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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所在打工城市的户口，农民工无法享受到与城里人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导致他们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这在情感上，这无疑是一场灾难。
当城里的孩子跟随家长嬉闹玩耍时，很难想象到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境况是怎样的。6月9日23时许，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知情村民透露，中毒身亡的4名儿童，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在此之前，2012年11月16日，同样是在毕节市，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其年龄均在10岁左右。
毕节市的留守儿童死亡事件只是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留守儿童有5800万左右。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他们不仅常常受到意外伤害，自身的心理状况也堪忧。
千万留守儿童生存艰难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打拼，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人数呈不断增多趋势。
2011年7月一个晚上，17岁的张娟子和母亲黄冬艳结束12个小时的旅途，从深圳回到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农村。娟子叫醒5岁的弟弟张毅，看到黄冬艳，张毅并没有立即投入她的怀抱，而是扑向姐姐。他一直看着姐姐，似乎不敢看母亲。黄冬艳则一直乞求他，让他叫妈妈，可张毅就是不肯叫。过了一会，黄冬艳拿出一个毛绒动物玩具，轻轻地说“叫妈妈”，张毅这才叫出“妈妈”两个字，同时用手抓住他的新玩具。
在深圳，像黄冬艳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大约有1200万。他们中很多人在工厂打工，希望用赚来的钱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由于长年在外打工，黄冬艳与儿子的关系非常疏远，上一次看到儿子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在小张毅眼里，母亲似乎是一个陌生人。
张毅与母亲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打电话，每月通话次数不多。广东心理学研究员张平表示，用电话与孩子保持联系已经成为当下农民工的一种“标准做法”。电话中，很多在外打工的父母——包括黄冬艳在内只是问一下学习和家里的情况，其他的基本不问。这种有限的交流很难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形成亲密的情感纽带。
王雁琳现年17岁，父母也在城里打工。她说自己经常感到压抑，感觉自己遭到遗弃。她的很多同龄人的父母也在外地打工，他们有时候会欺负她，这让她变得更加抑郁沮丧。她说：“每一个父母在家的孩子都会说‘我会告诉我爸妈，让他们教训你’。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却不能这么说。”有一次，在一条荒凉的乡村公路上，一群孩子往她身上扔石头，导致她的腿骨骨折，这是她最痛苦的一段回忆。
由于缺少父母的保护，留守儿童也成为计划生育官员“变相绑架”的目标。2011年5月，据财新网报道称，湖南计划生育官员1999年至2006年强行“没收”了10多名儿童，而后将他们送进福利院，福利院又将这些孩子交到国际领养者手上。他们的父母中很多人在几百公里外的地方打工。由于电话线路故障，他的父亲每月只能往家里打一次电话，女儿被带走几周后，他才得到消息，随后急忙赶回家。按照当地官员的要求，他凑了大约4000元，准备赎回女儿，但女儿已经不见了。
独居儿童自杀意念更高
由于无法获得正常的家庭教育和情感关怀，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品德和行为养成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尤以心理健康问题最为突出。并且，留守初中生出现更多的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
孤独倾向让老师和周围的人无法提供帮助，自责倾向、过敏倾向则会让儿童变得更加脆弱。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有可能会把家庭关系的不和谐、亲子之间不能相见乃至经济贫困都归结到自己身上，从而受到伤害。
学者邵福泉、苏虹曾以安徽某农村地区的2230名农村中学的留守儿童为对象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0.0%，在有自杀意念的人中有5%发生自杀行为，有自杀行为的人中有10%发生自杀死亡。按此计算，全国6000万留守儿童中有60万可能发生自杀行为。
最近几年，中国留守儿童企图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这让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陷入担忧之中。2011年9月，江西省3名还未进入青春期的女孩企图跳下一座两层楼自杀，因为无法完成课堂作业带来的后果让她们心生恐惧。据悉，提议自杀的那名女孩的父母在外地打工。之前的2010年，陕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被过路村民发现后及时送往医院。5个孩子中4个是农村留守儿童。
很多关于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和心理健康的研究都表明，儿童的伙伴关系和家庭的亲密关系对于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我国西南某省的一份针对14岁以下留守儿童自杀意念的研究表明，接受关爱活动的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情况是未接受关爱活动的一半左右。
此外，自杀意念的发生与其学习成绩密切相关，学习成绩越差，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越高。同时师生关系对留守儿童的自杀率也有很大的影响，留守儿童得到教师更多的关爱，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就更低。家庭经济状况与留守儿童自杀意念也有关，如果留守儿童对外出打工的父母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存在过多的忧虑，心理负担就会加重，产生负性情绪，甚至产生自杀念头。
种种问题造成孩子“带不走”
黄冬艳将这些现象归咎于中国的户籍政策。在中国，到城市打拼的农民工在1.5亿人左右。由于没有所在打工城市的户口，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里人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导致黄冬艳这样的农民工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这种骨肉分离可能是不得已的做法，但在情感上，这无疑是一场灾难。
