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明道在正名，名实相符，则事理明。然而正名又表现为正字，字的形、音、义基本相符，文化符号才能发挥其正常的功用，文化价值和秩序才能通过文化符号传承下来。《春秋》之所以使乱臣贼子惧，就在一字的褒贬上，那一字既是道德定论，又是历史定论。道在字中，字以载道，微言可通大义，正字可达神旨。这正是《说文解字》成书的主要动机。
　　王夫之的《说文广义》也是这样一部正字明道的愤世嫉俗之作。它通过对文字的形、音、义的研究，自觉地、有意识地宏扬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意识和伦理实践意识，继承了中国文化的道在事中、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从而强烈地表现了有道之士的文化性格。
　　当然，由于当时尚未发现甲骨文字，王夫之在《说文广义》中对文字的原形、初音和本义的搜求，是无法像后人那般说得分明的，但这种道在事中、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和这种历史意识、伦理实践意识并没有因此而模糊起来。
　　《说文广义》中始终贯穿着体、用、能、所、形、音通而为一的阐释原则。他在训释“行”字时说：“步趋曰‘行’。道路者，人所步趋也，故路亦曰行，音皆同。凡一字之体、用、能、所，义相通而音不必异，明矣。”步趋为体，道路为用，行与道正是体与用的关系，统一于步趋这一实践活动。“行”为能指，步趋、道路为所指，统一于“行”的字形。一字之形、音，即包容了义，包容了体用能所。这一诠释，正体现了道在事中，道在字中的原则，体现了体用不二的思维模式。再如对“中”字的训释：“中，本训云：和也。其字从口，而上下贯通，调和而无偏胜，适与相宜，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为体，和为用，用者即用其体，故中、和一也。”中字之形、即中之体，中字之用，即表现为和，中为和体，和为中用，体现了体用合一的思维模式。虽然“中”字的原形为旗，“和”字的原形为笙，两不相涉，但中国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王夫之却没有说错。道在字中，通过对中国文字的辨识训练，传统思维模式已潜移默化地烙在中华民族尤其是士的集体潜意识之中了。由此看来，王夫之的“道在事中”，毛泽东的“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原是理所固然，不必非借助于西方现代意识的。
　　中国文字的训诂，不仅能铸成人的思维模式，而且能强化历史意识和伦理实践意识，铸成人的文化性格。中国文字在形、音、义上未发生过质的嬗变，所以往往可以从形、音上直求古义，可以真切直观地触摸到它的孳乳演化的历史过程。如王夫之释“节”字，从本义“竹约”说到“节制”，说到“节卦”的“节俭”，说到“节”“廉”同义，顺便指斥冯道的“淫佚于富贵而不知节”，再《论语》的“临大节”有安危之介必当奋争的道理，最后说到天子所授使臣之符节。此条训释如一介布衣之士的人生座右铭，安危荣辱沉浮进退都用一个“节”字说到了，言语之间隐隐透出王夫之的品性气节。读到这里，你不觉得道在事中、道在字中、道在士中是三位一体的道理么？
　　《说文广义》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精微的辨析中透出一股哲理味。如释“如”字，字的原始义释的并不对，说是“女子从父从夫之命，故本训‘随从’也。”后人指出过《说文》的误说，如字当从口，女声，本训为“往”也。但王氏在辨析“如”“似”之异同时说得极妙：“似者形肖，如者意肖，似者有不似，如者无不如矣。”倒是把中国古典美学中不求形似而求传神的艺术传统浅近而透彻地说出来了。又如“自”训，由一个“自”字，引出了自因、自然、性即是理三层道理，如剥笋然。“自己信之为然”一语，尤觉有一股士志于道的浩然之气。真是一篇绝妙好文。
　　所以读过《说文广义》之后的收获，倒并不在于多识了几个中国字，而在于悟出了道、字与士的关系，悟出了中国文化的本色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本色与文化性格，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所以即使在《说文广义》之类的字书中，也能强烈地体现出来。
　　如今中国的读书人不用通经便能得到黄金屋和颜如玉了，也就不信那套修、齐、治、平的文化秩序了，所以学库中的教师便不再把文字训诂当做学生的基本功课。这一方面也许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是否会导致中国文化和它的“士”失去自家的中国特色呢？难说。
　　
　　(《船山全书·九·说文广义》，王夫之撰，岳麓书社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7，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