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是江苏省苏州市一个区。历史上，这是苏州郊区的农业主产区;现在，地铁把苏州和吴江紧紧联系起来，吴江向东和上海交界，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区域。
　　之所以选择这里进行调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曾经在这里调研，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他30多年前的记录形成一个坐标，能让我们看到这些年走过的距离;第二个是，吴江区这几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很有成效。
　　从小城镇到乡村振兴，是不同历史时期党在农村的政策。这两者之间有多长，我们经过了哪些阶段，走到了什么地步，还面临哪些困难，探寻这些问题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一定现实意义。因此，记者利用四天时间，重访费孝通先生当年调研过的七都、震泽、盛泽、平望、同里等乡镇。

收入：老话题有新内涵

　　农民收入多少关乎生活富裕，关乎产业发展。增加收入，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基础性目标。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对这个目标有着不同理解。
　　记者随机走访吴江四个镇的11户农民家庭，年人均收入最少的也在3万元以上。费孝通先生当年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角度来看待发展乡镇企业的紧迫性。今天，这些地方的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是工厂上班。有两个概括性认识：一个是政府统计数据。吴江区2018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区居民2018年可支配收入是52969.3元，其中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2193.7元。再一个是我们在盛泽镇一个农村听到的说法。村党支部书记介绍，一个3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属于低收入户，是帮扶对象。
　　记者在震泽镇众安桥村跟一户徐姓人家算收入账。这个家庭6口人。老徐的母亲83岁，每年有近6000元养老金;58岁的老徐在附近打零工做泥瓦匠，年收入10万元左右;老伴原来在纺织厂上班，现在“专职”看孙女，每月领1000元社保;儿子在镇里一个服装厂上班，妻子是广西人，也在镇上工厂上班，小两口每年工资收入12万元左右，还有一个女儿，刚刚上幼儿园。6口之家，年收入将近24万元，家里有汽车，住的是楼房。
　　人均年收入3万元以上，人们生活表现为一个什么状态？通过对8个村庄的入户调研，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有新房，有汽车，不愁吃住。

　　費孝通先生当年在《小城镇再探索》中叙述了“草房改瓦房”“瓦房改楼房”的变化，通过看住房来衡量一个地区农村发展水平高低。如今，吴江农民住上楼房之后，又把砖混式住房改造为上下三层的别墅式楼房。随着小城镇发展，不少富裕起来的农民还在镇上买了房子。最近10多年，经过集中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农民纷纷在原有宅基地或村庄规划地段重新翻建了住房。这一轮建房热潮正在过去。现在，吴江农村农户一般住房都是三层别墅式，每层140平方米左右，大部分农户在集镇还有一处住房。从某种意义上说，“住房刚需”在这里正慢慢减弱。
　　私家汽车保有量也许可以成为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新指标”。记者在吴江4个乡镇8个村庄入户走访，得到的结论是，户均汽车2辆，有的6口之家有4辆小汽车。当地干部介绍，户均1.5辆汽车。一位村干部说，在房屋建设中，村里就是按照户均1.5辆汽车来分配停车位面积的。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吴江区264296户，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346362辆。按照这个数据，户均汽车1.3辆。同样的指标，记者在甘肃东部、湖南南部山区农村得到的数据是，村民中40%农户拥有小汽车。
　　与农户收入相对应的是农村集体收入。记者调研8个村庄，集体收入最多的超过千万元，其中有4个村庄在800万元以上，最少的年收入320万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吴江区和苏州市都有一个帮扶薄弱村举措，他们对薄弱村的“定义”是集体经济收入在250万元以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吴江乡村已实现了生活富裕。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产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收有着新内涵。
　　在吴江农村，不同年龄段居民，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有很大不同。60岁以上老人是一个群体，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养老金。养老金分为城镇养老和农村养老两种。享受城镇社保制度的老人每月生活费在1000元以上;领取农村社保的老人每月生活费是300元到500元。这里乡镇企业发展充分，60岁以上的老人大都在企业工作过，享受城镇社保制度的老人占大多数。 　　30岁到60岁的主力人群是另一个收入群体。他们大部分已经成家，统计项目中没有专门计算他们的收入。根据记者随机调研，这个群体每户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最少的10万元左右，而最高收入则超百万元。当地人介绍，收入最高的是中小企业主。他们与普通农户的收入差距在数倍以上。因为就业稳定性强，人们的收入预期也相对稳定。
　　吴江这几年正在进行“退二进三”，直接表现在要求村里拆除一定面积的厂房。这是环太湖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地区产业转型的必然选择。这项工作力度很大，但对当地就业和增收的直接影响并不大。记者调研中感到，最直接影响到的是50岁以上的老人。
　　五六十岁的老人过去受益于“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生产方式，习惯于在周边工厂打零工增加收入。工厂退出村庄进工业园区，会影响他们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收入。影响程度有多大？有些老人一年打零工的收入在10万元左右。如果工厂距离村庄较远，他们的这部分收入可能减少一半以上。我们在村庄调研中看到，有不少农村老人70岁以上，还在附近打零工。产业“退二进三”，对他们的收入影响最大。因为有养老保障制度，加上家庭负担不重，老人的打工收入可以称为“补充性收入”。受影响的是这部分收入，但不会直接伤及生活水平。
　　产业转型影响最大的是中小企业主。我们在同里镇遇到一位蔺草加工的企业主。他的厂子最多时有20多个工人，今年在“退二进三”中厂子被关闭了。他两个女儿已经成家，都在城里工作。他自己、爱人和岳父、岳母两位老人住在村里。岳父是退休职工，月工资2990元;岳母领农保，每月460元;家里已经有每层140平方米的一栋两层楼房，还有两辆私家汽车。虽然关闭企业给他家带来暂时困难，但并没有对生活带来太大影响。他表示，准备看情况去找地方打工。
　　因为有过乡镇企业的充分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基础，得益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吴江这样的地区产业转型不会直接威胁到群众生活。对部分群众，比如老年人的获得感，是会有一定影响。增收是“刚性目标”，但并不是紧迫要求。