作为一名农民工的儿子，张毅到深圳后可能受到别人的歧视，这让黄冬艳非常担心。除了湖南话外，张毅只能说几句普通话。公立学校往往拒绝张毅这样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或者说与户口挂钩的城市教育福利。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虽然为农民工子女兴办了学校，但很难吸引高素质的教师。黄冬艳说：“如果我的儿子生在一个城市家庭，他的生活将大不一样。看看城里的孩子享受的福利、生活条件和教育质量，再看看我们农民工的孩子，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23岁的湖南农村姑娘姜采杭称，很多农民工家庭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这对孩子不公平。农民工的孩子到城里上学却遭到学校的拒绝，留守儿童被迫做各种家务，这是很多城里孩子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无法接受正常教育将影响他们未来的就业机会。农民工的子女也应与城里的孩子一样，拥有在城里受教育的权利。”
留守儿童的种种悲剧，揭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累累创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的重要序列，城乡二元化的制度梗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人为制造了一条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发展鸿沟。城乡二元化不仅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在精神文化层面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割裂和精神隔膜。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为核心的对农村资源的廉价吸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在城与乡这两个待遇迥异的发展平台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城市对农村应有的制度补偿和反哺，则流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已然变了味的恩典和赏赐。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农村留守人员显然是这种环境中适应能力和生存质量最差的弱势群体。
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对农村的侵蚀，不仅是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蚕食，更造成了传统村社秩序的离析。文化秩序和精神格局方面的裂变，对农村的冲击更甚。工业化和现代化吸附青壮劳动力外出谋生活的同时，给农村留下的不仅是日渐抛荒的耕地，更是日渐沧桑的老人，和日渐沉默的孩子。农村社会文化格局被轻易改变，“隔辈抚养”的情形所在多有，留守生活也在不断陵夷的环境中日渐零落不堪。那些关于留守老人独自凋残的冰冷，留守儿童希望破灭的悲凄，在这个快速变化、转换、流光溢彩的时代，显得那么扎眼。
留守儿童自杀的惨剧，只是城乡二元化语境下农村凋零的一个作证而已。进城的呆不住而成为“边缘人”、“夹缝生存者”，留乡的呆不住，无奈成为制度歧视的承受者、社会发展不均衡的承担者。社会发展转型期，矛盾和问题的凸显，预示了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也使人们对此报以更深重的期待和希望。
（《新京报》2015.6.13、人民网2014.1.26）
当城里的孩子跟随家长嬉闹玩耍时，很难想象到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境况是怎样的。6月9日23时许，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知情村民透露，中毒身亡的4名儿童，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在此之前，2012年11月16日，同样是在毕节市，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其年龄均在10岁左右。
毕节市的留守儿童死亡事件只是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留守儿童有5800万左右。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他们不仅常常受到意外伤害，自身的心理状况也堪忧。
千万留守儿童生存艰难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打拼，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人数呈不断增多趋势。
2011年7月一个晚上，17岁的张娟子和母亲黄冬艳结束12个小时的旅途，从深圳回到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农村。娟子叫醒5岁的弟弟张毅，看到黄冬艳，张毅并没有立即投入她的怀抱，而是扑向姐姐。他一直看着姐姐，似乎不敢看母亲。黄冬艳则一直乞求他，让他叫妈妈，可张毅就是不肯叫。过了一会，黄冬艳拿出一个毛绒动物玩具，轻轻地说“叫妈妈”，张毅这才叫出“妈妈”两个字，同时用手抓住他的新玩具。
在深圳，像黄冬艳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大约有1200万。他们中很多人在工厂打工，希望用赚来的钱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由于长年在外打工，黄冬艳与儿子的关系非常疏远，上一次看到儿子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在小张毅眼里，母亲似乎是一个陌生人。
张毅与母亲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打电话，每月通话次数不多。广东心理学研究员张平表示，用电话与孩子保持联系已经成为当下农民工的一种“标准做法”。电话中，很多在外打工的父母——包括黄冬艳在内只是问一下学习和家里的情况，其他的基本不问。这种有限的交流很难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形成亲密的情感纽带。
王雁琳现年17岁，父母也在城里打工。她说自己经常感到压抑，感觉自己遭到遗弃。她的很多同龄人的父母也在外地打工，他们有时候会欺负她，这让她变得更加抑郁沮丧。她说：“每一个父母在家的孩子都会说‘我会告诉我爸妈，让他们教训你’。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却不能这么说。”有一次，在一条荒凉的乡村公路上，一群孩子往她身上扔石头，导致她的腿骨骨折，这是她最痛苦的一段回忆。
由于缺少父母的保护，留守儿童也成为计划生育官员“变相绑架”的目标。2011年5月，据财新网报道称，湖南计划生育官员1999年至2006年强行“没收”了10多名儿童，而后将他们送进福利院，福利院又将这些孩子交到国际领养者手上。他们的父母中很多人在几百公里外的地方打工。由于电话线路故障，他的父亲每月只能往家里打一次电话，女儿被带走几周后，他才得到消息，随后急忙赶回家。按照当地官员的要求，他凑了大约4000元，准备赎回女儿，但女儿已经不见了。
