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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甚至包括媒体人自己也没想到能撑起公益的一片天。但是，各种机缘巧合下，有这么一拨媒体人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公信力、号召力以及独特的整合能力、自身的媒体视角等优势，闯进了尚不成熟的公益领域。善举、名誉、金钱之后，更多的非议也随之而来，到底是心怀善心还是沽名钓誉？他们面对质疑，会如何走下去？
突如其来的公开信
张泉灵完全没想到，两周时间，自己代言的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能募集到800万元—从8月18日第一桶冰水浇在小米CEO雷军身上到8月30日零时，新浪微公益联合瓷娃娃中心在新浪微公益平台上线的“助力罕见病、一起冻起来”的冰桶挑战中国项目共募集善款8146258.19元。
她是在8月20日才参与冰桶挑战，一方面是作为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形象代言人公开发起，一方面是想感谢下王思聪捐赠了100万元，当时的募款总金额还不到140万元。
更让张泉灵想不到的是，9月14日MDACHINA渐冻人协会官网及论坛上发出的一封“冰桶挑战公开信”让她陷入一片质疑声中。公开信称张泉灵利用主持人身份，故意混淆概念，将“冰桶挑战”活动的善款拦截。而且瓷娃娃基金没有为渐冻人筹款的资质，并质疑其无力执行专业的渐冻人服务活动，且意图将善款挪为他用。
舆论顿时哗然，即便之后瓷娃娃基金做出了全面回应，其挂靠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有公募资格……但很多人对事态的认识停留在质疑阶段后并未再深入了解，而张泉灵躺枪后也鲜有人仔细过问。
与近年来由媒体或社会人士质疑公益慈善组织不同，发生在公益慈善行业同业之间的质疑，这可能是第一次。但是质疑时将矛头指向基金代言人或者发起人，这似乎是成了公益“行规”。
从一个评论者到一个执行者
走进邓飞的办公室，他正戴着耳机，半躺在椅子上，脚架在桌子上，眼睛微闭想问题。他现在平均每天睡4小时，已经一周没回家了，四处飞，谈合作。“脑子里全是公益的事，基本丧失了自理能力”是工作人员对他的基本评价。他发现有客人，起身走进会议室，眼里布满血丝。
会议室上放着一袋核桃，他拿起核桃夹，给我们剥了几个，说：“这是我们正在弄的e农计划，云南漾濞完全无污染的古树核桃，我们要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致富，就没有留守儿童了，孩子就不会吃不上午饭了！”
对于质疑，邓飞早已见怪不怪了，扫射型、狙击型、躺枪型一个不落。“免费午餐”成立之初，质疑声无处不在，“机票钱是从免费午餐经费里出的吗？一定要坐飞机吗？坐火车不是一样办事吗？”“为什么公益人就不能用钱换点效率，好做更多的事情呢？”邓飞说。
而后，他发现一一回应难以解决问题，便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每半年“免费午餐”项目基金就会发布一次财务报告，总算能让他在扫射般的资金质疑声中松了一口气。
截止到10月28日，“免费午餐”已经募集到97373870.54元，他深知这些信任来之不易，可是新的困难出现了。“现在的困难是我自己。我以前是一个写字的人，我站在一个山顶上面去批评人家的人，我们不知道做事业多艰难，多艰苦。”
前不久，他出了《柔软改变中国》。他坦言，是公益改变了他。“做记者，我会发现我报道过的情况还在发生。但做公益，我能够看见实实在在的改变。以前，做记者我是用愤怒、强硬、批评改变社会，感谢乡村学校，让我发现我还可以用柔软、合作、建设和爱的方式去帮助孩子。”
为私还是为公？
如今的娱乐界媒体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用“公益”这两个字来标榜自己，对媒体公益人究竟是为公益还是为私立，质疑同样不绝于耳。
央视主持人王凯因为一条想捐赠处理演出服的微博，收到众多基金会的邀约，不小心踏进了公益领域，之后却频频受到“个人营销”的质疑。
一开始的愤怒是必然的。“我一片热忱，巨大的付出，即便有个人营销，我觉得也是付出比得到的多。”但是之后王凯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我发现我的关于孩子发烧的微博得到了很多支持性的留言，也越来越多的企业邀请我去做高管，这些是我以前做主持人难以想象的。”王凯觉得值了。
《中国少年报》宣传部主任、“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联合发起人王国祺长期行走在公益圈，却更为理性地分析了这个问题：现在全民公益，很多人会质疑说“公益形式大于内容”，比如说冰桶挑战。其实这是大家对公益宣传的误区。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做好事不留名。但是，现代公益不只是要帮助别人，公益人还应当担负起呼吁大家参与公益、关注弱势群体的义务。
问题在于真的不够专业
日前，天下英才传媒集团发布华鼎奖中国演艺名人公益行为指数，其对当今中国500艺人、100主持人、100新人的公益行为进行了考量。综合三榜，高居榜首的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媒体认为，崔永元在关怀贫困弱势群体、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居冠。成立于2007年的“崔永元公益基金拍卖会”目前已出资434万元人民币支持和扶助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利在千秋。
在专业素养方面，主持人群体、导演群体继续在公益行为满意度上最受好评，即便如此，关于媒体人专业度的质疑依旧存在。
单单只是被质疑不专业也就算了，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确不够专业。王凯成立基金时也一心想打造一个只有志愿者参加的无成本公益组织，“后来才知道这跟制造一个永动机一样不靠谱。”他打电话到服装厂制作衣服，那边回问：“什么材质？多大批量？有多少钱？”做主持人的他第一次遇到一问三不知的情况。不专业不限于此。资金透明、财务预算、人员配置……“这根本不比创业容易。”王凯感慨。
专栏作家刘敬文曾经这样评论：“公益项目的发起和执行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程度挺高的事情，跟明星们本职工作相差很大，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是一位资深的明星，他的本职工作占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且本人也对公益有很深刻的理解，这个当然可以尝试一下。像李连杰、成龙、王菲和李亚鹏都属于这种情况，而且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很大的，不比他们当年从无名小卒变成大明星容易。” 媒体人和艺人做公益还真不一样，艺人往往挂职，主要作为形象代言人存在，而媒体人则往往亲身参与其中，甚至引导整个基金组织的前进方向，受到的挑战和困难更加严峻。
业内行规，生存不容易
在群众眼里，公益领域似乎有各种不清楚，管理费为什么要10%？资金具体去向是哪儿？独立审核真的独立么？公益领域那些不容逾越的规矩比哪里都多，即便是媒体人也束手无策。
拿张泉灵代言的瓷娃娃基金来说，它于2007年成立，受制于我国对社会组织注册的重重限制，最初仅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2011年3月，受助于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瓷娃娃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获得了社会组织的合法身份。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社会组织不能向公众募款，与具有公募权的基金会合作设立专项基金或成立下属项目，成为许多草根社会组织获得公募权的变通方法。
薪酬同样是民间公益的一个痛处。拿刚刚起步的郎永淳来说，他现在就在为人员的薪酬发愁。其发起的“爱永纯”健康中国基金挂靠在基金会旗下，但员工平均薪酬必须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的两倍，2014年北京最低工资在1560元，也就是说“爱永淳”基金的员工平均薪酬不得高于3120元，可以说基本无法请专职员工，更别说留住优秀人才了。郎永淳只好借用朋友公司的几个人员，给他们开劳务费。
名人募钱也困难
可以说媒体人募款比一般人都来得容易，郎永淳的“爱永纯”基金还未正式启动，已有大量朋友表示可以提供物质精神鼎力支持；王凯一个慈善晚宴，募集来850万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媒体人做公益都容易募集到钱。
比如毛毛虫发起的“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将注意力放在城市孩子的分享意识和公益习惯上，致力于儿童慈善启蒙和打造阳光型的公益。行业内将这类公益成为“没有眼泪的公益”，势必会造成募款困难。另外，一般公益组织的善款，80%左右会来自大额募捐，但是毛毛虫为了培养孩子的捐赠习惯，放弃慈善晚宴等大额捐赠形式，坚持打造小额月捐型“小爱月月捐”，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但是他不着急：“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既然重在慈善启蒙，我们就要放弃一些用钱来帮助孩子的渴望。一个公益的成败不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我能看到玩具捐过程中孩子的快乐，会有孩子带着温暖包跟随小爱去到大凉山之后说：‘我帮助他们更好的生活，他们帮我们更爱生活’什么事做好都不容易，公益也一样。”
王凯：打造营销式慈善，我乐意
22478732.12元，这是“爱心衣橱基金”截至10月23日收到的善款。每周二，这组公示的数字都会发生变化。而这对于王凯的变化是，他从一个总是被合影的人，变成一个求合影的人——每来一个山区，看到穿着爱心衣橱衣服的小朋友，就会凑上去求合影，那兴奋劲儿就跟和偶像合影似的。
资深媒体人，紧张到出现生理反应
2010年10月19日晚，办公室里同事笑言：“王老师有点生理反应。”只见王凯坐在办公室耷拉着脑袋，他在为明天一个500人的晚宴犯愁。王凯在央视做主持人多年，作为资深媒体人多大场面没见过，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是他第一次自己组织宴会，而且是慈善晚宴，需要把东西卖出去，所得善款用于给贫困孩子置备衣物。
他把做节目时认识的企业家、艺术家和主持人资源都用上，从他们身上“搜刮”艺术品和衣服，“算上几个朋友现场穿的衣服，一晚上估计能拍个120万。”但一个500人的电视播出的晚会，成本压缩到极致了也要100万。“如果现场只募到120万，我对得起谁啊？”
他了解到慈善晚宴的一个潜规则，可以事前跟参与拍卖的人了解拍卖意向。于是他开始给参加晚会的重要嘉宾一一打电话，告诉对方有什么拍品，询问对方能出到什么价位。但是没到现场，对方出价不高，这也没签合同，王凯也不确定对方会不会真拍，打完一天电话，心里还是没底。
结果到第二天，慈善晚宴正式开始了，头件拍品就是陈伟鸿和刘芳菲的出镜服，当时就拍出12.8万。“我就傻了，一件衣服就值十几万？但是心理有底了，那一晚就募到580万。”
专业化的道理躲不过去
主持人怎么就开始做拍卖了？这得从当年的5月说起。王凯想处理作为主持人的闲置服装，发了条微博，获得大量媒体人认同和转发，在媒体圈和粉丝里都引起了热议。一不小心还引来了很多基金会的邀请，王凯顺势而为，6月6日就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了爱心基金，一不小心就闯进了公益领域。