融合：产业发展求新解

　　吴江多年前就提出打造“江南水乡标杆”，实现生态美、文化美。费孝通先生在《小城镇大问题》中曾经说过，“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正是从这个现实需求出发，过去几十年，这里有了乡镇企业的充分发展，有了小城镇建设的城乡融合、统筹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富到美的过程。如今，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人多地少、农工相辅是费孝通先生几十年前叙述的苏南农村实际和历史传统。这个传统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工相辅”变成了“以农补工”，农业正在成为工业和服务业的“补充”。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绝对大头，农业占比已经很低。2018年的统计公报显示，全区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2∶51.3∶46.5。一位在开弦弓村的社会学者说：蚕桑之乡，蚕没有了，现在只有30张左右;鱼米之乡，米没有了，稻谷种植已经很少。
　　从就业人口和农业经营方式来看，有关部门的同志介绍，吴江全区人口83万多，流动人口97万多，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1万多人。2009年，吴江曾经以政策补贴形式推动土地流转，在乡村实现了集约化规模经营。我们在多个农村调查显示，一个村从事田间劳作的人不过百人，而且大都是50岁以上的劳动力。这些年，有不少外地人到吴江的一些乡村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让我们重新认识农业。从经济角度看，农业不发挥吸纳就业作用，增加农民收入不靠农业，当地粮食供应也不靠本地的几亩田。那农业还有没有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吴江农村发展的一个选择是文旅结合，一产和三产融合发展。他们努力使农业发挥生态作用、休闲功能，成为文化载体。
　　到吴江，就要访江村。七都镇开弦弓村因为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而出名，“江村”成为流传甚广的一个文化品牌。该村党支部书记感到，现在面临产业发展“陣痛”，“痛”在二产提升不易，一产、三产融合困难。
　　开弦弓村发展旅游某种程度上占“先天优势”。费孝通纪念馆建在村里，最多时每天有2000多名参观者。开弦弓村人口几经合并，现在才2800多人。村里几年前就建设了文化弄堂，美化了街道。走在这个太湖边的村落里，小清河曲折环绕，座座小桥连通两岸，充满江南文化气息，时不时能碰到慕名而来的游人。

　　但是，村里的民宿今年才开始建设。6家农家乐饭店，服务、标识都不统一，难以产生品牌效应。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意味的村庄，至今还没有开发出像样的文创产品，游客来“带什么走”依然是个大问题。2017年起，这里打造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文化礼堂，认真谋划“江村文化”这个特色品牌。他们今年请上海一些大学教授专门研发游学课程，针对性地开发适应大中学生学习的旅游项目。村干部感到，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最缺人才。
　　众安桥是震泽镇的一个村庄，这个1750多口人的村庄，近几年腾退出35亩的厂房面积。村里原有16家企业，去年关停了7家，今年准备关停余下的9家。2018年，镇里成立公司运营村庄的文旅项目，开启乡村转型发展之路。众安桥也被确定为江苏省第一批特色乡村。记者到村里时，当年那些宽阔的厂房正在加固改造，发展民宿和文化礼堂。街道和民居外观整修一新，引进的一处咖啡馆已经开始营业。行走在这稻田簇拥的村落里，浓郁的乡土之风扑面而来。
　　村党总支书记是一位1980年出生的年轻人，这位从江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对于乡村振兴很有信心。他们引进了浙江大学合作团队，注册了商标，自觉地打造农产品和乡村旅游的文化品牌。这个村庄生态优势明显，自然环境好，而且交通发达，有发展文化旅游的条件。 　　实现一产和三产融合，不是简单相加。其中隐含着一个如何认识农业，如何发展农村的大问题。乡村干部说，“农业持续性吸引力”和旅游发展与乡村承载力的矛盾是现实困难。我们在众安村听到一个油菜花的故事。每年春天，油菜花盛开，游客蜂拥而至，这里便会出现停车难、行路难、吃喝难等。但是，油菜花开过之后，就是几个月“空当”。如何让一产“接续”营造出美丽风景，怎样提高村庄旅游的接待能力，这是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
　　乡村振兴不是单个乡村的自我发展，而是一个区域性的选择。村落边界本身是规模和品牌的界限，在规模和品牌内涵、文化辐射上都难以适应产业融合的需要。吴江区提出打造“中国江村”乡村振兴示范区。他们按照区域内的产业特色和文化基础，以文化为纽带，以特色产业为重点，规划将环长漾片区打造成江南水乡生态文化特色带的先行示范区;以国家级品牌为引领，充分发挥国家级农业示范区核心区（北联）、同里国家湿地公园及同里古镇等优质资源优势，着力推进农业和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以特色田园乡村为样板，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的升级版，统筹推进12个特色田园乡村示范点。
　　这是一种以地域特点来规划，打破村庄边界的努力。他们正在书写另一篇富有时代新意的“江村故事”。

