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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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习惯于从后象征文化视角评判青年一代,是对“80”后群体误判的原因,对“90”后大学生会不会误判?社会结构理论又可以给出何种解释?研究发现,“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过程中存在三对矛盾现象:对具体政治事件认知较高与对常规政治制度认知较低,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较低政治参与度,对执政党认同较高与对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缺乏信任。同时还发现:经济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不显著,政治面貌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最为显著,男生政治参与度高于女生,城市生源大学生政治认知度高于农村生源大学生。最后基于此探讨提高“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度的路径。
  关键词:“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
  一、问题提出
  青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主体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政治态度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审视当代青年研究,以 “80后”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居多,人们普遍认为“80后”群体是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后的第一代人,他们往往被贴上“养尊处优”的标签,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但研究结果表明,对现实批判色彩增加、但又绝非叛逆,且表现出显著的独立特征是他们的政治特征。[1]形成误判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正向前象征文化①阶段迈进,而我们习惯于用后象征文化②视角对青年一代作出评判,这也是“代沟”形成的原因。而一向被认为追求个性发展、自我独立意识强、与互联网同步成长的“90后”群体的政治态度又是怎么样?社会结构特征对他们的政治态度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这些是本文的关注点。
  政治认同是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价值、效用及其执行者形成一定的认知、情感、心理归属,并期望通过参与政治实践对政治过程产生一定影响的行为活动。为了以量化研究的方式研究政治认同,我们基于对政治认同概念的阐释,并借鉴阿尔蒙德从政治取向(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评价取向)和政治目标(政治体系、输入目标、输出目标、自我政治角色)两个方面对政治态度的操作化定义[2],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政治信任 、政治效能感五个维度观测“90后”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状况。
  为了进一步研究社会结构特征对“90后”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的影响,我们借鉴塞缪尔·亨廷顿关于人的身份、特性来源的划分——归属性、疆域性、政治性、文化性以及经济性,分别从性别、生源地、政治面貌、学科以及经济状况方面探讨对“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并结合他们的政治认同状况尝试探讨提高其政治认同度的路径。
  二、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1.调查方法
  课题组采用自编的“大学生政治认同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统计特征,第二部分是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五个维度观测“90后”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情况。根据政治认同度,问卷选项由低到高设为4个等级。
  采用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21.0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分析“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整体情况,进行卡方统计分析,观测大学生政治认同在不同基本统计特征上是否存在差异,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处理,试图找出存在差异的原因。
  2.调查对象
  课题组于2013年11月对湖北省7所高校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学校包括了不同层次的高校,其中2所部属高校,3所省属一般本科院校,2所高职高专院校。本次调查共发放纸质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437份。样本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如下。
  (1)性别:男生600人,占总数的41.8%,女生837人,占总数的58.2%。
  (2)生源地:来自农村的学生有1038人,占总数的72.2%,来自城镇的学生有399人,占总数的27.8%。
  (3)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及预备党员105人,占总数的7.3%,共青团员1247人,占总数的86.8%,群众85人,占总数的5.9%,其中民主党派学生6人,研究需要,纳入群众类考虑。
  (4)学科:文史类学生747人,占总数的52.0%,理工类学生690人,占总数的48.0%。
  (5)经济状况:根据是否建立贫困生档案,我们将被调查学生分为贫困学生和经济条件较好学生,其中贫困学生396人,占总数的27.6%,经济条件较好学生1047人,占总数的72.4%。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基本情况
  根据表1,“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情况不容乐观,均值均没有超过3。其中,政治认知度最低,对我国政治制度“了解一点”和“不了解”累计百分比(62%)远高于“了解”和“非常了解”的累计百分比(38%),但“关注”和“非常关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累计百分比达到79.5%。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比较重视现实政治世界知识,而忽视与现实政治世界密切相关的常规政治知识。
  政治情感度得分最高,73.3%的学生表示“支持”和“非常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87.1%的学生比较认可党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表明大学生比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进一步调查发现,85.2%的学生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仔细分析他们入党的动机,发现接近一半(41.4%)的学生回答“党员是一种身份象征”和“在将来找工作时占优势”,表明相当大一部分学生入党动机不纯,具有功利化倾向。