王凯发现必须和专业服装机构合作。好在媒体圈多的就是人脉资源，一个活动碰到陈年，两人一拍即合，一起研究：在山区里的孩子和在户外一样，需要功能型服装，耐穿、御寒、防风防雨，还有颜色要鲜艳，天黑了，开车的人要能看见孩子。“女装当时核算成本价是162，男装是158。我就耍赖说，这事从微博出来，微博140个字，你就是按一个字一块钱，自己算吧！”陈年说：“行，多出来的算我的。”王凯订了两万套，这一赊就是280万，签合同时都没写还款日期。
最难的就是花钱
王凯从晚宴的580万拨出一笔钱还了这笔债，拿着剩下的300万，王凯遇到了很多媒体人做公益普遍遇到的问题——花钱比筹钱难。王凯第一反应是二手捐赠，但真正操作起来才发现收集、分类、清洗、消毒、运输，整个下来，成本比这件衣服要贵。媒体人惯用的整合思维帮了忙，王凯决定一年搞两次棉衣搜集活动。“一方面是解决我的分类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公益理念问题——并不是人家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我不是施舍，而是共建。”他找到三大洗衣店品牌，一起帮爱心衣橱收衣服，免费熨烫。洗衣老总很高兴，带着员工、妻子干这事儿。“他觉得比捐款要伟大，他们捐的是自己的专业。”王凯还找到一物流公司，那边说免费提供专车接送。王凯拒绝，“这种既不环保也不长久。”他发现物流公司发车时永远是没装满的。便采取“见缝插针”式的办法将衣服运往学校。 物流系统一搭建好，王凯就将落地资源免费贡献出来。“比如说随着爱心衣橱的诞生，中国鞋王王振滔就说，你的衣服到哪儿，我的鞋就到哪儿。新秀集团弄了个爱心包包，你的衣服到哪儿，我的书包就到哪儿。雷氏集团弄了个‘光明行’，你的衣服到哪儿，我就改造这学校的照明环境。你就会发现是全方面立体地为这个儿童服务。”
“爱心衣橱”就是一种营销式慈善
这些组织愿意跟他合作，和他媒体人身份不无关系——关注度高、公信力大等等，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媒体人理解企业对宣传的需求：“企业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组织，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必须要赢利的，你不能用人性要求企业。为什么一个需要盈利的组织跟你公益机构是不认识的，跟你所扶助的对象不认识，为什么愿意参与？它寻求一点点宣传上的回报这过分吗？我认为不过分。”有人说“爱心衣橱”是一种营销式慈善，王凯说：“太好了，你就这样说我们，让所有的企业都知道到爱心衣橱可以搞营销，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障碍。”
有人问，公益是不是也在帮王凯做个人营销？“我是真的带这个团队，付出非常大。即便有个人营销，付出也比得到的多。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不是——爱心衣橱给我的比我给它的多得多。我去山区发衣服的时候，正好赶上孩子发高烧，我在微博上发了句牢骚。没想到瞬间出现好多留言，有司机说‘我上你家接孩子去医院’。有医生说‘我到你们家给孩子看去’。你如果不做这么一件事，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你这么一个小细节吗？”
它是公益组织的甲板，也是我的跳板
除了和企业合作，公益组织他同样“不放过”，在同样是媒体人转做公益的邓飞号召下，“爱心衣橱”和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毛毛虫发起的“小爱也温暖”等同样为儿童服务的公益组织一起，创建了“中国乡村公益联盟”。 对此王凯有自己的思考：“单独做公益组织的话，一个公益就会成为冲锋队。但其实公益组织应该是一艘船，我们这甲板就是平台，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站在这个平台上。”
用邓飞的话来说：“我野心很大，想做社会运动，王凯比我小，却比我稳重，他用自己的行动从一个点带动一个面帮助一群人。”
如今，王凯试着放手让“爱心衣橱”自己成长，更多地经营《凯叔讲故事》。对大家来说，爱心衣橱是一个公益甲板，对王凯来说，也是他从媒体人转为创业的一个跳板。“我一直想从央视辞职创业，直到我做了爱心衣橱，用两年的时间把它打造成这么一个很有品牌的机构。就很多人是看在眼里的，业界对你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是有认可的。我从央视辞职的时候有很多企业找我来当副总裁，甚至有企业请我当总裁，这个回报是我当时做爱心衣橱之前根本不可想象的。”
毛毛虫：不得已，才碰钱
国内几乎所有公募基金会70%以上的善款都来自于企业的大额捐赠，其余的30%大部分靠大众的同情心。毛毛虫发起的“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却反其道而行，无大型慈善晚宴，不用苦难博同情。而在此之前，他们号称“不碰钱的公益”。
不是说好的不碰钱吗？
“不是说好不碰钱的吗？”在大凉山西昌市的一个宾馆会议室，小爱理事之一、《中国少年报》宣传部主任王国旗在理事会上问。他们在讨论一直在做玩具捐赠的“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要不要发起“小爱月月捐”项目。“但是，这里的孩子实在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毛毛虫在桌子的另一边坚持。和王国旗持同样意见的还有远在北京，但在微信群里表达意见的前阿里巴巴副总裁、中国公益物流联盟主席王孝华。而这边支持毛毛虫的有安洁公司总裁杜明辉、凤凰网侯春燕。一共九位理事，虽然毛毛虫和杜明辉是两个主要发起人，但是两方意见均未过半，只能稍后再议。
第二天，他们从西昌出发，走进了大凉山特兹乡中心小学。100多公里的山路，实在太难走了，足足开了6个小时才到学校。学校有310名学生，全部是彝族孩子，有150多名学生是孤儿和准孤儿，百分之九十都是留守儿童。他们走进孩子家里，看到不少孩子一个人生活在没有电的小黑屋里，靠老师救助的米饭和咸菜度日。王国旗感慨：“我们还是要开启月捐啊！”
大型媒体，我们都有人了
这得从成立之初说起。“每个人都有一颗公益心，但是真正着手去做的并不多。”做了近十年儿童节目主持人的毛毛虫，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许多公益项目。直到看到王凯成功打造了“爱心衣橱”，“我觉得很惭愧，这么多主持人，我离孩子是最近，却没能更主动为他们做一些。”毛毛虫发现现有的公益项目孩子更多的是被捐助，并没有让孩子真正参与的公益项目。“公益两个字，小朋友从小就认识，但这是不够的。我们中国人讲慈善，慈就是爱的意思，善就是好。怎样让小朋友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美好？一次这样的捐赠活动，可能比一篇文章、一本书来讲慈善，效果更好。”毛毛虫决定要做一个小孩子当主角的公益项目。而长期关注慈善的杜明辉，一直按照他的理解和想法也在做一些公益。两人一拍即合。
“小朋友最渴望什么？什么是属于小朋友自己的？锅碗瓢盆对他来讲没有归属感，只有玩具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小爱也温暖”基金把主题锁定在让孩子们来捐赠玩具，以此学会分享。毛毛虫还请来邓飞支招，邓飞为这个玩具捐赠活动起名为：“玩具再动员”。发起一个基金需要方向、项目、人员还有宣传。人员方面，杜明辉决定从自己安洁公司招募一批人专职做公益。现在还缺宣传。毛毛虫前去请教王凯。王凯给的建议是：“必须召集大量媒体人。”毛毛虫和杜明辉开始召集周围大量人脉资源，当时正值公益信任危机，大家多少有点谈公益色变。但是“小爱”当时提出的理念就是：“我们不碰钱，我们专注于玩具捐赠！”没多久凤凰网、新浪网、新华社、腾讯、《中国少年报》……众多大型媒体的负责人都成了“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的理事。
“我，只是比较了解孩子”
对于小孩来说，最有吸引力的玩具应该是机器人了吧。毛毛虫一想：“不如自己设计一款回收玩具的机器人吧！”“小爱也温暖”项目小组，专门找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研究所的专业团队来设计“安迪”。“既要外形设计得让小朋友喜欢，机器人的动作符合小朋友的行为习惯，在身高上也有所考量。”这些，比毛毛虫想象的复杂多了。“也想过实在不行就找一个人偶来代替一下，但是后来就觉得不行，既然想要去做，就要做好。”最后机器人一亮相那种震撼的场面，真没有让毛毛虫失望。“不能叫欣喜，绝对是疯狂。小朋友见到机器人真的就跟疯了一样，马上就会拉近距离，他们会将安迪当成自己的小朋友。” 毛毛虫发现，孩子最大的满足不是家长认可，不是老师表扬，而是来自其他小朋友的羡慕。怎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孩子来参加呢？“周末举行完活动，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小孩到学校后会对其他小朋友说，我前几天去见机器人‘安迪’了！我捐玩具给贫困小朋友，他还对我说谢谢！”
毛毛虫发现小朋友需要的反馈比成年人多得多。“一般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交流，其实就是希望给予反馈，他们渴望爱和关注。一句小鼓励，他们都会高兴很长时间。给他一个小证明，他们会当成宝贝一样对待。更别提和机器人留影了。”毛毛虫在整个活动流程的设计上花了很多工夫：小朋友给机器人捐玩具，机器人会对小朋友说谢谢；小朋友还可以和机器人合影留念；还能收到“小爱也温暖”的捐赠证书……“一次捐赠，一个机器人，一张合影……我们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将这个简单的捐赠、分享的瞬间记一辈子。这样能够把慈善和公益的种子种在孩子的心里，让它慢慢萌芽，这才是真的慈善启蒙。”
问题来了，没有眼泪的公益怎么做？
设计是用心，但是谁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有效果。最初的反馈来自于一个理事。她女儿不到11岁，由于自己太忙，跟孩子沟通并不是特别多。她发现女儿“我”的意识特别浓，在家她的东西，别人都不让碰。经常会听到“我的”、“我要”、“给我”这样的词。一次带她参加“玩具再动员”的玩具捐赠之后，没想到孩子真的有变化，愿意把书借给其他小朋友了，还主动提出把一些旧衣服捐出去。这给了毛毛虫很大的鼓励。自成立一年以来陆续在北京、厦门、兰州、衡水等地开展二手玩具捐赠活动20余场，参与捐赠13700余人次。“玩具再动员”项目也在妈妈圈里有了一定影响力。
此时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资源发展部主任丁亚冬一直都致力于开展月捐项目，他无意中知道了“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发现可以合作开展月捐项目。多次探讨之后，各位理事决定先实地探访下大凉山，再做决定，于是有了文章最初的那一幕。
最终，“小爱月月捐”还是投票通过，方向是“10元，让小爱成为一种习惯”。依旧是想通过月捐这种行为，让孩子们感受一种爱心和责任。2014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孙一先就是一名月捐者，还在念初中的孙一先就绑定一张银行卡，通过扶贫月捐每月定期捐赠20元。
但是问题来了，在国内公益界募款目前还是两大难题“傍大款”和“用眼泪”。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进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公募基金会至少70%的善款都来自于企业（企业家）的大额捐赠，其余的大部分靠大众的同情心进行募款。“小爱月月捐”几乎反其道而行，月捐要求捐款人进行持续捐赠，这是个相对理性的行为，在“没有眼泪”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更难达成。
“我们想做与众不同的公益，必然会遇到与众不同的困难。如果单纯只是想募集更多的善款，我们去帮‘免费午餐’就可以，我们不能远离自己的初衷。好在，可以确定的是月捐是未来发展方向。” 国际上，月捐已经成为公益机构公众筹款的主要来源。有调查发现，英国捐赠者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有定期捐赠的习惯。而在加拿大，“联合劝募之路”通过个人小额和持续捐款的模式，达到了加拿大85% 的人口渗透率。