治理：社会建设新课题

　　我们在开弦弓村遇到了吴江区蓝天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他们正在帮助农民改造庭院，把农户随意栽种在院子里的花草，修葺改造，形成庭院风景。他们把这叫做“美丽庭院”活动。
　　这些志愿者几次来到村里深入农户做工作，已经改造了20多个农家院。到今年9月底，他们将开弦弓村45个农家小院改造为景观。把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修葺成好看的风景，得到了农民欢迎，开弦弓村党支部书记也积极支持。他说，也许通过这个活动能解决心头的一个困惑：办农民想办的事情，动员农民主动参与乡村建设。
　　如何在乡村振兴中更好发挥农民积极性主动性，是不少村干部的“共同烦恼”。这些年，在乡村建设中通过政策补贴来动员群众参与，是一种有效形式。但在社会建设方面，这种努力有时候却收到相反的效果。一位吴江蓝天环保志愿者说，带着农民一起干，为农民做示范，要比简单的政策补贴好。“靠补贴发动老百姓不可行。补贴会让群众产生过高的心理预期，而达不到预期就会引起不满。”
　　有时候，吸引农民参与需要转变观念。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吴江乡村前些年建设了不少乡风文明馆和村史馆。但这些馆大都建在一个个院落里，平时去的人不多，发挥作用不够大。他们这两年改变思路，把“馆”改为“廊”，在村里建设乡风文明长廊。长廊下面常常会聚集很多人，潜移默化地发挥了育人作用。
　　农村社会建设面临的一个更具体的困难是协调利益纠纷。农村纠纷的内涵在发生着变化。同里镇一位从1992年起就担任村干部的老支书感慨，过去是耕地占多占少会吵架，现在是建房子占多占少，盖高盖低，是不是挡住了阳光，都要起纷争。村外的纠纷少了，但村子里的纠纷多起来了。
　　更难处理的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记者调研的8个村庄，集体支出最大的项目都是村庄基础设施改造。当基础设施建设触及农户个体利益时，协调起来非常困难。七都镇隐读村就遇到了水管难题。村里改造自来水管道，涉及具体农户，他们不同意从自家房屋前通过。排污管道要通达到户，也遇到很多困难。
　　北联村一位村干部说，现在农村发展已经不是一家一户模式了，需要统一起来，整体规划。但是，村干部协调矛盾存在“本领恐慌”。他的体会是，和过去相比，现在对村干部要求越来越高，但村干部的办法越来越少。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农村基层社会建设是许多地方都存在的共性问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需要着力解决的。吴江经济相对发达，有其他地方不具备的社会建设资源。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村庄的凝聚力和家庭的和諧。
　　因为经济发达，吴江的农村人口是“输入型”的。农村居民有外出的，但没有形成“空心村”，反倒是每个村庄都有外来人口。吴江全区83万多人口，外来人口97万，超过了本地居民。记者走访的8个村庄，外来人口最少的400多人，最多的3000多人，超过了本村居民。因为人气旺，村庄建设动力就更足，人才资源也更多。这与中西部地区许多“空心村”社会治理遇到的困难大不相同。人，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对象，更是社会建设的力量。
　　吴江乡村的别墅式住房改变了家庭结构。记者在四个乡镇看到的家庭结构大致是奶奶在家里照看孙辈，爷爷在附近打零工，青壮年夫妻在附近集镇或者吴江上班。三层别墅按照“编年史”结构安排着一家人的起居。一层通常住着爷爷奶奶，他们房间不大，但省了上下楼梯;二层是青壮年夫妇，按照结婚时的样式安排独立起居空间;三层则是孙子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家庭结构保留了乡村生活的温情，也守住了邻里关系的信任。
　　这些独立的三层别墅式住房，第一层通常都把最大的房间当作客厅，而且房门非常开阔。只要家里有人，房门就是打开的。邻里之间的信任和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从这打开的房门透出来。
　　行走在这样的乡村，与中西部空心村庄、留守老人独居的情景相比，我们总感到，这种保留着农业社会特点，却已经不是种田农民占主体的乡间，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基层农村社会建设应该充分认识和发挥这笔资源的作用。

