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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清退上千“高考移民”一事引发社会关注。“一考定终身”甚至“一分定终身”的高考制度还需大力改革，均衡的教育分配和公平的高考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不法行为如影随形
今年31省份相继出台文件，明确表态2015年将加大力度严对高考舞弊。如广州要求目前流行的智能手表、智能腕带等不能带入考场。海南则规定如考生携带违禁物进入考场，监考员也将被追究责任。
近年来，高考作弊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动脑筋想办法，创新监考手段，如采用电子监控、网上巡视等现代科技，强化高考的监督与管理。对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除了取消当年全国统考各科成绩、下一年度不得参加全国统考外，触犯法律的，还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但是，高考作弊还是魔招迭出、防不胜防。
高考舞弊，已呈现出“四化”态势：集团化——近年来舞弊团伙，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分工越来越精细;职业化——通过帮助考生作弊，获取非法利益，已经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的固定职业、生财之道，但凡大规模集体舞弊案，背后都有“职业舞弊者”的身影;内部化——个别地区高考期间出现教师、校长在监考的同时公然“助考”，如湖南嘉禾一中高考舞弊案、吉林松原高考作弊事件等;网络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林林总总的作弊器材，只要上网搜索，足不出户，轻而易举就能从网上找到卖家。
相比于直接替考、考场作弊，通过合规流程进行寻租的“加分行为”更容易引起不公，并且监管的难度更大。2014年7月，辽宁本溪高级中学87名体优生加分涉嫌造假，有学生反映，办证加分有价码，足球4万多元，游泳7万到8万元。学校组织学生家长出钱给孩子买足球、游泳等项目的运动员资格，然后负责裁判和比赛程序的人拿大头，学校与教师拿小部分。
从制度层面看，“裁判”放水的原因不仅来源于强大的收益，更是因为加分制度的缺陷导致惩罚成本过低所致，按照现行制度，各地的各类高考加分均由相关行政部门负责，几乎所有加分政策都存在模糊空间，容易滋生腐败，并且学生进入高校后高校对体育加分考生缺乏强制性规定，学生加分进入大学后是否加入专业队继续训练全凭自觉，这样的“一锤子买卖”使加分裁判的成本——收益比大大减小。利用区域分数线差进行高考移民同样很是泛滥，这也属于另一类危害性极大的高考作弊。
作弊背后往往有权力“护驾”
如今，对高考作弊的处罚力度也越来越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考试作弊情节严重者最高可暂停三年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的资格，同时将考生违规情况记入考试诚信档案。尽管处罚力度越来越大，但高考舞弊现象依然非常严重。以湖北为例，2012年高考舞弊考生人数高达145人。由此推及全国可知，数量更令人堪忧。值得反思的是，在如此严厉的制度约束下仍然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是什么让高考作弊屡禁不止呢？
去年河南替考事件曝光后，该省后续共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就高达127人，占了77%。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中心主任余雅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这种现状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近年来发生的高考舞弊案，特别是大规模高考舞弊案，有很大的权力运作的轨迹，可以看到权力部门在中间操作。
目前的替考，其中不乏有教育部门领导直接安排的，不需要和防止舞弊的信号屏蔽、安全检查斗智斗勇，只需要搞定领导，则高枕无忧。吉林乾安县文化局原副局长孙庆福找人为其子替考，就曾向时任乾安县副县长、乾安县考区主任侯丽秋送人民币2万元，请其在监考环节上予以关照。事发后乾安县给予撤销侯丽秋副县长职务，给予孙庆福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
制度可以批评诚信不能缺失
在中国，教育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制度设计方面，比如：城乡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不同地区受教育的不平等。
伴随着教育的不公平，异地高考问题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外地生源要求获得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权利，本地学生则担心放开后挤占了自己的教育资源。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令人纠结的现状呢？异地高考表面上看是教育问题，本质上则是社会经济的问题。异地高考问题的出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教育资源的获得在个人发展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二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三是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因为教育资源在个人发展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人们的努力目标就是抢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这是异地高考问题出现的最根本动力;其次，如果这优质的教育资源各地分配得公平，那么人们也不用去考虑异地高考;再者，如果人们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都被限制在出生地，基本上没有流动，也不会出现异地高考的问题。只有当人们既看到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又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同时人员流动又放开了，于是，通过在资源富余地参加高考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就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异地高考的问题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透过现象看本质，高考作弊是一种“社会病”综合征。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应从社会层面查原因、挖根源。君不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下，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权钱交易之类，非但时有发生、屡见报端，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高考作弊所以久治不愈，固然有“一考定终身”，甚至“一分定终身”等高考制度不尽科学等方面的原因。制度可以批评，诚信不能缺失。从某种角度讲，极少数考试作弊者，对每一个守纪考生而言，是最大的不公平。况且，凭借歪门邪道斩关夺隘，非但不能叫成功，反而是自欺欺人。