郎永淳：公益界我是新人
2010年，郎永淳参与亚运会的报道，去到广州增城的一个山区，问一个孩子的梦想是什么，孩子郑重其事地回答：“和爸爸一样外出打工。”郎永淳感慨，孩子的教育是解救之道。而就在此后几天，妻子吴萍被确诊为乳腺癌，一路走来，郎永淳发现母亲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灵魂。拯救家庭，可以从女性开始。
基金尚未成立，已经收到善款
大多数人都有过过年回家买不到火车票的经历，2012年年底，王永、郎永淳等共同发起了“春节回家顺风车”，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超过40万热心车主和乘客参与，成功帮助9678人免费回家或返程工作。第二年3月的总结会上，主要发起人王永想全力推行顺风车常态化运行计划，会议标题都是“顺风车总结大会暨顺风车常态化推进会”，可知王永多么势在必得。作为联合发起人，郎永淳却把这个计划给“按住”了。他用新闻人的视角，分别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常态化的不可行性“安全太重要，只要出一个安全问题，整个项目都会遭受质疑”、“参与人数基础还不够，不足以做成常态化规模”、“虽然有各领域的专家做为联合发起人、有志愿者来协助合作，依旧不足以支持常态化运营”。稳扎稳打是郎永淳的一贯作风，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的基金还未成立，就有人抢着捐善款的原因。
今年7月25日，基本没怎么过过生日的郎永淳在自己43岁的时候，来了个大型的生日宴。其实，这不是为他，而是为他和妻子的第二个“孩子”—“爱·永纯”健康中国基金。
郎永淳参加过多次公益活动，比如共同发起“顺风车”，参与和支持“爱的分贝”、“小爱也温暖”公益活动……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是他和妻子共同发起和主导的项目。“就像你要养一个花，天天得浇灌它，需要全身心投入。连一开始并不关心的儿子，看到我们俩忙里忙外，都会主动询问要不要帮忙。”
这次发起仪式，郎永淳对外声明要求不募款。“基金会有要求，募集的款项一年时间要花掉70%，我得好好规划再筹款。”有意思的是，早在4月高峰论坛上，当场爱心拍卖郎永淳的《爱，永纯》，先是有人出价2万，之后大家开始加价10万、13万、15万……最后大家想了个办法，出价的这几位都参与捐赠，一本书一共拍卖56万，当做“爱·永纯”基金的启动基金。“这么多钱要花，可难为我了！”郎永淳半开玩笑地说。
经历苦难后参与其中
跟其他媒体人因为看到社会苦难面参与公益不一样，郎永淳是切身经历了这种苦难后加入公益。
那还是在三年多前，他在广州参加亚运会报道，妻子吴萍也跟着他来到了广东。郎永淳无意中发现妻子在iPad里搜索乳腺癌相关信息的记录，得知妻子怕他工作分心而对他隐瞒了病情。郎永淳的心情很复杂，但是仍表情淡定地告诉她：“不要怕，乳腺癌是癌症中愈后效果最好的，五年存活率接近90%。咱们抓紧治，好好治。” 其实郎永淳非常紧张，他知道：“一旦出现转移，五年生存期是一个大关卡。不能闯过去，吴萍的生命可能会在2015年终止……”没想到吴萍的癌细胞两年就转移了，对病情很不利。好在经过全家人的携手互助，今年年初吴萍在北京做了核磁共振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肝脏上的五个转移点，四个小点已经完全不见了，最大的那个点现在已经显著缩小，未见活性。这就是奇迹！” 而这一路，郎永淳和妻子发现让他们饱受折磨的不只是疾病本身，更多的是对疾病的误解造成的心理压力。疾病来临时的自我否定“肯定是我不够好才会生这种病”，导致讳疾忌医的憋闷，以及有病乱投医的慌张……加上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恐惧，对病情有百害而无一利。郎永淳和妻子将一路走来的经历写成书《爱，永纯》，让没生病的人更珍惜健康，让生病的勇敢前行。
经历了这些之后，郎永淳成为了半个专家。他从社会层面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发现国家在乳腺诊疗方面只保障了部分人群，35岁以上的女性可进行免费筛查，但是现在低龄女性同样可能产生乳腺癌，而且针对乳腺癌最好的办法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乳腺癌知识普及率也有待提高，很多女性对此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去哪里筛查；筛查确诊之后往往整个家庭都陷入混乱，很难有全面科学的指导；而还有一部分人，根本看不上病……
有了这方面思考之后，他觉得自己作为媒体人，有义务站出来做些事情。于是和妻子梳理了有近十家基金会，挑出两家进行沟通，最后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旗下成立“爱·永纯”中国健康基金。并将《爱，永纯》这本书的所有版税都捐于基金。
不是自己的钱，怎么花都难
在平时，王凯、毛毛虫等央视主持人都得叫郎永淳一声“郎老”，而在公益界，郎永淳可算是新手了。成立近四个月，可“爱·永纯”健康中国基金暂时连百度百科也没有。说起此事，郎永淳也是头疼不已。因为在中国公益界，不只是10%的管理费限制，对公益人员薪资也有要求：一个公益项目内的工作人员平均工资不得高于当地最低薪资的两倍。2014年北京最低工资1560元，也就是说“爱·永纯”基金的员工平均薪酬不得高于3120元，基本无法请专职员工。他之后暂时借用朋友公司的几名员工开劳务费。
尽管尚未有“实体”，基金的整个规划已经出来了。“爱·永纯”基金将在全国的100个城市各选取一家医院，让每家医院在未来每个月能提供一天免费的筛查工作。将免费筛查的年龄扩大到18岁以上的女性，同时让上海等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同样能免费进行检查。另外，还会进行“健康包”的免费发放，其中包含：郎永淳和妻子抗病记录书《爱，永纯》、蕙兰瑜伽免费提供的视频光盘、“世界最美的佛音”琼音卓玛的音乐作品……这些对亚健康的女性同样适用。
当然，在郎永淳心目中，公益如果能有创新，其实可以走得更远。2004年的时候，郎永淳在老家苏北农村作为睢宁特教中心校的名誉校长，收留了176个残疾孩子，多是聋哑儿童。郎永淳会发起募集善款，改善了住宿、办学、饮食条件。但是他发现单纯地资金注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需要挖掘孩子的潜力，培养他们的信心，找到自己的尊严。于是他安排老师教孩子们画画，培养孩子的一技之长。然后请了一家比较大的跨国文具厂家，选出比较优秀的画，购买版权，用于这个文具厂的文具用品上。比如文具盒、作业本、餐巾纸。这样这些孩子有了自己获得的资金、还获得认可，并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长和表达途径。文具厂也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公益，并得到好的宣传。而使用这些文具的孩子同样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商业和公益从来就不冲突，希望未来爱永纯基金也能找到一个多赢模式。”
媒体人做公益，除了会吆喝，还会什么？
公益需要“忽悠”能力
媒体人做公益，有个先天优势，研究下你会发现公益和媒体有很多相通之处。参与社会的三种经济模式：政府调节模式、商业模式和公益模式。公益模式非常独特，由政府、商业组织或者公益组织通过给有需求方来提供服务，但是这个服务的报酬由另外一方支持的。它跟商业模式很不同，商业模式中谁付款，谁接受服务。它跟政府调节模式反而比较接近，有纳税人交税，政府统一管理分配。但是公益组织不像政治模式，没有强制性手段，这个时候就需要“忽悠”能力，也就是劝募能力，你要去说服A把钱给B，这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媒体人有先天优势。传统媒体几乎是没有办法从读者那里赚钱，都是通过内容吸引读者，然后将这种注意力卖给广告主。他们是需要两头“讨好”的，不能过分偏倚。既要做好内容，也要维护好和广告主的关系。公益同样是双边市场，需要实现支付转移。这就要求公益人既要做好实事，真正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同时懂得去哪里找捐款人、他们需要什么、怎么维护跟他们的关系。媒体人能很好地将媒体的平衡能力平移过来。
媒体人不只是花拳绣腿
媒体人会做内容，会讲故事，擅长描述；懂得怎么吸引人眼球，注重可视化的呈现……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打动捐赠人。一部分媒体人还很懂营销，总能找到跟大企业的合作点。这样，感性的、理性的、走心的、“追名逐利”的捐赠人或机构，就都加入进来了。
但是别以为媒体人是靠花拳绣腿的迎合来获取支持，媒体人信息更替迅速，视野广，还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洞察力，他们能很好的社会需求。
会讲故事的媒体人都是劝募高手
之前做支付宝E公益，包括做的“爱你”APP这个公益多方沟通平台，都在跟大量公益组织对接。大致将公益分为四类：官方公益组织、企业做的公益项目、草根公益组织，以及名人公益组织。媒体人做公益就在第三类里。
比起官方公益组织，媒体人做的公益自然在团队上，募捐人沉淀上都会显得底气不足。但媒体人善于讲故事，这样会让捐款人有参与感、体验感，有成就感。很多基金会的反馈数据往往特别详实，但是反馈的结果就是跟没有反馈一样，谁也看不懂。
比起企业做的公益，转型后的媒体人在相对执行力和管理能力都会弱一些。而企业做公益，不仅团队容易到位，而且企业往往做自己专业相关的公益，有一定专业基础。
比如做消毒液的安洁公司，可以直接进行灾后防疫项目；农夫山泉可以加入进行水污染治理项目。企业公益的劣势往往在于欠“吆喝”，不过他们也不是特别需要，因为往往自己就有资金注入。
比起草根公益，媒体人或者名人做的公益在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上都有优势。但是，草根公益往往非常接地气，有时候就两三个人，服务一个楼盘。他们和捐款人往往有强联系，这是其他公益难以比拟的。 Q：有人认为媒体人转型做公益，可能会出现专业性不够的问题，您怎么看？
A：其实还好。公益分三个部分，一个是系统设计，组织具体做什么，什么理念，什么模式。媒体人由于有视野较广，视角独特，能找到很好的点；第二个是执行，一般媒体人被怀疑也就是执行的专业性，但这也是最方便被外包的部分，即便组建团队，媒体人自身参与的也不多，只要有号召力，让专业人士愿意加入进来就可以。第三个就是募款，这部分专业性就不用担心媒体人了。
Q：现在全民公益，这些媒体人、名人是不是也有用公益标榜自己，做个人营销的嫌疑？
A：与其说他们在做个人营销，不如说他们是在消费个人。个人是跟着自己事业一起成长的，你说马云是通过阿里巴巴营销自己，还是他在打造阿里巴巴？天天走穴的职业经理人和用心经营的企业家大家是能看得出来的，公益领域同样如此。
Q：媒体人的进入，会不会给公益来到太多商业？
A：公益的价值就在于探索政府和商业机构解决不了的问题，并将其转化为政府与商业乐业承担的业务。国外早就倡导：公益组织不能完全依赖于外界捐赠，还要通过一些方式能让自身运转起来。举个例子，印度的亚拉文眼科关爱中心，通过赚取富人的医疗费，来补贴穷人的医疗费，并维持医院自身的运营，这种模式，既能让慈善事业得到源源不断的资金，又能不断扩大规模、造福更多穷人。媒体人目前给公益带来的商业化多是LOGO露出之类的，如果能找到好的商业模式就更好了。把公益做成生意是终极目标，说实话媒体人能力可能还不足。
邓飞的那本书，几乎整个公益界都在看
很多人担心媒体人发起做公益，是不是不够专业。在我看来是不是专业，并不在于发起人，而在于背后的运营团队。大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强，制度完善，但小组织往往从小切口切入，走得深入。加上持续的关注，它们在某一方面是非常专业的。如果给它一些政策空间，有些基金完全可以发展为基金会。在某一领域成为专业组织。
