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出道前在美国旧金山做过一段嬉皮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旧金山曾是反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后来硅谷高科技产业区的孵化器。由叛逆青年变为时代先锋，由反对主流的堡垒走向引领时尚的前沿，这种人物和城市的身份转化是否暗含着某种内在逻辑？
　　城市和人一样，各具性格抱负。笔者去年访问澳洲，只见布里斯班悠闲雅致，平静安逸，适合小家碧玉居住；悉尼则不修边幅，落落大方，宜豪杰志士闯荡江湖。人们谈论起每座城市的特色，几乎和他们评价每个人物的秉性一样兴味浓厚。媒体每年都会推出根据各项指标排列的城市排行榜，市政领袖们根据这些指标争相提高自己城市的竞争力，就像武林高手为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而论剑华山。
　　不过，区域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城市竞争指数的单项罗列，而是各项指数之间的内在联系。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正在进行关于美国高科技产业分布的研究。尚在该校撰写博士论文的盖茨（Gary Gates）则于忙于统计美国的同性恋人口。某日，经系主任介绍，两人坐到一起聊天，弗罗里达拿出一份按高科技产业发达程度排名的美国城市榜单，盖茨也拿出一份依同性恋人口密集程度排名的城市榜单。两人惊奇地发现，两份榜单中的城市高度重合！换句话说，高科技产业发达的地区，男女“同志”们相对也比较多。
　　为何高科技城市偏爱同性恋？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系数达到零点三已经不算低了，而弗罗里达和盖茨发现，以美国城市为研究单位，上世纪九十年代高科技发达程度与同性恋人口集中度的相关系数在零点四至零点六之间，这很难说是巧合。是不是同性恋者的智商高人一等，容易在科技产业中胜出？笔者尚未见到表明同性恋比异性恋聪明的实证研究，倒有不少证据指向同性恋者的文艺天赋（想想白先勇、关锦鹏和张国荣）。何况，在同性恋集中度最高的旧金山，同性恋人口占该市居民的比例尚不到一成，远远构不成硅谷科技人才的主流。
　　弗罗里达因此猜想，高科技与同性恋之间的联系并非因果关系，而是出于某一共同因素。他颇具洞见地指出，如果说有什么能将这两者都吸引到同一地区，那便是城市的宽容环境。看过《断背山》的朋友都知道，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爆发之前，同性恋在宗教气氛浓厚的美国一直是头等社会禁忌。性革命之后几十年，环境虽然比以往宽松许多，由于右翼保守主义的回潮，与同性恋有关的议题又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随着意识形态两极化，美国各大城市也逐渐形成了或自由或保守的“性偏好”。在纽约的曼哈顿区，你会看到《欲望都市》（Sex and City）中的场景：一对男“同志”相互搂抱着招摇过市；在传统的南方城市里，同性恋者则很少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如果一个成年人总是找不到性伙伴，或者找到了也只能担惊受怕地过把瘾，他／她在这种地方憋久了一定想搬家。美国又是内部迁移率极高的国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同性恋者自然有机会就会搬到那些乐意接受他们的城市。
　　那么，硅谷英才们为什么也喜欢宽容无拘的气氛？众所周知，这些人尖子能在龙虎之地混出名堂，必定有过人之长；众所不知的是，这些人尖子大都也具有异于常人的怪癖。美国人戏称硅谷的科技人才为“Nerds”，意指那些不喜社交，一味钻研某种技艺的怪人。有些“Nerds”在学校里连女朋友都找不到，挣到大钱才变成“钻石王老五”。这种人或许能够创造大笔财富，却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好邻居。也只有在硅谷这种地方，他们才能够获得别人的赏识和承认，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奋斗。这里的人们既然都有些怪癖，大家彼此见怪不怪，也就习以为常了。而经过反文化运动洗礼的旧金山恰恰是美国最宽容的城市，乔布斯们和同性恋者聚集于此也就不足为怪了。
　　宽容吸引人才， 人才创造科技，这就是弗罗里达在他的成名之作《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中提出的“三Ｔ理论”（Talent， Technology， Tolerance）。此论一出就引起了北美区域经济学界的关注和争论。笔者今年五月在温哥华参加关于太平洋区域经济的一次国际会议，会上至少有十位学者大量引用了弗氏的创意阶层理论。依弗氏的定义，创意阶层是指工作中包含较多创造性成分的群体，比如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娱乐业工作者。会计师、医生和律师这类传统的白领工作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的工作也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一套复杂的符号体系。
　　以往主流的区域经济理论强调城市吸引企业的重要性。企业在某地投资会创造就业机会，寻找工作的人们跟着搬进来，地区才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弗罗里达则强调“以人为本”。在“创意经济”时代，城市需要致力于吸引和保留大量“创意阶层”，这些人才点子颇多，他们自然会想方设法兴办企业，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那么如何才能吸引人才？弗氏认为，高工资和低物价水平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因为创意阶层更看重新鲜惬意的城市体验。他们宁愿为这种生活支付高额代价，也不愿意搬到廉价而乏味的地区。因此，弗氏建议城市管理部门开发市内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丰富城市的外在魅力；修筑自行车道和小型球场，而非大型体育场馆，因为创意阶层更喜欢参与式的体育运动，而不是坐在看台上喊“加油”；他还建议兴建咖啡馆和小型剧院等文化设施，这助有于生活在“半匿名”社区的创意阶层积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弗罗里达提出创意阶层理论之后，不少学者在欧美各地进行了数项实证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然也有不同观点。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格雷斯（Edward Glaeser）重新检验了弗氏的数据。他发现抛开旧金山和洛杉矶两个显得例外的偏值（outlier），同性恋人口和高科技产业的相关性并不那么显著。而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派克（Jamie Peck）则不客气地批评道，弗氏的政策建议实质上代表了那些持有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科技新贵们，而不顾及城市中下阶层的需要。根据笔者自己对美国技术移民分布的研究，即使在发达国家，弗氏的理论也只适用于本土出生的创意人才。美国的高学历移民对价格指标高度敏感，他们仍然倾向于搬到相对购买力更高一些的城市，为儿女打工攒钱。而衣食无忧的美国大学生们尚无经济压力，他们才有条件全凭自己的喜好选择居住的城市。
　　争议还在继续，可以肯定的是，弗罗里达已经开创了一片区域经济的全新研究领域，并且预示了新经济活动范式的到来。人类从采集狩猎社会转入农业社会之后，安土重迁的生活一过就是几千年。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型将人类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而以“后工业”或“创意社会”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转型，可能再一次将人类从城市的定居状态中解放出来，转向游走于都市之间的迁移生活。
　　万类霜天竞自由。在全球化时代，可供创意人才选择居住的城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也不再仅仅是经济收入和政治权力，有志青年完全可以在科学、文艺和娱乐等诸多领域一显身手。这两种趋势为城市的多元化和特色化提供了更多可能。创意人才在城市之间的迁移也会逐渐从外在的经济驱动过渡到内在的心理驱动。他们不再在意月薪多少，更看重才能的发挥和个性的张扬。
　　欧洲中世纪的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同性恋者和各种各样的“怪异”人士来到城市，他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也使城市的空气更加自由。弗罗里达这样解释他为何选用同性恋人口密度作为衡量城市的宽容指数——“一座城市连同性恋都可以接受，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一次，笔者与一位美国朋友聊起如何才能创建另一座硅谷。他半开玩笑地说：“嬉皮、同性恋和高科技（Hippie,Homosexual，High-tech），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不妨将他的说法称为“三Ｈ”理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