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辞书人物志】
摘 要 大槻文彦是日本近代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言海》的编纂者。他还完成了修订版《大言海》的大部分，被奉为日本近代辞书第一人。《言海》的问世一方面是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大槻身上所具有的和、西、汉三种学术背景以及其个人境遇的体现。
关键词 大槻文彦 言海 大言海
大槻文彦是日本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言海》的编纂者。他倾注了17年心血，独力完成了这部彪炳千古的词典，其后还参与了这部词典的修订工作，完成了《大言海》的大部分，被奉为日本近代辞书第一人。
大槻文彦是参加《厚生新编》［1］翻译的江户时期兰学家［2］大槻玄泽（盘水）之孙，明治五年（1872）进文部省，编纂英语词典，翌年起就任家乡宫城师范学校校长。明治八年（1875），他被召回文部省，奉明治政府之命，确切说是受命于时任文部省报告课（后改称编辑局）课长的西村茂树（1828—1902，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开始编纂《言海》，当时他才28岁。明治政府此前曾召集了10名国语学者编纂国语词典，名为《语汇》，属于官修辞书。由于每个学者对编纂什么样的辞书思想不统一，对词语的收录标准也有分歧，甚至对词语的释义方式等也都持有不同意见，故此只编到“エ”字部分就停顿了下来。明治七年（1874），明治政府放弃了《语汇》的编纂。大槻在接受任务之初以为只需把美国韦氏词典中的词语替换成日语就万事大吉了，可是后来发现远非如此简单。明治十五年（1882），他完成初稿，收词近4万条，有两个助手帮他誊抄，再加以补订，明治十九年（1886）三月始告全部完成［3］，遂上交文部省审查。文部省迟迟没有回音，明治二十一年（1888）十月承蒙“下赐”稿本许可自费出版。本来预定为翌年九月完成出版，但最终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问世，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近一年半，距他动手编纂该书已历经17个寒暑。其间大槻经历了种种苦痛和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在命运面前低头。《言海》一出，好评如潮，风靡一时，多次重版，这是对大槻长年辛勤劳动的最好酬报。
《言海》共收录词语39000条，分为4册，在当时算得上是鸿篇巨制。所收词条按照历史假名、五十音图的顺序排列。在词语的释义上参考了《和英语林集成》［4］和未完成的《语汇》，义项分（一）、（二）、（三）的顺序排列，对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词语也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言海》是日本辞书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它的问世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为纪念《言海》编纂和出版的宴会是在东京芝公园的红叶馆召开的,当时出席的贵宾有伊藤博文（枢密院议长）、大木乔任（文部大臣）及贵族院全院委员长、众议院副议长等要员。伊藤博文还在会上致了祝辞，表示了明治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的态度。大槻文彦本人在《广日本文典》的“序言”里说：“一国之语言，对外象征着一个民族，对内则有凝聚同胞一体之公义心的作用，即语言的统一是独立之基础，为独立之标志。”这与美国词典编纂家韦伯斯特的思想十分相似。韦伯斯特说过：“一国之语言乃一国之统一的标志。”二人虽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对于编纂词典之于语言统一的意义则有相通的认识。明治之初，国家新举，百废待兴，主张一切向西方看齐的政府高官们自然就极为重视辞典的编纂。此前，明治政府曾计划出版《语汇》，后因编纂者思想不统一而作罢。编纂《语汇》的意义用辞书研究家山田忠雄的话说，当局者“恐怕与编纂《日本书纪》［5］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吧”，即编《语汇》可看作是明治政府为了巩固近代国家地位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事实上《言海》的缘起最早应上溯到柳河春三（1832—1870，明治时期洋学者，日本报刊创始人）于明治二年（1869）向政府（具体说是文部省前身）提交的《关于应紧急编纂图书之建议书》。他在该建议书中写道：“方今制度更始文运兴隆之际，应以三件事为急务。第一，撰国史；第二，撰风土记；第三，撰日本辞书。”之前日本的辞典多为汉和词典，如《下学集》、《节用集》，即以汉字为单位立目，其编排也是按照汉字的偏旁部首，或按照意义分类等，不便于检索。在收词上，江户时代编的《和训NF678》、《雅言集览》，或专收枕词［6］或方言，或给出词源不给释义。