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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这样写道。
约翰·杜威，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是美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学者之一，甚至被认为是“美国的精神象征”。
1919年到1921年，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来华访问讲学两年零两个月。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风起云涌，他恰好见证了在这片古老东方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他的思想也给渴望“启蒙”的中国人带来新奇和激动，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12年末，杜威离世60周年之际，中文版《杜威全集》中期15卷付梓。这套由学者刘放桐主编，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组译的全集，以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杜威全集》为底本，分为早、中、晚三期，按照年代顺序收录了杜威几乎所有的作品。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内几位杜威研究学者，结合史料耙梳，力图还原杜威与现代中国的关系种种。
“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1919年4月30日下午，日本客轮熊野丸号停泊上海港。杜威的中国之旅就此展开。
“1919年时，杜威正好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他在中国的学生胡适等人就想请他过来做个短期访问。当时以几个教育机构的名义联合邀请，他就来了。”《杜威全集》主编、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放桐向本刊记者介绍。
杜威到沪的那天，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几位弟子早在码头等候。他们将杜威一家安置在沧州别墅后，由胡适用流利的英语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请杜威到中国演讲的目的。本抱着游山玩水之心前来的杜威，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顿时充满好奇。
“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新鲜的学说，中国的学术精英们又找到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人来中国推动，有些他们自己不便说的，借他之口来说，对社会更有触动。”《杜威全集》副主编，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汪堂家对《瞭望东方周刊》分析道。
杜威到中国的第5天，五四运动爆发了。
“杜威对于五四运动是非常感动的，因为‘五四’的直接要求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五四’是倡导科学和民主的。杜威對此非常赞成，因为他一辈子所追求的正是科学和民主。中国的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作为一个核心口号，这正符合了杜威的要求，他发现中国成为了他实现自己理想最好的地方。”刘放桐说。
“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出的热烈奋斗，正在中国展开，这一奋斗，迷住了他们，使他们改变了计划。原来的计划，是预定1919年夏天就回国的。”杜威的女儿在《杜威夫妇书信集》的序里这样写道。
被中国“迷住了”的杜威，将自己的行程一拖再拖，最后在中国逗留了两年零两个月，足迹遍及当时中国22个省中的11个。“除了演讲，杜威还曾到中国各地考察，在广东、江苏、浙江都做过调查，到过制丝厂、机械厂等，还考察了中国的农业。”汪堂家说。
1919年6月初，在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杜威夫妇到了北京，亲眼看到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
6月5日，杜威夫妇给女儿写信：“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
和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先前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民族，但深入了解之后，杜威改变了看法。
1919年12月，在发表于《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杜威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一年之后，杜威又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也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在给女儿的信中，杜威夫妇曾这样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1921年6月30日午间，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里，在欢送杜威博士夫妇及女儿的饯行宴会上，杜威说：“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
杜威回国后，仍不断在《新共和》和《亚洲》杂志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正如他的女儿简·杜威后来所讲的那样，中国一直是杜威深为关切的国家，这种关切仅次于他自己的祖国。
杜威的演讲
“杜威在中国发生影响，主要是通过演讲的形式，他所到之处都是通过在当地发表演讲和中国发生密切的联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对本刊记者说。
杜威的演讲内容涵盖很广，包括16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16次教育哲学讲演，15次伦理学讲演，8次思维类型讲演，3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等。
“在这些演讲中，杜威始终在讲述一件事，那就是他眼中真正的西方文明。他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研究学者、复旦大学副教授张宝贵在《杜威与中国》一书中写道。 1919年8月杜威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名为《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他讲到，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讲演过后，阎锡山对杜威感叹，以前自己以为西方的文明就是战舰和机器，但知识分子的贡献使他意识到，西方文明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
杜威的演讲不仅折服了阎锡山，也在当时中国各政治派别中产生了触动。
1921年4月，陈独秀在广州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亲自主持杜威的演讲会；杜威在长沙讲演时，毛泽东当过记录员；周恩来也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称为世界上的最新思潮。