  政治参与方面,14.4%的学生属于积极参与型,48.2%的学生属于动员参与型,消极参与型和不参与型占有很大比例,从政治参与的实践看,43.2%的学生参加过投票选举,9.0%的同学加入政党,24.6%的学生有网络参政行为,4.0%的学生参加过请愿、游行、集会活动,8.1%的学生有过信访行为,26.1%的学生没有参与过以上活动,76.0%的学生表示愿意参加学生干部竞选,34.7%学生对政治参与方式不满意。从政治参与的类型和实践看,政治参与度还比较低,虽然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相对较高,但政治参与方式的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参与效率。   政治信任方面,65.1%的学生认为政府“基本可以”和“完全可以”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35.9%的学生质疑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66.6%的学生表示当遇到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相关机构能够帮助维权,33.4%的学生对相关机构缺乏信任,为什么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度相对较高,而对党领导下的政府缺乏信任?那我们只能尝试从政府管理机制找原因。
  政治效能感方面,25.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参政行为“肯定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59.9%的学生认为“偶尔有”,其他学生表示“不确定”或“不会有”,只有15.2%的学生“能”从民主政治参与中获得归属感,43.2%的学生认为能获得“一点”归属感,其他学生表示“不知道”或“不能”,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参政行为的心理预期并不高,直接负向影响政治参与行为。
  2.大学生基本统计特征与“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观测大学生基本统计特征对其政治认同的影响,我们对不同性别、生源地、政治面貌、学科、经济状况的大学生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生源地、政治面貌、学科因素对“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存在典型差异,经济状况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在政治面貌因素上的差异最为显著,在三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知,共产党员(含预备)、共青团员、群众回答“了解”和“非常了解”的累积百分比依次递减(62.9%﹥36.3%﹥18.2%),即三者的政治认知度依次递减,对执政党的认同度和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也依次递减(后两项作答累计百分比分别是:91.4%﹥73.1%﹥53.6%,60.0%﹥58.9%﹥39.3%),即三者的政治情感度和政治信任度依次递减。
  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情感差异显著,男生政治参与度高于女生,19.0%男生属于积极参与型,11.1%女生属于积极参与型。政治情感方面,女生对执政党的认同度高于男生,女生回答“支持”和“非常支持”的累计百分比为78.1%,男生为66.5%。
  生源地因素对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对政治制度的认知,城镇生源学生后两项的累计百分比高于农村生源学生(48.1%﹥34.1%),表明城市生源学生的政治认知度高于农村生源学生,但农村生源学生的政治情感度高于城镇生源学生,其后两项的累计百分比相对较高(75.4%﹥67.7%)。
  不同学科因素显著影响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度,文史类学生的政治认知度显著高于理工类学生(后两项累积百分比分别为51.0%和23.9%)。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整体描述分析,我们发现大学生政治认同感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还发现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过程中存在以下几对矛盾。
  1.对具体政治事件认知较高与对常规政治制度认知较低
  “90后”大学生对常规性政治制度的认知度较低,他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制度等基本常识的认知度不够,相反,他们对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关注度相对较高,他们比较重视现实政治世界知识,忽视基本政治常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中的无效教学现象突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教学形式和内容相脱节,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教育,忽视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基本常识的教育;二是理论与实际相脱节,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还缺乏一套完整、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也不能有效地利用现有理论解释或指导现实政治世界;三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泛政治化和功利化倾向严重,片面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政治教育,视思想政治教育为“万精油”[3],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陷入认识误区而限制了其积极功能的发挥。
  2.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较低政治参与度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90后”大学生有相对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在大学场域中,主要表现为参加学校干部竞选、参加学校党组织或团组织主办或承办的各类校园政治活动、学校各种社团组织的活动等其他非正式政治活动,但从正式政治活动的参与情况看,其政治参与度并不高,还有相当部分学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政治活动。我们进一步观察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情况,也发现类似情况:他们对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生活高度关注却不参与,有较高政治热情和政治参与意愿但不参与政治实践。究其原因,一是经济因素,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政治生活也有一定影响,现实竞争压力下的功利倾向也影响着大学生的社会价值观,政治参与的利益诉求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他们难免以自身利益的实现为衡量标准。[4]二是政治因素,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高度认同,对政治系统的认知高度趋同,也由此导致他们的政治效能感相对较低而不参与政治实践活动。三是文化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大学生的社会价值观也趋向多元,传统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观念日益式微,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也不断冲击大学生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大学生价值观由传统的政治一元化朝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元化发展,势必影响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参与的实践。[5]