此前难产的《语汇》虽初具现代辞书的面貌，但缺少关于发音和词类的标记，并且把专有名词混在了普通名词之中，甚至还拒收俗语。换言之，《语汇》是一本仍具有雅语词典性质的词典。而《言海》要完成的是记录和描写现代日本普通词语的任务，即像韦氏英语词典那样，给出词语的“发音、词语类别、词源、释义、出典”等诸多信息。当然，这部词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其基础是此前的《节用集》的现代化、汉语辞书的流行、雅俗语对照辞书的残存；同时在词义解释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继承了《语汇》。当时对大槻来说，编纂现代国语辞书至少有两个困难：一是释义上没有可供参考的日语词典；二是为每一个词标注词性时，必须自己建立起适当的语法体系。前者大槻主要参考韦伯斯特的英语词典，后者则靠他独立学习和研究得来。他认为词典和语法不能分家，但他不是随意地将西洋的语法照搬到日语中来，而是切合实际地研究日语语法。他在《言海》的卷首附上了“语法指南”，后来他还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扩充为独立出版的《广日本文典》，对日语语法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和说明。《言海》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对词目的词性进行标注及附有词例上，还表现在收词和立目的创新上。同《语汇》相比较，即可发现《言海》的收词主要限定在现代日语中的常用词，同时还增加了一些《语汇》不收的新词。比如，《语汇》中从词典正文开头的“あ”到“あいだてなき”间共有38个词目，而《言海》与之重复的有15个，另外新增加了3个，如“あい（爱）”、“アイゼン（爱染）”、“あいそづかし（爱想尽）”。二者之间收词数目相差很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言海》对词目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如把具有复合词性质的词目或者包含相同词语的短语放到主条目下面，前者如“あいぎやう”这个词下面列有“こぼる”、“こぼす”、“づく”、“なき”，后者如“あいそう”下面有“がつきる”、“がなき”、“がよき”、“をつかす”。这种编排在当时属于全新的尝试，要求编者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之相关的是，日语用言在使用时需要活用，《语汇》将不同的活用形式分别立目，而《言海》则统一到一个词目中，然后再具体给出其不同活用形式，这样使词语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具有现代辞书的特点。另外，《言海》没有收入词目词的古典书证，取而代之的是给出作者自撰例（日语叫作“作例”），这种添加自撰例的做法在先于《言海》出版的英和词典中就已出现，作者显然是借鉴了诸如《和英语林集成》（第三版）等英和词典的做法［7］。这是《语汇》、《大日本国语辞典》以及《辞苑》等中都没有的。
大槻本人既非国学家，亦非语法学家，而是一位具有西学背景的学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选择了大槻文彦。具体地说，选择他担此重任是因为他个人身上具备了“和汉兰”三种素养和才能，特别是“兰”才即西学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在当时三者皆通的学者不多。前述《语汇》本来由多人编纂，现委于一人，可见当局非常看重他，特别是注重他的洋学背景。据调查，大槻个人就搜集有日欧对译词典32部，包括日本第一部日俄对译词典《和鲁通言比考》。西学的背景使他具有了前瞻性和现代性。所以，他的入选绝非偶然。
《言海》问世后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出版社富山房社长建议大槻文彦对《言海》进行修订。明治四十五年（1912），大槻将编纂所迁移到自己家内，在距《言海》初版21年之后他又开始着手修订《言海》，这就是后来的《大言海》，此时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为完成《大言海》，在去世前的17年间，他闭门谢客，每日笔耕不辍。又是一个17年的跨度，和他编纂《言海》所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大槻于昭和三年（1928）去世，在此之前，他完成了“ア、カ、サ”三行，4册中完成了前2册，第3册基本上完成，第4册没有完成，最后由大久保初男等人于1937年完成（加上索引卷，共5册）。这样从开始编《言海》到《大言海》的完成，前后跨度约50年。按照日本国语学家、《岩波古语词典》编纂者大野晋的经验，编这类词典一天至多编三个词条。若按这样来算，一月编90个词条，这是很理想的，一般只是80个词条左右。《大言海》收词10万，50年10万词条，那么一年必须完成2000个词条左右，可见工作量是非常之大的。
