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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开始在中央党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32岁晋升副教授,36岁成为正教授,同年担任经济学部副主任;他的学员主要是省部级、地厅级干部;他为学员们讲授“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及其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等专题。他就是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在外人看来,赵振华这个年纪取得如此成绩,他的成长道路和工作经历似乎是一帆风顺、顺理成章的。《经济》记者本期走近赵振华,向读者展示一个乐观、积极又慎思的经济学家,讲述他的故事。
钟情党史 阴差阳错学经济
1966年,赵振华出生于河南辉县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和很多农村出生的孩子一样,赵振华也是通过高考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命运。20岁考上河南师范大学政教专业,因为年龄偏大,赵振华格外珍惜学习机会。优异的成绩使赵振华成为当年系里唯一一位硕士保送生。
赵振华告诉《经济》记者,本科期间,他最愿意学的其实是党史,当时也是一心要考党史专业的研究生,“阴差阳错就开始学经济了”。由于1990年文科应届毕业生只能通过保送上研究生。而河南师大政教系就一个推荐名额,还附带很多条件,英语要过国家4级,还得通过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外语等考试。赵振华考了第一名,其他条件也都符合,于是争取到了这唯一的名额。因为一直没出过省城,面对推荐名额,赵振华竟有点不知所措。这时,一位从北京大学毕业教过赵振华的老师顺势将他推荐到了北大党史专业。可是时机已过,北大研究生院告诉赵振华,该校的研究生推荐工作在年前就结束了。
于是赵振华返回学校,教授《资本论》的刘玉珂老师将他推荐到河南大学。通过河南大学的入学考试后,赵振华没能继续攻读党史而是进入了该校政治经济学专业。虽然有点不甘心,但从此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殿堂,赵振华至今也不后悔。在河南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和许兴亚教授。
赵振华告诉记者,“学经济也是慢慢培养起来的,而且自己愿意学,一直就这么把经济学读下来了。”1993年,赵振华考取了厦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征教授和吴宣恭教授。
这些阴差阳错的经历让赵振华记忆犹新,一个农家孩子远离家乡跑到南方读书的艰辛,更让他至今回味。“那个时候最难的就是去厦大上学,那真是路途太远。”赵振华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辛酸。他回忆说,那个时候去厦门,人多、火车又不方便,从河南新乡上车没有直达厦门的火车,需要从上海或者南京、南昌转车,“每次上车都没有座,记得1994年的春节,我从南昌转车,上了个闷罐车,只是用绳子把门栓住,没有吃的、喝的,甚至没有厕所,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座位了。”这一路走了两天多的时间,路途不远,却是一列临时加开的火车,到达厦门,赵振华的腿都肿了,“第二天都下不了床,用手在腿上一按一个坑”。那次上学的经历给赵振华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求学路漫漫,南下的道路收获却很大。赵振华说,自己是在读博士期间,学会了思考问题,学会了写文章,“到厦大后,知道用理性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博士期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产权改革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江苏经济探讨》发表后,继而还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分析资料》转载。在厦大的3年间,赵振华写了大大小小不下20篇文章,有些文章虽然很短,但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还有人专门写文章与他商榷和争辩。但是赵振华认为这种学术上的讨论应该倡导,“有不统一的观点,都很正常。”
党校授课 “压力很大”
1996年博士毕业后,赵振华进入到中央党校工作。“我选择到北京工作,当时主要考虑离家近。”通过提交简历、面试等环节后,赵振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中央党校的一名教师。
刚到党校不久,赵振华按照学校规定先去基层锻炼,在山东兖州新兖镇工作、生活了4个月。在当地主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发挥优势,给当地写材料;二是继续本职工作,为乡镇干部上课;三是到村里或者到企业走访和参观考察,也参加一些劳动。赵振华认为,“党校让年轻老师到基层锻炼的形式非常好,能接触实际,感受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以后的教学、科研都很有帮助。”
回校后,赵振华一开始给研究生和校内的民族班上课,现在则主要给省部级、地厅级、民族班的学员讲课。见记者前,赵振华刚从省部级学员的课堂上回来。谈起给大学生讲课与领导干部讲课的区别,赵振华深有体会,“给大学生、研究生上课,讲得更多是学理,就是搞清楚这个理论的内涵是什么、逻辑上是怎么演变的;而给干部学员上课,更多的是传授理念,现在学员的学历普遍比较高,相当多的都是博士,甚至还有经济学的博导,需要将理论联系实际,讲当下的现实问题。可能我的一句话,会改变他们的想法或者思维方式。”虽然给一个班只讲一次课,但是“教学要求很严格,作为一个老师,从小处来说是对个人负责,从大处来说,则是对国家、对党负责。而且学员给老师打分,压力很大。”尽管是讲已经很熟悉的题目,但是每次上课的头一天,赵振华都坚持备课,做足充分准备。有时候同一个题目,不同时间对不同的学员讲的内容也不一样,“要紧跟前沿,时代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出现了哪些新问题、新情况,我的讲课就必须跟着变化。比如学习了十八大报告,就需要把最新精神在讲课中体现出来。”在赵振华看来,党校与其他高等学府不相同之处,除了教师与学员之间的“教学相长”体现得更明显外,主要是学员之间的“学学相长”,他认为“学员之间也在互相学习,学员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位居省部级、地厅级,每个学员都是一把火,他们都有自己的长处,也要互相学习”。
