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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成名,获奖无数。他是小提琴独奏家,他是指挥,他是音乐教育者,他是艺术总监。他就是什洛莫·敏茨,在当今古典乐迷心中,这个响当当的名字早已是耳熟能详。而今,这位年逾半百的艺术家,始终以多重身份为古典音乐倾其至诚,愿用琴声传递希望与和平。
与琴结缘,幸遇伯乐
出生于莫斯科的敏茨,对这座城市却几乎没有太大印象,因为他刚出世没几个月就随父母迁居了许多国家,波兰、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岁时终于在以色列定居。据敏茨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以色列经济很不好,因此要让孩子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更是不易。好在以色列有着浓厚的音乐学习氛围,而小提琴可以说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象征,几乎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去学琴,家长们也会不断鼓励孩子继续学习下去。敏茨忆起儿时的街道上,孩子们常常背着琴追逐打闹。于是,就在这样传统而浓厚的音乐氛围中,敏茨的音乐才华被父母发现,随后父母为他求得一位非常出色的小提琴老师伊洛娜·费赫尔(Ilona Feh r),她是当时中欧小提琴流派最后的几位代表之一,拜于费赫尔门下。从此敏茨与小提琴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琴相依,再不分离。
音乐家的成名似乎不外乎几种,比如少年荣获国际大奖或是代替当时非常有名的音乐家演出而一举成名。当年的敏茨也是这样走来,十一岁时他临时代替因故不能上场的小提琴家帕尔曼,与以色列爱乐乐团合作,在指挥大师祖宾·梅塔的执棒下,精彩地演奏了帕格尼尼《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那次演出的成功不仅让什洛莫·敏茨这个名字为人熟知,更为敏茨带来了人生重要的伯乐艾萨克·斯特恩(Issac Stern)的关注。
斯特恩是当时的小提琴大师之一,除了演奏事业外,他也一直投身于发现并资助有天赋和卓越才华的潜在音乐家,将帮助这些年轻人视为己任。斯特恩将敏茨引荐给了美国朱利亚音乐学校的提琴教学大师多萝西·迪蕾(Dorothy Delay)教授。至此,敏茨在朱利亚度过了充实的五年音乐深造时光。不过,斯特恩对敏茨的帮助并未就此结束,作为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的主席和美国艺术委员会的创始者,他赞助了十六岁的敏茨在卡内基音乐厅的首演。那次音乐会再获成功,一夜间敏茨成为了许多交响乐团和指挥的新宠,不断接到合作邀约,其中不乏克劳迪奥·阿巴多以及洛林·马泽尔这样的指挥大师。遇到斯特恩的敏茨是幸运的,这位伯乐的相助为年轻的敏茨未来的职业音乐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铺平了道路。
幸运女神似乎特别眷顾敏茨,他还曾经在以色列接受过小提琴大师海菲兹的指导。当时海菲兹将敏茨的父母挡在门外,单独指导了他好几个小时。大师的平易近人与悉心指导给少年敏茨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其成名后的采访中,敏茨也时常流露出对大师的敬仰之情。
多重角色,魅力四射
接连与音乐大师的合作以及备受观众的喜爱,敏茨在大约十九岁时展开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欧洲巡演。他以独奏家的身份与多位指挥大师合作,其中有朱里尼(Carlo Maria Giulini)、尤金·奥曼弟(Eugene Ormandy)和安泰尔·多拉蒂(Antal Dorati)。四年后,他更是应卡拉扬之邀,首次赴萨尔茨堡音乐节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并与DG唱片公司签约。渐渐地,敏茨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优秀的小提琴家,他的琴声传遍了世界各国。
当然,没有一位音乐家可以光靠天赋和幸运成功,敏茨光辉的音乐成就背后也必然经历过艰辛。小时候为了练琴,父母督促六七岁的他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练琴两三个小时后才能去上学;而后在朱利亚音乐学校求学时,迪蕾教授更是出了名的严厉,可见敏茨的努力正应了那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观众们喜爱敏茨在台上精彩绝伦的表演,因此他的演出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在他看来,一名称职的小提琴演奏家必须克服频繁演出的舟车劳顿等辛苦,必须有能力应对紧张的演出节奏,要用专业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不计之前演出过多少场的辉煌,也不望日后有多少场的期待,此时此刻的这一场演出就要做到完美。然而,那么多场的演出中,总会遇到并不那么配合的观众,在安静的演奏厅,一点点细微的声音都是干扰,但敏茨可以仍然全神贯注于拉琴,全然不顾现场的杂音。他认为一场演出的成功,观众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时音乐传递出的信息,音乐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敏茨至今信奉的音乐态度。
