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一鞭，挪一步”，在被举报并遭到国家发改委调查之后，山东省交通厅不久前终于发文明确，全面放开“两客一危”车辆卫星监控平台市场和卫星定位终端市场。事实上，类似山东交通部门滥用行政权干预市场竞争的做法，在当前并不鲜见。
　　行政强制为谁负责
　　据山东省交通厅通报，全面放开省内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市场，不再强制统一调试进入该省市场的车载卫星定位终端，废止现行“终端价格（含安装费）不得高于交通运输部北斗示范工程招标中标价格”的规定，由经营者自行确定车载卫星定位终端价格及安装费。
　　此前，山东省交通厅因为涉嫌滥用行政权被举报。国家发改委发函通报，要求其彻底废除不合理规定。最终，山东省交通厅不得不再次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向社会公开通报。
　　交通运管部门滥用行政权的做法，山东并非第一家。有些地方交管部门“指定公司”、“强制统一”的背后，往往被挖出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的黑幕。安徽省淮南市运管处腐败窝案就是一起典型案例。
　　据检察机关查明，淮南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原处长葛怀虎利用监管权力，把营运车辆检测业务指定给淮田公司检测，没经淮田公司检测的营运车辆，年检时将不予年检。而淮田公司先后行贿运管处600多万元，葛怀虎个人先后从淮田公司索要现金80多万元。
　　另外，葛怀虎利用上级要求“两客一危”车辆需强制安装GPS定位系统的规定，通过运作，将安装服务公司法人代表换成运管处利益相关人员，以“捆绑收费”的方式，要求当地车主年审必须先交GPS服务费。经查明，葛怀虎累计获取服务费600余万元。
　　从“指定”到“推荐”
　　从事物流业10年的国威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唯告诉记者，监管部门利用执法权，与指定的检测公司进行利益输送，严重加剧了物流企业的成本负担。
　　张唯举例，交管部门指定某个检测公司承接车辆检测，当地所有货运车辆就必须到这家公司检测，否则就无法通过审核;安装货车专用行驶记录仪，自己从市场买的产品，功能全部符合要求，七八百元就能买一个，但有关部门指定的，价格高达两三千元，仅此一项企业的成本开支就可能翻一番;有些省市车辆违章代办也形成了利益链条，刚开始不信，但后来自己去办办不了，通过黄牛则能快速搞定。
　　目前，随着政府权力逐渐规范，赤裸裸的强制指定的做法已明显减少，但有些地方和部门“下有对策”，改头换面变成了“推荐”的方式。天津一家物流公司负责人举例，监管部门规定物流企业需要某项检测才能通过审核，如今虽不再强行指定某个检测场，但监管部门改为“推荐”，物流企业仍然得选择“推荐”的检测场。“虽然要多花些钱，但能尽快把事情办好。”
　　最近，记者跟随一辆待检验货车，暗访了车检全过程。待检车进入检测场后，检测场给出的检测结果显示：该货车前轴、一轴不合格。车主被要求按每项15元的价格缴纳调修费。随后，车主把车辆开到检测场院内的维修厂。记者跟随查看，除了听到发动机轰鸣了几下，并没有看到汽修工人对该车进行任何维修。全部调修过程仅20秒许，维修厂便开具了“合格”证明。随后，车主将证明送到检测场营业大厅总检窗口，顺利取得二级维护合格证明。
　　随后，记者连续观察了三四辆初检不合格的车辆，都是在未经任何维修改动情况下获得了合格证明。一位物流公司负责人说，“推荐”的检测场很多都是走走过场，“拿钱买个证而已”，实际上，物流公司还得将“检测合格”的货车开到其他汽车修理厂重新进行实实在在的维修保养。
　　靠什么才能“放权割肉”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尚重生认为，以行政垄断造成经济垄断从而推广或者限制某种产品的行为，原因在于审批、许可、准入和检测等权力都在政府手上，缺乏成熟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市场秩序的维护。山东、安徽等地的这些案例，体现了简政放权的复杂性。
　　安徽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常伟分析，由于很多行业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很难分清到底是出于安全监管的需要，还是部门利益暗中作祟，因此，在现实中，两者往往是兼而有之，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无法彻底分离，准确把握其边界极为困难。
　　正因如此，行政权力运行必须公开透明，让社会、企业、媒体等多方面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暗箱操作的机会。
　　专家呼吁，要培育独立的、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将一部分权力从政府手中解放出来。
　　当前，我国社团的登记、运行、监管等方面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首先应当完善对第三方机构管理的相关法规。同时，还应强化行政立法，将政府权力纳入法治轨道，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半月谈》2015.6.9 程士华、陈灏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