（《检察日报》2015.6.9、搜狐网 2015.6.9）
不法行为如影随形
今年31省份相继出台文件，明确表态2015年将加大力度严对高考舞弊。如广州要求目前流行的智能手表、智能腕带等不能带入考场。海南则规定如考生携带违禁物进入考场，监考员也将被追究责任。
近年来，高考作弊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动脑筋想办法，创新监考手段，如采用电子监控、网上巡视等现代科技，强化高考的监督与管理。对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除了取消当年全国统考各科成绩、下一年度不得参加全国统考外，触犯法律的，还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但是，高考作弊还是魔招迭出、防不胜防。
高考舞弊，已呈现出“四化”态势：集团化——近年来舞弊团伙，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分工越来越精细;职业化——通过帮助考生作弊，获取非法利益，已经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的固定职业、生财之道，但凡大规模集体舞弊案，背后都有“职业舞弊者”的身影;内部化——个别地区高考期间出现教师、校长在监考的同时公然“助考”，如湖南嘉禾一中高考舞弊案、吉林松原高考作弊事件等;网络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林林总总的作弊器材，只要上网搜索，足不出户，轻而易举就能从网上找到卖家。
相比于直接替考、考场作弊，通过合规流程进行寻租的“加分行为”更容易引起不公，并且监管的难度更大。2014年7月，辽宁本溪高级中学87名体优生加分涉嫌造假，有学生反映，办证加分有价码，足球4万多元，游泳7万到8万元。学校组织学生家长出钱给孩子买足球、游泳等项目的运动员资格，然后负责裁判和比赛程序的人拿大头，学校与教师拿小部分。
从制度层面看，“裁判”放水的原因不仅来源于强大的收益，更是因为加分制度的缺陷导致惩罚成本过低所致，按照现行制度，各地的各类高考加分均由相关行政部门负责，几乎所有加分政策都存在模糊空间，容易滋生腐败，并且学生进入高校后高校对体育加分考生缺乏强制性规定，学生加分进入大学后是否加入专业队继续训练全凭自觉，这样的“一锤子买卖”使加分裁判的成本——收益比大大减小。利用区域分数线差进行高考移民同样很是泛滥，这也属于另一类危害性极大的高考作弊。
作弊背后往往有权力“护驾”
如今，对高考作弊的处罚力度也越来越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考试作弊情节严重者最高可暂停三年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的资格，同时将考生违规情况记入考试诚信档案。尽管处罚力度越来越大，但高考舞弊现象依然非常严重。以湖北为例，2012年高考舞弊考生人数高达145人。由此推及全国可知，数量更令人堪忧。值得反思的是，在如此严厉的制度约束下仍然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是什么让高考作弊屡禁不止呢？
去年河南替考事件曝光后，该省后续共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就高达127人，占了77%。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中心主任余雅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这种现状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近年来发生的高考舞弊案，特别是大规模高考舞弊案，有很大的权力运作的轨迹，可以看到权力部门在中间操作。
目前的替考，其中不乏有教育部门领导直接安排的，不需要和防止舞弊的信号屏蔽、安全检查斗智斗勇，只需要搞定领导，则高枕无忧。吉林乾安县文化局原副局长孙庆福找人为其子替考，就曾向时任乾安县副县长、乾安县考区主任侯丽秋送人民币2万元，请其在监考环节上予以关照。事发后乾安县给予撤销侯丽秋副县长职务，给予孙庆福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
制度可以批评诚信不能缺失
在中国，教育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制度设计方面，比如：城乡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不同地区受教育的不平等。
伴随着教育的不公平，异地高考问题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外地生源要求获得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权利，本地学生则担心放开后挤占了自己的教育资源。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令人纠结的现状呢？异地高考表面上看是教育问题，本质上则是社会经济的问题。异地高考问题的出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教育资源的获得在个人发展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二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三是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因为教育资源在个人发展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人们的努力目标就是抢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这是异地高考问题出现的最根本动力;其次，如果这优质的教育资源各地分配得公平，那么人们也不用去考虑异地高考;再者，如果人们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都被限制在出生地，基本上没有流动，也不会出现异地高考的问题。只有当人们既看到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又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同时人员流动又放开了，于是，通过在资源富余地参加高考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就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异地高考的问题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透过现象看本质，高考作弊是一种“社会病”综合征。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应从社会层面查原因、挖根源。君不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下，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权钱交易之类，非但时有发生、屡见报端，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高考作弊所以久治不愈，固然有“一考定终身”，甚至“一分定终身”等高考制度不尽科学等方面的原因。制度可以批评，诚信不能缺失。从某种角度讲，极少数考试作弊者，对每一个守纪考生而言，是最大的不公平。况且，凭借歪门邪道斩关夺隘，非但不能叫成功，反而是自欺欺人。
（《检察日报》2015.6.9、搜狐网 201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