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北京的时候，住了很长时间办公室。非典时租过一间小平房，虽然小，但是独立，院子里甚至有棵柿子树。我是秋天搬去的，还吃到了免费的柿子。所以，后来表哥来北京，见他与人合租总觉得别扭，怎么说呢，就是老感觉卧榻之侧有人酣睡。
　　表哥换过3个地方，在北五环以北约5公里的天通苑，他仍然与人合租。我怀疑他是合租上了瘾。后来，我要租房，听从他的建议也去了天通苑。白天的天通苑是住房产业者的天下，卖百货和小吃的人都是他们的保障人群。虽然长途公交车让我觉得自己到了天地方阔的农村，但大广告和小广告都在告诉我，这里的农田只长房子。而且这里的房子不是按套计算的，是按间计算的，主卧、次卧、小卧，依此类推。
　　挑来选去终于找到一个“小两居”，虽然价格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但觉得自己咬咬牙还能坚持。但我最终还是没有租下它，因为它不是两居，而是一间阁楼，所谓的“居”不过是个盒子。我无比气愤：你以为一间房加道墙就是两间了吗？那我把一块钱换成10张一角的，算不算10块呢？
　　这种情绪让我对北京的房产业工作者一直有抵触情绪，直到去了刘兄的家。刘兄租的房子在白石桥，西二环和西三环之间，那楼外观相当堂皇，但出了电梯，我脑子里一下子回忆起当年去河北冉庄参观地道战的情形。过道还没有冉庄地道宽，因为那是要供人参观的，而这房子并不需要什么人来参观。住这样的房子，惟一的好处就是纪律性能得到加强，能把队伍排列整齐。好歹侧身进了屋，但必须立刻坐到床上，因为房里没有地方站3个人。虽然这是一间没法站3个人的屋子，但却可以睡两个人，因为床分上下两层。
　　在北京工作久了，很多习惯不得不妥协。虽然我一直坚持不合租，但那种卧榻之侧有人酣睡的感觉却回来了。大杂院里的“自建房”既有效解决了空间问题，还保证了每户都有窗户，却不能答应你某个窗户与另一户人家的距离可以超过两米，甚至一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