比起专业度，我更重视规范度。公益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行业，整个行业基本靠信任维持，信任很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某一个组织的不规范，将导致整个行业的长时间不景气。所以，不管是媒体人、名人还是草根，你可以不专业，但是不能不规范。
这些媒体人参与公益，不只是经济层面，更多的是文化层面。公益一直以一种边缘行业存在，是媒体人的加入让行业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他们给公益营造一个好的氛围。
因为政策问题，民间公益想进行公募，需要挂靠在公募基金会下。这就可能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挂靠管理是有成本的，所以一般基金会会设立门槛，要求一定原始基金。另一个是负责管理的基金会往往从安全角度，负责执行的基金往往注重效率，可能导致一些不合拍，这些都需要一个磨合期。
邓飞的那本《柔软改变中国》，我也在看，整个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人都会看。这不仅是公益圈内的互通有无，也是对外的一个窗口。整个公益界不只是需要有号召力的人，还需要有讲述力的人。
我看中他们舍我其谁的气质
我更倾向于媒体或媒体人发起的活动。有人说因为媒体能带来更多的宣传，在我以及周围的企业家看来反而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真要从商业角度，这点宣传性价比不高。
我习惯于看结果，我要知道我捐的这笔钱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这笔钱是否真的到了需要的人手中。而媒体人、媒体往往能提供给我们这些。公众、企业家从来都不缺爱心，缺少的是值得信赖的人。我接触到的媒体公益人比如邓飞、王凯……他们都是放弃了好职位去做了公益，都是带着性情去的。如果说他们讲的故事打动了我，他们自己的故事更让我动容。除了以个人名义参与公益外，我也一直带领企业关注公益，泰国洪灾、雅安地震，鲁甸地震，援非抗击埃博拉……安洁都是在第一时间捐助大量消毒产品。
后来才了解到，这或许不算公益，而是慈善。公益和慈善不一样，不只是捐钱、捐物那么简单，而是搭建一个平台发动大家的力量一起献爱心，因此有了创建公益基金的想法。之后了解到公益不只是帮助弱势群体，对参与公益的人同样有帮助。就和毛毛虫共同发起了“小爱也温暖”这个儿童慈善启蒙基金，想通过让孩子参与公益，学会分享和爱。创办基金之后，我们邀请大量媒体人做理事。总结就是：我们首先需要信任，所以需要媒体人；其次需要扩大影响力，还是需要媒体人。
过得好一点，但未改变大环境
民间的公益组织薪酬低，福利体系不完善，很多人都是凭着一腔热情和理想在做事。邓飞多次在采访中都会提到“公益人也值得高薪”、王凯也一直对外提倡“公益人不应该苦逼地活着”……从媒体过来的公益人极力改变公益人低薪现状，但因国家政策约束，暂时还改变不了大环境。另外由于整个行业政策约束力不太合理，经费紧张，缺乏专业人士，培训机会非常少，都是公益行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我们始终觉得这个行业最缺乏的其实是人才。公募基金会大多能获得政府支持，团队相对成熟，而清晰精准的项目运营模式、捐赠人的沉淀也是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个人认为，民间公益组织想要在社会中立足，不只是需要有名人发起，最重要的还是项目的运作模式和专业的运营团队。免费午餐的成功不只是来源于以邓飞为代表的500个媒体发起人，也不仅仅是搭了微博的顺风车，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它3元一份午餐这个清晰的、可视化的、真正有利于社会的运作模式，而透明，公开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样才能吸引到捐款人、志愿者、基金会的支持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广泛参与……如此才会有足够的影响力，才可能影响和推动国家投入更多资源到公益事业中来。2011年10月，国务院决定每年投入160多亿为试点地区农村学生提供膳食补助，不得不说，这肯定有免费午餐的功劳。能影响到政府作为和广泛参与，应该是很多公益人和公益组织的终极目标之一。
他们这样“玩”慈善
10美元跟我面对面—为美国老兵筹集善款 Jon Stewart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政治脱口秀每日秀（Daily Show）的主持人之一。如今美国年轻人都不大爱看严肃新闻，但又不想让自己太孤陋寡闻，所以收看幽默而又犀利的每日秀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在中国，Jon Stewart也有大量的粉丝，他也被中国粉丝亲切地唤作“囧司徒”或“囧叔”。
如果你是囧叔的粉而又碰巧最近在美国的话，赶快去参加由他发起的一个活动吧—只要十美元就可以在他的演播室坐在第一排参与节目的录制，同时接受囧叔本人的亲自采访！而且，囧叔还亲自为这个活动写了文案—“我们的谈话将会很惊喜，谁知道这个完全即兴的采访会把话题引向何方呢？政治、文化还是你的生日聚会？为了方便你向朋友们显摆，我们会送你一卷节目的录影带。这样就没人会不相信你啦～”活动方还规定，如果你财大气粗，可以出到一万美元，囧叔会送你一本亲笔签名的每日秀台本；如果出到两万五，就可以由你来采访他。
这项活动从今年10月15日刚刚开始就大受欢迎，估计囧叔得加班工作好一阵才能面见所有的参与者。目前囧叔的团队还没有公布筹集到的款项总数，不过也许现在公布为时过早。其实人们不难猜出这是一项慈善活动。囧叔也声明了会将善款全数捐给一个名叫“任务仍在继续”（Missions Continue）的机构。这个机构一直在关注退伍老兵的生活和心理问题的解决。很多老兵从战场归来很难融入当地社团，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了军事任务需要完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若有所失。囧叔曾多次在自己的节目和其他场合的公开演讲中提到，这对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英雄们是不公平的。
现在，囧叔并不满足于公开呼吁和自己捐款，而开始借助自己的高人气来为这些大兵们多筹集一些钱，以便帮助他们找到让生活幸福起来的下一个“任务”。
最值钱的自拍照—为美国慈善协会筹集150万美元
如果你今年年初如约收看了第86届奥斯卡颁奖礼，肯定会注意到主持人Ellen DeGeneres（她也有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脱口秀——艾伦秀）一直在不停显摆她的三星手机。她甚至要求安吉利亚朱莉、布拉德皮特、凯文史派西、茱莉亚罗伯茨等人站在一起和她一起玩自拍。这张史上最大牌的自拍合影还创了个世界纪录——被转发320万次。
大家纷纷议论这是三星植入式广告的宣传手段，实际上这也是一次典型的Unselfie行为（借自拍来分享善事，关怀社会）。在奥斯卡结束后的艾伦秀上，艾伦向观众们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因为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了足够多的手机曝光率，三星公司将捐赠近300万的善款。而艾伦也会把这些资金分别投给圣裘德儿童医院和美国慈善协会。
美国慈善协会的负责人凯利稍晚的时候也向公众透漏，艾伦投给协会的善款将会用于三个项目：宠物生命关爱，动物收容所项目以及动物营救项目。凯利表示非常感谢艾伦和三星，因为协会事前并不知道这次捐款，所以非常惊喜感动。
因为善款与动物保护相关，美国慈善协会动物避难所的工作人员筹划好了一组“动物自拍照”，并照着艾伦在奥斯卡上和明星大腕们的自拍的样子，拼组了非常可爱的动物对应版本。
虽然实际出钱的人是三星，但是三星却因此非常欣喜。因为艾伦的机智和热心，这次“历史性”的自拍行动成了艺人、赞助商和慈善机构的“三赢”之举。
致力于妇女儿童慈善事业—绝不做炖心灵鸡汤的人
说到慈善，西方媒体人和艺人之中很少有能和奥普拉比肩的。她年复一年地捐出数百万元给几家大型慈善机构，另外还运营着自己的个人基金会。
奥普拉脱口秀的观众定位在家庭妇女、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和美国流行的政治讽刺脱口秀风格迥异。一开始，没有人看好这个胖胖的黑女人和一群妇女拉家常的节目，很多人认为节目迟早会被砍掉。然而奥普拉认为专注一个国家的家庭内部才算关注了这个国家的内心，男人和政治只是国家的光鲜外表。后来，她凭借自己那种温暖强大的主持风格大获成功。然而，有人批评她在节目中的鼓励和劝导都是“心灵鸡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样说的人如果肯去查一查奥普拉在慈善方面的作为，肯定会有“被打脸”的感觉。
从1997年开始，奥普拉就开始独自承担“天使网络”的全部运营成本和日常开销。这个慈善机构主要关注儿童的教育问题。它为美国少男少女俱乐部（一家公益机构）提供奖学金，世界其他地方上不起学的孩子提供学费。同时，名为奥普拉基金会的机构从2007年开始正式运转，为南非建立女子领导力学院，也为非洲的贫困人口提供各种人道援助。这也体现了奥普拉作为非裔美国人对自己同胞的热爱和牵挂。另外，奥普拉还资助了一个叫做“美国梦学院”的机构。2006年，她曾累积捐助了近一百万美元。美国梦学院主要帮助单亲家庭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尤其是那些跟单亲父亲一起生活的孩子们。毕竟相对来说，父亲不如母亲细致温柔，而特定年龄的儿童对母爱的需求远远大于父爱。
奥普拉自己的成长经历非常坎坷，在她出生后父母即劳燕分飞，把她抛给外祖母抚养。青春期的她狂野不羁，14岁时就曾生下过一个孩子（后夭折）。有了这些痛苦经历，奥普拉脱口秀的观众才会选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而成名之后的奥普拉不忘初心，不仅自己大力支持各种慈善机构，也经常在节目中宣传它们，呼吁大众关注这些身边的弱势群体。目前，奥普拉名下几家慈善机构运营良好，广受民众的好评和支持。
无冕之王们的互助已有百年历史
英国记者慈善机构建立于1864年，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今年7月，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亲自出席了它的150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
当时，身在伦敦的几位国会记者们聚在一起，办起了这家支持记者们工作的慈善机构。直到现在，机构的运营团体也基本由记者们来担当。2015年即将上任的主席苏·赖安就是一位在每日邮报、每日电讯等报刊工作了40年的老记者。宣传和传播本来就是记者们的强项，何况是为了自己的同行发声。能为这家机构效劳也是英国记者的一种荣誉。
众所周知，一些记者的工作会使他们身陷险境或是官司缠身；而某些时期，记者们的工作回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最坏的情况是记者因为自己的言论遭到解雇，断绝了生活来源。这家慈善机构主要为面临困境的记者提供基本衣食住行的保障，也为需要帮助的记者们提供养病、养老的服务。这样，不仅从人道方面来看，记者们的生活有了各种保障，从长远来看，英国之所以百年来持续保持着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这家机构也功不可没。
英国记者慈善机构最重要的赞助者当属一系列的皇室成员：剑桥公爵克里斯蒂安、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之孙亚瑟王子、国王乔治五世、乔治六世、约克公爵和当今的伊莉莎白二世。现在，他的赞助者们还包括谷歌、英国航空、诺基亚等大型公司。提起它在19世纪的首席赞助人，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从20岁就开始做记者，在《匹克威克外传》成书之前饱受了记者行业的辛苦和奔波。也是因为记者的经历，狄更斯一生著述都饱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关怀。成名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其他记者。也许所有为机构工作过的记者们也都是如此心境吧。
