一代出版人的学科追求呢？
2006年8月，《出版科学》移交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办，方卿教授任主编。杂志开始了与学科互动的新阶段。武汉大学出版学科的发展一直留存着蔡公背后呵护的身影，《出版科学》悄声“转制”，是蔡公送给武汉大学新一代出版学人的厚礼。祝《出版科学》在第三个十年开创一片新天地，引领出版科学发展到新境界。
出版科学呢，科学造福人类，人类敬畏科学。出版科学诚然没有清晰全面而又为人共识的知识图景，冠名出版科学便就该肃然起敬。至于它究竟是否科学，其形态到底是准科学、潜科学或其他，那是第二步的事。
《出版科学》呢，连续出版二十年，在那面并不红火但确属光鲜的旗帜下，几多业态变迁的印痕，几多因社会变迁、业态变迁而谱写的出版人故事。我曾将其收入《共和国期刊六十年》中，我认定其在中国出版学科史、出版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出版科学之知识谱系尚属未知，并不确知，出版学科史、出版学术史的提法难免落人以讥，我却依然这样向往。至于奠定《出版科学》地位的到底是其样本价值、符号意义还是旗帜功能抑或三者的结合，前几年想不清楚，这次也未必说得清楚。
《出版科学》的符号意义浓缩于刊名，其旗帜功能并不限于引用新词创办新刊，更在于克服困难，一以贯之，进而标示、引领了一群知识工作者的知识行动。至于探究、分析其样本价值，则困难、复杂得多，甚至难免让人举止失措。这固然只是基于我个人经验的感知。如果此说成立，我倒觉得映衬了《出版科学》另外的理论魅力：一个知识群体积20年之功倾心打造的知识结晶体，理性解析时分析工具选择茫然，解析乏力，正透露了一代出版科学人的知识困境。《出版科学》诚然不是那块上帝所造的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出版科学》是否存在类似的悖论意蕴以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近似的悖论式效果呢？或许我多虑走神了。
《出版科学》在1986年试刊，倒是可以让人遐想的。1985年是中国期刊高峰年，种数和发行量均达到历史最高点。1987年1月，新闻出版署成立，此后《期刊管理暂行规定》颁布，地方期刊的审批权收归新闻出版署；同年同月，湖北省委将湖北省社科院创办的《青年论坛》停刊。《出版科学》试刊仅一期与此两事或许均无关联，试刊号的《编者絮语》中倒是说过“本年度编印试刊二至三期（不定期）”，这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布于《出版科学》试刊号末页的《编者絮语》倒记载了试刊时的群体兴奋：
“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子野同志，挥毫润墨，为本刊题写了刊名。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伍杰、袁亮同志闻讯，爽声笑语，大力支持。并说许力以同志也支持。伍杰同志即撰一文，畅述出版科学研究的大义。湖北省出版局局长蔡学俭同志微恙病榻，积多年精思，力著一札。湖北省出版协会代主席于溪同志反复思忖，从一个新的角度著述，支持出版科学研究。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邵益文、叶再生同志千里寄文遥祝刊物创办。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吴道弘闻讯，欣然命笔。”
不知《出版科学》试刊与重庆会议有无关联，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邵益文《祝〈出版科学〉创刊》副标题为“从重庆会议说起”。该文说：“全国首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12月下旬在山城重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46位同志参加了会议，交流了119篇论文、文章和科研资料。”“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一批中青年同志以外，还有大量年近花甲，甚至年逾古稀的老同志，他们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查阅了大量资料，回顾总结了以往的切身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论文。”
重庆会议散会后，戴文葆、林穗芳等人取道武汉回北京。湖北省出版局局长蔡学俭盛情款待。戴文葆曾告我，蔡局长辞去年底省委省政府的几个会议全程陪同参观游览，甚至陪同戴文葆到汉口寻访生活书店旧址，以致戴老几次向我感叹：“蔡学俭不像个当官的。”后来我也曾向蔡公求证，他告确有其事。还说，戴文葆、林穗芳来武汉是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陪同他们考察、寻访、交流比开会向领导汇报有意思得多。