较之《言海》，《大言海》不仅增加了收词量和词例数，条目数达到了10万，还在很多方面作了明显的改进，比如在词源考证方面编者尽了全力，这一点在作者序言和新村出撰写的序言中都已提及。另外，《大言海》还进一步完善了出典，在这方面国语学家、《广辞苑》主编新村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时间完全用在了对出典的考证和例子的增补上了。”《大言海》对后世的语文词典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言海》还以日本辞书史上唯一的不仅供查检、而且还可以阅读的辞典而闻名，至今为学者们所看重。
在今人看来，一个人能独立坚持17载编纂词典，这简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这里面固然包含了各种因素，但支撑大槻的是一种为理想和事业奋斗的敬业精神。大槻说：“吾殉职于人所弃之事业。”这种精神来自他对于自己所编辞书的价值抱有很强的自信心和执著的信念。他在题为《语言之海跋》的那篇著名跋文中说：“后世无论出现怎样的学问家，无论编纂怎样体例的词典，《言海》的体例都必定会成为编纂的依据；另外，倘若有人记述词典的历史，那么一定会记上一笔。”这种自信来自于大槻丰富的学养和作为西学家的家学渊源， 也来源于他个人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此外，大槻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不凡的意志完成《言海》，后来又全身心地投入《大言海》的编纂，国语学家大野晋认为还有其不幸的家世境遇这一因素。大槻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侍奉日本东北仙台藩。在倒幕运动中，仙台藩站在了幕府一方，到了明治时代，他们一家因此无法出人头地。他父亲还一度被抓捕，险遭斩首，大槻四处周旋，终于救出父亲。大槻对仕宦有着清醒的认识，认定只有编纂辞典才是值得他倾毕生精力去做的事业。在跋文中，作者提起妻子的死，说：“在此前后数日，我甚至连提笔的劲都没有了。勉强伏案面对草稿，可憎的是竟让我碰到了属于‘ろ’字头的‘ろめい’（露命［8］）这个词，不觉潸然泪下。”物集高见（1847—1928，国学家）等人编的国语词典动手晚，却出在了他的前面，拿到了很高的报酬，可他的手稿却被政府搁置了两年。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击了大槻，但始终没有动摇他的决心。
战后，日本颁布了“常用汉字”、“现代假名拼写规则”等条令，富山房遂决定改订《言海》，由新村出担任负责人。1982年《新编大言海》问世。正如大槻所预示的那样，《言海》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作用无法估量，以致形成了“言必称《言海》”的局面，《言海》和《大言海》被视为现代日本国语词典之滥觞。甚至有人认为堪与英国约翰逊的《英语词典》媲美。《言海》在当时和后来不断重版重印，还出了缩微版和袖珍版，昭和二十四年（1949）已重印1000次。
《言海》的跋文里说，“言海”的书名来自于《续古今集序》中的后京极（即藤原良经，1169—1206，镰仓初期的歌人）的和歌“敷岛ややまと言叶の海にして拾ひし玉はみがかれにけり”（意思是敕撰和歌集堪称是和歌之海，是从众多的和歌中采集钩沉、不断锤炼得来的）。其后附有英文“There is nothing so well done,but may be mended”。大槻附上的这段英文暗示词典的编纂没有止境，需要不断完善，他投入后半生精力修订的《大言海》便是他这种在事业上谋求不断完善精神的具体体现。
附 注
［1］江户时代出现的日本第一部全文翻译过来的欧洲百科全书，是从法国《家庭辞书》的荷兰语译本《日用类百科辞典》转译而来的。
［2］日本江户中期以后主要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由此形成的学问体系被称作“兰学”，兰学是日本锁国时期唯一的了解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窗口，其间诞生了前野良泽、杉田玄白、大槻玄泽等兰学家。
［3］在此之前，《语汇》一书分别于1871、1881、1884年出版。
［4］美国人黑本编纂的和英词典，1867年出版，1872年和1886年出第二版和第三版。
［5］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敕撰史书（720年成书），系模仿《汉书》、《后汉书》等中国史书而撰。
［6］古代主要用于和歌的修辞法，冠于特定的语句前，起到修饰或调整语调的作用。
［7］这种加入“例解”的苦心后来被时枝诚记编的《例解国语辞典》所继承和发扬。
［8］喻生命譬如朝露，朝不保夕。
参考文献
1.山田忠雄.三代の辞书：国语辞书百年小史.东京：三省堂，1967.
2.福本和夫.私の辞书论.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7.
3.大野晋.语学と文学の间：本居宣长の场合.∥「図书」编集部.図书.东京.岩波书店.1978.
4.高田宏.言叶の海.东京：新潮社，1978.
5.惣郷正明.辞书漫步.东京：东京堂出版，1987.
6.高田宏.国家と国语辞书.∥岩波新书编集部.辞书を语る.东京：岩波书店.1992.