突如其来的公开信
张泉灵完全没想到，两周时间，自己代言的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能募集到800万元—从8月18日第一桶冰水浇在小米CEO雷军身上到8月30日零时，新浪微公益联合瓷娃娃中心在新浪微公益平台上线的“助力罕见病、一起冻起来”的冰桶挑战中国项目共募集善款8146258.19元。
她是在8月20日才参与冰桶挑战，一方面是作为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形象代言人公开发起，一方面是想感谢下王思聪捐赠了100万元，当时的募款总金额还不到140万元。
更让张泉灵想不到的是，9月14日MDACHINA渐冻人协会官网及论坛上发出的一封“冰桶挑战公开信”让她陷入一片质疑声中。公开信称张泉灵利用主持人身份，故意混淆概念，将“冰桶挑战”活动的善款拦截。而且瓷娃娃基金没有为渐冻人筹款的资质，并质疑其无力执行专业的渐冻人服务活动，且意图将善款挪为他用。
舆论顿时哗然，即便之后瓷娃娃基金做出了全面回应，其挂靠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有公募资格……但很多人对事态的认识停留在质疑阶段后并未再深入了解，而张泉灵躺枪后也鲜有人仔细过问。
与近年来由媒体或社会人士质疑公益慈善组织不同，发生在公益慈善行业同业之间的质疑，这可能是第一次。但是质疑时将矛头指向基金代言人或者发起人，这似乎是成了公益“行规”。
从一个评论者到一个执行者
走进邓飞的办公室，他正戴着耳机，半躺在椅子上，脚架在桌子上，眼睛微闭想问题。他现在平均每天睡4小时，已经一周没回家了，四处飞，谈合作。“脑子里全是公益的事，基本丧失了自理能力”是工作人员对他的基本评价。他发现有客人，起身走进会议室，眼里布满血丝。
会议室上放着一袋核桃，他拿起核桃夹，给我们剥了几个，说：“这是我们正在弄的e农计划，云南漾濞完全无污染的古树核桃，我们要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致富，就没有留守儿童了，孩子就不会吃不上午饭了！”
对于质疑，邓飞早已见怪不怪了，扫射型、狙击型、躺枪型一个不落。“免费午餐”成立之初，质疑声无处不在，“机票钱是从免费午餐经费里出的吗？一定要坐飞机吗？坐火车不是一样办事吗？”“为什么公益人就不能用钱换点效率，好做更多的事情呢？”邓飞说。
而后，他发现一一回应难以解决问题，便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每半年“免费午餐”项目基金就会发布一次财务报告，总算能让他在扫射般的资金质疑声中松了一口气。
截止到10月28日，“免费午餐”已经募集到97373870.54元，他深知这些信任来之不易，可是新的困难出现了。“现在的困难是我自己。我以前是一个写字的人，我站在一个山顶上面去批评人家的人，我们不知道做事业多艰难，多艰苦。”
前不久，他出了《柔软改变中国》。他坦言，是公益改变了他。“做记者，我会发现我报道过的情况还在发生。但做公益，我能够看见实实在在的改变。以前，做记者我是用愤怒、强硬、批评改变社会，感谢乡村学校，让我发现我还可以用柔软、合作、建设和爱的方式去帮助孩子。”
为私还是为公？
如今的娱乐界媒体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用“公益”这两个字来标榜自己，对媒体公益人究竟是为公益还是为私立，质疑同样不绝于耳。
央视主持人王凯因为一条想捐赠处理演出服的微博，收到众多基金会的邀约，不小心踏进了公益领域，之后却频频受到“个人营销”的质疑。
一开始的愤怒是必然的。“我一片热忱，巨大的付出，即便有个人营销，我觉得也是付出比得到的多。”但是之后王凯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我发现我的关于孩子发烧的微博得到了很多支持性的留言，也越来越多的企业邀请我去做高管，这些是我以前做主持人难以想象的。”王凯觉得值了。
《中国少年报》宣传部主任、“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联合发起人王国祺长期行走在公益圈，却更为理性地分析了这个问题：现在全民公益，很多人会质疑说“公益形式大于内容”，比如说冰桶挑战。其实这是大家对公益宣传的误区。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做好事不留名。但是，现代公益不只是要帮助别人，公益人还应当担负起呼吁大家参与公益、关注弱势群体的义务。
问题在于真的不够专业
日前，天下英才传媒集团发布华鼎奖中国演艺名人公益行为指数，其对当今中国500艺人、100主持人、100新人的公益行为进行了考量。综合三榜，高居榜首的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媒体认为，崔永元在关怀贫困弱势群体、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居冠。成立于2007年的“崔永元公益基金拍卖会”目前已出资434万元人民币支持和扶助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利在千秋。
在专业素养方面，主持人群体、导演群体继续在公益行为满意度上最受好评，即便如此，关于媒体人专业度的质疑依旧存在。
单单只是被质疑不专业也就算了，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确不够专业。王凯成立基金时也一心想打造一个只有志愿者参加的无成本公益组织，“后来才知道这跟制造一个永动机一样不靠谱。”他打电话到服装厂制作衣服，那边回问：“什么材质？多大批量？有多少钱？”做主持人的他第一次遇到一问三不知的情况。不专业不限于此。资金透明、财务预算、人员配置……“这根本不比创业容易。”王凯感慨。
专栏作家刘敬文曾经这样评论：“公益项目的发起和执行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程度挺高的事情，跟明星们本职工作相差很大，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是一位资深的明星，他的本职工作占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且本人也对公益有很深刻的理解，这个当然可以尝试一下。像李连杰、成龙、王菲和李亚鹏都属于这种情况，而且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很大的，不比他们当年从无名小卒变成大明星容易。” 媒体人和艺人做公益还真不一样，艺人往往挂职，主要作为形象代言人存在，而媒体人则往往亲身参与其中，甚至引导整个基金组织的前进方向，受到的挑战和困难更加严峻。
业内行规，生存不容易
在群众眼里，公益领域似乎有各种不清楚，管理费为什么要10%？资金具体去向是哪儿？独立审核真的独立么？公益领域那些不容逾越的规矩比哪里都多，即便是媒体人也束手无策。
拿张泉灵代言的瓷娃娃基金来说，它于2007年成立，受制于我国对社会组织注册的重重限制，最初仅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2011年3月，受助于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瓷娃娃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获得了社会组织的合法身份。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社会组织不能向公众募款，与具有公募权的基金会合作设立专项基金或成立下属项目，成为许多草根社会组织获得公募权的变通方法。
薪酬同样是民间公益的一个痛处。拿刚刚起步的郎永淳来说，他现在就在为人员的薪酬发愁。其发起的“爱永纯”健康中国基金挂靠在基金会旗下，但员工平均薪酬必须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的两倍，2014年北京最低工资在1560元，也就是说“爱永淳”基金的员工平均薪酬不得高于3120元，可以说基本无法请专职员工，更别说留住优秀人才了。郎永淳只好借用朋友公司的几个人员，给他们开劳务费。
名人募钱也困难
可以说媒体人募款比一般人都来得容易，郎永淳的“爱永纯”基金还未正式启动，已有大量朋友表示可以提供物质精神鼎力支持；王凯一个慈善晚宴，募集来850万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媒体人做公益都容易募集到钱。
比如毛毛虫发起的“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将注意力放在城市孩子的分享意识和公益习惯上，致力于儿童慈善启蒙和打造阳光型的公益。行业内将这类公益成为“没有眼泪的公益”，势必会造成募款困难。另外，一般公益组织的善款，80%左右会来自大额募捐，但是毛毛虫为了培养孩子的捐赠习惯，放弃慈善晚宴等大额捐赠形式，坚持打造小额月捐型“小爱月月捐”，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但是他不着急：“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既然重在慈善启蒙，我们就要放弃一些用钱来帮助孩子的渴望。一个公益的成败不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我能看到玩具捐过程中孩子的快乐，会有孩子带着温暖包跟随小爱去到大凉山之后说：‘我帮助他们更好的生活，他们帮我们更爱生活’什么事做好都不容易，公益也一样。”
王凯：打造营销式慈善，我乐意
22478732.12元，这是“爱心衣橱基金”截至10月23日收到的善款。每周二，这组公示的数字都会发生变化。而这对于王凯的变化是，他从一个总是被合影的人，变成一个求合影的人——每来一个山区，看到穿着爱心衣橱衣服的小朋友，就会凑上去求合影，那兴奋劲儿就跟和偶像合影似的。
资深媒体人，紧张到出现生理反应
2010年10月19日晚，办公室里同事笑言：“王老师有点生理反应。”只见王凯坐在办公室耷拉着脑袋，他在为明天一个500人的晚宴犯愁。王凯在央视做主持人多年，作为资深媒体人多大场面没见过，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是他第一次自己组织宴会，而且是慈善晚宴，需要把东西卖出去，所得善款用于给贫困孩子置备衣物。
他把做节目时认识的企业家、艺术家和主持人资源都用上，从他们身上“搜刮”艺术品和衣服，“算上几个朋友现场穿的衣服，一晚上估计能拍个120万。”但一个500人的电视播出的晚会，成本压缩到极致了也要100万。“如果现场只募到120万，我对得起谁啊？”
他了解到慈善晚宴的一个潜规则，可以事前跟参与拍卖的人了解拍卖意向。于是他开始给参加晚会的重要嘉宾一一打电话，告诉对方有什么拍品，询问对方能出到什么价位。但是没到现场，对方出价不高，这也没签合同，王凯也不确定对方会不会真拍，打完一天电话，心里还是没底。
结果到第二天，慈善晚宴正式开始了，头件拍品就是陈伟鸿和刘芳菲的出镜服，当时就拍出12.8万。“我就傻了，一件衣服就值十几万？但是心理有底了，那一晚就募到580万。”
专业化的道理躲不过去
主持人怎么就开始做拍卖了？这得从当年的5月说起。王凯想处理作为主持人的闲置服装，发了条微博，获得大量媒体人认同和转发，在媒体圈和粉丝里都引起了热议。一不小心还引来了很多基金会的邀请，王凯顺势而为，6月6日就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了爱心基金，一不小心就闯进了公益领域。
王凯发现必须和专业服装机构合作。好在媒体圈多的就是人脉资源，一个活动碰到陈年，两人一拍即合，一起研究：在山区里的孩子和在户外一样，需要功能型服装，耐穿、御寒、防风防雨，还有颜色要鲜艳，天黑了，开车的人要能看见孩子。“女装当时核算成本价是162，男装是158。我就耍赖说，这事从微博出来，微博140个字，你就是按一个字一块钱，自己算吧！”陈年说：“行，多出来的算我的。”王凯订了两万套，这一赊就是280万，签合同时都没写还款日期。
最难的就是花钱