  3.对执政党认同较高与对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缺乏信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她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坚实的群众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调查显示,大学生对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度较高,90.6%的学生表示“支持”和“非常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并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整体来说,他们对政治情感度相对较高,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对党领导下的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缺乏一定信任,从大学生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他们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充分信任,其政治参与的心理预期也不理想,对政府及相关机构的适时救助能力持怀疑态度。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公共权力的运行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作为执政党组织的政府及相关机构,理应是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并为人民服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公共权利未能得到有效约束从而侵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6]   基于大学生基本统计特征对其政治认同影响的差异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经济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不显著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政治认同五个维度的影响都不显著,这一结论并不支持阿尔蒙德和维巴关于经济、社会地位与政治取向关系的结论,在《公民文化》一书中,他们认为:教育和政治取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正相关,经济因素与政治态度正相关,且家庭因素对家庭成员的政治态度也有影响。[7]本文研究对象虽然受教育程度相同,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家庭,其家庭经济状况不同,且建有贫困生档案的学生主要是农村生源,但家庭经济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以及城镇化改革进一步推进息息相关,传统的城乡社会经济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导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受到冲击,城乡差异不断缩小,城乡“烙印”在“90后”大学生身上变得越来越模糊。
  2.政治面貌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最为显著
  政治面貌反映的是公民的政治归属,具体指参加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本研究中主要指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政治面貌与其政治认同正相关,这一结论与阿尔蒙德和维巴的“政治或非政治性团体的成员身份与个人政治能力和政治活动方面的增长有关”的结论相吻合。[8]以上数据显示,政党身份与政治团体身份对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学校场域中,先进学生的模范作用和朋辈的影响对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有一定正向作用。
  3.男生政治参与度高于女生,但其政治情感度不及女生
  根据参与类型的自我归类,相对于女生,男生更多地属于积极参与型,阿尔蒙德和维巴关于妇女和政治取向的结论符合这种逻辑,他们认为,在开放的社会,政治意识由男女共有,男性与女性政治参与的差异相当小,而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男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及实践都高于女性。[9]受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政治上,和美国、英国相比,中国无疑属于相对封闭型社会,且政治上的“男尊女卑”传统思想的滞后影响在一定时期还存在。但女生的政治情感度高于男生,这一点支持莱恩的观点:女性通常政治比较淡漠、狭隘、保守,但对人格、感情和政治生活中的审美等方面比较敏感。[10]从这一点看,男生倾向于社会性别,女生更倾向于生物性别。
  4.城市生源大学生政治认知度高于农村生源大学生,但其政治情感度低于农村生源大学生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农村投入的政治倾斜,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被打破,但农村在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落后于城市这一事实在一定时期内将长期存在,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农村生源学生接受的政治信息量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与城市生源学生有一定差距,这有助于解释城市生源大学生政治认知度高于农村生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乡生源学生在政治参与方式上有一定差异,政治参与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即使受客观条件限制,也丝毫不影响农村生源大学生对执政党情感的认同,这与近几年的惠民政策(尤其是对农村)的实施相关联。例如,农村基础教育得到改善,农村学生上学成本降低且求学机会增多,高等教育阶段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加大和助学贷款绿色通道开通,这些政策的实施给农村生源学生带来实质性利益。
  5.文史类大学生政治认知度高于理工类学生,但在其他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按照我国当前的高考政策,政治课程一直是文科类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课程,并在高考中占有一定比重,相对理工类学生,文史类学生有更多的系统地接受政治知识与信息的机会,在高等教育阶段,又和理工类学生共享必修思想政治课,由此,不难理解文史类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度高于理工类学生。有趣的是,在其他几个维度上,文史类学生的优势并不明显,表明文史类学生学习政治基本知识的功力倾向,同时,再次引起我们对高校思想政治课有效性的思考。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90后”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度。