7.仓岛长正.「国语」と「国语辞典」の时代（上下）.东京：小学馆，1997.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100871)
(责任编辑 陆嘉琦)
摘 要 大槻文彦是日本近代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言海》的编纂者。他还完成了修订版《大言海》的大部分，被奉为日本近代辞书第一人。《言海》的问世一方面是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大槻身上所具有的和、西、汉三种学术背景以及其个人境遇的体现。
关键词 大槻文彦 言海 大言海
大槻文彦是日本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言海》的编纂者。他倾注了17年心血，独力完成了这部彪炳千古的词典，其后还参与了这部词典的修订工作，完成了《大言海》的大部分，被奉为日本近代辞书第一人。
大槻文彦是参加《厚生新编》［1］翻译的江户时期兰学家［2］大槻玄泽（盘水）之孙，明治五年（1872）进文部省，编纂英语词典，翌年起就任家乡宫城师范学校校长。明治八年（1875），他被召回文部省，奉明治政府之命，确切说是受命于时任文部省报告课（后改称编辑局）课长的西村茂树（1828—1902，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开始编纂《言海》，当时他才28岁。明治政府此前曾召集了10名国语学者编纂国语词典，名为《语汇》，属于官修辞书。由于每个学者对编纂什么样的辞书思想不统一，对词语的收录标准也有分歧，甚至对词语的释义方式等也都持有不同意见，故此只编到“エ”字部分就停顿了下来。明治七年（1874），明治政府放弃了《语汇》的编纂。大槻在接受任务之初以为只需把美国韦氏词典中的词语替换成日语就万事大吉了，可是后来发现远非如此简单。明治十五年（1882），他完成初稿，收词近4万条，有两个助手帮他誊抄，再加以补订，明治十九年（1886）三月始告全部完成［3］，遂上交文部省审查。文部省迟迟没有回音，明治二十一年（1888）十月承蒙“下赐”稿本许可自费出版。本来预定为翌年九月完成出版，但最终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问世，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近一年半，距他动手编纂该书已历经17个寒暑。其间大槻经历了种种苦痛和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在命运面前低头。《言海》一出，好评如潮，风靡一时，多次重版，这是对大槻长年辛勤劳动的最好酬报。
《言海》共收录词语39000条，分为4册，在当时算得上是鸿篇巨制。所收词条按照历史假名、五十音图的顺序排列。在词语的释义上参考了《和英语林集成》［4］和未完成的《语汇》，义项分（一）、（二）、（三）的顺序排列，对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词语也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言海》是日本辞书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它的问世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为纪念《言海》编纂和出版的宴会是在东京芝公园的红叶馆召开的,当时出席的贵宾有伊藤博文（枢密院议长）、大木乔任（文部大臣）及贵族院全院委员长、众议院副议长等要员。伊藤博文还在会上致了祝辞，表示了明治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的态度。大槻文彦本人在《广日本文典》的“序言”里说：“一国之语言，对外象征着一个民族，对内则有凝聚同胞一体之公义心的作用，即语言的统一是独立之基础，为独立之标志。”这与美国词典编纂家韦伯斯特的思想十分相似。韦伯斯特说过：“一国之语言乃一国之统一的标志。”二人虽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对于编纂词典之于语言统一的意义则有相通的认识。明治之初，国家新举，百废待兴，主张一切向西方看齐的政府高官们自然就极为重视辞典的编纂。此前，明治政府曾计划出版《语汇》，后因编纂者思想不统一而作罢。编纂《语汇》的意义用辞书研究家山田忠雄的话说，当局者“恐怕与编纂《日本书纪》［5］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吧”，即编《语汇》可看作是明治政府为了巩固近代国家地位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事实上《言海》的缘起最早应上溯到柳河春三（1832—1870，明治时期洋学者，日本报刊创始人）于明治二年（1869）向政府（具体说是文部省前身）提交的《关于应紧急编纂图书之建议书》。他在该建议书中写道：“方今制度更始文运兴隆之际，应以三件事为急务。第一，撰国史；第二，撰风土记；第三，撰日本辞书。”之前日本的辞典多为汉和词典，如《下学集》、《节用集》，即以汉字为单位立目，其编排也是按照汉字的偏旁部首，或按照意义分类等，不便于检索。在收词上，江户时代编的《和训NF678》、《雅言集览》，或专收枕词［6］或方言，或给出词源不给释义。