王凯从晚宴的580万拨出一笔钱还了这笔债，拿着剩下的300万，王凯遇到了很多媒体人做公益普遍遇到的问题——花钱比筹钱难。王凯第一反应是二手捐赠，但真正操作起来才发现收集、分类、清洗、消毒、运输，整个下来，成本比这件衣服要贵。媒体人惯用的整合思维帮了忙，王凯决定一年搞两次棉衣搜集活动。“一方面是解决我的分类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公益理念问题——并不是人家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我不是施舍，而是共建。”他找到三大洗衣店品牌，一起帮爱心衣橱收衣服，免费熨烫。洗衣老总很高兴，带着员工、妻子干这事儿。“他觉得比捐款要伟大，他们捐的是自己的专业。”王凯还找到一物流公司，那边说免费提供专车接送。王凯拒绝，“这种既不环保也不长久。”他发现物流公司发车时永远是没装满的。便采取“见缝插针”式的办法将衣服运往学校。 物流系统一搭建好，王凯就将落地资源免费贡献出来。“比如说随着爱心衣橱的诞生，中国鞋王王振滔就说，你的衣服到哪儿，我的鞋就到哪儿。新秀集团弄了个爱心包包，你的衣服到哪儿，我的书包就到哪儿。雷氏集团弄了个‘光明行’，你的衣服到哪儿，我就改造这学校的照明环境。你就会发现是全方面立体地为这个儿童服务。”
“爱心衣橱”就是一种营销式慈善
这些组织愿意跟他合作，和他媒体人身份不无关系——关注度高、公信力大等等，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媒体人理解企业对宣传的需求：“企业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组织，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必须要赢利的，你不能用人性要求企业。为什么一个需要盈利的组织跟你公益机构是不认识的，跟你所扶助的对象不认识，为什么愿意参与？它寻求一点点宣传上的回报这过分吗？我认为不过分。”有人说“爱心衣橱”是一种营销式慈善，王凯说：“太好了，你就这样说我们，让所有的企业都知道到爱心衣橱可以搞营销，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障碍。”
有人问，公益是不是也在帮王凯做个人营销？“我是真的带这个团队，付出非常大。即便有个人营销，付出也比得到的多。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不是——爱心衣橱给我的比我给它的多得多。我去山区发衣服的时候，正好赶上孩子发高烧，我在微博上发了句牢骚。没想到瞬间出现好多留言，有司机说‘我上你家接孩子去医院’。有医生说‘我到你们家给孩子看去’。你如果不做这么一件事，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你这么一个小细节吗？”
它是公益组织的甲板，也是我的跳板
除了和企业合作，公益组织他同样“不放过”，在同样是媒体人转做公益的邓飞号召下，“爱心衣橱”和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毛毛虫发起的“小爱也温暖”等同样为儿童服务的公益组织一起，创建了“中国乡村公益联盟”。 对此王凯有自己的思考：“单独做公益组织的话，一个公益就会成为冲锋队。但其实公益组织应该是一艘船，我们这甲板就是平台，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站在这个平台上。”
用邓飞的话来说：“我野心很大，想做社会运动，王凯比我小，却比我稳重，他用自己的行动从一个点带动一个面帮助一群人。”
如今，王凯试着放手让“爱心衣橱”自己成长，更多地经营《凯叔讲故事》。对大家来说，爱心衣橱是一个公益甲板，对王凯来说，也是他从媒体人转为创业的一个跳板。“我一直想从央视辞职创业，直到我做了爱心衣橱，用两年的时间把它打造成这么一个很有品牌的机构。就很多人是看在眼里的，业界对你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是有认可的。我从央视辞职的时候有很多企业找我来当副总裁，甚至有企业请我当总裁，这个回报是我当时做爱心衣橱之前根本不可想象的。”
毛毛虫：不得已，才碰钱
国内几乎所有公募基金会70%以上的善款都来自于企业的大额捐赠，其余的30%大部分靠大众的同情心。毛毛虫发起的“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却反其道而行，无大型慈善晚宴，不用苦难博同情。而在此之前，他们号称“不碰钱的公益”。
不是说好的不碰钱吗？
“不是说好不碰钱的吗？”在大凉山西昌市的一个宾馆会议室，小爱理事之一、《中国少年报》宣传部主任王国旗在理事会上问。他们在讨论一直在做玩具捐赠的“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要不要发起“小爱月月捐”项目。“但是，这里的孩子实在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毛毛虫在桌子的另一边坚持。和王国旗持同样意见的还有远在北京，但在微信群里表达意见的前阿里巴巴副总裁、中国公益物流联盟主席王孝华。而这边支持毛毛虫的有安洁公司总裁杜明辉、凤凰网侯春燕。一共九位理事，虽然毛毛虫和杜明辉是两个主要发起人，但是两方意见均未过半，只能稍后再议。
第二天，他们从西昌出发，走进了大凉山特兹乡中心小学。100多公里的山路，实在太难走了，足足开了6个小时才到学校。学校有310名学生，全部是彝族孩子，有150多名学生是孤儿和准孤儿，百分之九十都是留守儿童。他们走进孩子家里，看到不少孩子一个人生活在没有电的小黑屋里，靠老师救助的米饭和咸菜度日。王国旗感慨：“我们还是要开启月捐啊！”
大型媒体，我们都有人了
这得从成立之初说起。“每个人都有一颗公益心，但是真正着手去做的并不多。”做了近十年儿童节目主持人的毛毛虫，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许多公益项目。直到看到王凯成功打造了“爱心衣橱”，“我觉得很惭愧，这么多主持人，我离孩子是最近，却没能更主动为他们做一些。”毛毛虫发现现有的公益项目孩子更多的是被捐助，并没有让孩子真正参与的公益项目。“公益两个字，小朋友从小就认识，但这是不够的。我们中国人讲慈善，慈就是爱的意思，善就是好。怎样让小朋友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美好？一次这样的捐赠活动，可能比一篇文章、一本书来讲慈善，效果更好。”毛毛虫决定要做一个小孩子当主角的公益项目。而长期关注慈善的杜明辉，一直按照他的理解和想法也在做一些公益。两人一拍即合。
“小朋友最渴望什么？什么是属于小朋友自己的？锅碗瓢盆对他来讲没有归属感，只有玩具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小爱也温暖”基金把主题锁定在让孩子们来捐赠玩具，以此学会分享。毛毛虫还请来邓飞支招，邓飞为这个玩具捐赠活动起名为：“玩具再动员”。发起一个基金需要方向、项目、人员还有宣传。人员方面，杜明辉决定从自己安洁公司招募一批人专职做公益。现在还缺宣传。毛毛虫前去请教王凯。王凯给的建议是：“必须召集大量媒体人。”毛毛虫和杜明辉开始召集周围大量人脉资源，当时正值公益信任危机，大家多少有点谈公益色变。但是“小爱”当时提出的理念就是：“我们不碰钱，我们专注于玩具捐赠！”没多久凤凰网、新浪网、新华社、腾讯、《中国少年报》……众多大型媒体的负责人都成了“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的理事。
“我，只是比较了解孩子”
对于小孩来说，最有吸引力的玩具应该是机器人了吧。毛毛虫一想：“不如自己设计一款回收玩具的机器人吧！”“小爱也温暖”项目小组，专门找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研究所的专业团队来设计“安迪”。“既要外形设计得让小朋友喜欢，机器人的动作符合小朋友的行为习惯，在身高上也有所考量。”这些，比毛毛虫想象的复杂多了。“也想过实在不行就找一个人偶来代替一下，但是后来就觉得不行，既然想要去做，就要做好。”最后机器人一亮相那种震撼的场面，真没有让毛毛虫失望。“不能叫欣喜，绝对是疯狂。小朋友见到机器人真的就跟疯了一样，马上就会拉近距离，他们会将安迪当成自己的小朋友。” 毛毛虫发现，孩子最大的满足不是家长认可，不是老师表扬，而是来自其他小朋友的羡慕。怎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孩子来参加呢？“周末举行完活动，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小孩到学校后会对其他小朋友说，我前几天去见机器人‘安迪’了！我捐玩具给贫困小朋友，他还对我说谢谢！”
毛毛虫发现小朋友需要的反馈比成年人多得多。“一般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交流，其实就是希望给予反馈，他们渴望爱和关注。一句小鼓励，他们都会高兴很长时间。给他一个小证明，他们会当成宝贝一样对待。更别提和机器人留影了。”毛毛虫在整个活动流程的设计上花了很多工夫：小朋友给机器人捐玩具，机器人会对小朋友说谢谢；小朋友还可以和机器人合影留念；还能收到“小爱也温暖”的捐赠证书……“一次捐赠，一个机器人，一张合影……我们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将这个简单的捐赠、分享的瞬间记一辈子。这样能够把慈善和公益的种子种在孩子的心里，让它慢慢萌芽，这才是真的慈善启蒙。”
问题来了，没有眼泪的公益怎么做？
设计是用心，但是谁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有效果。最初的反馈来自于一个理事。她女儿不到11岁，由于自己太忙，跟孩子沟通并不是特别多。她发现女儿“我”的意识特别浓，在家她的东西，别人都不让碰。经常会听到“我的”、“我要”、“给我”这样的词。一次带她参加“玩具再动员”的玩具捐赠之后，没想到孩子真的有变化，愿意把书借给其他小朋友了，还主动提出把一些旧衣服捐出去。这给了毛毛虫很大的鼓励。自成立一年以来陆续在北京、厦门、兰州、衡水等地开展二手玩具捐赠活动20余场，参与捐赠13700余人次。“玩具再动员”项目也在妈妈圈里有了一定影响力。
此时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资源发展部主任丁亚冬一直都致力于开展月捐项目，他无意中知道了“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发现可以合作开展月捐项目。多次探讨之后，各位理事决定先实地探访下大凉山，再做决定，于是有了文章最初的那一幕。
最终，“小爱月月捐”还是投票通过，方向是“10元，让小爱成为一种习惯”。依旧是想通过月捐这种行为，让孩子们感受一种爱心和责任。2014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孙一先就是一名月捐者，还在念初中的孙一先就绑定一张银行卡，通过扶贫月捐每月定期捐赠20元。
但是问题来了，在国内公益界募款目前还是两大难题“傍大款”和“用眼泪”。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进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公募基金会至少70%的善款都来自于企业（企业家）的大额捐赠，其余的大部分靠大众的同情心进行募款。“小爱月月捐”几乎反其道而行，月捐要求捐款人进行持续捐赠，这是个相对理性的行为，在“没有眼泪”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更难达成。
“我们想做与众不同的公益，必然会遇到与众不同的困难。如果单纯只是想募集更多的善款，我们去帮‘免费午餐’就可以，我们不能远离自己的初衷。好在，可以确定的是月捐是未来发展方向。” 国际上，月捐已经成为公益机构公众筹款的主要来源。有调查发现，英国捐赠者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有定期捐赠的习惯。而在加拿大，“联合劝募之路”通过个人小额和持续捐款的模式，达到了加拿大85% 的人口渗透率。
郎永淳：公益界我是新人