1919年5月12日，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亲自拜访杜威，并共进晚餐。第二天，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昨晚我与前总统孙逸仙共进晚餐，席间我发现，他是个哲学家。他新近有本著作即将出版，他认为，中国的弱点在于人们长久以来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他们总是不愿采取行动……所以孙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书，引导中国人形成‘知难行易’的观点。”孙中山也在《孙文学说》一书中回忆：“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
“杜威在中国讲的这些内容正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他在各地的讲演都比较有针对性，与当时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又是新鲜的思想，中国人很愿意听，杜威也愿意讲，这样两方面就不谋而合。他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讲科学和民主，又进一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刘放桐说。
在汪堂家看来，“杜威的实用主义强调经验、效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观点有相通之处，这也是杜威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容易被接受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来到中国讲学。在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两人分别在中国各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们的演讲录也常常被排在一张报纸的同一版面上。
“西方的孔子”
1919年10月20日，是杜威60岁生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特地为他举行了生日晚餐会。
会上，蔡元培致词：“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有很多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方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会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
1920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蔡元培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杜威在中国各地的100多次演讲中，教育方面的内容始终是主要组成部分。
除了民主主义教育的思想外，杜威的演讲中还体现了他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教育即生活。
“在杜威看来，一个人在学校中就应当把自己作为主体的能力充分展示出来，同时也将他自己这个个体与社会这个共同体建立关联。”汪堂家介绍说，“此外，杜威还特别重视动手能力的训练。号召学校要建立实验室，要让学生接触自然和实际的生活。这和他强调经验、强调探索的基本哲学观点有直接联系。”
杜威提倡教育与实业结合。他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的羸弱，因此强调学校所授知识要切近地方的实业，让课堂知识和地方实业经济的具体发展挂钩。
“杜威众多的弟子活跃在中国的各个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所以相应地，他的影响通过他的弟子们在中国的各个领域的变革来实施，尤其是在教育环节。”章清介绍说。在中国，最早将杜威的教育思想介绍给国人的，是蔡元培。而此后宣扬其教育哲学最有力的则当属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杜门高徒”。
特别是陶行知，他发挥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原则，结合中国教育实践，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新主张，并广泛应用于实践。他在南京、杭州等地成立了众多实验学校，杜威还亲自去其中的一些学校做过考察。即使是战争时期，陶行知依然坚持教育普及工作，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体系和新模式。
1946年，积劳成疾的陶行知溘然离世，87岁的杜威发来唁电，称赞自己的这位杰出弟子为中国的教育改造作出的巨大贡献。
192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法令》，遵循的就是杜威“发展儿童中心教育”的原则，其具体纲领也基本出自杜威的教育原理，如促进民主精神，推行生活教育，鼓励个性发展等。
1922年，中国施行的学制改革，所采用的美国模式（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及所提倡的设计教学，问题教学等教学方法，也都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贯彻。
胡适与杜威
杜威中国之行的成功，与他的学生胡适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1915年，在美留学的胡适利用暑假读了很多杜威的著作。“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这样写道。不久，他就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投奔到杜威门下。
胡适积极促成了杜威的来华，并预先写好一篇约3万字的长文介绍杜威和他的实用主义思想。杜威访华期间，胡适常伴其侧，数次担任演讲的现场翻译。
“如果不是因为已确立在中国学术界崇高地位的学生——胡适的关系，杜威不可能在中国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获得这样高的威望；同时，身披国际知名学者光环的杜威的出现，则无疑提高了其最杰出的中国门生胡适的地位。”章清说。
在张宝貴看来，胡适是把杜威思想运用到中国现实问题中来的第一人，“打响新文化运动第一炮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 ，科学人生观，学院式的考据学风，新红学等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举措，其理论根基都源自胡适移介过来的‘实验主义’。”张宝贵在《杜威与中国》一书中写道。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李大钊随后著文《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应，赞同空谈主义的危险与种种弊端，但同时指出，如果不宣传主义，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此文一出，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
在这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主张正来自于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这场争论也可被视为杜威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的佐证。
“杜威的实用主义后来在中国的命运，可以结合胡适以及胡适所代表的这一路思想后来在中国的命运加以审视。这个群体对推动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他们渐渐被作为自由派看待，遭到了清算。但不管如何，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在近代中国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痕。他们的一些主张，今天也渐渐得到大家的了解和同情。”章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约翰·杜威，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是美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学者之一，甚至被认为是“美国的精神象征”。