蔡公是《出版科学》的创始主编。那是1993年，中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次年，人文精神讨论的起始之年。1993年底，王晓明教授等人在《上海文学》发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拉开了漫卷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序幕，影响较为深远。在《出版科学》创刊号上，蔡公发表了专论《市场经济与出版改革》，郑重提出了此后相當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出版业界、学界说不清理还乱的重大实践和理论命题。蔡公此文，另设命题、反响诚然不一样，感应、求解社会转型出版转型的兴奋、关切倒是一样的。我等后生“回头看”才略有所悟，蔡公立足当下就远望前瞻了。见识的差异非关年龄，并非仅关年龄。
机缘巧合，中国编辑学会成立与中国政府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要说时代烙印，要说学会使命、学科使命最深莫过于此了。在1992年10月的中国编辑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杲被选为会长，蔡公当选为副会长。他很可能这时就开始构想《出版科学》，筹建湖北省编辑学会了。《出版科学》1993年3月创刊，同年6月，湖北省编辑学会成立，蔡公出任会长。《出版科学》1993年第2期报道湖北省编辑学会成立的消息中，“《出版科学》为学会会刊”。
《出版科学》让当时业界颇感惊艳，读者多为该刊“装帧设计和印制之精美所吸引，称赞不已”。王益说：“编辑学会主办的刊物称为《出版科学》，很有意思。我觉得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视野放宽，体现胸襟开阔。”（《来函三则》，见《出版科学》1993年第2期）林穗芳说：“刊物的总体设计非常好，突出了以编辑工作研究为中心的思想，并紧紧抓住了当前出版改革面临的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作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探索，给人以启发。专论明确指出‘承包编辑个人’不可取，确实切中时弊。”（《来函三则》，见《出版科学》1993年第2期）王益所说的“很有意思”在于会刊刊名溢出学会名称，会刊名称和学会名称并不精准对应。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自由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鼓舞下，倡言“市场经济与出版改革”的蔡公，颔首微笑，先身体力行了。
据说，重庆会议开了六七天。一百多人交流研讨六七天，事隔30年，除了各级政府的历年“两会”，简直难以想象了。那时的出版人有话要说有话想说有话敢说还有话可说，那时的出版人尽情地参与、领略1980年代出版的激情和豪迈。重庆会议以会议名称的形式为出版科学定名、证明，重庆出版社会后出版了《全国首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试刊一期的《出版科学》则以期刊的形式将出版科学研讨推向深入。林穗芳读创刊号时想到的还是试刊号：“1986年的试刊我曾拜读过，记得其中有胡光清同志写的《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向》及所编《有关编辑学编辑工作研究文章篇目辑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我国编辑学研究情况的富有启示性的综述，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它又以光彩照人的全新面貌出版在世人面前，必将受到出版界同仁们的热烈欢迎。”（《来函三则》，见《出版科学》1993年第2期）已经作古的林穗芳对试刊号如此青睐，尚未作古但必然作古的后人如真像林穗芳们钟情出版科学，一样感同身受的。 我收藏了这期试刊号，与别的创刊号等一样视如珍宝。“本刊以发表科研论文为主，兼及工作研究、经验总结、经验交流、出版史料、国内外信息等。”（《编者絮语》，试刊号）此为其内容定位。试刊号内文64页，共设8个专栏，栏目分别为《专论·特约稿》《出版学研究》《编辑学·编辑工作》《发行学·书评学》《读者学论丛》《杂志编辑园地》《出版史料》《品书录·信息窗·兄弟刊物巡礼》《书业书市》。1994年前后，我谋饭郑州时曾与正在主编《编辑之友》的杜厚勤交谈，我以为当时的《女友》首创了期刊双栏目，我想据以观察、探索双栏目对期刊专栏的话语张力的影响，杜迅即纠正我的说法有误。而今我更感兴趣的是，《出版科学》试刊号中栏目对出版科学的理解和想象，时间已经证明，那只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想象。那代人倒是有想象的，如无想象，何以能慧眼标举现在的出版人张口就来的“书业书市”这样的流行语。我有点杞人自忧的是，上帝给这个世界开了个玩笑，后人面对前人的想象再没有想象，哪怕想象感。