2010年，郎永淳参与亚运会的报道，去到广州增城的一个山区，问一个孩子的梦想是什么，孩子郑重其事地回答：“和爸爸一样外出打工。”郎永淳感慨，孩子的教育是解救之道。而就在此后几天，妻子吴萍被确诊为乳腺癌，一路走来，郎永淳发现母亲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灵魂。拯救家庭，可以从女性开始。
基金尚未成立，已经收到善款
大多数人都有过过年回家买不到火车票的经历，2012年年底，王永、郎永淳等共同发起了“春节回家顺风车”，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超过40万热心车主和乘客参与，成功帮助9678人免费回家或返程工作。第二年3月的总结会上，主要发起人王永想全力推行顺风车常态化运行计划，会议标题都是“顺风车总结大会暨顺风车常态化推进会”，可知王永多么势在必得。作为联合发起人，郎永淳却把这个计划给“按住”了。他用新闻人的视角，分别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常态化的不可行性“安全太重要，只要出一个安全问题，整个项目都会遭受质疑”、“参与人数基础还不够，不足以做成常态化规模”、“虽然有各领域的专家做为联合发起人、有志愿者来协助合作，依旧不足以支持常态化运营”。稳扎稳打是郎永淳的一贯作风，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的基金还未成立，就有人抢着捐善款的原因。
今年7月25日，基本没怎么过过生日的郎永淳在自己43岁的时候，来了个大型的生日宴。其实，这不是为他，而是为他和妻子的第二个“孩子”—“爱·永纯”健康中国基金。
郎永淳参加过多次公益活动，比如共同发起“顺风车”，参与和支持“爱的分贝”、“小爱也温暖”公益活动……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是他和妻子共同发起和主导的项目。“就像你要养一个花，天天得浇灌它，需要全身心投入。连一开始并不关心的儿子，看到我们俩忙里忙外，都会主动询问要不要帮忙。”
这次发起仪式，郎永淳对外声明要求不募款。“基金会有要求，募集的款项一年时间要花掉70%，我得好好规划再筹款。”有意思的是，早在4月高峰论坛上，当场爱心拍卖郎永淳的《爱，永纯》，先是有人出价2万，之后大家开始加价10万、13万、15万……最后大家想了个办法，出价的这几位都参与捐赠，一本书一共拍卖56万，当做“爱·永纯”基金的启动基金。“这么多钱要花，可难为我了！”郎永淳半开玩笑地说。
经历苦难后参与其中
跟其他媒体人因为看到社会苦难面参与公益不一样，郎永淳是切身经历了这种苦难后加入公益。
那还是在三年多前，他在广州参加亚运会报道，妻子吴萍也跟着他来到了广东。郎永淳无意中发现妻子在iPad里搜索乳腺癌相关信息的记录，得知妻子怕他工作分心而对他隐瞒了病情。郎永淳的心情很复杂，但是仍表情淡定地告诉她：“不要怕，乳腺癌是癌症中愈后效果最好的，五年存活率接近90%。咱们抓紧治，好好治。” 其实郎永淳非常紧张，他知道：“一旦出现转移，五年生存期是一个大关卡。不能闯过去，吴萍的生命可能会在2015年终止……”没想到吴萍的癌细胞两年就转移了，对病情很不利。好在经过全家人的携手互助，今年年初吴萍在北京做了核磁共振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肝脏上的五个转移点，四个小点已经完全不见了，最大的那个点现在已经显著缩小，未见活性。这就是奇迹！” 而这一路，郎永淳和妻子发现让他们饱受折磨的不只是疾病本身，更多的是对疾病的误解造成的心理压力。疾病来临时的自我否定“肯定是我不够好才会生这种病”，导致讳疾忌医的憋闷，以及有病乱投医的慌张……加上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恐惧，对病情有百害而无一利。郎永淳和妻子将一路走来的经历写成书《爱，永纯》，让没生病的人更珍惜健康，让生病的勇敢前行。
经历了这些之后，郎永淳成为了半个专家。他从社会层面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发现国家在乳腺诊疗方面只保障了部分人群，35岁以上的女性可进行免费筛查，但是现在低龄女性同样可能产生乳腺癌，而且针对乳腺癌最好的办法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乳腺癌知识普及率也有待提高，很多女性对此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去哪里筛查；筛查确诊之后往往整个家庭都陷入混乱，很难有全面科学的指导；而还有一部分人，根本看不上病……
有了这方面思考之后，他觉得自己作为媒体人，有义务站出来做些事情。于是和妻子梳理了有近十家基金会，挑出两家进行沟通，最后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旗下成立“爱·永纯”中国健康基金。并将《爱，永纯》这本书的所有版税都捐于基金。
不是自己的钱，怎么花都难
在平时，王凯、毛毛虫等央视主持人都得叫郎永淳一声“郎老”，而在公益界，郎永淳可算是新手了。成立近四个月，可“爱·永纯”健康中国基金暂时连百度百科也没有。说起此事，郎永淳也是头疼不已。因为在中国公益界，不只是10%的管理费限制，对公益人员薪资也有要求：一个公益项目内的工作人员平均工资不得高于当地最低薪资的两倍。2014年北京最低工资1560元，也就是说“爱·永纯”基金的员工平均薪酬不得高于3120元，基本无法请专职员工。他之后暂时借用朋友公司的几名员工开劳务费。
尽管尚未有“实体”，基金的整个规划已经出来了。“爱·永纯”基金将在全国的100个城市各选取一家医院，让每家医院在未来每个月能提供一天免费的筛查工作。将免费筛查的年龄扩大到18岁以上的女性，同时让上海等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同样能免费进行检查。另外，还会进行“健康包”的免费发放，其中包含：郎永淳和妻子抗病记录书《爱，永纯》、蕙兰瑜伽免费提供的视频光盘、“世界最美的佛音”琼音卓玛的音乐作品……这些对亚健康的女性同样适用。
当然，在郎永淳心目中，公益如果能有创新，其实可以走得更远。2004年的时候，郎永淳在老家苏北农村作为睢宁特教中心校的名誉校长，收留了176个残疾孩子，多是聋哑儿童。郎永淳会发起募集善款，改善了住宿、办学、饮食条件。但是他发现单纯地资金注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需要挖掘孩子的潜力，培养他们的信心，找到自己的尊严。于是他安排老师教孩子们画画，培养孩子的一技之长。然后请了一家比较大的跨国文具厂家，选出比较优秀的画，购买版权，用于这个文具厂的文具用品上。比如文具盒、作业本、餐巾纸。这样这些孩子有了自己获得的资金、还获得认可，并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长和表达途径。文具厂也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公益，并得到好的宣传。而使用这些文具的孩子同样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商业和公益从来就不冲突，希望未来爱永纯基金也能找到一个多赢模式。”
媒体人做公益，除了会吆喝，还会什么？
公益需要“忽悠”能力
媒体人做公益，有个先天优势，研究下你会发现公益和媒体有很多相通之处。参与社会的三种经济模式：政府调节模式、商业模式和公益模式。公益模式非常独特，由政府、商业组织或者公益组织通过给有需求方来提供服务，但是这个服务的报酬由另外一方支持的。它跟商业模式很不同，商业模式中谁付款，谁接受服务。它跟政府调节模式反而比较接近，有纳税人交税，政府统一管理分配。但是公益组织不像政治模式，没有强制性手段，这个时候就需要“忽悠”能力，也就是劝募能力，你要去说服A把钱给B，这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媒体人有先天优势。传统媒体几乎是没有办法从读者那里赚钱，都是通过内容吸引读者，然后将这种注意力卖给广告主。他们是需要两头“讨好”的，不能过分偏倚。既要做好内容，也要维护好和广告主的关系。公益同样是双边市场，需要实现支付转移。这就要求公益人既要做好实事，真正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同时懂得去哪里找捐款人、他们需要什么、怎么维护跟他们的关系。媒体人能很好地将媒体的平衡能力平移过来。
媒体人不只是花拳绣腿
媒体人会做内容，会讲故事，擅长描述；懂得怎么吸引人眼球，注重可视化的呈现……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打动捐赠人。一部分媒体人还很懂营销，总能找到跟大企业的合作点。这样，感性的、理性的、走心的、“追名逐利”的捐赠人或机构，就都加入进来了。
但是别以为媒体人是靠花拳绣腿的迎合来获取支持，媒体人信息更替迅速，视野广，还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洞察力，他们能很好的社会需求。
会讲故事的媒体人都是劝募高手
之前做支付宝E公益，包括做的“爱你”APP这个公益多方沟通平台，都在跟大量公益组织对接。大致将公益分为四类：官方公益组织、企业做的公益项目、草根公益组织，以及名人公益组织。媒体人做公益就在第三类里。
比起官方公益组织，媒体人做的公益自然在团队上，募捐人沉淀上都会显得底气不足。但媒体人善于讲故事，这样会让捐款人有参与感、体验感，有成就感。很多基金会的反馈数据往往特别详实，但是反馈的结果就是跟没有反馈一样，谁也看不懂。
比起企业做的公益，转型后的媒体人在相对执行力和管理能力都会弱一些。而企业做公益，不仅团队容易到位，而且企业往往做自己专业相关的公益，有一定专业基础。
比如做消毒液的安洁公司，可以直接进行灾后防疫项目；农夫山泉可以加入进行水污染治理项目。企业公益的劣势往往在于欠“吆喝”，不过他们也不是特别需要，因为往往自己就有资金注入。
比起草根公益，媒体人或者名人做的公益在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上都有优势。但是，草根公益往往非常接地气，有时候就两三个人，服务一个楼盘。他们和捐款人往往有强联系，这是其他公益难以比拟的。 Q：有人认为媒体人转型做公益，可能会出现专业性不够的问题，您怎么看？
A：其实还好。公益分三个部分，一个是系统设计，组织具体做什么，什么理念，什么模式。媒体人由于有视野较广，视角独特，能找到很好的点；第二个是执行，一般媒体人被怀疑也就是执行的专业性，但这也是最方便被外包的部分，即便组建团队，媒体人自身参与的也不多，只要有号召力，让专业人士愿意加入进来就可以。第三个就是募款，这部分专业性就不用担心媒体人了。
Q：现在全民公益，这些媒体人、名人是不是也有用公益标榜自己，做个人营销的嫌疑？
A：与其说他们在做个人营销，不如说他们是在消费个人。个人是跟着自己事业一起成长的，你说马云是通过阿里巴巴营销自己，还是他在打造阿里巴巴？天天走穴的职业经理人和用心经营的企业家大家是能看得出来的，公益领域同样如此。
Q：媒体人的进入，会不会给公益来到太多商业？
A：公益的价值就在于探索政府和商业机构解决不了的问题，并将其转化为政府与商业乐业承担的业务。国外早就倡导：公益组织不能完全依赖于外界捐赠，还要通过一些方式能让自身运转起来。举个例子，印度的亚拉文眼科关爱中心，通过赚取富人的医疗费，来补贴穷人的医疗费，并维持医院自身的运营，这种模式，既能让慈善事业得到源源不断的资金，又能不断扩大规模、造福更多穷人。媒体人目前给公益带来的商业化多是LOGO露出之类的，如果能找到好的商业模式就更好了。把公益做成生意是终极目标，说实话媒体人能力可能还不足。
邓飞的那本书，几乎整个公益界都在看
很多人担心媒体人发起做公益，是不是不够专业。在我看来是不是专业，并不在于发起人，而在于背后的运营团队。大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强，制度完善，但小组织往往从小切口切入，走得深入。加上持续的关注，它们在某一方面是非常专业的。如果给它一些政策空间，有些基金完全可以发展为基金会。在某一领域成为专业组织。
比起专业度，我更重视规范度。公益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行业，整个行业基本靠信任维持，信任很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某一个组织的不规范，将导致整个行业的长时间不景气。所以，不管是媒体人、名人还是草根，你可以不专业，但是不能不规范。