1919年到1921年，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来华访问讲学两年零两个月。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风起云涌，他恰好见证了在这片古老东方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他的思想也给渴望“启蒙”的中国人带来新奇和激动，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12年末，杜威离世60周年之际，中文版《杜威全集》中期15卷付梓。这套由学者刘放桐主编，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组译的全集，以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杜威全集》为底本，分为早、中、晚三期，按照年代顺序收录了杜威几乎所有的作品。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内几位杜威研究学者，结合史料耙梳，力图还原杜威与现代中国的关系种种。
“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1919年4月30日下午，日本客轮熊野丸号停泊上海港。杜威的中国之旅就此展开。
“1919年时，杜威正好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他在中国的学生胡适等人就想请他过来做个短期访问。当时以几个教育机构的名义联合邀请，他就来了。”《杜威全集》主编、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放桐向本刊记者介绍。
杜威到沪的那天，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几位弟子早在码头等候。他们将杜威一家安置在沧州别墅后，由胡适用流利的英语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请杜威到中国演讲的目的。本抱着游山玩水之心前来的杜威，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顿时充满好奇。
“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新鲜的学说，中国的学术精英们又找到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人来中国推动，有些他们自己不便说的，借他之口来说，对社会更有触动。”《杜威全集》副主编，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汪堂家对《瞭望东方周刊》分析道。
杜威到中国的第5天，五四运动爆发了。
“杜威对于五四运动是非常感动的，因为‘五四’的直接要求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五四’是倡导科学和民主的。杜威對此非常赞成，因为他一辈子所追求的正是科学和民主。中国的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作为一个核心口号，这正符合了杜威的要求，他发现中国成为了他实现自己理想最好的地方。”刘放桐说。
“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出的热烈奋斗，正在中国展开，这一奋斗，迷住了他们，使他们改变了计划。原来的计划，是预定1919年夏天就回国的。”杜威的女儿在《杜威夫妇书信集》的序里这样写道。
被中国“迷住了”的杜威，将自己的行程一拖再拖，最后在中国逗留了两年零两个月，足迹遍及当时中国22个省中的11个。“除了演讲，杜威还曾到中国各地考察，在广东、江苏、浙江都做过调查，到过制丝厂、机械厂等，还考察了中国的农业。”汪堂家说。
1919年6月初，在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杜威夫妇到了北京，亲眼看到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
6月5日，杜威夫妇给女儿写信：“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
和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先前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民族，但深入了解之后，杜威改变了看法。
1919年12月，在发表于《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杜威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一年之后，杜威又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也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在给女儿的信中，杜威夫妇曾这样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1921年6月30日午间，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里，在欢送杜威博士夫妇及女儿的饯行宴会上，杜威说：“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
杜威回国后，仍不断在《新共和》和《亚洲》杂志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正如他的女儿简·杜威后来所讲的那样，中国一直是杜威深为关切的国家，这种关切仅次于他自己的祖国。
杜威的演讲
“杜威在中国发生影响，主要是通过演讲的形式，他所到之处都是通过在当地发表演讲和中国发生密切的联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对本刊记者说。
杜威的演讲内容涵盖很广，包括16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16次教育哲学讲演，15次伦理学讲演，8次思维类型讲演，3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等。
“在这些演讲中，杜威始终在讲述一件事，那就是他眼中真正的西方文明。他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研究学者、复旦大学副教授张宝贵在《杜威与中国》一书中写道。 1919年8月杜威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名为《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他讲到，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讲演过后，阎锡山对杜威感叹，以前自己以为西方的文明就是战舰和机器，但知识分子的贡献使他意识到，西方文明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
杜威的演讲不仅折服了阎锡山，也在当时中国各政治派别中产生了触动。
1921年4月，陈独秀在广州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亲自主持杜威的演讲会；杜威在长沙讲演时，毛泽东当过记录员；周恩来也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称为世界上的最新思潮。