此前难产的《语汇》虽初具现代辞书的面貌，但缺少关于发音和词类的标记，并且把专有名词混在了普通名词之中，甚至还拒收俗语。换言之，《语汇》是一本仍具有雅语词典性质的词典。而《言海》要完成的是记录和描写现代日本普通词语的任务，即像韦氏英语词典那样，给出词语的“发音、词语类别、词源、释义、出典”等诸多信息。当然，这部词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其基础是此前的《节用集》的现代化、汉语辞书的流行、雅俗语对照辞书的残存；同时在词义解释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继承了《语汇》。当时对大槻来说，编纂现代国语辞书至少有两个困难：一是释义上没有可供参考的日语词典；二是为每一个词标注词性时，必须自己建立起适当的语法体系。前者大槻主要参考韦伯斯特的英语词典，后者则靠他独立学习和研究得来。他认为词典和语法不能分家，但他不是随意地将西洋的语法照搬到日语中来，而是切合实际地研究日语语法。他在《言海》的卷首附上了“语法指南”，后来他还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扩充为独立出版的《广日本文典》，对日语语法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和说明。《言海》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对词目的词性进行标注及附有词例上，还表现在收词和立目的创新上。同《语汇》相比较，即可发现《言海》的收词主要限定在现代日语中的常用词，同时还增加了一些《语汇》不收的新词。比如，《语汇》中从词典正文开头的“あ”到“あいだてなき”间共有38个词目，而《言海》与之重复的有15个，另外新增加了3个，如“あい（爱）”、“アイゼン（爱染）”、“あいそづかし（爱想尽）”。二者之间收词数目相差很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言海》对词目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如把具有复合词性质的词目或者包含相同词语的短语放到主条目下面，前者如“あいぎやう”这个词下面列有“こぼる”、“こぼす”、“づく”、“なき”，后者如“あいそう”下面有“がつきる”、“がなき”、“がよき”、“をつかす”。这种编排在当时属于全新的尝试，要求编者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之相关的是，日语用言在使用时需要活用，《语汇》将不同的活用形式分别立目，而《言海》则统一到一个词目中，然后再具体给出其不同活用形式，这样使词语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具有现代辞书的特点。另外，《言海》没有收入词目词的古典书证，取而代之的是给出作者自撰例（日语叫作“作例”），这种添加自撰例的做法在先于《言海》出版的英和词典中就已出现，作者显然是借鉴了诸如《和英语林集成》（第三版）等英和词典的做法［7］。这是《语汇》、《大日本国语辞典》以及《辞苑》等中都没有的。
大槻本人既非国学家，亦非语法学家，而是一位具有西学背景的学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选择了大槻文彦。具体地说，选择他担此重任是因为他个人身上具备了“和汉兰”三种素养和才能，特别是“兰”才即西学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在当时三者皆通的学者不多。前述《语汇》本来由多人编纂，现委于一人，可见当局非常看重他，特别是注重他的洋学背景。据调查，大槻个人就搜集有日欧对译词典32部，包括日本第一部日俄对译词典《和鲁通言比考》。西学的背景使他具有了前瞻性和现代性。所以，他的入选绝非偶然。
《言海》问世后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出版社富山房社长建议大槻文彦对《言海》进行修订。明治四十五年（1912），大槻将编纂所迁移到自己家内，在距《言海》初版21年之后他又开始着手修订《言海》，这就是后来的《大言海》，此时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为完成《大言海》，在去世前的17年间，他闭门谢客，每日笔耕不辍。又是一个17年的跨度，和他编纂《言海》所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大槻于昭和三年（1928）去世，在此之前，他完成了“ア、カ、サ”三行，4册中完成了前2册，第3册基本上完成，第4册没有完成，最后由大久保初男等人于1937年完成（加上索引卷，共5册）。这样从开始编《言海》到《大言海》的完成，前后跨度约50年。按照日本国语学家、《岩波古语词典》编纂者大野晋的经验，编这类词典一天至多编三个词条。若按这样来算，一月编90个词条，这是很理想的，一般只是80个词条左右。《大言海》收词10万，50年10万词条，那么一年必须完成2000个词条左右，可见工作量是非常之大的。
