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和信息时代，使官民之间有效沟通、民意诉求的及时传达成为可能
　　
　　摆在邓荣霖面前的是一个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历改造的行程表，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显示行程已经排到了六月。
　　虽然已年过七旬，但每月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邓荣霖要往返于国内各地参加政府有关部门、行业组织、民间团体、大公司集团、中小企业及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经济咨询、方案论证、课题设计、人员培训、学术报告和研讨活动。而这每一次的活动都被邓荣霖看成是一次沟通之旅，他坦言：“我每天做的就是官民沟通桥梁的工作。”
　　
　　两大因素促使沟通演变
　　
　　尽管和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齐名，但低调的邓荣霖，还是愿意以“平民学者和专家”自称。
　　谈及官民沟通机制的变迁，邓荣霖认为主要受益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体制改革变化的成果，另一个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1957年，邓荣霖从福建长乐市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其后留在学校任教。邓荣霖回忆，在计划经济年代，官民沟通主要是自上而下以会议和活动的形式传达和进行，公民的诉求表达也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提出和讨论。
　　这种传达带有明显的贯彻落实上面精神的特点。邓荣霖记得在人民大学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大大小小会议不计其数。“层层传达，效率很低，落实的少，很少有和上面交流的机会，问题的反映常常由于时间间隔长而不了了之。”邓荣霖认为，那段时间的民意诉求沟通和传达存在一定障碍。
　　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公民主体意识和话语权的增强，市场经济下，政府更是不断加大沟通力度，在减少层次，提高效率上做足文章。
　　这期间，作为学者和专家的邓荣霖就开始有机会参加由国务院直接组织的经济政策研究和小型座谈研讨活动，可以面对面地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交流，这在以前是难以想像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交流逐渐常态化，民意诉求渠道变化显著，邓荣霖深有体会。
　　通过一线的调研，邓荣霖汇集了企业和平民的心声，并融入自己多年对企业的研究，形成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政府有关部门，他就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提出的建议，有些直接被国务院写入文件。“层次少了，时间短了，效率高了，公民诉求落实的也逐渐增多。”
　　
　　时代催生的便捷沟通
　　
　　“渠道越来越拓宽，工具越来越发达，效率越来越提高”。层层传达的情况基本消失，信息时代为传达这种民意诉求和沟通提供了更为有效便捷的技术和方法。
　　两天前，邓荣霖参加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企业自主创新和评价指标的会议；两天后，研究中心就会把他的建议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确认，邓荣霖做修改后再次反馈给相关部门，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
　　“不必再通过层层会议的方式，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只要有时间，邓荣霖每天都要坚持上一个小时的互联网。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荣霖拥有多个头衔，他不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至今还担任着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政府的顾问。
　　他把在全国各地了解的情况，及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介绍给长乐市政府领导。其关于乡镇企业发展和旅游业开拓等诸多有效建议都被市政府采纳和吸收。“倾听一线的声音，现在政府需要更多诸如我们这样的顾问。”
　　“官民沟通的内涵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扩大。”作为学者，邓荣霖认为：现在的官民沟通更多是要解决一些关乎社会发展和民生的大课题，而不单纯是解决个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