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博览群书》2009年第7期上读到顾农先生的书评(以下简称“顾文”)，其主要内容是批评《魏晋文人讲演录》一书中的一些细节。其中的许多考证，比如延康年号、黄侃与刘师培的年龄差距等，都言之有据，令人信服。恰巧，我最近刚刚读完此书，记忆犹新，发现顾文中也有一些不太妥当的地方，现在提出来，供读者参考。
　　首先，关于曹干的问题，是顾文批评的重点，文中作了大量的考证，以此来说明作者的“信口开河”，其实作者的“讲演”恐怕是另有依据的。《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略》曰：
　　干一名良。良本陈妾子，良生而陈氏死，太祖令王夫人养之。良年五岁而太祖疾困，遗令语太子曰：“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亲待，隆于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为“阿翁”。帝谓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为流涕。(《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P586)
　　至于顾文对曹干排行的疑惑，裴松之的案语也早有解答：
　　此传以母贵贱为次，不计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虽大，传在干后。寻《朱建平传》，知彪大干二十岁。(同上)
　　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记载，这在传统典籍中是常有的事(如九品中正的推行年代、郭象是否剽窃了向秀的《庄子注》等)。谁是谁非，有的恐怕现在还难以定论。提出自己的观点，作为学术商讨是可以的，但硬要说他人的观点是“信口开河”恐怕就不太合适了。
　　其次，关于丁夫人的问题。顾文认为一千八百年之前的建安时代，女人的婚嫁之权全在家长，所以丁夫人的未有再嫁就一定是“其家不敢”，而作者的推测就一定是信口开河了。而实际上，在魏晋时代，礼法衰落，其中已不乏“我的婚姻我作主”的女性，最典型的如贾充的小女儿贾午就是先选中自己的意中人，然后“逼迫”父亲将其嫁于韩寿的。(见《晋书·贾充传》、《世说新语·惑溺》)以丁夫人连曹操都敢顶撞的性格，如果她真有中意的人，大概是不会受其家族约束的，况且还有曹操允其另嫁的承诺在。该书作者以丁夫人性格为依据，并用了“可能”、“恐怕”一类的推测之词，作为讲课语言，似无大错。
　　顾文所举出的例子，有些确实属于该书不应有的疏失，但有些则可以商榷。对细节的批评需要细致查阅很多资料，十分难得。然而，如此“以点带面”的批评也可能造成一种满目皆非的假象，从而掩盖此书应有的价值，导致因噎废食的结果。因此，我不揣鄙陋，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说说此书的精彩之处，或许可以当作从另一个角度对顾文的补充。
　　该书的切入点，是将文人与“注重社会秩序、注重外在规范、注重群体利益、注重人格气节、注重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P5)的士人区别开来，从而归纳其本质特征：“文人重视个体生命；重性情；注重理想人格和精神意境的塑造和开拓；注重文学艺术的全面发展。”(P7)
　　这样的区分和归纳，此前的学者是很少去涉及的。在正式开始对魏晋文人的考察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人怎样一步一步从士人中独立出来，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作者将庄子视为中国古代的“文人之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庄子的行为举止、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都具有文人的内涵，而《庄子》的思想塑造了中国古代文人主要的性格特征。这些分析，充分揭示了道家思想对后世文人的深远影响，可谓“切中肯綮”。古代文人的道家情结和潇洒风采，就在这些论述中拉开了帷幕。
　　接下来，作者讲述了魏晋文人的四个主要群体：邺下文人、竹林文人、西晋文人、东晋文人。这是全书的主体，也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其中令人击节赞叹的论述俯拾皆是：作者认为文人作为一个阶层的出现应该是在邺下时期，首发其覆。在论述魏晋人“向内发现自己的深情”时，作者举荀粲为例，目之为“古今中外的第一情种”，并认为是荀粲用自己的生命为后来“圣人有情论”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我心有戚戚焉；作者分析高平陵之变对名士的深切影响，让读者进一步理解嵇康的抗争、阮籍的苦痛以及向秀的“变节”；作者对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解读，不仅联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而且对二者所代表的文风进行了探讨；作者对庄园经济发展与文人生活的关系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了魏晋风度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江南的山水自然美为何直到东晋时期才为人们所发现?对此，作者做出了独到的解释，令人信服……这些分析，作者都不是止步于“知其然”的程度，而是在充分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尽力寻找“其所以然”的所在：既探讨其原因，又归纳其特征，将纷繁芜杂的历史细节纳入有序的脉络之中。这就显示出了一位历史学者的专业素养。而全书的最后一讲，作者则将目光聚集在魏晋文人与琴棋书画的关系上，探讨了艺术在魏晋时代大放异彩的表现及其原因，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阅读该书，我们会发现，作为重点，作者对于魏晋文人阶段性特点的探讨和揭示是十分清晰的：竹林名士抗拒礼法、充满苦闷、重视超越、任情率性但又有一颗艺术的心；西晋文人的生活是最世俗的，他们的人格是最有缺陷的；东晋文人的生活逐渐情趣化、家族化、诗意化并从庙堂走向了山野。这是作者对不同阶段的文人特点的学理性概括，提纲挈领。
　　因此，该书并非一部什么“学术大跃进”的著作。尽管其中有一些失于查证的地方，但对于魏晋文人的整体研究，该书颇有精彩的意见(尤其是那些精炼的归纳)，仍然是这一领域不可多得的著作。既然是研究魏晋文人，自然要涉及文人的许多掌故。在这些掌故的基础上作些合理的推测，作为课堂“讲演”应该是允许的，恐怕不能简单地说它是“文章八卦多”。
　　对待一本书，我们不仅需要细致考辨其中的枝节问题，还要从整体上把握该书的精彩之处和贡献所在；我们不仅要勤于查证行文中可疑的地方，也要在另一个层面上吸收作者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对作者的尊重，更重要的则是对一本书严谨而全面的评价。而不必要的延伸批评可能会导致以偏概全，虽然引人注目，但也容易对许多读者产生误导。
　　
　　(本文编辑　张云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