这些媒体人参与公益，不只是经济层面，更多的是文化层面。公益一直以一种边缘行业存在，是媒体人的加入让行业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他们给公益营造一个好的氛围。
因为政策问题，民间公益想进行公募，需要挂靠在公募基金会下。这就可能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挂靠管理是有成本的，所以一般基金会会设立门槛，要求一定原始基金。另一个是负责管理的基金会往往从安全角度，负责执行的基金往往注重效率，可能导致一些不合拍，这些都需要一个磨合期。
邓飞的那本《柔软改变中国》，我也在看，整个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人都会看。这不仅是公益圈内的互通有无，也是对外的一个窗口。整个公益界不只是需要有号召力的人，还需要有讲述力的人。
我看中他们舍我其谁的气质
我更倾向于媒体或媒体人发起的活动。有人说因为媒体能带来更多的宣传，在我以及周围的企业家看来反而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真要从商业角度，这点宣传性价比不高。
我习惯于看结果，我要知道我捐的这笔钱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这笔钱是否真的到了需要的人手中。而媒体人、媒体往往能提供给我们这些。公众、企业家从来都不缺爱心，缺少的是值得信赖的人。我接触到的媒体公益人比如邓飞、王凯……他们都是放弃了好职位去做了公益，都是带着性情去的。如果说他们讲的故事打动了我，他们自己的故事更让我动容。除了以个人名义参与公益外，我也一直带领企业关注公益，泰国洪灾、雅安地震，鲁甸地震，援非抗击埃博拉……安洁都是在第一时间捐助大量消毒产品。
后来才了解到，这或许不算公益，而是慈善。公益和慈善不一样，不只是捐钱、捐物那么简单，而是搭建一个平台发动大家的力量一起献爱心，因此有了创建公益基金的想法。之后了解到公益不只是帮助弱势群体，对参与公益的人同样有帮助。就和毛毛虫共同发起了“小爱也温暖”这个儿童慈善启蒙基金，想通过让孩子参与公益，学会分享和爱。创办基金之后，我们邀请大量媒体人做理事。总结就是：我们首先需要信任，所以需要媒体人；其次需要扩大影响力，还是需要媒体人。
过得好一点，但未改变大环境
民间的公益组织薪酬低，福利体系不完善，很多人都是凭着一腔热情和理想在做事。邓飞多次在采访中都会提到“公益人也值得高薪”、王凯也一直对外提倡“公益人不应该苦逼地活着”……从媒体过来的公益人极力改变公益人低薪现状，但因国家政策约束，暂时还改变不了大环境。另外由于整个行业政策约束力不太合理，经费紧张，缺乏专业人士，培训机会非常少，都是公益行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我们始终觉得这个行业最缺乏的其实是人才。公募基金会大多能获得政府支持，团队相对成熟，而清晰精准的项目运营模式、捐赠人的沉淀也是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个人认为，民间公益组织想要在社会中立足，不只是需要有名人发起，最重要的还是项目的运作模式和专业的运营团队。免费午餐的成功不只是来源于以邓飞为代表的500个媒体发起人，也不仅仅是搭了微博的顺风车，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它3元一份午餐这个清晰的、可视化的、真正有利于社会的运作模式，而透明，公开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样才能吸引到捐款人、志愿者、基金会的支持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广泛参与……如此才会有足够的影响力，才可能影响和推动国家投入更多资源到公益事业中来。2011年10月，国务院决定每年投入160多亿为试点地区农村学生提供膳食补助，不得不说，这肯定有免费午餐的功劳。能影响到政府作为和广泛参与，应该是很多公益人和公益组织的终极目标之一。
他们这样“玩”慈善
10美元跟我面对面—为美国老兵筹集善款 Jon Stewart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政治脱口秀每日秀（Daily Show）的主持人之一。如今美国年轻人都不大爱看严肃新闻，但又不想让自己太孤陋寡闻，所以收看幽默而又犀利的每日秀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在中国，Jon Stewart也有大量的粉丝，他也被中国粉丝亲切地唤作“囧司徒”或“囧叔”。
如果你是囧叔的粉而又碰巧最近在美国的话，赶快去参加由他发起的一个活动吧—只要十美元就可以在他的演播室坐在第一排参与节目的录制，同时接受囧叔本人的亲自采访！而且，囧叔还亲自为这个活动写了文案—“我们的谈话将会很惊喜，谁知道这个完全即兴的采访会把话题引向何方呢？政治、文化还是你的生日聚会？为了方便你向朋友们显摆，我们会送你一卷节目的录影带。这样就没人会不相信你啦～”活动方还规定，如果你财大气粗，可以出到一万美元，囧叔会送你一本亲笔签名的每日秀台本；如果出到两万五，就可以由你来采访他。
这项活动从今年10月15日刚刚开始就大受欢迎，估计囧叔得加班工作好一阵才能面见所有的参与者。目前囧叔的团队还没有公布筹集到的款项总数，不过也许现在公布为时过早。其实人们不难猜出这是一项慈善活动。囧叔也声明了会将善款全数捐给一个名叫“任务仍在继续”（Missions Continue）的机构。这个机构一直在关注退伍老兵的生活和心理问题的解决。很多老兵从战场归来很难融入当地社团，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了军事任务需要完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若有所失。囧叔曾多次在自己的节目和其他场合的公开演讲中提到，这对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英雄们是不公平的。
现在，囧叔并不满足于公开呼吁和自己捐款，而开始借助自己的高人气来为这些大兵们多筹集一些钱，以便帮助他们找到让生活幸福起来的下一个“任务”。
最值钱的自拍照—为美国慈善协会筹集150万美元
如果你今年年初如约收看了第86届奥斯卡颁奖礼，肯定会注意到主持人Ellen DeGeneres（她也有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脱口秀——艾伦秀）一直在不停显摆她的三星手机。她甚至要求安吉利亚朱莉、布拉德皮特、凯文史派西、茱莉亚罗伯茨等人站在一起和她一起玩自拍。这张史上最大牌的自拍合影还创了个世界纪录——被转发320万次。
大家纷纷议论这是三星植入式广告的宣传手段，实际上这也是一次典型的Unselfie行为（借自拍来分享善事，关怀社会）。在奥斯卡结束后的艾伦秀上，艾伦向观众们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因为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了足够多的手机曝光率，三星公司将捐赠近300万的善款。而艾伦也会把这些资金分别投给圣裘德儿童医院和美国慈善协会。
美国慈善协会的负责人凯利稍晚的时候也向公众透漏，艾伦投给协会的善款将会用于三个项目：宠物生命关爱，动物收容所项目以及动物营救项目。凯利表示非常感谢艾伦和三星，因为协会事前并不知道这次捐款，所以非常惊喜感动。
因为善款与动物保护相关，美国慈善协会动物避难所的工作人员筹划好了一组“动物自拍照”，并照着艾伦在奥斯卡上和明星大腕们的自拍的样子，拼组了非常可爱的动物对应版本。
虽然实际出钱的人是三星，但是三星却因此非常欣喜。因为艾伦的机智和热心，这次“历史性”的自拍行动成了艺人、赞助商和慈善机构的“三赢”之举。
致力于妇女儿童慈善事业—绝不做炖心灵鸡汤的人
说到慈善，西方媒体人和艺人之中很少有能和奥普拉比肩的。她年复一年地捐出数百万元给几家大型慈善机构，另外还运营着自己的个人基金会。
奥普拉脱口秀的观众定位在家庭妇女、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和美国流行的政治讽刺脱口秀风格迥异。一开始，没有人看好这个胖胖的黑女人和一群妇女拉家常的节目，很多人认为节目迟早会被砍掉。然而奥普拉认为专注一个国家的家庭内部才算关注了这个国家的内心，男人和政治只是国家的光鲜外表。后来，她凭借自己那种温暖强大的主持风格大获成功。然而，有人批评她在节目中的鼓励和劝导都是“心灵鸡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样说的人如果肯去查一查奥普拉在慈善方面的作为，肯定会有“被打脸”的感觉。
从1997年开始，奥普拉就开始独自承担“天使网络”的全部运营成本和日常开销。这个慈善机构主要关注儿童的教育问题。它为美国少男少女俱乐部（一家公益机构）提供奖学金，世界其他地方上不起学的孩子提供学费。同时，名为奥普拉基金会的机构从2007年开始正式运转，为南非建立女子领导力学院，也为非洲的贫困人口提供各种人道援助。这也体现了奥普拉作为非裔美国人对自己同胞的热爱和牵挂。另外，奥普拉还资助了一个叫做“美国梦学院”的机构。2006年，她曾累积捐助了近一百万美元。美国梦学院主要帮助单亲家庭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尤其是那些跟单亲父亲一起生活的孩子们。毕竟相对来说，父亲不如母亲细致温柔，而特定年龄的儿童对母爱的需求远远大于父爱。
奥普拉自己的成长经历非常坎坷，在她出生后父母即劳燕分飞，把她抛给外祖母抚养。青春期的她狂野不羁，14岁时就曾生下过一个孩子（后夭折）。有了这些痛苦经历，奥普拉脱口秀的观众才会选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而成名之后的奥普拉不忘初心，不仅自己大力支持各种慈善机构，也经常在节目中宣传它们，呼吁大众关注这些身边的弱势群体。目前，奥普拉名下几家慈善机构运营良好，广受民众的好评和支持。
无冕之王们的互助已有百年历史
英国记者慈善机构建立于1864年，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今年7月，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亲自出席了它的150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
当时，身在伦敦的几位国会记者们聚在一起，办起了这家支持记者们工作的慈善机构。直到现在，机构的运营团体也基本由记者们来担当。2015年即将上任的主席苏·赖安就是一位在每日邮报、每日电讯等报刊工作了40年的老记者。宣传和传播本来就是记者们的强项，何况是为了自己的同行发声。能为这家机构效劳也是英国记者的一种荣誉。
众所周知，一些记者的工作会使他们身陷险境或是官司缠身；而某些时期，记者们的工作回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最坏的情况是记者因为自己的言论遭到解雇，断绝了生活来源。这家慈善机构主要为面临困境的记者提供基本衣食住行的保障，也为需要帮助的记者们提供养病、养老的服务。这样，不仅从人道方面来看，记者们的生活有了各种保障，从长远来看，英国之所以百年来持续保持着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这家机构也功不可没。
英国记者慈善机构最重要的赞助者当属一系列的皇室成员：剑桥公爵克里斯蒂安、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之孙亚瑟王子、国王乔治五世、乔治六世、约克公爵和当今的伊莉莎白二世。现在，他的赞助者们还包括谷歌、英国航空、诺基亚等大型公司。提起它在19世纪的首席赞助人，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从20岁就开始做记者，在《匹克威克外传》成书之前饱受了记者行业的辛苦和奔波。也是因为记者的经历，狄更斯一生著述都饱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关怀。成名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其他记者。也许所有为机构工作过的记者们也都是如此心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