秉承着如此至纯的音乐信仰,敏茨的音乐才能感人至深。他的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想曲》、巴赫的《奏鸣曲和帕蒂塔》以及普罗科菲耶夫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等都是公认的佳作。敏茨的琴声低音绵长,高音亢亮,本人也素有“金右手”之称。深得迪蕾教授真传的他很好地掌握了老师传授的持弓手型,这种手型不但姿势优雅,而且便于发挥各种演奏技巧。敏茨的演奏注重运用力度变化来营造生动的音乐效果,听他的琴声,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唯有小提琴的纯粹世界,音色似水晶剔透,又如金刚石般坚毅,独具爆发力。如同敏茨给人的印象深藏内秀一样,他总能将小提琴的歌唱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用精湛高超的琴技编织出美妙绝伦的旋律,毫无炫技的张扬。
俗话说“演而优则导”,自十九岁起敏茨就拿起了指挥棒,但他绝不是盲目扮演指挥家的角色。影响他拿起指挥棒的人还是迪蕾教授,迪蕾教授告诉敏茨,为能更好地演释协奏曲,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其他各种乐器。迪蕾教授经常会为自己的学生做钢琴伴奏,而当敏茨也做了几年钢琴伴奏后,他决定尝试指挥。至今,他已与许多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有过合作,例如英国皇家爱乐乐团、日本NHK交响乐团和以色列爱乐乐团等。拥有了指挥经验后,敏茨再次认识到只有当一个乐团有了明确的方向时,才能更好地为音乐本身服务,于是敏茨又担任起了另一个角色——音乐顾问/艺术总监。
对于敏茨来说,分身乏术这句话似乎是不存在的。他是多个国际小提琴大赛的评委,是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大赛的评委会主席。近年来,他一直为以色列学习小提琴等乐器的人数减少而忧虑,因此也积极投身于音乐教育事业。他的大师班涉足世界许多城市,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对于音乐教育,敏茨还是十分认同传统的一对一教育形式。参加过2013年敏茨在上海的大师班的学生一定还记忆犹新,当时敏茨被上海琴童学琴的热情所感动,听说有近万名学琴者时,他主动将为音乐会做准备的走台时间挪到本应休息的上午,这样下午有更多时间与琴童交流,他还特意增加与孩子们同台练习的机会。对于教琴,敏茨自然是很有一套,他从来不在大师课上带自己的小提琴,目的是通过用学生的琴来演奏,告诉学生他们的琴一样可以发出好的声音,关键在于演奏方式。敏茨也不会做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陪着学生一起寻找正确的演奏方式,在他的观念中,教琴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而非硬性指导的课程。
用琴声传递希望与和平
除了音乐教育以外,敏茨也一直在探索其他的途径来传播音乐,让音乐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作为犹太裔的敏茨与小提琴制造者韦恩斯坦(Amnon Weinstein)一同开启了“希望的小提琴”(Violins of Hope)项目,旨在用音乐传播希望与和平。正如前文所述,小提琴几乎是犹太文化的象征,有位犹太作家这样写过,“只要数数墙上挂有多少小提琴就可以知道这个家里有多少人”。小提琴无疑成了犹太民族二战时凄惨经历的历史鉴证,好在“希望的小提琴”项目打破了遇难者的缄默,小提琴将永远奏响他们的泣诉。
收集、修复这些小提琴,对犹太人来说无疑有着揭开过往伤疤之痛,因此韦恩斯坦一开始并不愿意去触碰它。但有一天他的姐姐给他看了一份家族中受害亲属的名单后,韦恩斯坦痛定思痛,决心和敏茨一起展开这段收集、修复小提琴并使其重新发声的路途。那么如何识别这些小提琴呢?幸好犹太人的小提琴都带有他们犹太教的标志——大卫之星(两个等边三角形,一正一反交叉重叠组成的六芒星形)。于是历经艰辛,一把把带有大卫之星的小提琴得以重聚,它们的声音曾经飘荡在犹太集中营,它们曾是遇难者最后的慰藉。2010年,第四十六届以色列锡恩国际音乐节展出了十八把从犹太区和纳粹集中营里拯救出来的“希望的小提琴”;2015年8月到12月,“希望的小提琴”又将在美国各地展开一系列的讲座和音乐会。敏茨和韦恩斯坦艰苦搜集和修复的这些“希望的小提琴”正不断通过一系列活动让那些否认历史者沉默,让世人牢记历史,望悲剧永不重演。在敏茨心中,音乐是耳朵和思想的桥梁,由此人们可以发现美。小提琴就是敏茨的生活,他最大的音乐梦想就是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促进人类和平,让人们去感受生活中的快乐,保持一种良好的生活平衡状态。
沉静内敛、温文尔雅、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无论是作为小提琴独奏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还是艺术总监,敏茨对音乐的专注始终如一,不断以音乐为中心用自身的努力作半径画圆,敏茨的音乐能量也随着圆圈的扩大渐传渐广。令人兴奋的是,2015年9月,大师将再次来沪,演奏巴赫全套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那注定又是两个不眠之夜……