独居儿童自杀意念更高
由于无法获得正常的家庭教育和情感关怀，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品德和行为养成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尤以心理健康问题最为突出。并且，留守初中生出现更多的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
孤独倾向让老师和周围的人无法提供帮助，自责倾向、过敏倾向则会让儿童变得更加脆弱。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有可能会把家庭关系的不和谐、亲子之间不能相见乃至经济贫困都归结到自己身上，从而受到伤害。
学者邵福泉、苏虹曾以安徽某农村地区的2230名农村中学的留守儿童为对象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0.0%，在有自杀意念的人中有5%发生自杀行为，有自杀行为的人中有10%发生自杀死亡。按此计算，全国6000万留守儿童中有60万可能发生自杀行为。
最近几年，中国留守儿童企图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这让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陷入担忧之中。2011年9月，江西省3名还未进入青春期的女孩企图跳下一座两层楼自杀，因为无法完成课堂作业带来的后果让她们心生恐惧。据悉，提议自杀的那名女孩的父母在外地打工。之前的2010年，陕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被过路村民发现后及时送往医院。5个孩子中4个是农村留守儿童。
很多关于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和心理健康的研究都表明，儿童的伙伴关系和家庭的亲密关系对于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我国西南某省的一份针对14岁以下留守儿童自杀意念的研究表明，接受关爱活动的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情况是未接受关爱活动的一半左右。
此外，自杀意念的发生与其学习成绩密切相关，学习成绩越差，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越高。同时师生关系对留守儿童的自杀率也有很大的影响，留守儿童得到教师更多的关爱，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就更低。家庭经济状况与留守儿童自杀意念也有关，如果留守儿童对外出打工的父母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存在过多的忧虑，心理负担就会加重，产生负性情绪，甚至产生自杀念头。
种种问题造成孩子“带不走”
黄冬艳将这些现象归咎于中国的户籍政策。在中国，到城市打拼的农民工在1.5亿人左右。由于没有所在打工城市的户口，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里人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导致黄冬艳这样的农民工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这种骨肉分离可能是不得已的做法，但在情感上，这无疑是一场灾难。
作为一名农民工的儿子，张毅到深圳后可能受到别人的歧视，这让黄冬艳非常担心。除了湖南话外，张毅只能说几句普通话。公立学校往往拒绝张毅这样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或者说与户口挂钩的城市教育福利。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虽然为农民工子女兴办了学校，但很难吸引高素质的教师。黄冬艳说：“如果我的儿子生在一个城市家庭，他的生活将大不一样。看看城里的孩子享受的福利、生活条件和教育质量，再看看我们农民工的孩子，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23岁的湖南农村姑娘姜采杭称，很多农民工家庭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这对孩子不公平。农民工的孩子到城里上学却遭到学校的拒绝，留守儿童被迫做各种家务，这是很多城里孩子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无法接受正常教育将影响他们未来的就业机会。农民工的子女也应与城里的孩子一样，拥有在城里受教育的权利。”
留守儿童的种种悲剧，揭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累累创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的重要序列，城乡二元化的制度梗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人为制造了一条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发展鸿沟。城乡二元化不仅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在精神文化层面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割裂和精神隔膜。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为核心的对农村资源的廉价吸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在城与乡这两个待遇迥异的发展平台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城市对农村应有的制度补偿和反哺，则流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已然变了味的恩典和赏赐。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农村留守人员显然是这种环境中适应能力和生存质量最差的弱势群体。
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对农村的侵蚀，不仅是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蚕食，更造成了传统村社秩序的离析。文化秩序和精神格局方面的裂变，对农村的冲击更甚。工业化和现代化吸附青壮劳动力外出谋生活的同时，给农村留下的不仅是日渐抛荒的耕地，更是日渐沧桑的老人，和日渐沉默的孩子。农村社会文化格局被轻易改变，“隔辈抚养”的情形所在多有，留守生活也在不断陵夷的环境中日渐零落不堪。那些关于留守老人独自凋残的冰冷，留守儿童希望破灭的悲凄，在这个快速变化、转换、流光溢彩的时代，显得那么扎眼。
留守儿童自杀的惨剧，只是城乡二元化语境下农村凋零的一个作证而已。进城的呆不住而成为“边缘人”、“夹缝生存者”，留乡的呆不住，无奈成为制度歧视的承受者、社会发展不均衡的承担者。社会发展转型期，矛盾和问题的凸显，预示了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也使人们对此报以更深重的期待和希望。
（《新京报》2015.6.13、人民网201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