在赵振华的《劳动价值新论》、《走向和谐之路》等多部作品中,早年发表的《党校学员关注的经济问题》一书迄今仍引人注目。赵振华告诉记者,给学员们讲完课后,还要围绕老师和学生关注的问题组织大家讨论,“什么热点问题都有,而且交流得很激烈,我也特别注意收集他们的问题,不断思考。”在赵振华看来,党校的老师上课的次数不一定多,但是信息量非常大,“如果没有不断地积累,面对学员提出的问题就可能会‘卡壳’。”
未来中国经济进入没有新增长点的经济增长时代
长期以来,赵振华对收入分配制度深有研究,针对当下热议的分配制度改革,他有自己的看法。“历朝历代出现的问题大都是在分配制度上,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但是随之收入差距也拉大了,老百姓心理不平衡,他们对社会的满意度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差距背后隐含的就是分配不完全公平的问题。”
赵振华指出,十八大报告里提到的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等重要问题,都体现中央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视。“国家的分配制度改革,一直在不断地进步,也在不断地往前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打破平均主义,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直到十八大把共同富裕作为‘八个坚持’中的一个,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确定下来,大体上要形成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赵振华认为,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行业之间差距大、城乡之间不平衡等都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正视问题,辩证法就是矛盾时时、处处存在,“我们需要把矛盾降低到最小限度,保持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
针对目前的经济形势,赵振华认为,总体比较严峻,现在基本上开始回升,“但是说短期内有很大的提升,甚至恢复到以前的高增长,就不太现实,未来只会是稳步回升,经济总量大到一定程度,增长的速度自然就会放缓。”
赵振华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还有严峻的一面,就是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旅游业未来会继续快速发展,赵振华指出,但单靠旅游也不能撑起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需要靠各个产业来共同推动,要齐头并进。例如扩大消费需求,就要制定更多有利于消费的政策措施,还要根据百姓的需求调整产品结构,要有新的产品、要科技创新、要有创意,另外还需要使消费更便捷,促进信贷消费,等等。各行业需要一个步调,来共同推动经济稳步向前发展。
钟情党史 阴差阳错学经济
1966年,赵振华出生于河南辉县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和很多农村出生的孩子一样,赵振华也是通过高考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命运。20岁考上河南师范大学政教专业,因为年龄偏大,赵振华格外珍惜学习机会。优异的成绩使赵振华成为当年系里唯一一位硕士保送生。
赵振华告诉《经济》记者,本科期间,他最愿意学的其实是党史,当时也是一心要考党史专业的研究生,“阴差阳错就开始学经济了”。由于1990年文科应届毕业生只能通过保送上研究生。而河南师大政教系就一个推荐名额,还附带很多条件,英语要过国家4级,还得通过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外语等考试。赵振华考了第一名,其他条件也都符合,于是争取到了这唯一的名额。因为一直没出过省城,面对推荐名额,赵振华竟有点不知所措。这时,一位从北京大学毕业教过赵振华的老师顺势将他推荐到了北大党史专业。可是时机已过,北大研究生院告诉赵振华,该校的研究生推荐工作在年前就结束了。
于是赵振华返回学校,教授《资本论》的刘玉珂老师将他推荐到河南大学。通过河南大学的入学考试后,赵振华没能继续攻读党史而是进入了该校政治经济学专业。虽然有点不甘心,但从此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殿堂,赵振华至今也不后悔。在河南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和许兴亚教授。
赵振华告诉记者,“学经济也是慢慢培养起来的,而且自己愿意学,一直就这么把经济学读下来了。”1993年,赵振华考取了厦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征教授和吴宣恭教授。
这些阴差阳错的经历让赵振华记忆犹新,一个农家孩子远离家乡跑到南方读书的艰辛,更让他至今回味。“那个时候最难的就是去厦大上学,那真是路途太远。”赵振华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辛酸。他回忆说,那个时候去厦门,人多、火车又不方便,从河南新乡上车没有直达厦门的火车,需要从上海或者南京、南昌转车,“每次上车都没有座,记得1994年的春节,我从南昌转车,上了个闷罐车,只是用绳子把门栓住,没有吃的、喝的,甚至没有厕所,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座位了。”这一路走了两天多的时间,路途不远,却是一列临时加开的火车,到达厦门,赵振华的腿都肿了,“第二天都下不了床,用手在腿上一按一个坑”。那次上学的经历给赵振华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求学路漫漫,南下的道路收获却很大。赵振华说,自己是在读博士期间,学会了思考问题,学会了写文章,“到厦大后,知道用理性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博士期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产权改革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江苏经济探讨》发表后,继而还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分析资料》转载。在厦大的3年间,赵振华写了大大小小不下20篇文章,有些文章虽然很短,但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还有人专门写文章与他商榷和争辩。但是赵振华认为这种学术上的讨论应该倡导,“有不统一的观点,都很正常。”