与琴结缘,幸遇伯乐
出生于莫斯科的敏茨,对这座城市却几乎没有太大印象,因为他刚出世没几个月就随父母迁居了许多国家,波兰、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岁时终于在以色列定居。据敏茨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以色列经济很不好,因此要让孩子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更是不易。好在以色列有着浓厚的音乐学习氛围,而小提琴可以说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象征,几乎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去学琴,家长们也会不断鼓励孩子继续学习下去。敏茨忆起儿时的街道上,孩子们常常背着琴追逐打闹。于是,就在这样传统而浓厚的音乐氛围中,敏茨的音乐才华被父母发现,随后父母为他求得一位非常出色的小提琴老师伊洛娜·费赫尔(Ilona Feh r),她是当时中欧小提琴流派最后的几位代表之一,拜于费赫尔门下。从此敏茨与小提琴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琴相依,再不分离。
音乐家的成名似乎不外乎几种,比如少年荣获国际大奖或是代替当时非常有名的音乐家演出而一举成名。当年的敏茨也是这样走来,十一岁时他临时代替因故不能上场的小提琴家帕尔曼,与以色列爱乐乐团合作,在指挥大师祖宾·梅塔的执棒下,精彩地演奏了帕格尼尼《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那次演出的成功不仅让什洛莫·敏茨这个名字为人熟知,更为敏茨带来了人生重要的伯乐艾萨克·斯特恩(Issac Stern)的关注。
斯特恩是当时的小提琴大师之一,除了演奏事业外,他也一直投身于发现并资助有天赋和卓越才华的潜在音乐家,将帮助这些年轻人视为己任。斯特恩将敏茨引荐给了美国朱利亚音乐学校的提琴教学大师多萝西·迪蕾(Dorothy Delay)教授。至此,敏茨在朱利亚度过了充实的五年音乐深造时光。不过,斯特恩对敏茨的帮助并未就此结束,作为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的主席和美国艺术委员会的创始者,他赞助了十六岁的敏茨在卡内基音乐厅的首演。那次音乐会再获成功,一夜间敏茨成为了许多交响乐团和指挥的新宠,不断接到合作邀约,其中不乏克劳迪奥·阿巴多以及洛林·马泽尔这样的指挥大师。遇到斯特恩的敏茨是幸运的,这位伯乐的相助为年轻的敏茨未来的职业音乐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铺平了道路。
幸运女神似乎特别眷顾敏茨,他还曾经在以色列接受过小提琴大师海菲兹的指导。当时海菲兹将敏茨的父母挡在门外,单独指导了他好几个小时。大师的平易近人与悉心指导给少年敏茨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其成名后的采访中,敏茨也时常流露出对大师的敬仰之情。
多重角色,魅力四射
接连与音乐大师的合作以及备受观众的喜爱,敏茨在大约十九岁时展开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欧洲巡演。他以独奏家的身份与多位指挥大师合作,其中有朱里尼(Carlo Maria Giulini)、尤金·奥曼弟(Eugene Ormandy)和安泰尔·多拉蒂(Antal Dorati)。四年后,他更是应卡拉扬之邀,首次赴萨尔茨堡音乐节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并与DG唱片公司签约。渐渐地,敏茨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优秀的小提琴家,他的琴声传遍了世界各国。
当然,没有一位音乐家可以光靠天赋和幸运成功,敏茨光辉的音乐成就背后也必然经历过艰辛。小时候为了练琴,父母督促六七岁的他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练琴两三个小时后才能去上学;而后在朱利亚音乐学校求学时,迪蕾教授更是出了名的严厉,可见敏茨的努力正应了那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观众们喜爱敏茨在台上精彩绝伦的表演,因此他的演出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在他看来,一名称职的小提琴演奏家必须克服频繁演出的舟车劳顿等辛苦,必须有能力应对紧张的演出节奏,要用专业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不计之前演出过多少场的辉煌,也不望日后有多少场的期待,此时此刻的这一场演出就要做到完美。然而,那么多场的演出中,总会遇到并不那么配合的观众,在安静的演奏厅,一点点细微的声音都是干扰,但敏茨可以仍然全神贯注于拉琴,全然不顾现场的杂音。他认为一场演出的成功,观众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时音乐传递出的信息,音乐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敏茨至今信奉的音乐态度。