“乡脚”：旧瓶新酒意味长

　　吴江农村集体收入中，有一项重要项目是村里“宴会厅”出租收入。记者在4个乡镇8个村庄看到，有的村竟然有3个宴会厅。最多的村子，一年宴会厅出租收入达300多万元。
　　记者参观了不同村庄、不同规模的4个农村宴会厅。给村集体带来丰厚收入的农村宴会厅，其实就是一个面积较大的饭堂，前后都有舞台，可以方便地隔开，形成不同区域。宴会厅附设有厨房和厨具，举办宴会时，允许租用者自带厨师，自带食材，自行做饭。小宴会厅能放上百张桌子，大的则可容纳300多张桌子。 　　来“设宴”的都是什么人？大都是本村和附近农民。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别墅式住房代替了过去的庭院，农民办喜事没有办法在一家一户的院落里完成。尽管集镇有各式各样的饭店，但农民并不喜欢到那里办喜事。宴会厅每桌可坐8到10个人，“伙食标准”280元左右，比饭店便宜，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农民聚集起来热闹的情感需求。这种设宴形式受到农民广泛欢迎，每个周末，这些宴会厅都是客满。
　　尽管如此，宴会厅却并不是每个村庄的“标配”，往往是一个宴会厅服务一个区域的农民。根据农民和村干部的介绍，我们给宴会厅划出了“服务半径”：最远可以辐射到50多里，一般情况下一个宴会厅服务周边20多里路的地方，老百姓说，开车20多分钟能到达最好。
　　一定半径距离的农民围绕一个“宴会厅”办喜事，让记者想起了费孝通先生多次提到的“乡脚”。费孝通先生在《小城镇大问题》中是这样表述的：乡脚并不是以镇为中心的一个清晰的圆周，每一种商品都有各自的乡脚，所以一个小城镇的乡脚由许多半径不等的同心圆组成。他还以震泽镇为例说，“乡脚”就是“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费老当年以商品销售半径来认识“乡脚”，以此做出了城镇层次划分。今天，农村宴会厅则以服务半径来划出自己的“乡脚”。这已经不是商品销售服务的范围，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半径”。
　　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吴江这样的地方，已经模糊了城乡界限。村里人说，现在到镇上、到吴江城，甚至到苏州和南京，他们都不叫“进城”。现在人们讲“进城”至少是到上海。
　　家家都有一辆以上小汽车，公交通达每个乡村，再加上快递等新型消费形式的发展，可以说，城镇和农村已连成一片，商品交流“无缝”进行。在同里镇北联村，我们访问了一个农村小卖铺，70岁的店主介绍，他1992年开始经营农村小店。原来是一个门面，后来扩展到一个屋子，现在则又缩回到一个门面。20多年前，小店一年收入过万元，现在每月不足百元。他说，村里人更愿意去城镇超市买东西，已经不需要到小卖铺来。
　　商品的“乡脚”正在模糊，而公共服务的“乡脚”则凸显出来。宴会厅之所以在农村有那么大市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满足了农民的心理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既需要一定交通条件，更需要在习俗和生活习惯上贴近农民。
　　有些公共服务是需要以点带面辐射周边的。如何布局这类公共服务？“乡脚”具有启示意义。这类服务项目不能简单按照行政区划来布局，也不能随意划定中心。不同项目在不同村落之间的层次划分，基层政府可以“乡脚”为参照，认真研究服务项目的辐射半径，让农村公共服务更加贴近农民情感需求和生活习俗。
　　公共服务对于吴江这样的人口“输入型”地区，还有另一层经济意义。过去几年，建标准厂房是帮扶农村集体收入薄弱村的有效举措，不少村庄集体收入中，厂房租金占大头。这两年，随着地区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拆厂房成为“退二进三”在农村的重要工作。没有了厂房，集体经济怎么办？建集体公寓，服务外来人员成为许多村庄的一个选项。我们走访的8个村庄，至少有4个都把公寓收入作为集体收入来源。从办工厂到办服务，这是吴江区农村经濟发展的又一个有意思的转变。随着农业集中程度的提高，工厂入园区，哪些村子需要有外来人员公寓，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外来公寓和服务外来人员可能也存在一个“半径”，也需要以“乡脚”的思路来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