党校授课 “压力很大”
1996年博士毕业后,赵振华进入到中央党校工作。“我选择到北京工作,当时主要考虑离家近。”通过提交简历、面试等环节后,赵振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中央党校的一名教师。
刚到党校不久,赵振华按照学校规定先去基层锻炼,在山东兖州新兖镇工作、生活了4个月。在当地主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发挥优势,给当地写材料;二是继续本职工作,为乡镇干部上课;三是到村里或者到企业走访和参观考察,也参加一些劳动。赵振华认为,“党校让年轻老师到基层锻炼的形式非常好,能接触实际,感受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以后的教学、科研都很有帮助。”
回校后,赵振华一开始给研究生和校内的民族班上课,现在则主要给省部级、地厅级、民族班的学员讲课。见记者前,赵振华刚从省部级学员的课堂上回来。谈起给大学生讲课与领导干部讲课的区别,赵振华深有体会,“给大学生、研究生上课,讲得更多是学理,就是搞清楚这个理论的内涵是什么、逻辑上是怎么演变的;而给干部学员上课,更多的是传授理念,现在学员的学历普遍比较高,相当多的都是博士,甚至还有经济学的博导,需要将理论联系实际,讲当下的现实问题。可能我的一句话,会改变他们的想法或者思维方式。”虽然给一个班只讲一次课,但是“教学要求很严格,作为一个老师,从小处来说是对个人负责,从大处来说,则是对国家、对党负责。而且学员给老师打分,压力很大。”尽管是讲已经很熟悉的题目,但是每次上课的头一天,赵振华都坚持备课,做足充分准备。有时候同一个题目,不同时间对不同的学员讲的内容也不一样,“要紧跟前沿,时代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出现了哪些新问题、新情况,我的讲课就必须跟着变化。比如学习了十八大报告,就需要把最新精神在讲课中体现出来。”在赵振华看来,党校与其他高等学府不相同之处,除了教师与学员之间的“教学相长”体现得更明显外,主要是学员之间的“学学相长”,他认为“学员之间也在互相学习,学员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位居省部级、地厅级,每个学员都是一把火,他们都有自己的长处,也要互相学习”。
在赵振华的《劳动价值新论》、《走向和谐之路》等多部作品中,早年发表的《党校学员关注的经济问题》一书迄今仍引人注目。赵振华告诉记者,给学员们讲完课后,还要围绕老师和学生关注的问题组织大家讨论,“什么热点问题都有,而且交流得很激烈,我也特别注意收集他们的问题,不断思考。”在赵振华看来,党校的老师上课的次数不一定多,但是信息量非常大,“如果没有不断地积累,面对学员提出的问题就可能会‘卡壳’。”
未来中国经济进入没有新增长点的经济增长时代
长期以来,赵振华对收入分配制度深有研究,针对当下热议的分配制度改革,他有自己的看法。“历朝历代出现的问题大都是在分配制度上,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但是随之收入差距也拉大了,老百姓心理不平衡,他们对社会的满意度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差距背后隐含的就是分配不完全公平的问题。”
赵振华指出,十八大报告里提到的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等重要问题,都体现中央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视。“国家的分配制度改革,一直在不断地进步,也在不断地往前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打破平均主义,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直到十八大把共同富裕作为‘八个坚持’中的一个,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确定下来,大体上要形成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赵振华认为,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行业之间差距大、城乡之间不平衡等都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正视问题,辩证法就是矛盾时时、处处存在,“我们需要把矛盾降低到最小限度,保持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
针对目前的经济形势,赵振华认为,总体比较严峻,现在基本上开始回升,“但是说短期内有很大的提升,甚至恢复到以前的高增长,就不太现实,未来只会是稳步回升,经济总量大到一定程度,增长的速度自然就会放缓。”
赵振华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还有严峻的一面,就是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旅游业未来会继续快速发展,赵振华指出,但单靠旅游也不能撑起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需要靠各个产业来共同推动,要齐头并进。例如扩大消费需求,就要制定更多有利于消费的政策措施,还要根据百姓的需求调整产品结构,要有新的产品、要科技创新、要有创意,另外还需要使消费更便捷,促进信贷消费,等等。各行业需要一个步调,来共同推动经济稳步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