秉承着如此至纯的音乐信仰,敏茨的音乐才能感人至深。他的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想曲》、巴赫的《奏鸣曲和帕蒂塔》以及普罗科菲耶夫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等都是公认的佳作。敏茨的琴声低音绵长,高音亢亮,本人也素有“金右手”之称。深得迪蕾教授真传的他很好地掌握了老师传授的持弓手型,这种手型不但姿势优雅,而且便于发挥各种演奏技巧。敏茨的演奏注重运用力度变化来营造生动的音乐效果,听他的琴声,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唯有小提琴的纯粹世界,音色似水晶剔透,又如金刚石般坚毅,独具爆发力。如同敏茨给人的印象深藏内秀一样,他总能将小提琴的歌唱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用精湛高超的琴技编织出美妙绝伦的旋律,毫无炫技的张扬。
俗话说“演而优则导”,自十九岁起敏茨就拿起了指挥棒,但他绝不是盲目扮演指挥家的角色。影响他拿起指挥棒的人还是迪蕾教授,迪蕾教授告诉敏茨,为能更好地演释协奏曲,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其他各种乐器。迪蕾教授经常会为自己的学生做钢琴伴奏,而当敏茨也做了几年钢琴伴奏后,他决定尝试指挥。至今,他已与许多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有过合作,例如英国皇家爱乐乐团、日本NHK交响乐团和以色列爱乐乐团等。拥有了指挥经验后,敏茨再次认识到只有当一个乐团有了明确的方向时,才能更好地为音乐本身服务,于是敏茨又担任起了另一个角色——音乐顾问/艺术总监。
对于敏茨来说,分身乏术这句话似乎是不存在的。他是多个国际小提琴大赛的评委,是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大赛的评委会主席。近年来,他一直为以色列学习小提琴等乐器的人数减少而忧虑,因此也积极投身于音乐教育事业。他的大师班涉足世界许多城市,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对于音乐教育,敏茨还是十分认同传统的一对一教育形式。参加过2013年敏茨在上海的大师班的学生一定还记忆犹新,当时敏茨被上海琴童学琴的热情所感动,听说有近万名学琴者时,他主动将为音乐会做准备的走台时间挪到本应休息的上午,这样下午有更多时间与琴童交流,他还特意增加与孩子们同台练习的机会。对于教琴,敏茨自然是很有一套,他从来不在大师课上带自己的小提琴,目的是通过用学生的琴来演奏,告诉学生他们的琴一样可以发出好的声音,关键在于演奏方式。敏茨也不会做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陪着学生一起寻找正确的演奏方式,在他的观念中,教琴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而非硬性指导的课程。
用琴声传递希望与和平
除了音乐教育以外,敏茨也一直在探索其他的途径来传播音乐,让音乐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作为犹太裔的敏茨与小提琴制造者韦恩斯坦(Amnon Weinstein)一同开启了“希望的小提琴”(Violins of Hope)项目,旨在用音乐传播希望与和平。正如前文所述,小提琴几乎是犹太文化的象征,有位犹太作家这样写过,“只要数数墙上挂有多少小提琴就可以知道这个家里有多少人”。小提琴无疑成了犹太民族二战时凄惨经历的历史鉴证,好在“希望的小提琴”项目打破了遇难者的缄默,小提琴将永远奏响他们的泣诉。
收集、修复这些小提琴,对犹太人来说无疑有着揭开过往伤疤之痛,因此韦恩斯坦一开始并不愿意去触碰它。但有一天他的姐姐给他看了一份家族中受害亲属的名单后,韦恩斯坦痛定思痛,决心和敏茨一起展开这段收集、修复小提琴并使其重新发声的路途。那么如何识别这些小提琴呢?幸好犹太人的小提琴都带有他们犹太教的标志——大卫之星(两个等边三角形,一正一反交叉重叠组成的六芒星形)。于是历经艰辛,一把把带有大卫之星的小提琴得以重聚,它们的声音曾经飘荡在犹太集中营,它们曾是遇难者最后的慰藉。2010年,第四十六届以色列锡恩国际音乐节展出了十八把从犹太区和纳粹集中营里拯救出来的“希望的小提琴”;2015年8月到12月,“希望的小提琴”又将在美国各地展开一系列的讲座和音乐会。敏茨和韦恩斯坦艰苦搜集和修复的这些“希望的小提琴”正不断通过一系列活动让那些否认历史者沉默,让世人牢记历史,望悲剧永不重演。在敏茨心中,音乐是耳朵和思想的桥梁,由此人们可以发现美。小提琴就是敏茨的生活,他最大的音乐梦想就是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促进人类和平,让人们去感受生活中的快乐,保持一种良好的生活平衡状态。
沉静内敛、温文尔雅、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无论是作为小提琴独奏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还是艺术总监,敏茨对音乐的专注始终如一,不断以音乐为中心用自身的努力作半径画圆,敏茨的音乐能量也随着圆圈的扩大渐传渐广。令人兴奋的是,2015年9月,大师将再次来沪,演奏巴赫全套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那注定又是两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