1919年5月12日，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亲自拜访杜威，并共进晚餐。第二天，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昨晚我与前总统孙逸仙共进晚餐，席间我发现，他是个哲学家。他新近有本著作即将出版，他认为，中国的弱点在于人们长久以来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他们总是不愿采取行动……所以孙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书，引导中国人形成‘知难行易’的观点。”孙中山也在《孙文学说》一书中回忆：“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
“杜威在中国讲的这些内容正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他在各地的讲演都比较有针对性，与当时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又是新鲜的思想，中国人很愿意听，杜威也愿意讲，这样两方面就不谋而合。他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讲科学和民主，又进一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刘放桐说。
在汪堂家看来，“杜威的实用主义强调经验、效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观点有相通之处，这也是杜威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容易被接受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来到中国讲学。在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两人分别在中国各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们的演讲录也常常被排在一张报纸的同一版面上。
“西方的孔子”
1919年10月20日，是杜威60岁生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特地为他举行了生日晚餐会。
会上，蔡元培致词：“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有很多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方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会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
1920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蔡元培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杜威在中国各地的100多次演讲中，教育方面的内容始终是主要组成部分。
除了民主主义教育的思想外，杜威的演讲中还体现了他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教育即生活。
“在杜威看来，一个人在学校中就应当把自己作为主体的能力充分展示出来，同时也将他自己这个个体与社会这个共同体建立关联。”汪堂家介绍说，“此外，杜威还特别重视动手能力的训练。号召学校要建立实验室，要让学生接触自然和实际的生活。这和他强调经验、强调探索的基本哲学观点有直接联系。”
杜威提倡教育与实业结合。他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的羸弱，因此强调学校所授知识要切近地方的实业，让课堂知识和地方实业经济的具体发展挂钩。
“杜威众多的弟子活跃在中国的各个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所以相应地，他的影响通过他的弟子们在中国的各个领域的变革来实施，尤其是在教育环节。”章清介绍说。在中国，最早将杜威的教育思想介绍给国人的，是蔡元培。而此后宣扬其教育哲学最有力的则当属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杜门高徒”。
特别是陶行知，他发挥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原则，结合中国教育实践，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新主张，并广泛应用于实践。他在南京、杭州等地成立了众多实验学校，杜威还亲自去其中的一些学校做过考察。即使是战争时期，陶行知依然坚持教育普及工作，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体系和新模式。
1946年，积劳成疾的陶行知溘然离世，87岁的杜威发来唁电，称赞自己的这位杰出弟子为中国的教育改造作出的巨大贡献。
192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法令》，遵循的就是杜威“发展儿童中心教育”的原则，其具体纲领也基本出自杜威的教育原理，如促进民主精神，推行生活教育，鼓励个性发展等。
1922年，中国施行的学制改革，所采用的美国模式（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及所提倡的设计教学，问题教学等教学方法，也都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贯彻。
胡适与杜威
杜威中国之行的成功，与他的学生胡适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1915年，在美留学的胡适利用暑假读了很多杜威的著作。“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这样写道。不久，他就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投奔到杜威门下。
胡适积极促成了杜威的来华，并预先写好一篇约3万字的长文介绍杜威和他的实用主义思想。杜威访华期间，胡适常伴其侧，数次担任演讲的现场翻译。
“如果不是因为已确立在中国学术界崇高地位的学生——胡适的关系，杜威不可能在中国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获得这样高的威望；同时，身披国际知名学者光环的杜威的出现，则无疑提高了其最杰出的中国门生胡适的地位。”章清说。
在张宝貴看来，胡适是把杜威思想运用到中国现实问题中来的第一人，“打响新文化运动第一炮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 ，科学人生观，学院式的考据学风，新红学等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举措，其理论根基都源自胡适移介过来的‘实验主义’。”张宝贵在《杜威与中国》一书中写道。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李大钊随后著文《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应，赞同空谈主义的危险与种种弊端，但同时指出，如果不宣传主义，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此文一出，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
在这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主张正来自于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这场争论也可被视为杜威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的佐证。
“杜威的实用主义后来在中国的命运，可以结合胡适以及胡适所代表的这一路思想后来在中国的命运加以审视。这个群体对推动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他们渐渐被作为自由派看待，遭到了清算。但不管如何，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在近代中国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痕。他们的一些主张，今天也渐渐得到大家的了解和同情。”章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