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前，位于延安市东南缘黄龙县的瓦子街战役烈士陵园内，85岁的吴桃柄老人缓缓穿过青松绿草，在春色中仔细辨认着一块块墓碑上的名字。“70多年过去了，很多战友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经常来看看，不能忘了他们。”吴桃柄对《环球人物》记者叹了口气。但无论年月多久远，那硝烟滚滚、战火飞扬的延安岁月仍然鲜活地在他脑海中跳动着，带着一个老兵的情怀，从历史的尘埃中向我们闪现。

“要变成革命的青年”

　　吴桃柄出生在陕西旬邑县一个农民家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旬邑是陜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延安的前沿哨所，也是粉碎国民党经济封锁、使西安和全国各地的人员物资去往延安的通道。习仲勋、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同志都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
　　吴桃柄出生后不久，党中央领导的地方工作如火如荼展开。他从小耳濡目染，接受红色革命教育，知道革命圣地延安，知道延安有个毛主席。“乡亲们常常谈论革命军人的故事，说他们革命是为劳苦大众。当时有一首诗歌广为流传：‘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对峙日益白热化。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10月19日，蒋介石向胡宗南下达“剿匪”命令。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保卫延安的部署。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指挥6个整编师共15个整编旅约20万人，由宜川、洛川大举进攻延安，西线军阀马鸿逵、马步芳集中10万人，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陇东进犯，配合胡宗南正面进攻。3月18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和解放大西北的历程。

　　这期间，11岁的吴桃柄怀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满腔热爱，积极报名参加了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兵团，成为警一旅3团9连一名通信兵。9月21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警一旅、警三旅、骑六师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月底组建完毕，由王世泰担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参军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成了吴桃柄和战友们的信念。在部队里，吴桃柄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实践论》等毛主席著作学了一遍又一遍，这为他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吴桃柄和战友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攻榆林，打宝鸡，鏖战瓦子街，与比自己多达10倍的胡宗南等的几十万军队在陕北高原周旋。“我们每天行军100多里，饿了就抓一把豆子吃，渴了就抓一把雪吃。晚上有时候住在老乡的窑洞里，乡亲们睡在炕上，我们就在地上铺几块木板当床，有时候干脆只能在野地里躺一宿。”吴桃柄说。
　　有一次，吴桃柄在送情报时，路上遇到马鸿逵部队的几个兵。吴桃柄怀揣信件往深山老林跑，敌人在身后追，子弹嗖嗖飞过，情急之中，吴桃柄脚下一滑，掉入山沟之中。敌人站在山头向下张望了半天，见山高沟深，就离开了。吴桃柄由此躲过一劫，但全身多处摔伤，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了。不知躺了多久，一位路过的老乡发现了他，就将他背回家中救治。“我们和老乡的关系很好，老乡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给我们吃、住，常常救助我们。”吴桃柄在老乡家养了一个多月的伤，重新回到了队伍中。

“很多战友死在了我怀里”

　　根据作战需要，吴桃柄又从通信员转成了卫生员。不久之后，他就参加了著名的瓦子街战役。
　　1947年末，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第六纵队集结于延安清涧、绥德、米脂、安塞各县，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经过部队生涯的锻炼，吴桃柄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他在战场上心细如发，勇猛刚烈，再不是刚进队伍时的毛头孩子了。
　　1948年1月29日，彭德怀司令在米脂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对国民党部队发起春季攻势——打下宜川，直下黄龙，并采用了党中央毛主席“围城打援”的战法——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形成包抄之势消灭援军。同时，警一旅作为预备队驻扎在瓦子街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