  1.增强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有效性,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认同教育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课“费时低效”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提高高校思政课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思政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目前,高校思政课教师质量参差不齐,两极分化严重,一极是政治理论水平较高但缺乏指导学生思想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使理论凌驾于实践基础之上,另一极是具有丰富的实践指导经验但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不能将实践上升到理论程度,思政教育过程中“两张皮”问题严重,因此,建设一支既懂理论又能很好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专业化队伍显得尤为重要。二是加强思政课程的体系建设。根据大学生思想政治认知状况和认知过程,建构由基础性内容、主导型内容和拓展性内容组成的思想理论教育课程体系。三是提高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自主性。思想理论教育是“他育”和“自育”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前,思政教育中过于强调“他育”,殊不知思想理论教育不同于任何其他专业性或技术性教育,它是一个受教育者根据外部环境自我思想认知建构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学生的通识教育,不断提高其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增强高校思想理论课程的有效性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认同教育的必要条件。
  2.加强大学生社团建设,扩展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
  学校场域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是最系统、最具影响力的场所,在学校参加的各种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组织、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活动都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也是其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学校的政治性组织由于进入资格严格且数量有限,非正式性组织或政治团体可以成为其有效补充,学校的各种社团为大学生参加非正式政治活动提供了契机,通过加入各种社团,可以培育大学生的政治热情,提高政治参与意识,通过参与非正式的决策过程提高其政治决策能力,在与组织成员交流、互动过程中提高大学生政治诉求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实体社团组织,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参政能力,同时,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参加虚拟社团或组织,降低学生政治参与的时间、机会、经济成本,畅通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参与的渠道,探索实体组织与虚拟组织相结合,线上、线下无限互动的良性政治参与新模式。   3.提高大学生党员质量,充分发挥朋辈教育对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大学生党员的发展速度和增长幅度也有所提高。据统计,2010年全国发展大学生党员占全国发展党员总数的40.2%,高校每年发展的大学生党员人数超过全国发展党员人数的1/3。[11]2015年,大学生党员占在校生的10.52%,学生党支部共有9万多个[12],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基本与学校发展整体发展相匹配,但也存在学校基层党组织弱化和大学生党员质量不高现象,大学生党员政治意识不强和入党动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倾向严重,导致大学生党员整体满意度不高。因此,高校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严格遵循入党标准,不仅注重对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学习成绩的考察,也要注重对其社会公德、思想政治素养、理想信仰的考察。完善对大学生党员的监督和考察机制,并构建不合格学生党员的退出机制,保持学生党组织的纯洁性,提高学生党员的满意度。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充分利用大学生党员朋辈精英对朋辈群体的引导作用,构建大学生党员朋辈精英与朋辈群体有效互动机制,个体精英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受群体的规范和约束,反过来也影响着朋辈群体的政治价值观,最终使他们的政治认同趋同。
  4.充分发挥 “互联网+”时代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90后”大学生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同步成长的,“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超越时空限制的无限连通优势参与政治活动,还可以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对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实施舆论监督。网络舆论监督因不受制于政党、政府领导,实现了监督主体的回归,能更好地履行对公共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责任,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网络舆论监督通过各级纪委的网络举报平台、手机APP软件、社交论坛、微博、微信等方式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平等性、自主性、成本低廉和时效快等特点,在法制轨道上实现公众言论自由,并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全领域、全流程公开公共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让群众适时了解政府的工作动态。只有将网络舆论监督和现行监督体制对接,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有效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以及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度。
  注释:
  ①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1987)中提出“前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后象征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前象征文化”(prefigurative)指在论及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们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的文化类型。
  ②“后象征文化”(postfigurative)指“未来重复过去”,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个新生一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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