较之《言海》，《大言海》不仅增加了收词量和词例数，条目数达到了10万，还在很多方面作了明显的改进，比如在词源考证方面编者尽了全力，这一点在作者序言和新村出撰写的序言中都已提及。另外，《大言海》还进一步完善了出典，在这方面国语学家、《广辞苑》主编新村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时间完全用在了对出典的考证和例子的增补上了。”《大言海》对后世的语文词典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言海》还以日本辞书史上唯一的不仅供查检、而且还可以阅读的辞典而闻名，至今为学者们所看重。
在今人看来，一个人能独立坚持17载编纂词典，这简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这里面固然包含了各种因素，但支撑大槻的是一种为理想和事业奋斗的敬业精神。大槻说：“吾殉职于人所弃之事业。”这种精神来自他对于自己所编辞书的价值抱有很强的自信心和执著的信念。他在题为《语言之海跋》的那篇著名跋文中说：“后世无论出现怎样的学问家，无论编纂怎样体例的词典，《言海》的体例都必定会成为编纂的依据；另外，倘若有人记述词典的历史，那么一定会记上一笔。”这种自信来自于大槻丰富的学养和作为西学家的家学渊源， 也来源于他个人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此外，大槻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不凡的意志完成《言海》，后来又全身心地投入《大言海》的编纂，国语学家大野晋认为还有其不幸的家世境遇这一因素。大槻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侍奉日本东北仙台藩。在倒幕运动中，仙台藩站在了幕府一方，到了明治时代，他们一家因此无法出人头地。他父亲还一度被抓捕，险遭斩首，大槻四处周旋，终于救出父亲。大槻对仕宦有着清醒的认识，认定只有编纂辞典才是值得他倾毕生精力去做的事业。在跋文中，作者提起妻子的死，说：“在此前后数日，我甚至连提笔的劲都没有了。勉强伏案面对草稿，可憎的是竟让我碰到了属于‘ろ’字头的‘ろめい’（露命［8］）这个词，不觉潸然泪下。”物集高见（1847—1928，国学家）等人编的国语词典动手晚，却出在了他的前面，拿到了很高的报酬，可他的手稿却被政府搁置了两年。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击了大槻，但始终没有动摇他的决心。
战后，日本颁布了“常用汉字”、“现代假名拼写规则”等条令，富山房遂决定改订《言海》，由新村出担任负责人。1982年《新编大言海》问世。正如大槻所预示的那样，《言海》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作用无法估量，以致形成了“言必称《言海》”的局面，《言海》和《大言海》被视为现代日本国语词典之滥觞。甚至有人认为堪与英国约翰逊的《英语词典》媲美。《言海》在当时和后来不断重版重印，还出了缩微版和袖珍版，昭和二十四年（1949）已重印1000次。
《言海》的跋文里说，“言海”的书名来自于《续古今集序》中的后京极（即藤原良经，1169—1206，镰仓初期的歌人）的和歌“敷岛ややまと言叶の海にして拾ひし玉はみがかれにけり”（意思是敕撰和歌集堪称是和歌之海，是从众多的和歌中采集钩沉、不断锤炼得来的）。其后附有英文“There is nothing so well done,but may be mended”。大槻附上的这段英文暗示词典的编纂没有止境，需要不断完善，他投入后半生精力修订的《大言海》便是他这种在事业上谋求不断完善精神的具体体现。
附 注
［1］江户时代出现的日本第一部全文翻译过来的欧洲百科全书，是从法国《家庭辞书》的荷兰语译本《日用类百科辞典》转译而来的。
［2］日本江户中期以后主要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由此形成的学问体系被称作“兰学”，兰学是日本锁国时期唯一的了解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窗口，其间诞生了前野良泽、杉田玄白、大槻玄泽等兰学家。
［3］在此之前，《语汇》一书分别于1871、1881、1884年出版。
［4］美国人黑本编纂的和英词典，1867年出版，1872年和1886年出第二版和第三版。
［5］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敕撰史书（720年成书），系模仿《汉书》、《后汉书》等中国史书而撰。
［6］古代主要用于和歌的修辞法，冠于特定的语句前，起到修饰或调整语调的作用。
［7］这种加入“例解”的苦心后来被时枝诚记编的《例解国语辞典》所继承和发扬。
［8］喻生命譬如朝露，朝不保夕。
参考文献
1.山田忠雄.三代の辞书：国语辞书百年小史.东京：三省堂，1967.
2.福本和夫.私の辞书论.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7.
3.大野晋.语学と文学の间：本居宣长の场合.∥「図书」编集部.図书.东京.岩波书店.1978.
4.高田宏.言叶の海.东京：新潮社，1978.
5.惣郷正明.辞书漫步.东京：东京堂出版，1987.
6.高田宏.国家と国语辞书.∥岩波新书编集部.辞书を语る.东京：岩波书店.1992.
7.仓岛长正.「国语」と「国语辞典」の时代（上下）.东京：小学馆，1997.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100871)
(责任编辑 陆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