有歌词说，有一个老人，在中国地图的南边划了一个圈。那时的中国人都跟着画圈的。画各种各样的圈，画大大小小的圈。友人曾告诉我，操持这期试刊号的是胡光清。他当年可是少壮派，栖身出版业界活跃出版學界的少壮派，哲学出身。
雄起的1980年代颇多壮举，亦多豪言，更多憧憬。怦然心动的首推这一句：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出版学，建立自己的出版理论体系。出版理论建设的基础差，难度大。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前，要做出规划，组织力量，分头编写。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出版无学’的历史。”（《宋木文出版文集》第158页）。
惜我无缘与会，不知宋木文局长说这话时是否提高了嗓音，也不知听到这话时，与会人员是否报以掌声。我推测，时任湖北省出版局局长的蔡学俭在那次会上。那次会名为全国出版局（社）长会议，宋木文讲话于1986年12月19日，同年11月29日，他由文化部副部长改任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再过一个多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宋局长又改任副署长、党组副书记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潮涨潮落，却依然群情振奋、意气风发的。
余音绕梁？时隔七年后，蔡学俭创办了《出版科学》。
新时期以来的出版科学发展颇多开拓，亦颇多曲折。198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1989年8月，该所更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10年9月，该所再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这同样是出版作为新兴学科发展的象征符号。伴随名称变更的是研究对象的重新认定和研究边界的漂移。《出版科学》倒是一以贯之，其在那出版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集中体现在转折和综合：以科学的名义引领工作总结和经验沉思提升理论层次，在出版科学的层面综合出版行业的研究领域或者说部门学科。刊名隐藏的深意在于编辑学会会长推进学科建设的路径构想。
刘杲与蔡学俭交谊与共和国同龄，非同一般。有时我想，瘦弱的学俭先生和高大的刘杲是一样英武的。尽管他俩一个是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一个只是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蔡公身居九省通衢的地方，更可以率性而为放手大干。刘杲每个头衔都以中国打头，中国只有一个，在那一个之下，他自然不便再办“中国出版科学”了。
《出版科学》从1993年到1999年以内刊和内部资料形式出版，2000年才获准为正式期刊。这是它作为样本的1990年代中国期刊的生存方式意义。内刊或内部资料是中国特有平面印刷传播物类型，只许免费赠阅，不准付费发行，与期刊相比毫无形式差异。7年间，蔡公倒也做得有滋有味像模像样。虽为内刊，作者却均系全国出版业界名家。文葆先生生前对蔡公和《出版科学》赞叹不已。说得多了，他还告诉我他的分析逻辑：在出版界高位上的人士，好些在台上时没做事，即使想做事也难做成事，下台后反倒能做事，也能做成事；因为下台后做的事往往是他自己思考多年想做的事。初听之下，只觉惊异闻所未闻，后来亲耳听一位刚退位不久的业界领导感叹在位和退位时“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的比例差异，才知文葆先生所说颇有道理。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湖北出版业在1990年代的腾飞打下了良好基础。政声人去后，蔡公离任出版局长后，还能连续七年，让湖北省内各出版社轮流承担《出版科学》的出版、印制费用，仅此可知他在湖北出版界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力、较为长久的号召力。创办期刊从内刊起步者多，做期刊产业创期刊事业从内刊起步者有，以多年出版局局长之尊办内刊者且一办七年的呢？蔡公学俭恐怕绝无仅有了。当今的出版业已无人有心、即使有心也无力复制演绎蔡公的编坛佳话。再过若干年，后人会不会理解，又该如何理解那一代出版人的追求，那一代出版人的学科追求呢？
2006年8月，《出版科学》移交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办，方卿教授任主编。杂志开始了与学科互动的新阶段。武汉大学出版学科的发展一直留存着蔡公背后呵护的身影，《出版科学》悄声“转制”，是蔡公送给武汉大学新一代出版学人的厚礼。祝《出版科学》在第三个十年开创一片新天地，引领出版科学发展到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